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味越过越淡，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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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越过越淡，谁之过？

2019 年 2 月 8 日 凤凰财经

来源：浪潮工作室 WelleStudio163，作者：瞿鹊，田一叶，已获授权转载

记忆中的春节总是迷人的。

除夕，门上贴的是爷爷手写的春联和倒福字；厨房的锅，咕噜咕噜地冒着热气，香味温柔地挑逗着味蕾；桌子上摆得满满当当的瓜子、花生、糖果，可以暂时抚慰辘辘饥肠。

小时候的你，在长辈面前恭恭敬敬地说几句吉利话，就可以把烫着金字的红包美滋滋地揣到兜里（虽然之后会被你妈抢走）；寒假作业也可以被光明正大地放在一边，取而代之的是庙会的各种新鲜玩意儿，和捂着耳朵看着火光擦破红纸的刺激感。

可如今的年好像变了味儿。

过年回家前，你一边要盘算着包多少钱红包才能既不失了体面，又不让荷包亏血太多，一边又要思考怎么在催婚、催房、催二胎的亲戚面前做好表情管理。

最好吃的年夜饭永远都在朋友圈里，碗筷声、寒暄声不出一两个小时，便化作齐刷刷盯着屏幕的死寂；电视里“三，二，一，过年好！”成了抢红包的背景音，分针时针秒针交汇的那一刻，不过意味着：“哦，又是新的一年。”

越来越多的人抱怨，这春节过得一年不如一年有感觉。可年味是怎么变淡的？又是为什么变淡了呢？

过去的年味为什么浓

与其问为什么年味变淡了，不如问，为什么过去的年味那么浓？

在过去，年味首先是由物质享受构成的。只有在春节，你才能享受到平时穿不到的新衣服；也只有在春节，你才能吃上期盼已久的、平日里不常吃到的大餐。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代，过年，是人们在一年漫长的困顿之后，为数不多的奢侈时刻[1]。

2018年2月15日，北京，一户人家的年夜饭。对于几十年前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样丰盛的饭菜可能过年也是难以想象的 / 视觉中国

上世纪50-60年代的人们，对“奢侈”的体会恐怕格外深刻。那时候，国民经济经过短暂回升，又陷入低迷，物资匮乏是常态。从居民消费情况看，1961年城镇居民主要食品年消费量与1957年相比，粮食减少了8.4％，食用植物油减少了47.6％，猪肉减少了80.6％[2]。

与物资紧缺相伴的是从上至下的“勤俭节约”的风气。平常做饭、蒸馍也要多加青菜杂粮，多加水[3]。

春节，就成了一个难得宽裕的时间。以建国初期的东北为例，公社的年夜饭还是比平时丰盛，一家人坐一桌，有酒有菜。单独回家过年的社员也都能从公社领到过年的年货[4]。

1959年，江苏南京，燕子矶公社食堂年夜饭。相对于平时的生活，年夜饭是人们最大的奢侈了 / 视觉中国

在计划经济统购统销的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过得紧巴巴的，因此，几张春节的特供票证便可以大大提升人们的幸福感了。

仅以1960年和1961年为例，在商品供应紧张的情况下，江西九江市区春节就增加供应居民每人猪肉350~375克，回民每人牛肉500~750克。平日里发的肉票少之又少，要想享受吃肉，只能寄希望于过年[5]。

河南郑州一位收藏爱好者关于春节的藏品。这是上世纪50年代各地的春节供应券，包括油票、豆制品票、肉票等。那时候，春节往往会增加物资供应 / 视觉中国

政府不仅多发放肉，还会发放一些过年的零食，这些在现在看起来稀松平常的食物在当时可以算得上奢侈品了。60年代的苏州，会发放专买茶食糖果的“七票”；北京则也会多发蛋糕、花生和瓜子等零食[6]。

当时的一个女孩子回忆说[6]：

“现在想起来那时的蛋糕非常粗糙，可当时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眼睛就直勾勾地盯着蛋糕，觉得那是天下第一的美味。回家的路上小心地捧着，生怕掉了一块，还忍不住用手指沾点口水，去粘纸袋底儿散落的蛋糕渣吃。”

