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情报工作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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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

较诸英法等老牌帝国，德国的发展起步较晚。中世纪的德国号称为“神圣罗马帝国”，但实际上这个国家既非神圣，亦非罗马，更非帝国，只是一群邦国的联合体。19世纪初，在拿破仑战争的冲击下，普鲁士邦率先进行改革，国力得以增强。19世纪中叶以后，普鲁士接连通过三次战争打败了丹麦、奥匈帝国和法国，为统一德意志扫清了道路。战争确立了德国近代军事情报机构的神话，其常设性军事情报体制对近代军事情报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德意志统一战争中的情报活动

德国第一个情报组织出现在19世纪初的腓特烈大帝时期。腓特烈大帝十分重视情报工作，号称“我行军打仗总要带着一个厨子和一百名间谍”，他任命伯恩哈特·戈尔茨男爵担任间谍头子，建立了普鲁士第一个情报组织。他使用间谍和秘密侦察小队搜集敌方情报，通过双重间谍散布虚假信息。他的间谍打入了各国驻柏林的大使馆，并对各国外交邮件进行检查。出色的情报工作保障了腓特烈大帝的军事行动。

普鲁士是一个君主专制国家，秘密警察是维护君主专制的重要工具，其主要职能就是消除敌对势力对君主专制的威胁。1809年3月，格鲁纳被任命为柏林警察局长，同时领导普鲁士的高级警察署。他在全国建立了一个严密的情报网，挫败了法国情报机构在德国的活动。1810年10月，格鲁纳上书宰相哈登贝格（Karl August von Hardenberg），要求扩大秘密警察的权限。1811年2月，他被任命为国务参事兼秘密警察局局长。秘密警察局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力机构，它可以逮捕、监禁任何普鲁士臣民，可以向政府各部索取情报。政府各部不得过问秘密警察局的事务，秘密警察局成了国中之国。它的组织章程规定，秘密警察局要努力进行间谍活动，但事实上它对在国外搜集情报并不感兴趣，尤其是在和平时期。

1866年6月23日，普鲁士颁布法令，成立普鲁士外交部政治警察局（Foreign Office Political Field Police），其使命包括获取外国情报，支援军事行动。威廉·施蒂伯（Wilhelm Stieber）被任命为局长，其任务是“通过获取敌军情报支援军事部门”。普奥战争前，他在奥地利建立了间谍网。1866年6月，间谍奥古斯都·施卢加（August Schluga）获得了奥匈军队的战争命令，以及数位奥匈军队将领的简历。普军总参谋长毛奇根据他提供的情报制定了作战计划，结果只用7周时间就打败了实力不相上下的奥地利军队。战争结束后，施蒂伯扩大了情报部门并改名为中央情报局（CentralIntelligence Bureau）。中央情报局在巴黎、伦敦和维也纳建立了谍报网络。

普法战争前，施蒂伯和他的两个助手在法国住了18个月，摸清了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统治情况、民众对战争的态度、法军的兵力部署以及未来的战区地形。此外，他还在法国建立了一个情报网。这些情报员平时潜伏，战时发挥作用。由于施蒂伯提供的准确情报，普鲁士得以很快击败法军。施蒂伯由于特殊的情报才能而被誉为“半个上帝”。他想出了许多谍报活动的新方法：在情报机构中建立假情报处，专门进行混淆敌方视听的宣传；建立了电报和书信检查制度；利用女间谍；在国外建立秘密情报活动据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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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的征伐过程中，普鲁士军国主义的核心总参谋部应运而生。受拿破仑战争的影响，1803年，普鲁士设立了总参谋部，负责为普军制定作战计划。1808年，威廉三世颁布敕令，成立最高军事机构“战争部”，军需总监部不再作为职能机构运转，但“军需总监”一职仍然保留，其职能相当于总参谋长的助手或副总参谋长。不久“战争部”又改组为“综合战争部”和“战争经济部”两个部门。综合战争部下辖3个“师”，其第二师相当于总参谋部。1821年，卡尔·冯·米夫林中将（Karl Freiherr von Müffling）被授予“军队总参谋长”的职务，其地位仅次于战争部长。1825年，总参谋部从战争部分离，被正式命名为“军队大总参谋部”，各军团也设“军队总参谋部”。

总参谋部的设立大大推动了情报工作的发展。1816年颁布的《总参谋部的基本职责和组织形式》规定：“本部队工作，必须着眼于对本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军事问题有着最准确的了解，必须为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出各种必要的准备。”总参谋部的成立使情报活动有了自己的专门机构，但当时总参谋部的情报活动还没有成为独立的活动，搜集情报和制定作战计划混在一起。由于规模很小，总参谋部也无专人从事情报活动。1857年10月19日，赫尔姆特·冯·毛奇出任代理总参谋长，次年9月18日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毛奇重新对总参谋部的组织机构进行改组。普奥战争中施蒂伯的成功也刺激了毛奇，毛奇认为陆军无法获取自己的情报是无能的表现。1867年2月11日，他建立了永久性的军事情报机构，即情报部（Intelligence Bureau）。这一体制的建立，对近代军事指挥体制影响极大，总参谋部情报部成为常设性军事情报机构的代表。

二、德国近代情报体制的奠基

德国统一后迅速成长为一个欧洲大国。19世纪80年代，情报部从外交部的秘密基金中获得了大量经费。情报部同外交部约定，在情报部没有情报人员的国家，由外交部负责搜集情报。到80年代末，总参情报部已经在巴黎、布鲁塞尔和卢森堡、贝尔福等欧洲城市建立了谍报网络，75名特工在俄国活动。从1889年开始，他们提供了沙俄军队详细的动员计划。1889年，德军设立了若干副参谋长（Oberquartiermeisters），第三副参谋长主管情报，情报部成为总参谋部的第三部（IIIrd Oberquartiermeister）。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情报部（AbteilungIIIb）的资金稳定增加，其预算比其他欧洲国家（沙俄除外）的情报部门都要多。到1901年，有124名军官在比利时、苏格兰、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卢森堡、丹麦、瑞典和罗马的情报站从事间谍活动。1913年，瓦尔特·尼可莱（Walter Nicolai）接任情报部长。

战前，德军总参情报部负责搜集外国的军事、政治情报。驻外武官是重要的情报来源，他们可以利用职务之便，同外国官员接触，参观外军演习，参加外军院校的年度讨论，并从其他公开来源获取情报。德皇于1878年、1890年和1900年三次发布命令，禁止武官从事非法情报搜集活动，这使得武官寻求与外国官员和政治人士建立私人关系，参与社交活动。由于德国的间谍活动过于活跃，法国不得不于1894年禁止德国人参观法国的军事演习。情报部在法国最重要的间谍是施卢加，1866年普奥战争结束后，施卢加去巴黎旅行，成为情报部潜伏在巴黎的“17号间谍”。在1870年到1914年的40年间，施卢加一直处于休眠状态。在一战爆发前，施卢加提供了一份极具价值的文件，详细说明了法国在动员第五天后将如何部署部队。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情报机构开足马力搜集战争所需的各方面情报，但由于忽视经济、政治和国民士气对战争实力的影响，各国情报机构大多将实力评估放在军事方面，低估了对手的实力，误判了对手的意图，误读了未来的战争形态。

一战之前，德国情报评估聚焦于军事方面，主要由军需总监部，也就是后来的总参谋部情报部和政治部对外国军队实力进行评估，德国海军的情报评估则是由舰队司令部和海军部承担，其主要情报来源是英国的出版物、下议院海军年度评估研讨以及《海军年刊》（Naval Annual）、《舰船作战》（Fighting Ship）等公开数据。德国海军情报评估政治化倾向明显，情报评估更多的是强化德国政府和海军部发展海军、与英国竞赛的强势观念，而不在于提供了英国海军实力的具体分析。此外，海军部虽然拥有情报评估职能，但战争期间海军部并不直接指挥海军的战斗行动，而是由海军司令部负责拟定战役计划，分配各海区的兵力。这导致海军部的情报评估与作战决策隔离。

战前，德国重点对对象国的兵力数量进行了评估，在积极搜集情报、综合分析对象国可能采取的措施、扩军政策、社会状况的基础上，对潜在对手的兵力有了准确的认识。从下表可看出，德国对兵力的评估工作相当出色。

在准确评估了协约国的总兵力以后，德国情报机构对各国的作战能力与作战行动也进行了评估。总参谋部评估，法国和德国的现有兵力相当，但德国经过训练的预备力量远高于法国，法国不能迅速召集更多的预备力量，德国如果迅速行动，还可以拥有更大的优势。所以总参谋部倾向于施利芬计划，追求速战速决。总参谋部认为，法军军官素质很高，法军是“欧洲最好的军队之一，任何情况下都不可小觑”；法国的火炮是“精英武器”；法国的空中打击力量远远优于德国。除此之外，德国还对法国在战时可能的军事部署做出了精确的评估，即由北至南部署五个集团军。

