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节跳动已经制定了一项所谓“大 / 小周”的政策,这家公司 6000 多名员工大部分每隔一周周日都要上班。
在硅谷,员工的平均留存时间为 3.65 年,但在中国科技公司,这个数字少于 2.6 年。
一位创业者,正在想方设法让他的公司活下去,他已经很多个晚上无法入睡了。一个女孩在面试时被问到是否愿意与男友分手。一对年轻夫妇想要自己的家庭,但下班后没有精力拥有性生活。
和计蒜客创始人、26 岁的计算机专业学生俞昊然一样,这些都是中国科技行业数十万年轻职场人正在面临的挣扎。俞昊然于 2014 年在中关村创业,教孩子们编程。
在风险资本的支持下,俞昊然晚上和周末不停工,把公司从一个只有 10 个编程人员的团队发展成一个估值 2 亿元人民币(2980 万美元)的团队。但他个人却为此付出了代价,患上慢性失眠症,有时每晚只能睡两个小时。
“我从没有想过要过真正的生活,”余说道,指的是他的创业生活。“在创业完成之前,我不会想任何其他东西。”
随着科技公司发展放缓,中国的“996”职业“道德”之风蔓延开来。
根据胡润百富报告,去年中国每周都会产生四位新的亿万富翁,其中技术是新财富的最大生产力,其次是房地产。
在每一个成功的故事背后,都由成千上万拼命工作的人造就,希望成为下一个马云。
在中国的科技产业中,年轻员工和企业家必须不断地与对工作的倦怠作战,同时还要担心职业天花板、裁员和有性别歧视的工作环境等更大的问题。
终于,有些人意识到,为了自己的健康,他们需要更好地平衡工作与生活。也有另外一些人正在试图摆脱这个充满资本、炒作、机会主义的科技世界。
文中接受采访的大型科技公司的员工均为匿名,因为他们没有被授权公开谈论他们的工作。
中关村曾是中国古代太监的坟场,位于北京四环路的西北部。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一隅见证了联想、新浪、滴滴等中国技术公司和互联网初创企业的崛起。根据统计,每天有多达 80 家科技初创企业在中关村诞生。
中国的创新实力不仅在于这一个地方,而在于许多其他孵化中心。
计蒜客创始人俞昊然在中关村办公大楼地下室的一个合作空间开设店铺,部分原因是他可以更轻松地从附近的中国顶级学术机构中挖掘人才,比如清华大学。
近年来,中关村变得拥挤、昂贵,迫使大公司将办公室迁往更偏远的地区,而这些地区又成为北京最新的科技中心。
西二旗是其中之一,百度、新浪、网易和滴滴在内的公司都坐落在这里。另一个是位于北京东北部的望京,现在是交付巨头美团点评、约会应用程序陌陌和阿里巴巴集团控股的北京总部所在地。
这给这些年轻人带来了新的问题:日常通勤。
国人经常在网上开玩笑说,中国互联网发展的真正瓶颈是后厂村路的交通堵塞,这条四车道的街道两侧都是大型科技公司的院墙。在那里,基础设施的发展远远落后于科技公司的发展。
去年夏天,一场暴雨淹没了西二旗。
一位在西二旗工作的 33 岁产品经理,作为一名北京“土著”,他和父母妻子住在一起,每天早上 6 点起床,通勤花费 2.5 个小时,需要倒两趟地铁和一次公交。
他说,不管地铁有多挤,只要有个座位他就能睡着。
有的人选择避开耗时的通勤。一位 20 多岁的市场专家搬进了西二旗一座十多年的老房子,距上班地点十分钟路程。她和室友群租三间房子,每人每月房租 4000 元人民币。因为需求大,她的房租比她之前在朝阳区租的房子还贵。
不仅如此,咖啡店、像样的餐厅、艺术展这些她喜欢的东西对她来说变得很奢侈。
“我好像被赶出北京了。”她说道。
中国科技公司一般会为员工清除一切障碍,让员工一门心思只为工作。
字节跳动制定了“大 / 小周”政策,公司 6000 多名员工大部分人都要隔一周工作 6 天。
上文中提到的产品经理的妻子也是一位产品经理,在曾被称为“韩国城”的望京地区工作。每天,当他们工作回家之后已是深夜,因为周末太累,他们想要孩子都要不上。他们担心,妻子过了 30 岁再要孩子会更难。
此外,工作和生活的界限还因为公司的福利,如免费餐食、班车、健身房、理发店和其他娱乐和休闲设施变得更加模糊。Facebook、谷歌等公司也都提供类似的福利,但中国技术工作人却感觉被过分剥削。
“他们想要为你扫清生活中的一切障碍,就好像除了工作之外你什么都不要想。”一位 26 岁的产品经理说道。
这样的“福利”并不能很好地挽留员工,根据脉脉数据,在硅谷,员工的留存时间平均为 3.65 年,但在中国科技公司,不包括国营电信运营商,这个数字小于 2.6 年。
在中国,甚至出现中国年轻科技工作者过早死亡的情况,当地媒体和社交媒体的帖子都将其归因于工作量过大。2015 年,腾讯互娱技术研发中心语音引擎组副组长李俊明在与怀孕的妻子散步时突然晕倒死亡。
一年后,34 岁的天涯在线论坛副主编金波在北京地铁站心脏骤停。去年,深圳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的一名 25 岁员工也死于心脏骤停。