“新老大，旧老二，缝缝补补给老三。”好吃的是奢侈的，穿衣也是如此。褪色的卡其衣裤、棉袄，翻一个面，又是一件很好的衣服[7]。

上世纪50-70年代，布票供应量很少，人们把一年的布票尽量攒到年末的时候用，才足够给孩子做新年的新衣服。新衣服新鞋子的样式也很单调，不外乎棉外套、布鞋和解放鞋等等[8]。

1992年2月，山西忻州，农村时尚女青年的新年打扮。一直到最近十几年，大多数中国人才逐渐不用等到每年春节才能穿上新衣服 / 视觉中国

改革开放后，抱怨年味变淡的声音越来越多，其实是因为，大家的物质生活不再那么窘迫了。

1987年1月24日，报纸中已经出现了提醒人们过年吃鱼时要小心鱼刺的文章了，可见春节家家户户的餐桌已经非常丰盛了 / 浙江日报

在1990年1月24日的《浙江日报》，一位叫“李永”的作家回忆，在他小时候过年请同学吃鸡都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9]。但到了现在，春节不再是大补特补的时机。朋友请你“吃鸡”，恐怕也不是真的请你上桌开荤了。

新年穿新衣的满足感早已经被总觉得塞得满满的衣柜里还缺几件衣服的烦恼所取代，“剁手”买衣服也不再集中在春节。

人们筹备年货的仪式感也慢慢淡薄了。

1981年，每一百户城镇居民平均只有0.2台电冰箱，到了2017年已经有98台，接近于每户一台[10]。过去过年的时候，人们较多制作易于保存的油炸食品与炒货[11]。而冰箱的普及也让这样也让这些费力的活儿缺少了许多必要。

上世纪80年代的购年货场景。80年代的年货市场由于年货少，家长看见鱼肉之类的就蜂拥去抢购，孩子看不见家长就哭着找妈妈 / 视觉中国

你再也不会眼巴巴盼着过年的好吃的，你再也不会对穿新衣服拥有强烈的愿望，你甚至不用花大把时间准备过年。经济的发展将人们的欲望分散在365天里，抻平了人们对春节的期待，过年自然也就没有那种打破日常的感情了。

你感受不到仪式感了

你之所以感到年味淡了，还因为春节的仪式感再也没有过去那样强烈了。

过去，除了物质的丰盛让春节不同于往常，各种有讲究的仪式也让过年成了一年中最隆重的时候。自腊月八日至正月十五闹元宵节，每个日子都有特定的寓意和仪式，祭灶王、扫扬尘、洗疚疾、占卜、年夜饭、守岁、祭祖、拜年、送穷鬼、开业……

但这些仪式对今天的城市年轻人来说，反而显得十分累赘，尤其是那些送神、迎神的仪式。

送灶王爷就是个典型。在过去，各地的人们除了给灶王爷奉上贡品以外，还会备一些特殊的食品——糖瓜、关东糖、糯米甜糍、红豆糯米饭等[12][13]以粘住灶王爷的嘴，目的是不让他在玉皇大帝面前多嘴多舌。

2014年2月11日，河南郑州，灶王爷和老式麻糖。麻糖、糖瓜是常用的祭灶供品，那种放到嘴里一时间嚼不烂又咽不下，甜中带酸的味道，怕是很多人儿时回忆了 / 视觉中国

但这项过去必要的仪式现在已经淡化了，年轻人为什么要知道“灶王爷”是谁呢。2008年一项对河北省宁晋县的田野调查发现，给灶王爷烧香这项仪式人们做的频率只有27.5%[14]。

除了送神迎神以外，一些禁忌也很难被年轻人继承。比如潮俗中就有正月初一藏扫帚的讲究，防止家财外流[15]；部分江西农村地区有着许多语言禁忌：猪舌头称赚头，猪耳朵称顺风，吃鸡称吃凤凰。如今，这些语言禁忌只是部分老年人还在用[16]。

一些地方还讲究“破五不出门”[17]，但是对于好不容易回一次老家、一次只待7天的城市年轻人来说，这种习俗没有任何坚持的可能性。

2018年2月20日，河南洛阳关林庙会。农历正月初五，俗称“破五”，市民及游客在祭拜祈福新年好运 / 视觉中国

春节仪式的消失是非常自然的，因为春节仪式本身就是和农业生产活动密切相关。你不可能要求山东德州的城里人像过去那样，坚持“明燎”的习俗，来判断哪个方向的谷物来年会丰收[18]；你也不可能要求广州佛山的留守打工仔还像以前人那样，“农家浸谷种于灶上，验谷生芽多寡，以卜来年各谷宜忌”[8]。