德国认为英国军队的总体质量与德军相当，英国的军官队伍来自于社会的“精英阶层”，具备良好的素质。一旦欧洲战争爆发，英国殖民地将会发生叛乱。1906年，德国总参谋部得知英国和比利时曾就战时英军可能的部署进行过讨论，至大战爆发前，德国更坚信英军部署会从海上转向大陆，英军会在动员后的第15天到达比利时。

从上面的分析可见，一战前德国对协约国军事实力的评估相当成功，但不容否认，德国的评估侧重于纯军事力量的评估，忽略了经济实力、政治潜力和社会因素，而这些因素正是后来对战争进程和战争结果起决定作用的力量。

一战前，德国情报评估部门的主要对象是法国、英国、俄国等传统对手，而全然忽略了新兴的美国。一直到美国参战数月后，德国大本营情报部才开始搜集与分析美国的情报。1918年1月，几十万美军已经登陆法国，德海军上将冯·提尔皮兹（Alfred von Tirpitz）还傲慢地宣称：“美国的援助现在是、将来仍然是一个幻影。”而这个所谓的“幻影”帮助协约国在一年内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

在低估美国的同时，德军最高统帅部还高估了奥匈帝国的力量。德军总参谋部很清楚奥匈帝国令人担忧的军队情况。1913年，它指出，1889年至1912年期间，奥匈帝国的陆军没有什么改进，军中至少运用10种语言；每年仅仅有139500人参军，和平时期仅有362000名军人，23000名军官，仅占总人口的0.77%;到1912年奥匈帝国还没有炮兵部队。但是，德国人注意到奥匈帝国在努力提升军队的实力，每年征召入伍的人数在不断增加，每个步兵师的排炮由6门增至10门。1914年初，总参谋部根据公开资料做出了最新评估：奥匈军队将达到442000人，兵力将占人口总数的0.91%,这些军队训练有素，充满爱国热情，愿意为祖国而战。这将成为同盟国最稳定的因素。然而，奥匈军队的实际情况与德国的期望相去甚远，远不及德国情报评估所说的标准，其步兵根本没有做好打一场现代战争的准备。

促使德国决策者走向战争的关键因素是俄国的崛起。德军总参谋部原估计日俄战争后俄国被严重削弱，它在法德战争中将无力援助法国。德国总参谋部及时跟踪了俄军的发展情况，认为俄国军官能力很强。尽管俄军等级制度正在改革，但总参谋部判断俄军仍然听命于君主。总参情报部认为，日俄战争以后，俄国的现代化计划有了长足的进步，装备得到更新，动员速度加快。1913年德国估计，俄军在敌对状态出现5天内可以机动至一线，二线部队则需要8天。法军则需要4到5天。

在俄国崛起的情况下，德国领导人认为，必须在1914年进行一场欧洲大战或世界大战，因为到1917年，俄国的军事改革和战略铁路计划得以完成，协约国由于俄国的现代化而实力大增，而德国的重要盟国奥匈帝国却因民族矛盾加剧而不断走向衰败，原本三心二意的意大利已完全倒向协约国。时间对德国极为不利。德国在潜在力量上的显著劣势使德国的军政领导人得出一个结论：除非采取强硬行动，一个工业化的俄国将不可避免地压倒整个同盟国，而德国将成为它的第一个牺牲品。唯一的出路在于先发制人，发动一场预防性战争。德军虽然并未做好完全准备，“经过这场战争将会元气大伤，但德国的敌人将被完全毁灭。”情报部的这种观点也是总参谋部的共识。因此，当1914年6月的萨拉热窝事件发生后，德国军方认为这是发动预防性战争、摧毁协约国军事能力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总参谋长小毛奇说：“要么现在，要么永不！”

德国的决策者的决策依据并不是情报，而是某些僵化的军事教条和观念。德军迷信普法战争的经验，认为未来的大战依然是一场闪电战，从而制定了过于理想化的作战计划。只有老毛奇对战争的长期性有清醒的认识，他在1890年5月14日的国会会议上说：“假使战争爆发，则无人能预知它会打多久和如何结束……没有任何国家会在一次甚或两次战役中被完全击败，并被迫投降。任何国家都能再起，甚至于仅在一年之后，又继续斗争。”但是毛奇关于未来战争要持续很长时间这一观点，对总参谋部的军事分析研究工作未产生影响，德国无可挽回地走向民族的灾难。

萨拉热窝刺杀事件后德国十分关心英国、法国和俄国的反应。瓦尔特·尼可莱认为与俄国和法国的战争虽有可能，但并非不可避免。7月16日，大本营情报部东部军区的5个情报站密切关注俄军动向，但同时强调不要采取任何特殊手段。7月23日，奥匈帝国请求德国通报俄国动向，情报部立即通知东部军区的五个情报官加强警戒，要求提供所有俄国动向。第二天西部军区的情报官也收到类似指示，要求他们密切注视法军动向。7月25日，尼可莱命令情报部进入全面戒备状态。在边境地区的11个情报官奉命以各种掩护身份进入俄国和法国，重点查明法国和俄国是否进行战争准备，但尼可莱仍提醒情报人员不要“草率行事”。结果德国很快就查明了法俄军队的各种战备活动。

7月27日早上，在俄国的情报官报告，在东普鲁士边境的俄国边境驻军已经进入戒备状态，部队正向边境调动。情报评估委员会（Nachrichtenabteilung IVK）认为俄国已经启动其动员前计划。一份绝密摘要判断俄国已经进入“战争预备时期”，但委员会对法国的评估是“平静的”。7月29日情报部的报告显示在俄国某些地区的战争准备并不像设想中那么广泛。情报评估委员会称俄军在所有边境地区保护其铁路沿线，但强调没有确切证据显示其发布了战争动员令。此外，报告称虽然预备役接到通知要“做好战斗准备”，但没有召集大量预备役人员。法国同样没有发布预备役召集令。当地时间下午6点，沙皇的总动员令通过圣彼得堡的电报局播发。大本营情报部深夜收到两份报告，称俄国已由部分动员进入全面动员，但帝国总参谋部无法确定这些警告，随后的报告仍无法明确证明俄国的形势。在次日7点至8点，大本营情报部间谍报告在与东普鲁士接壤的俄国过境看到了红色的总动员告示。11点45分，德国外交部收到德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一份电报，称俄国开始全国总动员。下午1点，德国政府宣布进入战争紧急状态。

在“七月危机”中，德国的战略思想是使冲突局部化，让奥地利摧毁塞尔维亚，而德国则引兵不发，威慑俄国，使之不敢轻举妄动。德国外长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认为，奥地利的大胆加上德国的支持，“最有可能使俄国安静下来”。德国并不惧怕同时与法俄作战，德国担心的是英国卷入战争。法国总统彭加勒（Raymond Poincaré)说：“如果英国立即表明它要支持法国，那就不会有战争，而德国也将马上改变它的态度。”德国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T.von Bethmann-Hollweg）希望英国保持中立，如果他知道英国会插手，他就不会迫使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动手。因此，探明英国的态度十分重要。

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一心一意促成双方开战，为此他耍了不少两面派手法。1914年7月8日，他对俄国驻英大使本肯多夫说，他有确切的情报，德军将转向东方。格雷力促俄国支持塞尔维亚与德奥对抗。他同时又向德国驻英大使K·利希诺夫斯基皇子保证，他将尽一切可能防止大国之间的战争。一旦欧洲发生战争，英国不会同俄法缔结任何秘密协定而将保持中立。他还常常提到以俄法为一方，以德奥为一方的四国冲突，似乎英国将置身事外。英王乔治五世说得更为明确。7月26日他对威廉二世的弟弟海因里希亲王说：“我们尽力不介入战争并将保持中立。”本来已经有点动摇的威廉二世得意洋洋地对毛奇说：“那么，我们的全部兵力就前进吧，只向东方。”

在大战爆发前，英德之间的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德国已经成为英国最大的对手。在这种背景下，英国竟宣称要保持中立，这是不可想象的。英国的中立保证是为德国预设的陷阱。正是那个口口声声要保持中立的格雷在内阁会议上以辞职相要挟，力主对德作战。这一切德国情报机构却一直蒙在鼓里。7月29日，格雷声称，英国政府希望同德国保持友好，只要冲突局限于奥俄之间，英国可以置身事外；但是如果德法卷入战争，英国政府将不得不作出紧急决定。格雷的声明犹如晴天霹雳。德皇大骂格雷是“卑鄙的、万恶的恶棍，尽力用甜言蜜语来欺骗我们”。到这时，德国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设若德国情报机构早一刻识破英国所设置的陷阱，情况可能就完全两样。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成为主要的战败国。战后签定的《凡尔赛条约》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德国身上，并对德国军备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复仇成为德意志民族的共同需求。在希特勒上台后，德国情报工作得到了迅速发展。在德国重整军备与对外扩张的准备过程中，德国情报机构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一、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情报组织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经历了魏玛共和国时期和第三帝国时期，其情报体制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即已奠基，希特勒上台后又得到大力发展，其中主要有最高统帅部谍报局（又称阿勃韦尔，Abwehr）、外军处、党卫队保安局、研究部、最高统帅部密码处等。

