《城市战：军队和城市战备》40页报告

乌克兰战争（尤其是基辅战役）凸显了俄军在复杂城市地形中遂行军事行动（MOUT）的极端困难。历史经验表明，即使对全球最强大的军队而言，城市环境仍是极具挑战的作战场域。城市作战通常被定义为在城市环境内展开的军事行动（Spencer, 2019），其历史可追溯至迦太基围城战、格罗兹尼巷战直至当代乌克兰战场（Rosenau, 1997）。城市的战略价值源于其承载的历史、政治、文化、经济与军事资产（De Graaf, 2004）。现代城市作战形态多样，既包含高强度常规战争，也涉及低强度冲突、反叛乱行动与人道救援任务（Michel-Kleisbauer, 2020）。

城市作战的复杂性源自其独特的三维空间特征：

地表建筑群：密集的建筑物、桥梁与高架结构形成视觉遮蔽与移动障碍。萨拉热窝"狙击手大街"的悲剧（1992-1996）印证了建筑间距与高度对战场能见度与杀伤效率的致命影响（Ristic, 2014）
地下空间维度：下水道、地铁隧道与人工坑道构成的隐蔽网络，使格罗兹尼战役中的车臣武装、摩苏尔战役中的ISIS极端分子（BBC, 2017）以及马里乌波尔亚速钢铁厂守军得以实施地下机动
电磁频谱对抗：城市建筑对电子信号的屏蔽效应，迫使乌克兰军队放弃野战而退守城区，有效抵消了俄军传感器优势

当前全球城市化进程与军队规模缩减形成鲜明对照：全球55%人口居住在城市（联合国经社部, 2018），2050年将升至68%；欧洲多国面临"小规模军队应对超大城市作战"的战略困境。

对此，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2022）在西点军校演讲中强调："必须将作战重心从乡村转向城市，这将对情报搜集、装备研发、后勤保障与伪装技术产生革命性影响。"

本文聚焦两大核心议题：

城市攻防战术革新：如何通过部队编成优化与专项训练提升城市作战效能？
防御性城市规划：能否通过城市设计强化守方优势？

对于俄罗斯邻国（罗马尼亚、波兰、立陶宛等）而言，随着欧洲大陆战火重燃，这些问题的战略紧迫性尤为凸显。城市既是文明容器，也是未来战场——如何在捍卫城市功能与备战军事冲突间寻求平衡，将成为21世纪城市治理与国防建设的重大命题。

城市作战的历史共性与演进规律

城市作战的本质特征由物理地形、基础设施与人口因素共同塑造。前两者通过阻碍机动、限制火力运用、干扰情报获取与通信联络制造作战困难，而后者因平民存在构成最严峻挑战（Michel-Kleisbauer, 2020）。从历史模式观察，城市作战通常始于野战对抗，终于一方取得城市控制权（Fiore, 2020）。学者们通过对多场战役的研究（Rosenau, 1997; Konaev, 2019等），总结出城市攻防的八大共性特征：

战场均衡效应：城市环境拉平攻守双方差距，但守方通常占据优势。即便在技术、兵力与装备处于劣势时，有准备的守军仍能依托城市地形获得战术优势。
情报压制效应：城市障碍物削弱攻方远程侦察与监视能力，导致战场态势感知困难。
隐蔽不对称性：守方可利用建筑隐蔽观察与打击攻方，而攻方缺乏有效掩体。守军对城市环境的熟悉度构成额外优势。
建筑堡垒化：特定城市结构天然具备防御价值，守方可改造环境构建防御体系。
破袭成本差异：攻方需使用爆炸性武器破拆建筑，其成本远高于守方防御。
机动自由度：守方凭借地形熟悉度，可在城区内灵活实施攻防转换与障碍设置。
地下空间优势：通过构建或利用既有地下网络（如隧道、下水道），守方获得隐蔽机动能力。
兵力分散定律：攻守双方均无法在地理节点集中兵力，需通过多向部署与攻防转换维持战略主动。

本文第一章的三个案例研究（格罗兹尼、巴格达、舒沙战役）验证了上述多数特征，但也存在显著差异：

地形认知局限：格罗兹尼等案例表明，地形熟悉度并非守方决定性优势。
兵力分散实践：攻方多采用多路围攻策略（如格罗兹尼战役俄军三面合围，巴格达战役美军三向突击）。
技术运用共性：除舒沙战役使用游荡弹药外，各案例均以传统火力（炮兵、坦克、空军）为主。
战役持续时间悖论：现代城市作战呈现"短期战役+局部持久消耗"的双重特征。如彼得·曼斯oor（巴格达战役美军指挥官）所言："一栋建筑可能消耗整个营级部队一整天"（《经济学人》, 2022）。这种宏观短期化与微观持久化的矛盾，折射出"小型军队对抗超大城市"的时代困境。安东尼·金提出的"局部微型围城"概念（《经济学人》, 2022），恰能解释这种战役时间维度的非线性特征。

研究揭示：城市始终是战略争夺焦点，军队需同步发展攻防能力，并通过传统手段（步兵、爆破）与新兴技术（无人机等）的融合构建联合部队优势。乌克兰战争为此提供了最新注脚——俄乌双方在城市战中的策略选择，持续丰富着现代城市作战的理论与实践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