但如果你在农村过年，你可能觉得年味退散的没那么快。比如潮汕地区的村庄到现在仍然坚持着有着祭祀、祈福、庆祝丰年意义的“赛大猪”、“跑大猪”的仪式[8]；浙江奉化的石井村和方门村还保留着“走龙门亲”的传统[19]。与传统生活方式最接近的农村地区，成为了春节仪式的保留地。

2013年02月17日，广东潮州江东镇元巷村，正月初八，一年一度的游神赛会活动。如果你想看民俗表演，广东和福建的农村可以让你一饱眼福 / 视觉中国

2018年2月27日，福建莆田。这不是美少女战士变身，而是当地春节期间的民俗，一位“僮身”在表演吃烟花 / 视觉中国

2009年1月27日，江西赣州龙南县武当镇田心村，村民们戴着头盔冒着绵绵细雨在放鞭炮，好似上战场 / 视觉中国

当然，当春节仪式进入城市空间，就必然要接受政府的规划。那些在村庄得以实现的民俗活动，到城市中就被压缩了。比如，广州的花市以前看花，人们边走会边点个炮仗，你需要小心突然在头顶上爆开的鞭炮[8]；但1992年随着广州“禁炮令”出台，无论你是否讨厌这样的习俗，它也都没有了。

如果说，节日与非节日的物质生活差别越来越小，让年味变淡；那么作为春节强烈特征之一的仪式的消失，意味着你更加感觉不到年味。

家庭的巨变

春节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想必大多数人的答案都会是：回家团聚。

是的，中国大多数传统节日首先都是以血缘群体为依托[20]，春节也不例外。家庭是春节活动最核心的空间。

春节回家团聚，晚辈给长辈祈福，希望长辈健康长寿；长辈给晚辈压岁钱，帮助晚辈安全度岁。除夕守岁，家人团聚，共度长夜，在这样的特殊时刻，年味在家庭范围内产生。

2017年1月27日，安徽蒙城一家普通农村家庭，一家人在打着过年的灯笼，站在自家楼顶上赏烟花、放烟花，这是年味最浓的时刻 / 视觉中国

可是近几十年，中国的家庭规模和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小家庭取代了大家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变得疏离。

以家庭为单位的春节活动越来越少，年味自然也就淡了。

1964年的《浙江日报》有这样一段描述[21]：

“夜幕拉下，屋里雪亮的电灯打开了，钱成林一家大小十六口，围坐在……八仙桌上，就要吃年饭了。”

过去一家大小十六口不是个新鲜事，而如今年夜饭能凑齐这么多人的不多见了。

受到计划生育和城市化的影响，中国各地的家庭规模都呈缩小趋势。1982年全国平均家庭规模为4.4人/户[22]，到了2010年人口普查时，这一数字已经变成了3.09人/户，北京和上海甚至分别降到了2.45人/户和2.50人/户[23]。

2016年1月21日，西安市某社区福利中心，两位老人坐在沙发上发呆。子女远去组成了新家庭，老人往往很孤独。过年依旧呆在养老院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怕麻烦子女 / 视觉中国

一边是家庭规模缩小，另一边家庭结构也在变化。

我们把一对夫妇或者单身户家庭，叫作一代户；把一对夫妇+孩子的家庭，叫作二代户。上世纪80-90年代，二代户占到家庭户数的60%以上[24]。但到了2010年，二代户比例下降明显，占总数一半不到；一代户比例骤然上升，超过了30%[23]。

年过的就是个热闹，当家庭往小规模发展，过去一大家子热热闹闹过大年的场景在定居各地的小家庭中难以复现。

2017年1月10日，北京西站检票口，一位乘客带着刚拍的全家福经过检票口。中国人的家庭规模和结构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巨变 / 视觉中国

乡土社会，人们安土重迁，一个家族往往居住位置上也邻近。而今天，城市化高歌猛进，人口流动也史无前例。

中国的流动人口在2017年达到了2.44亿，流动距离上，跨省流动在2016年占到了63.5%。而且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动家庭户平均规模在2.5人以上，2人及以上的流动人口家庭户占81.8%以上[25]。