根据《凡尔赛条约》的规定，德军总参谋部被废除，德国成立了军队部以管理军队。原先隶属于总参谋部的情报部成为军队部三处，即阿勃韦尔处，下设侦察组（Reconnaissance）、密码与无线电监听组（Cipher and Radio Monitoring）和反间谍组（Counterespionage）。1928年4月，国防部长格鲁纳（Wilhelm Groener）将阿勃韦尔改组为国防部唯一的情报搜集单位，对国防部长负责。

希特勒上台后曾大力扩充“阿勃韦尔”，德军谍报局成为德军最高统帅部的下属情报机构，威廉·卡纳里斯（Wilhelm Canaris）被任命为局长。希特勒对卡纳里斯说：“我想建立一个像英国秘密情报局那样的机构——团结起来的一群人，满腔热情地去工作。”在希特勒的支持下，卡纳里斯对阿勃韦尔进行了改组，完善了其组织结构。

中央部（Department Z,Abteilung Z）是阿勃韦尔的控制中心，负责阿勃韦尔的人事和财务，指挥着其他两个局的活动，支付间谍的经费，其负责人是汉斯·奥斯特（Hans Oster）。对外情报局（Amtsgruppe Ausland）负责与最高统帅部与各军种参谋部的联络工作，了解这些机构对阿勃韦尔的情报需求，就军事问题与德国外交部进行协调，评估缴获的文件，从外国的报纸、无线电广播等公开渠道获取情报。反间谍部（counter-inte lligencebranches）是阿勃韦尔的核心，下设三个专业处，一处（Abt I）通过派遣间谍、密码破译等手段，搜集军事情报和经济情报、技术情报；二处（Abt II）负责破坏、颠覆等隐蔽行动事务；三处（Abt III）负责反间谍，散布假情报，进行邮政检查。改组后的阿勃韦尔适应了第三帝国重整军备的需要，在第三帝国众多的情报机构中脱颖而出。到欧洲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军谍报局有650名军官。

德军谍报局是一个情报搜集机构，其一处（秘密情报处）负责开展对外谍报活动。它在各地设立了驻外站（Asts），一个驻外站负责一个特定的地区，如汉堡站负责针对英国和美国的谍报活动。驻外站站长从处长那里领受命令，可以自行发展间谍，组织谍报活动。

谍报局在国外开展谍报活动的便利条件是纳粹意识形态的吸引力。许多德裔移民是纳粹信徒，愿意为德国的复兴贡献力量。1934年，一位名叫伊格纳兹·格里勃的美国医生写信给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表示愿意为德国服务。他建立了一个间谍网，渗透了远至波士顿、布法罗、巴尔的摩和弗吉尼亚等地的军事设施。60万名德裔美国人使纽约成了德国间谍活动的天堂。德裔美国人社团为德国间谍提供理想的掩护。

战争爆发前，谍报局在英国安插了250余名间谍，有几名间谍甚至成为英国高级官员的佣人。根据他们提供的情报，谍报局对英国的战争能力有了清晰的了解。谍报局成功地渗透了秘密情报局驻欧洲的谍报网。

在对苏情报方面，由于德国和苏联没有共同边界，派遣遇到了困难。谍报局柯尼斯堡站与立陶宛情报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但效果不大。谍报局还同奥地利和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中国和日本的谍报机关联系，试图从这些国家向苏联派遣间谍，但收效甚微，只有从芬兰和土耳其操纵的间谍才提供了一些稍有价值的情报。谍报局还通过访问苏联港口的船只向苏联派遣特务，并请求访问苏联的德国商人出于爱国主义激情，在访问苏联时就近观察敏感目标，回国后向谍报局报告。谍报局还试图策反驻德苏联外交官和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联络乌克兰流亡者，但均未见效。

1939年8月22日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下令停止针对苏联的谍报活动，以免刺激苏联。波兰战役之后谍报局缴获大量波兰文件，了解了波兰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谍报活动，接管了波兰情报机构在这些地区的谍报网络。谍报局在边界附近建立了特务支持点和训练营地，并把大批的特务派了过去。据苏联反间谍机构统计，从1940年1月到1941年3月，苏联反间谍机构共抓获了1300~1500名德国间谍。战前阿勃韦尔在苏联建立谍报网的图谋没有一件成功。1941年9月3日阿勃韦尔三处的一份报告也承认，战前向苏联派遣的情报人员，只有一人得以返回。

从总体上说，德军的谍报工作是失败的。一份德军谍报局报告写道：“最优秀的谍员显然是那种为了某种理想，而不是在威逼下，或为了金钱而工作的人。但在德国，实际上只有纳粹党的上层骨干分子才是这种人，而这种人对英国或美国人民的情况，自然了解甚少，如把他们派去做情报工作，那将十分惹人注目，因而这种人是没有多大价值的。所以，除个别情况外，德国情报机构不得不在那些有把柄可以控制的人，贪图金钱的人，以及投机分子中，而不是从有理想的人当中招募谍员。”战前德军谍报局外派的特工，也是极少培训的。他们对对象国的情况了解甚少。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得不从公开来源获取情报以完成任务。一位历史学家这样写道：“尽管德国情报机构为在美国进行情报活动花费了时间、金钱和气力，但它既没有为希特勒巩固其政权作出实际的贡献，又未能对美国为促使希特勒垮台所作的努力造成严重的障碍。”

德军谍报局的渗透活动并不成功，没有达到未雨绸缪和钻深爬高的目的。以对苏谍报工作而论，这些谍报活动层次都很低，其任务只是摸清苏联军队的部署和边界上的设施，没有一个人能深入到苏联内地，也没有一个能渗透进苏联政府机关内部。这样的活动对评估苏联的总体实力没有多大帮助，充其量只具有一些战术意义。有一个特工曾经试图评估战争前景，说“当某个比较强大的敌人同苏联发生战争时，共产党的垮台就会特别快，因为它再也不能控制局势，苏联就会土崩瓦解，形成一连串的独立国家”。谍报局说这个观点“特别准确”。这可以代表谍报局对苏谍报活动的水平。因此，德军情报分析部门对德军谍报局的人力情报工作评价极低。海军情报机构的一位负责人认为，间谍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间谍提供的情报不仅不能澄清事实，反而会引起更大的混乱。德国空军情报机构一位负责人认为，德军谍报局提供的人力情报“几乎是在开玩笑”，说这些材料的价值远远比不上无线电侦察、战俘审讯和敌方的报刊。

武官是谍报局另一种情报来源。《凡尔赛条约》曾禁止军队部派遣“任何陆海空军代表到任何国家去”，1933年1月5日，德国陆军任命了7位武官，在美国、英国（兼比利时与荷兰）、法国、意大利（兼匈牙利与保加利亚）、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兼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苏联（兼立陶宛）等国设立了代表机构。海军向伦敦、巴黎和罗马尼亚派了武官。空军事务原来由陆军兼管，后来空军也开始派遣武官。到1939年，德国已经向30余国派遣了18个陆军武官、12个海军武官和13个空军武官。

总的说来，德国武官的素质比当时的英国武官和美国武官要高。德国军方尽可能派遣相关的专家出任武官。如德国驻苏联武官恩斯特·克斯特林（Ernst Koestring）在俄国出生和长大，是1941年以前德国最了解苏维埃俄国的一个人。在土耳其、希腊和伊朗担任过武官的汉斯·罗德上校是近东问题专家，写过6本关于近东的书。第一批任命的7名武官中有3位曾经担任过外国军队局局长，大都会讲英语。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驻意大利武官恩诺·冯·林特伦（Enno von Rintelen）不会讲意大利语，但他是陆军人事局长的朋友，因而得授此职。在就任之前，林特伦复习了一个月的法语，阅读了一些关于意大利的背景材料，然后在外国军队局意大利组实习了3个星期。

武官通过参观演习和检阅、旁听讲演会、阅读报纸和专刊、同东道国的军官交谈、同其他武官和记者交换情报等方式获取情报，有时也与东道国进行交换。武官通常不从事谍报活动。谍报局把没有接受情报任务的武官称为“清白”的人，从事谍报活动的武官被称为“有污点”的人。“有污点”的武官大多是在小国或较友好的国家工作，只对驻在国的邻国进行间谍活动，亦或也指挥间谍对东道国进行活动。如在巴西与轴心国断交前，德国陆军武官冈特·尼登富尔领导着谍报局在西半球南部的谍报活动。他离任后，驻阿根廷海军武官迪特里希·尼布尔中校接替了他。由于后者曾主管谍报局海军组的间谍活动，因此，他就亲自经营谍报活动。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武官曾是德国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但武官情报质量参差不齐，与武官个人素质相关。驻美武官冯·伯蒂歇尔（Von Boetticher）对战争的影响非常大。希特勒喜欢阅读他的报告，并以此为依据，决定对美政策。伯蒂歇尔认为犹太人统治着美国，“控制着美国武装部队的关键岗位”，罗斯福总统是“维护犹太人的”。这与希特勒的想法完全一致。希特勒认为战后美国将继承英国的遗产，伯蒂歇尔的电报则印证了这一论断。他认为美国在大西洋广泛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美国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太平洋，因此它不可能干涉欧洲战事。他在报告中指出：“现在同以往一样，决定美国行动的牵制因素是日本。”他认为《租借法案》不过是骗人的把戏，根据《租借法案》而提供的价值70亿美元的物资算不了什么，罗斯福和丘吉尔的会晤并不表明两国要联合起来对付德国，而是“再好不过地暴露了英美的军事弱点”。尽管他也警告不要低估美国的力量和决心，提请人们注意美军要求严格，装备精良，士气旺盛，但德国在美国发挥自己的力量之前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这一判断符合希特勒的心意，“考虑到美国目前的军备情况，它在1942年以前是不会起重大作用的。到那个时候，英国将被占领，或者被夷为平地。”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十天，希特勒再一次说美国参战不是在威胁德国，因而轻易地做出了对美宣战这一决策。