大疆发言人表示,出于对已故工人家属的尊重,该公司对此事保密并不发表任何评论。腾讯和天涯则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中关村创业街(Innoway)是北京海淀区创业区最具特色的街区之一。
如果过长的工作时间文化源于初创企业追逐规模扩大,在大量风险投资和渴望成功的投资者的支持下,这些情况在过去一年中发生了一些变化。
截至 2018 年底,在中国遭遇近三十年来最严重的经济放缓期间,许多科技公司宣布计划削减福利、奖金和就业岗位。
研究公司 Zero2IPO 的数据显示,今年 1 月,中国的风险投资交易额为 43 亿美元,比一年前下降近 70%。
由于风险资本交易低迷,融资非常简单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回。
中国融资热时代结束的一个警示,是共享单车公司 OFO 的困境。这家曾经高速发展的创业公司于 2014 年在中关村成立,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在 9 轮融资中筹集了 22 亿美元,但在数千名用户要求退还款项后,这家公司现在面临现金紧缺问题,这迫使其在激烈竞争中减少运营。
“在中国,每个地方政府都会给你提供资金,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孵化器和技术中心,但没有人知道它们到底如何,”中关村有政府支持的孵化器 Innoway 的高级经理 Jelte Wingender 说道。在未来,Wingender 表示,企业家需要减少,但要“更集中、更优质”。
“中国创始人或独角兽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是如何成为可持续发展的企业。如果这种工作方式持续 10 年(长时间工作),人们将不再有个人生活,他们将没有孩子,他们会发疯,“Wingender 说道。
杨正在思考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凭借超过 10 年的工作经验,他已经在一家顶级互联网公司做到了中层管理,但也触碰到了职业的天花板。他将自己比作一名建筑工人,他可以因工作强度高而赚钱,但很容易被更年轻、更便宜的劳动力所取代。
杨一直在考虑经营一家居家创业公司,这样他就可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未来的孩子身上。“我愿意全力支持我妻子的事业并照顾家人,”他说。
在一项新研究中,CB Insights 发现在其调查的 101 个失败的创业公司中,8% 的企业失败主要原因是“倦怠”。报告称,“当走到死路时,能够在必要时减少损失并重新梳理工作,这对于成功和避免倦怠至关重要。”
那些选择留在科技行业的人只能继续战斗。
女性技术工作者的处境更加艰难。例如,人们对程序员的刻板印象是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社交尴尬症,留着板寸,带塑料筐眼镜,在所有场合都穿格子衬衫。
中国有很多带贬义的词来形容软件开发人员,如码农、程序猿。
住在西二旗的 24 岁程序员 Ren 表示,她拒绝了一家要求 996 的公司的工作邀请,并拒绝了面试中提出“对于女孩来说做开发人员是否很艰难?”,或”你准备和男朋友分手吗?”等问题的工作。
从偏向男性的招聘广告,到歧视女性的营销活动,都体现了明显的性别歧视,尽管近年来这种现象有所改变,但在中国科技公司中仍然屡见不鲜。
2018 年 10 月,京东美妆的一则包装箱文案在微博广泛流传——“不涂口红的你,和男人有什么区别”。这则文案引起轩然大波,有网友直指京东美妆文案“LOW”,也有网友质疑,京东美妆这则文案涉嫌歧视女性。
随着双十一临近,京东为含有性别歧视的营销活动道歉。
至于编码教育创业公司创始人俞昊然,他开始尝试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比如每天在跑步机上锻炼一下,每天在家做早餐。最近,他添置了多年来的第一件新衣服。在他的购物清单中,第二件是一个早已在中关村流行起来的滑板,这样他每天就能节省一点上下班的时间。
参考链接:
https://www.scmp.com/tech/apps-social/article/3002533/no-sleep-no-sex-no-life-tech-workers-chinas-silicon-valley-fa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