长距离的举家迁移意味着与别的家庭成员失去空间上的共处，彼此之间的联系也减弱。虽然说“有钱没钱，回家过年”依然是主要趋势，但可以想见，春节工作的加薪和春运的一票难求，会使得一些家庭会选择在迁入地度过春节。

即便是回到老家过年的，停留时间也有一定限制，他们更像是家乡的客人，完成一种“回家”的仪式。过年亲戚、邻居之间的走访过去是维系人情网络的最佳时点，但是如今随着更多人的生活不再局限于乡土社会网络中，利用春节来维系关系网络的动力也不足了。

2014年2月1日，陕西宝鸡凤翔县彪角镇三岔村，放风筝的年轻夫妇和孩子。全村有村民近5000人，其中一半都在外打工，只有春节会回家 / 视觉中国

研究发现，相比起那些在当地务工或者从事农业等其他工作的人，那些到外地务工的人，更少人认同“春节民俗意义很大”。春节小群体内的往来失去了原有的意义[14]。流入城市的人也会发现，城市生活与农业社会形成的春节文化并不合拍。

是的，你确实会吃到丰盛的菜肴，但你不会对它们抱有一整年的期待；你确实会换上新衣服，但一年买好几次衣服的你对此也习以为常了；你确实会参与某些复杂的春节仪式，但那只是长辈要求你这么做而已，你对此没有小时候那种新鲜感了。

不过，还是珍惜这为数不多的年味时刻吧。相信我，你没有那么多的游戏要玩，也没有那么多的手机消息要看，短暂假期结束后，你将再一次离开家乡，在未来的一整年里，在异国他乡夜深人静的时候，在被领导骂得狗血淋头的时候，在被论文折磨得死去活来的时候，你会想念起年味，想念起父母，想念起你的家。

参考文献：

[1]中国民俗学会, & 北京民俗博物馆. (2007). 传统节日与文化空间: “东岳论坛”国际学术研讨会专辑第三届东岳论坛文集.北京，学苑出版社

[2]赵吉林. (2009). 中国消费文化变迁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经济科学出版社).

[3]高远. (2007). 20世纪50年代勤俭节约社会风尚探析. 江西社会科学, 2007(5), 116-120.

[4]于海燕. (2012). 建国初期东北地区春节习俗变迁. (Doctoral dissertation, 吉林大学).

[5]九江市史志办公室，&政协九江市浔阳区委员会,(2014)，票证岁月，武汉，武汉出版社.

[6]陈明远，(2009)，历史的见证四十年票证和人民币史，南京，凤凰出版社。

[7]陈煜，(2016)，中国生活记忆追梦进程中的百姓民生，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8]雒树刚, & 刘晓春. (2015). 中国节日志: 春节广东卷.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9]浙江日报，1990年1月24日，《盼过年》

[10]国家统计局，《国内市场繁荣活跃消费结构转型升级——改革开放40年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七》http://www.stats.gov.cn/ztjc/ztfx/ggkf40n/201809/t20180905_1621054.html

[11]萧放. (2009). 春节.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2]马大勇. (2015). 图说中华节令趣事. 清华大学出版社.

[13]徐玲芬. (2014). 江南物事.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4]刘伟力. (2008). 新农村建设中春节民俗行为的功能研究. (Doctoral dissertation, 华中农业大学).

[15]陈维烟, 吴小坚, 彭建伟, & 汕头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2013). 汕头市志: 1979-2000.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16]王栋. (2016). 农村春节习俗变迁的影响因素分析——以江西部分农村为例. 南昌师范学院学报, 37(3), 117-119.

[17]周巍峙, 段友文, & 卫才华, (2014). 中国节日志: 春节山西卷.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18]刘德龙, & 山东省地方史志编纂委会. (2016). 山东省志: 1840-2005 民俗志.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周巍峙., & 顾希佳. (2014). 中国节日志: 春节浙江卷.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高丙中. (1997). 圣诞节与中国的节日框架. 民俗研究(2), 20-27.

[21]浙江日报，1964年2月15日，《在退休老工人钱成林家过节》

[22]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编，(1991)，中国第四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数据. 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3]第六次人口普查, Retrieved from 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rkpc/6rp/indexch.htm

[24]李道新. (2009). 中国人口结构问题.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5]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编，(2017) 2017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 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