1930年9月，纳粹党在选举中赢得重大胜利，党卫队首脑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决定建立一个情报机构，向他通报中央及各邦政府的活动，确保纳粹党的绝对统治。根据海德里希（Reinhard Tristan Eugen Heydrich）的建议，党卫队自1931年8月起在各区都建立起情报科。10月5日，希姆莱任命海德里希为党卫队情报机构的主管。第二年，海德里希的情报科改名为新闻和情报处，不久改名为保安处。1936年，希姆莱成为德国警察总监，随即将国家秘密警察“盖世太保”（Gestapa）和中央刑事警察局（Kriminalpolizei,RKPA）合并成为保安警察总局，任命海德里希为局长。海德里希在总局之下设了四个处，原保安处扩充为保安局（Sicherheitsdienst）。海德里希在全德国各个行政区设立了区局本部，在区局之下又建立了分局，分局之下是保安局外勤站。一个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谍报王国就这样建立起来了。1939年9月27日，保安警察总局和党卫队保安局总部合并成立德国保安总局（Reich Security Main Office，简称RSHA或Reichssicherheitshauptamt），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党卫队保安局三科成为保安总局六司。保安总局六司主要是一个政治情报机构，负责清除危害纳粹政权的叛徒，但也逐步介入了国外情报搜集领域，与谍报局展开了竞争。

阿勃韦尔是德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搜集机构，其搜集的情报通常提供给德国国防军情报机构进行分析，这些军事情报机构统称为外军处（Foreign Armies）。

德国每个军种都有自己的外军处，德国空军的外军处被称为外国空军处，德国海军的外军处被称为外国海军处，德国陆军因为面临东西两线作战，其外军处也一分为二，称为西线外军处（Foreign Armies West,FHW）和东线外军处（Fremde Heere Ost,FHO）。

外军处是情报分析机构。它不能向国外派遣间谍，只能根据阿勃韦尔提供的情报资料进行分析判断。它的大部分情报来源于外国尤其是外军报刊杂志，外军处根据这些资料对各大国的战争能力和军事潜力进行评价。

外交部也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机构，主要搜集英、法等国的政治意图、外交动向、国内民意等政治、外交情报，情报来源是德国驻各国使领馆的外交人员、各军种派驻国外的武官，以及德国派往其他国家的外交代表团。1933年至1938年间，由牛赖特担任部长的外交部被称为传统外交部，它在情报收集过程中与军方情报系统保持协调，外交人员专注于搜集与外交、政治相关的情报，军队情报机构专注于获取有价值的军事情报。1938年2月，里宾特洛甫上台后对外交部进行了改革，扩充了外交部相关部门的情报职能。他尤为重视通过公开渠道获取情报，有意扶植新闻司的扩张，由它负责从各个国家公开发行的期刊、报纸中收集情报。里宾特洛甫还复活了外交部的密码解析机构，于1940年设立了“湖滨楼特别监听所”。在里宾特洛甫的领导下，外交部逐渐成为一个非常集中的外交情报收集系统，几乎保证了德国高层需要的所有信息，为希特勒对外扩张提供了大量政治、经济和军事情报，而里宾特洛甫本人也成了希特勒身边的红人。

第三帝国拥有众多的信号情报机构，这些机构的活动由最高统帅部密码处协调。

密码处的密码解析工作始于1919年初，最初属于军队部三处（情报处）。1928年，格鲁纳在改组国防部时，把谍报局划归国防部，把所有情报机构交由谍报局集中领导，密码中心成为谍报局的二处。1938年，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接管了国防部，密码中心成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密码处（Armed Forces Decipherment Services）。密码处在许多地方设立了截收站，侦收外国的电台和广播。密码处极盛时期大约有3000名雇员。除了破译军事密码外，密码处还破译外交密电。在和平时期，只有外交密码电报才能被大量截收，供密码处破译人员进行破译练习。

德国三军也设立了信号情报机构。到战争爆发时，空军建立了10个流动截收连和14个固定截收站，每个固定截收站监听一个指定地区。空军通过它的四个大机群执行作战任务，每个大机群相当于一个集团军群，配备一个无线电侦察营在战地进行操作，同时在德国有一个支持性的固定截收站。战争期间，有三个无线电侦察营扩充为无线电侦察团，分别负责侦察苏联、地中海和西线盟军空军。

陆军最早设立信号情报单位。1925年，陆军成立了6个固定截收站，1928年，陆军在边界附近架设了流动测向器，两年以后成立了流动截收班，后来发展成流动截收连。陆军总司令部在1936年设立了中心截收站指导截收工作。

德国海军的信号情报机构称为海军观察处（X B机关），其负责人特拉诺（Wilhelm Tranow）破译了英国海军部使用的政府电码。后来，特拉诺又破译了英国的四字海军密码，这使德国人能够窥视皇家海军的演习。1937年，海军观察处破译了另外4种英国密码系统，5种法国密码系统，4种苏联密码系统和3种丹麦密码系统。1937年，它的14个截收站一共截收了252000份电报，平均每天700份。两年之后，又增设了两个截收站。到1939年夏天，观察处一共雇用了500多人。

成立于1933年的研究部（Forschungsamt）是德国最大的密码分析机构，也是唯一独立的、只搜集情报的机构。该部受戈林控制，大部分人是无线电工程师和情报专家，其电话窃听网连接1000多个窃听器，只要电话一经过装有窃听器的线路，监听站里的灯就会点亮，被称作Z人的监听人员会录下谈话电话，然后把内容摘要发往柏林分析。研究部只负责“客观地”编写情报，一切评价工作留待情报用户去做，它提供的情报包罗万象，从政治到军事，从经济到外交。研究部的所有价值依赖于它提供情报的能力，一种商业习气笼罩了整个机构。

第三帝国情报机构虽多，但缺乏一个主角，这既有历史原因，也与当时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1928年，时任总参谋长兼国防军司令的格鲁纳把陆军和海军情报机构合并成阿勃韦尔，但陆军和海军的情报机构继续存在。阿勃韦尔主要搜集战略情报以及军事、政治情报，军种情报机构搜集战役和战术情报。格鲁纳很想把阿勃韦尔建成德国的军事、政治情报中心，但终因其他情报机构的反对而未能如愿。希特勒上台后也曾大力扩展阿勃韦尔，阿勃韦尔俨然以各情报机构的龙头自居，但由于国防部长勃鲁姆堡未能建成一个权威性的国防委员会，阿勃韦尔逐渐失去了德国情报搜集中心的地位，通信情报归还给陆、海军的情报机构，空中侦察权也随即易手，交给了新成立的空军部。卡纳里斯上任后，放弃了同其他情报机构在情报搜集等方面的斗争，瞄准了当时德国情报机构尚未涉足的领域：隐蔽行动，将隐蔽行动同情报搜集和反间谍活动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阿勃韦尔的改组适应了第三帝国当时的需要，很快在第三帝国众多的情报机构中脱颖而出。由于阿勃韦尔放弃了建立统一情报界的努力，第三帝国情报机构的分崩离析状态就这样保留了下来。只有陆军建成了本军种统一的情报机构。

纳粹党上台之后，希特勒实行以党治国的方针，党卫队的权势炙手可热。德国国防军自称是第三帝国的“国中之国”，而党卫队则是国防军中的“军中之军”。保安处最初的主要功能是充任秘密警察，镇压反纳粹运动的异己力量。1934年6月9日，鲁道夫·赫斯（Walter Rudolf Hess）代表希特勒宣布，党卫队保安处是纳粹党的唯一情报机构。在著名的“长刀之夜”后，海德里希又迫使巴伐利亚警察局承认党卫队保安处是巴伐利亚唯一的政治情报机构和反情报机构，禁止其他情报机构在巴伐利亚活动。从1934年7月28日起，党卫队保安处涉足国外情报工作。1936年6月17日，希姆莱被任命为党卫队总队长和德国警察首脑，海德里希成为由刑事警察和盖世太保共同组成的保安警察总局局长，同时兼任党卫队保安处处长。这样，德国就出现了两个最大的谍报部门：卡纳里斯的谍报局和海德里希的党卫队保安处。

1935年1月17日，卡纳里斯和海德里希签署了一份题为《国家秘密警察同武装部队情报局各分局合作细则》的协议书，就两机构的权限和活动范围作了划分。协议书规定，军事间谍与反间谍活动属于德军谍报局的职权范围，国家秘密警察应迅速将这方面的情报送交谍报局有关部门。国家秘密警察局各分局应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在反间谍领域向德军谍报局提供必要的帮助。反间谍警察的活动，属于国家秘密警察的职权范围，谍报局应把这方面的情报通报国家秘密警察。协议书还规定，在各个单独的案例中，谍报局的情报处和反间谍处的利益高于反间谍警察局的利益，如果两者之间发生冲突，谍报局有权要求秘密警察停止活动。《细则》表面上照顾了德军谍报局的利益，但事实上使党卫队的反间谍活动合法化了。到1937年党卫队保安处就成为“纳粹运动和国家的政治情报机构”，到1938年甚至政府机构也不得不承认党卫队保安处可以积极从事政府的活动。1942年3月1日海德里希又逼迫卡纳里斯同他签订另一份协议书：《关于情报局军事情报机构同党卫队保安处保安警察合作的原则》，明确规定谍报局的任务是同外国情报机构作斗争，但“鉴于外国情报机构也从事政治颠覆、破坏、恐怖等活动，反间谍活动在不久的将来将划入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职权范围之内”。

在与德军谍报局斗争的同时，海德里希又把手伸向外交部，他同几十个国家签订了警察协定，并且向德国驻外机构派遣盖世太保的联络员，尽管希特勒曾明文规定：在战争期间，政府和党的机构的所有驻外人员必须服从德国外交使团负责人的领导，但盖世太保根本不受外交部的约束。盖世太保在罗马尼亚策划了未遂政变，在伊拉克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1943年10月，驻外秘密警察及其助手增至73人，遍及19个德国驻外机构，1944年又重申了同外交部的协议，并规定，德国保安总局提供的有关外国的情报，将由外交部转交给希特勒，但党卫队队长可以根据自己的权限向希特勒报告情况。

1944年12月，谍报局伊斯坦布尔谍报站成员埃里希·弗尔梅伦夫妇双双潜逃到英国，弗尔梅伦的叛逃决定了谍报局的命运。1945年2月11日，希特勒发布命令，取消德军谍报局，成立由党卫队领导的统一的德国情报机构。谍报局的一处、二处组成军事部，下属谍报站改为指挥报告组，由党卫队地区监督官和指挥官监督他们。军事部的重要机构是B处和C处，分别主管南方和东方，每个处划成几个情报搜集组和情报估价组；其他几个处分别负责组织、计划和人事，破坏和颠覆，以及无线电侦察。这样，德国的情报工作由德国保安总局一手包办，但这并不能改变德国失败的命运。

二、战前德国的战略评估失误

希特勒有一个征服全球的扩张计划。在经历一连串不流血的征服后，希特勒认为，要实现夺取欧陆和世界霸权的目标，战争已经不可避免，因此，他做出了“不流血再也不能取得新成功”的战略判断。然而，当他把目标转向波兰时，他考虑的并不是同英国和法国打一场世界大战，而是一场没有英法参与的有限的局部战争。5月23日，他告诉德军将领，德国的任务是孤立波兰，“能否把它孤立起来是有决定性意义的……决不能同时同西方——法国和英国——摊牌”。所以，1939年爆发世界大战并不符合希特勒的愿望。希特勒在1937年的判断是，德国可能要到1944年才具备打世界大战的能力，而德国海军的建设计划就是依据该时间表制订的。海军元帅雷德尔在日记中写道：“根据元首原先的断言，我们完全没有预计这场战争会在1944年以前发生。直到最后一分钟，元首还认为这场战争是能够避免的，即使这意味着推迟波兰问题的最后解决也在所不惜……”

在制造危机和策划战争的过程中，希特勒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判断：他对波兰的行动不会引发英国和法国的干预，换言之，德军进攻波兰并不会引发世界大战。实际上，这一判断完全是希特勒的主观臆想，它既低估了英国和法国的实力，又误判了英国和法国的意图。

首先，希特勒错误估计了英国和法国实行绥靖的动机。在希特勒看来，英国人头脑冷静，思维理性，非常清楚战争将带来巨大损失，英国没有必要为了盟国的利益而卷入与德国的战争，因此张伯伦政府不可能向波兰提供实质性的援助。从德、奥合并和慕尼黑事件发展的既有轨迹来看，希特勒确实可以得出这一结论。但是，他没有意识到：英国和法国推行的绥靖政策，并不是全无原则的退让，更不是干脆利索的缴械投降，它只是英国和法国维持既得利益的一种手段，只不过在前一阶段，这一手段与它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在英法看来，德国对奥地利和苏台德的野心，都有其“合理”的一面，因此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德国越出日耳曼民族的疆界入侵另一个民族，令人难以接受。因此，当希特勒挑起但泽危机的时候，一向软弱的张伯伦政府毅然向波兰提供了安全保证，从而掀起了一场“外交革命”。然而，这种措施却被希特勒理解为对德国实施的“神经战”，认为英国在1941年之前无论是陆军、海军或空军的实力都不会得到根本的改善，英国人希望过两三年才发生战争。因此，英国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决心履行这些安全保证。

其次，希特勒低估了英法决策者的执政能力。希特勒自己是一个唯意志论者，相信杰出人物的作用。一系列冒险行动的成功，尤其是慕尼黑会议上西方国家的让步，使他确信“英法没有什么杰出人物”。他认为张伯伦、达拉第太懦弱，面对德国的军事行动，他们至多对德国实行封锁。1939年8月14日，希特勒在上萨尔斯堡军事会议上说，尽管要取得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就不能不冒风险，但他肯定英国和法国不会打仗。英国“没有一个真正有胆略的领袖，我在慕尼黑领教过的人物都不是能打一场新的世界大战的人物”，英国和法国参谋总部对与德国作战前景有清醒的估计，因此也会反对打仗。在此次会议上，他还十分详细地阐述了英国的优势与弱点，尤其是后者。在接下来的英、法、苏谈判中，英国和法国政府表现出来的三心二意更使他相信英、法的外交政策完全是软弱无力的。他认定，西方国家最终会在德国的行动面前退缩，而不是选择与德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8月22日，英国政府在获悉里宾特洛甫前往莫斯科之后声明，英国决心履行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不受德国与苏联达成互不侵犯条约的影响。24日，张伯伦为了让希特勒更加相信英国援助波兰的决心，以个人名义致信希特勒，称“无论德苏协议的性质可能如何，都绝不能改变大不列颠对波兰所承担的义务”，一旦德国进攻波兰，“英王陛下政府决心并且准备毫不迟延地使用所拥有的一切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发生，其结果难以预料”。然而，这些警告对已经被先入之见主宰的希特勒没有产生任何影响。8月25日下午，希特勒接见英国驻德大使汉德逊，表示希望与英国签订协议，并在一切情况下都将保证英帝国的存在，给予英帝国在任何方面的援助。希特勒显然以为张伯伦和斯大林一样，希望为自己置身德波战争之外找一个合理的借口，只要承诺保证英帝国的存在，张伯伦就可以向他的人民有个交待，从而不与德国为敌。但希特勒没有意识到，看清现实的张伯伦已经对他没有了任何信任，也非常清楚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称霸本身对英国就是最大的威胁。

其实，纳粹的高级将领们并不像希特勒那样信心十足。德国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和空军元帅戈林都曾对希特勒的决定提出异议。他们根据情报判定，英国完全有可能不顾一切地履行向波兰提供的安全保证。德国一份备忘录也细致描述了英国的政治环境，认为英国在控制国内舆论方面非常成功，英国政府对外政策的改变很容易得到其国民的支持。一旦德国向波兰发动进攻，张伯伦很有可能在外交政策上产生180度的大转变，转而采取强硬的态度，英国人民在舆论的引导下也将会支持政府的决策。但希特勒漠然视之，没有就急剧变化的英国对德政策做出正确判断。

再次，希特勒认为，时间对德国不利，必须通过战争确立德国的优势。希特勒认为德国享有军事上的相对优势，但这种优势将会随着英、法的重整军备和复苏经济而逐渐消失，认为“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在8月22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指出，进行战争对德国只有好处而无坏处，德国的经济状况不允许将战争往后推延。他说：“除了个人的因素而外，政治形势也是对我们有利的；在地中海，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在争雄；在远东，存在着紧张局面……英国处在极大的危险中。法国的地位也在恶化。人口出生率在下降……所有这些有利的形势在两三年后就不会存在了。谁也不知道我会活多久。因此，最好现在就摊牌，要再拖延个四五年就不保险了。”另外，希特勒对第三帝国内部的政治、经济形势有着十分强烈的危机感，担心拖延战争会引起德国内部的动荡和分裂，从而削弱甚至颠覆他本人在德国的地位和权势。

最后，希特勒过高估计了闪击战的威力，忽视了战争的持久性。他非常看重新军事技术和新式武器、新的作战手段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他在比较了德国与英、法在作战能力（尤其是武器性能）方面的差异后认为，一旦盟军因波兰问题而卷入对德作战，德国可以依靠先进的机械化部队和“闪电”战术，迅速攻占低地国家和法国，然后凭借其空军和潜艇对英国实行战略封锁，迫使英国投降，从而赢得在西线战场的胜利。在谈到英国的弱点时，他表示：“一旦英国的供应被切断，它就将被迫投降。因为粮食和石油的进口完全是要靠海军保护的。德国空军袭击英国不会迫使它投降。但是如果英国舰队被歼灭的话，它就会立即投降。没有疑问，突然袭击可以迅速决定大局。”

三、德国对苏情报工作的失败

希特勒的侵苏计划完全是一个主观臆想的产物。在制订侵苏计划前，希特勒先确定了一个战争目标，然后才制定战争计划。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希特勒狂妄的征服野心、他的种族主义思想，以及他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仇恨，而德苏两国间的力量对比几乎不在考虑之列。不管苏联的真实情况如何，德苏之战都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况下，情报的咨询价值就微乎其微了。事实上，直到1940年底和1941年初，情报机构才听说了希特勒的侵苏计划，德军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和情报处长汉斯·皮肯布罗克（Hans Piekenbrock）前往伯希特斯加登会晤了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Wilhelm Bodewin Johann Gustav Keitel）及其助手约德尔（Alfred Jodl）。约德尔告诉他们，德苏战争夏天就要爆发，希特勒认为苏联在边界战斗之后就会垮台，参谋总部不需要整个红军的详细情报，谍报局只需要派间谍去观察边界上苏军的变动情况。由此可见，德国对苏联的情报准备很不充分，从而为其失败埋下了种子。

德国对苏情报的主要来源是德国驻苏联的武官处与航空侦察。德国驻苏武官恩斯特·克斯特林将军是在莫斯科出生和长大的，俄语讲得流利，熟悉苏联生活方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同沙皇军队打过仗，20年代初在军队部情报处研究过苏军。在1931-1933年德苏军事合作期间，他在莫斯科担任军事观察员，1935年10月起担任德国驻苏陆军和空军武官。但是，由于苏联对外交官的活动限制特别严格，他实际上搜集不到有价值的情报。他分析了大清洗对苏军战斗力的影响，认为“苏联的军队再也不是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力量”，并认为苏联的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当德国进攻日期临近的时候，德国驻苏联武官处开始提供关于苏联地面部队力量的比较具体的数字。1941年4月22日，汉斯·克雷布斯（Hans Crebs）中校报告说：“我们估计苏联战时陆军的最高兵力（肯定还没有达到）为200个步兵师，芬兰和日本陆军武官最近向我证实了这个数字。”关于红军的训练水平，武官处认为没有多大改善。克斯特林在写给第四副参谋总长蒂佩尔斯基希（Tippelskirch）的信中说苏联西部边界上大约有200万军队，但由于大清洗的影响，苏军的战斗力要达到以前的水平需要20年时间。

陆军在制定侵苏计划时，曾要求对苏联边境地区进行航空侦察，但希特勒担心引起斯大林的警觉，因此限制了航空侦察的频率和使用范围。直到希特勒决心征服苏联，这一命令才被撤销。负责德军航空侦察的西奥多·罗韦尔（Theodor Rowehl）侦察中队从东普鲁士和波兰上空起飞，深入苏联纵深200英里处进行侦察飞行。从3月27日至4月18日，苏联平均每天发现3架以上的德军侦察机。到战争爆发前两个星期，罗韦尔的侦察中队甚至对苏联的腹地进行了集中侦察。

罗韦尔中队拍摄的主要是苏联边境附近地区，最远到达基辅。1941年4月4日拍摄的13英寸见方的照片清楚显示了苏军占领的波兰东南部几个小城镇周围的炮兵掩体、反坦克堑壕和野战筑垒工事，但这些照片对全面估计苏军兵力的规模和苏联的工业潜力并没有太大帮助，主要原因是苏联幅员过于辽阔，而当时的照相侦察水平又太低，无论罗韦尔中队怎样努力，也不可能把整个苏联拍摄下来。因此，罗韦尔的侦察中队虽然提供苏联边境地区的地形情况、经济情况和军事部署，为德军确定轰炸目标提供了依据，但对全面分析苏联的战争潜力和军事实力并无太大帮助。

由于无法深入苏联内部，德军对苏联的地形情报掌握甚少。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军曾打到彼得格勒和基辅等地，但是苏联的天候和地形对机械化战争的影响究竟有什么影响，德军并不清楚。德国人甚至不了解这些地区的巨大变化，二十年前的村庄已变成了大工业城市，过去荒芜的大草原如今已成为精耕细作的千里沃野。克斯特林将军表示，只有通过在苏联领土上的实验才能理解这些因素在战争中的价值。从事后角度来看，苏联的真正力量正在于其辽阔的幅员、恶劣的天气、原始的道路和吃苦耐劳的人民。利特尔·哈特指出，在苏联决定胜负的因素中，战略和战术尚在其次，最主要的却是空间、后勤和机械。苏联的道路大部分是沙土小径，只要一下雨，马上就会变成无垠的泥沼，这种情况要比红军的一切英勇牺牲都更足以阻止德军的前进。

无线电侦听和侧向在获得苏军的战斗序列方面提供了很大帮助，但狭窄的盆地使德国不能准确地找到苏联发射机的位置。在破译无线电密码方面，德国情报机构并无建树。由于缺乏技术性能可靠的电台，苏联侧重于使用电话或有线电报进行联络，德军信号情报机构无法侦知苏联内地的无线电信号，因此对苏联内地的情况几乎是一无所知。1940年以后波罗的海三国并入苏联后，德军在波兰南部地区可清楚地收到苏军的短波发报，从而弄清了进入波罗的海三国的苏军作战序列。“巴巴罗萨”行动准备期间，芬兰加入了德国阵营，德国得以分享芬兰破译的苏军无线电报。但是，无论是德国还是芬兰都没有破译苏联的高级军事密码。

情报搜集能力的缺陷必然给情报分析带来严重的问题。尽管情报分析人员可以通过评估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情报搜集所造成的缺陷，但是，过于缺乏的情报资料就使得情报分析人员在评估情况时只能过多地依赖于猜测，可靠性大成问题。在评估苏联的战争潜力时，德国情报机构犯了一连串的错误。

德国情报机构始终没有搞清苏联武装部队的总体实力。1940年8月，埃里希·马尔克斯（Erich Marcks）将军估计苏军兵力为171个师，包括其驻欧洲部分的117个步兵师，24个骑兵师和20个机械化旅。1941年1月1日，德军东线外军处出版了一本关于苏联武装部队的手册，承认德军对苏军战斗序列方面的情报几乎一无所知。德军估计，和平时期，苏军可能有300万人，到战争爆发时能扩张到400万人。实际上，就在东线外军处作出这份评估的同时，苏联军队已经达到4205000人。4月底，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承认红军兵力达到了德军参谋部认为是战时的水平，但即使在那时，他还是把当时红军的总兵力低估了七分之一，因为在发动入侵的那一天，红军的兵力为5005000人。这些数目不包括在远东的红军部队，德国人没有把它们计算在内，理由是不等到它们调回，苏联就已经被打败。到6月21日战争爆发前夜，德国陆军总部依然缺乏部署在边境地区的苏军部队的准确情报。对苏联战略预备队的情况，德国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是不清楚的。德军将领声称，德军情报机构“可能历来就没有用大规模的手段去解决情报不足的问题……缺乏情报是最后招致灾难的根本原因”。

德国情报机构估计的苏军装备情况也与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希特勒估计苏联装备有1万辆坦克，但实际上，在战争爆发前，苏军装备的坦克有25000辆。希特勒后来告诉古德里安，说“如果我知道你书中有关苏联坦克的数目是准确的，我相信，我就不会发动对苏战争了”。1941年8月，他对意大利外长齐亚诺（Cialeazzo Ciano）表示，如果他了解苏联有这么多的坦克，他也许就不会进攻苏联。1941年2月1日，空军情报参谋估计苏联有15000架作战飞机，其中大约有7500架配置在苏联的欧洲部分。几个星期之后，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估计苏联欧洲部分只有5655架飞机，但只有60%作好了战斗准备，只有100至200架称得上是现代化的飞机。因此，尽管苏联在飞机总数上对德国占有6比1的优势，但是作好战斗准备的飞机的比例却是1比1，再加上德国空军的训练比苏军好，并有着丰富的实战经验，因此，德军在空战中将拥有决定性的优势。

德军对苏联新式装备的情况知之甚少。陆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局长京特·布鲁门特里特（Gunther Blumentritt）说：“我们对红军的装备很难形成一个明确的概念。俄国人采取了精细而卓有成效的安全措施。希特勒拒不相信苏联的工业生产可能同德国并驾齐驱。我们缺少有关俄国坦克的情报。我们不了解俄国工业每月能够生产出多少辆坦克。“1940年苏联首次制造出重达43.5吨的KV1型坦克，远超德军的三型坦克和四型坦克，性能更优的T34坦克在三年前就开始装备苏军，其厚厚的前部装甲足以抵御德国装甲兵的反坦克火炮。

从种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偏见出发，德军对苏军的战斗力作出了过低的评价。希特勒和德军的高级将领们从心底里鄙视斯拉夫人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俄军的胜利成为种族主义理论的依据。一位德军军官著文指出，按照他的“有条理的日耳曼人思想”，共产主义已经腐朽透顶，在共产主义制度下苏联人甚至连日常文书工作都做不好。京特·布鲁门特里特上校在1940年就苏军的战斗力进行了一项评估。该评估认为，苏联军人的力量在于其“亚细亚式的冷酷的顽强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个德国步兵师能够对付两至三个俄国步兵师。对此，希特勒完全表示赞同，认为“俄国人就是低劣”。这种乐观情绪影响了整个军官团，也影响了情报机构，以致于大家都认为没有必要去搜集苏联的情报。1940年10月东线外军处判断苏军的战斗力，结论是：苏军是个必须认真考虑的因素，而且可能是个劲敌，但它无力进行大规模机动。与德军相比，苏军在数量上占有2:1或3:1的优势，但估计其战斗力依然劣于德军。1941年1月1日，东线外军处出版的《关于苏联武装部队手册》明确指出，苏军不适应现代化战争，无法与一个指挥果敢的现代化敌军相匹敌。苏联目前正在采取的措施可能几年也许几十年都不会见效。1941年2月3日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作战会议上对苏军西部军区的总体实力有一个大致评估：苏军在西部有100个步兵师，25个骑兵师和相当于30个机械化师的装甲兵力。德军的数量没有这么大，但素质比苏军优越。由此可见，德军把全部的赌注都押到了素质优势之上。

苏联的大清洗和苏军在苏芬冬战中的失利进一步强化了德军对苏军战斗力的认识。德国军方报刊对苏联武装部队建设做过充分、客观的报道，但夸大军方领导人被清洗对苏军战斗力的影响使这些报道失去了价值。《军事周刊》认为红军的领导人全被搞掉了，但对苏军1938年在诺门坎战役中大败日军的消息却秘而不宣。希特勒认为，苏联是个内部分裂、外部孤立的泥足巨人。经过大清洗后的苏联军队像一尊无头的泥塑像。苏军在苏芬战争中的表现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苏联虽然在改组军队，但是，苏军的战斗力在一段时间内将会处于低潮，它们将经不起强大的德军的突击。他预料，1941年8月15日德军就会进入莫斯科，10月1日对苏战争即可结束，在一年内英国也会屈服。恩斯特·克斯特林将军警告过不要低估苏联的实力，但没有人相信。

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经济潜力的估计误差很大，这种误差甚至无法用统计数字的形式反映出来。由于苏联对统计数字极度保密，德国情报机构对苏联经济的总体情况并不清楚，对苏联工业生产的细节和苏联重工业的东移更是一无所知。德国对苏联重工业的布局也不清楚。戈林曾指示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查清苏联的石油、工业和运输的情况，但这并不是为了准确估计苏联的战争潜力，而是为了“以后管理俄国”。最高统帅部经济与军备局局长托马斯（Georg Thomas）曾于1940年底提交了一份有关苏联经济的情报估计，认为如果德国占领了苏联的欧洲部分（不包括乌拉尔），就等于把苏联军事工业的75%和100%的光学精密仪器工业拿到了手。这份情报是根据陈旧的资料拼凑而成的，没料到它竟然成了希特勒决策的基础。到1942年，希特勒仍相信，攻占乌克兰和顿巴茨，切断高加索的输油线，即使不能毁灭苏联的经济，也会使之瘫痪。

当代

1945年5月，德国战败投降。根据盟国达成的协议，战后德国由英法美苏四大国分区占领。由于东西方之间的对抗和冷战的爆发，分区占领的德国很快向分裂的德国演变。1949年9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在西占区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在苏占区成立。两个德国处于各自阵营的最前沿，从而成为冷战期间东西对抗中情报较量的主战场。

一、德国当代情报工作概述

1955年，英国、法国和美国占领当局与联邦政府签订协议，结束了西德的被占领状态，西德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7月11日，由前纳粹德国东线外军处处长赖因哈德·盖伦命名的情报组织“盖伦组织”（Gehlen Organization）加入联邦政府，并改名为联邦情报局（Bundesnachrichtendienst）。1956年4月1日，联邦情报局正式成立，盖伦出任联邦情报局第一任局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陆军东线外军处处长的盖伦一直主持对苏情报工作，深受总参谋长的信任和赏识。在德国即将战败之际，赖因哈德·盖伦认识到“战争将以德国失败而告终”，“一旦打败共同的敌人，西方国家和苏联之间的联盟就会四分五裂”。他决心投靠美国，继续进行反苏反共事业。他将东线外军处搜集的关于苏联的情报资料装进50只铁箱，埋在巴伐利亚的高山上。为了保证未来的情报机构有足够的人才，他把部下分成三个小组撤退。在完成一切准备之后，他主动向美军投降，并赢得美国情报机构的信任。盖伦跟美国当局达成一项协议：由盖伦组织一个德国情报机构——“盖伦组织”，为美国搜集苏联和东欧的情报。

1947年，以盖伦的名字命名的“盖伦组织”正式成立。这是一个“董事会”式的情报组织，最上面的是董事长，下面分别为总支机构、地区机构、分支机构、地方分支机构。总部设有局、处、科、站四级组织机构。最高首长之下共设有三个局：一局搜集和分析外国情报；二局研究制定反间谍措施；三局搜集研究德国国内情报。

一局是盖伦组织的核心，下设5个处，分别负责陆、海、空三军的情报搜集和经济、政治情报的搜集。总部与下属之间，各个情报员之间，都是纵向的单线联系。各个总支机构都有很大的独立性，只在人事安排上受总部制约。它们或负责一个国家或负责一个地区的情报工作，开公司作掩护是常见的模式。通过这种方式，它们搜集了大量的情报资料。据估计，美国五角大楼有关苏联的情报有70%到80%是通过盖伦组织得到的。此外，盖伦组织还积极协助由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秘密情报局进行的对苏渗透活动。不幸的是，盖伦的谍报网遭到苏联情报机构的渗透，盖伦组织策划的行动大多失败，很多人付出了生命代价。据统计，60年代初联邦情报局在东德活动的基层情报员，有90%是受东德国家安全部门控制的双重间谍。

1967年韦塞尔（Gerhard Wessel）接替盖伦出任局长，当时的联邦情报局机构臃肿、年龄老化、结构僵硬。韦塞尔决定把国内的反谍工作交给联邦宪法保卫局，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搜集外国情报上。他撤销了原来负责国内情报搜集与整理的三处，将情报局重组成4个处：情报搜集处、技术侦察处、情报分析处、总务处。韦塞尔的改革使联邦情报局恢复了活力。

冷战期间，联邦情报局的工作相当出色。它提供的苏联集团方面的情报相当可靠。它提前发现了苏联在古巴的军力集结，并及时向美国发出了预警；它也预报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的爆发。已经解密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显示，在1967年6月2日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国务卿腊斯克坚持认为战争不可能爆发，但中央情报主任赫尔姆斯则认为以色列将发起打击，战争将迅速结束。当约翰逊总统追问赫尔姆斯的情报来源时，赫尔姆斯表示，其情报来源于德国联邦情报局，绝对可靠。在1968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联邦情报局根据破译的情报资料，预告华沙条约国家将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入侵，但美国驻苏联大使汤普逊（Llewellyn Thompson）认为这是德国人虚构的情报。1968年8月20日23点11分，联邦情报局的雷达操作员首先发现了捷克上空的异常迹象。联邦情报局驻布拉格的一名特工报告“俄国人来了”。在拉丁美洲和中东地区，联邦情报局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情报机构。1986年，联邦情报局破译了利比亚驻东德大使馆的电报，电报称对柏林迪斯科舞厅的袭击取得了成功，从而确定利比亚政权卷入了这起恐怖袭击案件。

盖伦组织是美国的冷战工具，东德情报机构则是苏联的冷战工具。东德成立后，苏联情报机构在新成立的统一社会党中大肆招兵买马，最后决定以苏联模式建立东德国家安全部。1950年2月8日，东德国家安全部（Stasi）正式成立，威廉·蔡塞（Wilhelm Zaisser）成为国家安全部首任部长。1953年6月26日苏联逮捕贝利亚，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被国家安全秘书处取代。秘书处由恩斯特·沃尔威伯（Ernst Wollweber）领导。

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责任是维护国家安全。它是一柄无坚不摧的利剑，也是一面坚固的盾牌。它师从苏联情报机构克格勃，又继承了纳粹时期盖世太保的经验和工作态度，以缜密和严谨的作风，将监视监听工作“科学化”到极致。“斯塔西”的口号是“我们无处不在”。1959年，该组织约有全职员工1.3万人，1974年有5.6万人，到1989年解散之前达到91015人，在每160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名全职的“斯塔西”。为了建立全民监视体系，该组织雇用了大量的线人和工作人员。在各行各业的非正式雇员中，被确认的线人高达17.4万名，占东德16-60周岁人口的比例高达2.5%。这些线人被“斯塔西”称为“与阶级敌人秘密活动作战的最重要因素”，“所开展之全部政治工作的绝对核心”和“同敌人作战时的主要武器”。至1989年，东德有600万人被建立秘密档案，超过东德总人口的1/3.在柏林墙倒塌前的约30年里，东德平均每天有8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被逮捕。它的间谍遍布西德政府的各个部门，西方情报机构策划的许多行动还没有实施便胎死腹中。美国前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Christian Archibald Herter）气恼地评价道，东德的国家安全部是“世界上破坏活动和间谍活动最集中的所在”。

1951年，民主德国成立国外政治情报局，安东·阿克曼担任局长，1952年12月由马库斯·沃尔夫（Markus Johannes"Mischa"Wolf）继任。该机构有四个主要部门，其中一部负责对西柏林、西德政党和政府机构的渗透，二部负责在西德企业中发展内线，三部是报告部门，四部提供技术保障，每个部门各有一名苏联顾问。

沃尔夫是情报战线的一个传奇人物。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教育，在苏联接受系统间谍训练，受到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的赏识。二战结束后，他以记者身份回到德国，参与了纽伦堡国际法庭的新闻报道工作。26岁那年，他成为苏联国家安全部的少将军官。1949年东德成立，沃尔夫成为东德驻苏联大使馆一等秘书，两年后调回东德国家安全部，1952年晋升为中将。他是东德国家安全部最为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亲自领导或参与打入西德或西方国家的间谍渗透活动，让盖伦等西方的情报专家们异常头痛。“纪尧姆间谍案”（Guillaume Affair）便是他的杰作之一，80年代一连串震惊西德的女秘书事件也是他策划的。西方一直难以搞到他的照片，因而把他称为“无脸人”。1978年西方情报界首次在瑞典拍到了他的照片，曾被喻为一个了不起的“突破”。

德国位于东西方的结合部，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这里成了冷战的前沿阵地。犬牙交错的形势，使东西方之间的秘密战异常激烈。表面上看，东西方之间的间谍战势均力敌，但实际上东德国家安全部要略胜一筹。1954年，联邦宪法保卫局局长奥托·约翰（Otto John）叛逃；1961年，西德国防军上校卡尔·奥托·冯·欣克耳戴因间谍罪被捕；1974年4月，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高级助手冈特·纪尧姆被证明是东德间谍，勃兰特不得不引咎辞职；1985年8月，西德联邦宪法保卫局高官汉斯约阿希姆·蒂特格（Hans-Joachim Tiedge）叛逃。至于说那些为情所诱而出卖国家机密的西德女秘书就难以胜数了。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局势发生巨变。在东欧剧变的连锁反应中，民主德国的政局也出现动荡，柏林墙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在分裂40余年以后，德国再次获得了统一。统一后的德国综合国力大增，成了除苏联（俄罗斯）外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新德国正雄心勃勃，希冀在世界新格局中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德国加紧对情报安全工作进行调整和改革。用联邦总理府国务部长、德国情报机构协调人卢茨·施塔芬哈根的话说，统一后的德国“需要一个从冷战走出来并接受新任务的情报机构”。

原西德情报机构的主要人力和物力用以对付民德、苏联和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解体后，对德国的主要威胁解除，但德国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要同美国争夺“欧洲新秩序”的主导权。为实现上述目标，德国情报机构必须加强对欧洲主要国家和中近东地区的情报工作，除继续跟踪独联体和东欧的形势发展外，对科技情报以及裁军协议的执行、化学武器的扩散、非法技术转让和南北冲突等重大国际问题将给予更多关注。

二、德国当代情报机构

当代德国情报机构包括联邦情报局（BND）、军事反间谍局（MAD）和联邦宪法保卫局（BfV）、军事情报局（MND）。

（一）联邦情报局

联邦情报局（BND）是直属总理府管辖的政府情报机构，总部位于慕尼黑市的普拉赫，是掌管德国对外情报活动的唯一机构。该局是从“盖伦组织”发展而来。1963年，该机构划归总理府直接管辖，使之相对独立于内政部或国防部，这样联邦情报局可向各情报用户提供不偏不倚的情报服务。虽然西德政府早在1968年就出台了规范联邦情报局活动的条例，但直到1990年，在公众和议会的努力下，为保障个人隐私免遭情报机构侵犯，德国才开始从法律上规范其行动。

联邦情报局的主要任务是搜集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科学技术领域的各种来源的情报资料，并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分析鉴定，提交分析研究报告，为政府及其他官方用户提供决策支持。该局还负责国外反情报任务。1994年，德国出台法令，联邦情报局可以将国内个人或组织参与贩卖毒品、武器走私、恐怖活动和跨国犯罪的情报资料移交司法检察部门。其他执法机关在打击跨境犯罪活动时也可要求联邦情报局给予协助。

联邦情报局在国内设有上百个分局，有工作人员2400多名；派往国外的情报人员一般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冷战结束后，预防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毒品贩卖、武器走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成为联邦情报局承担的新任务。

（二）联邦宪法保卫局

联邦宪法保卫局（BfV）是德国的反间谍机构，属内政部管辖。局总部设在科隆市郊的埃伦费尔德。该局根据1950年9月27日护宪事项中有关联邦和州进行合作的法案建立，并根据1972年8月7日的修正法案改建为联邦机构，主要负责侦察间谍、颠覆、破坏、暗杀等危害联邦宪法的活动；对接触保密文件材料的人员进行政审；对在国家安全领域工作的人员进行审查；对具体的安全事务提出建议。

联邦德国各州内政部也设立州宪法保卫局。州宪法保卫局只在自己的司法行政辖区工作，只对所在的州政府负责。它们不是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下属机构，但有义务与之合作。

宪法保卫局的工作需要使用各种来源的情报，但大部分情报主要从公开来源获得。然而，在某些行动领域，其情报只能来自秘密渠道。在对付诸如叛国、间谍和恐怖活动等严重犯罪活动过程中，邮电截收是合法的。这些行动必须向内政部提出申请，而批准这一申请必须得到G10委员会（G10Commission）的授权。

主管宪法保卫局工作的政治人物和机构有：内政部长、州和联邦议会（联邦议会控制委员会和G10委员会），以及相关政府的秘密当局（Privacy Authority）和法院。

冷战时期，联邦德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MfS）和苏联的克格勃。目前，联邦宪法保卫局的主要任务是：制止经济和工业间谍活动；防范社会主义国家对德国的情报活动；应对中近东国家的情报活动；加强反恐怖和贩毒斗争。

（三）军事反间谍局

军事反间谍局（MAD）成立于1956年，当时是作为武装力量的一个组成部分，属国防部管辖。该局成立之初负责对曾在魏玛共和国和第三帝国服役过的军官进行政审，并防止联邦军队遭受间谍渗透及破坏活动。20世纪60年代初，成立“联邦军队安全局”（ASBw），80年代恢复“军事反间谍局”的称谓，下辖“军事反间谍组”。1994年，军事反间谍局进行了大规模调整，“反间谍组”升格为“处”，成为联系军队与州政府及宪法保卫局的纽带。

军事反间谍局每年要审查约20000人，被审查的个人历史、社会关系，甚至包括朋友和熟人的姓名、身份必须填入索引卡，储存于计算机数据库内。

与联邦情报局一样，有关军事反间谍局的法规直到1990年才颁布施行。军事反间谍局基本承担与宪法保卫局相同的职责，只不过其管辖范围仅限于军队。它与宪法保卫局采用相同的方法和技术，利用相同类型的情报材料，也有着同样的政治控制机制。

军事反间谍局设七个处，分别是基尔处、汉诺威处、杜塞尔多夫处、美因兹处、斯图加特处、慕尼黑处和波恩特别处。

（四）军事情报局

联邦军事情报局（MND）也称国防部情报局或武装力量指挥参谋部第二局，是最高军事情报机构，隶属国防部领导，其主要任务是：汇集从各种渠道获取的情报，进行分析、研究、评价；对德国驻外武官在业务上进行指导；为军队日常作战训练和组织计划提供必要的情报保障；为军队提供有关外国军队的情况；与北约国家军队情报对口单位开展合作。

军事情报局通过其自身的技术侦察力量获取情报，主要是信号情报和航空照相。联邦情报局为其提供有关军事及军事科技方面的情报。军事情报局不能接触联邦情报局的原始情报材料，只能接收其情报成品。为避免工作重复，军事情报局与联邦情报局在搜集战略、战术目标方面各有侧重。

随着德国军队开始承担国际任务，德军将会有新的情报需求，军事情报局的作用和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但军事情报局无权在国外开展工作，国外情报工作仍由联邦情报局一家来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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