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鹏 | 中国古代上帝与《圣经》中God的对比分析

2017 年 8 月 2 日 香柏领导力 杨鹏教授

作者 | 杨鹏教授

作者简介 | 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北京掌上国学院创始人。杨鹏先生在哈佛大学期间研究的课题是犹太教、基督教经典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对比研究，他长于将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类宗教、哲学思想史背景进行对比分析。其著作有《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2003，至今已出第四版），《为公益而共和》（2012），《上帝在中国源流考》（2014），DAO DE JING最新译本（2016，美国出版）等五本专著。哈佛大学著名中国哲学教授迈克尔·普鸣（Michael Puett）称赞杨鹏先生在美国出版的Dao De Jing 是神奇的成就（Wonderful achievement）。

文章来源 | 香柏原创精品

◇ 主持人钦昊：

各位香柏的听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的讲座时间了，今天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杨鹏老师，他是美国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学者，北京掌上国学院创始人。杨鹏先生在哈佛大学研究的课题是犹太教、基督教经典与中国古典哲学的对比研究，他擅长于将中国传统思想放入人类宗教、哲学思想史背景中进行对比分析。杨鹏先生著作有《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2003，至今已出第四版），《为公益而共和》（2012），《上帝在中国源流考》（2014）最近他又在美国出版了一本《道德经》的译本，受到了广泛的好评。

以前本人也有幸参与杨鹏老师的一些讲座，阅读他的书籍，和他有一些私下学术方面的请教，很荣幸能请到这位温和又睿智的长者来给我们分享一个非常有趣并且有深远意义的话题，这个话题就是：中国古经中的上帝与犹太、基督教中的God（至上神耶和华）有什么异同。

我稍微提供一点背景知识，这是我找到了一个资料，如果不准确的话杨鹏老师可以做一些纠正。在中国的这个古经中上帝这个词《尚书》中出现了32次，《诗经》中出现了24次，《礼记》20次，《春秋》8次，《易经》2次。可见对于上古的中国古人来说，上帝（上天）是至高的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只是我们现在的教学似乎系统性地把古人的信仰、宗教性淡化甚至抹除，让我们现在中国人常常误解古代中国人都是非宗教或者是没有宗教信仰，是纯粹人文的。

好，我们现在有请杨鹏老师来为我们进行了对比分析！

◇ 主讲人杨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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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一词的历史背景

大家好，我是杨鹏，非常感谢大家，感谢主持人钦昊的主持。（我现在还在北京机场，本来是今天下午两点钟的飞机，本来想从北京飞到深圳，到了深圳以后，安安静静在房间里面好好的来跟大家交流，但是由于飞机晚点，所以我现在还在北京机场。可能环境会有一些嘈杂，我尽量避开周边的人，希望能够顺顺利利的把这堂课跟大家分享完，盼望中间不要出现临时通知我又上飞机的事。已经做了一下准备，如果临时通知我上飞机的话，那么扬子云女士，她原来是腾讯文化的主编，也是基督徒，也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她会接上我，然后来给大家分享她信主的经历。就像主的事在现实中总是在艰难中行进一样，我们今天这堂讲课也比较折腾，我得在飞机场上跟大家谈这么一个严肃的主题，最遗憾的是有一些资料由于没法上网，也没办法发给大家了。）

今天我想讲的是中国古代的上帝跟《圣经》里面的God有什么样的异同，这是一个蛮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得从利玛窦开始讲：

利玛窦在明朝的时候来中国传教，他是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是在1582年的时候开始学习中文，而且很快就掌握了中文。短短的两年以后，他就将中国的四书译成拉丁文，通过翻译四书的方式来学习中文，这样他便开始跟中国人交流了。1610年利玛窦在北京去世，利玛窦作为一个意大利富商家庭的孩子毅然来华传教，从进入中国到去世共27年，在这27年当中仅仅有2500人受洗归主，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开始，多么艰难的事业！他去世以后，当时的皇上（明神宗）钦批了一块土地，就在北京的西边现在的北京市党校的校舍里面，有一片专门给来华基督徒的一片墓地，利玛窦就葬在那里。为了传教付出了他后半生的全部心血。他在传教的过程中碰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这个重大的问题就是怎么翻译《圣经》里面的“God”？拉丁文叫“Deus”，意大利文叫“Dio”，法文叫 “Dieu”，英文叫“God”,怎么翻译这个“God”的呢？

有两种译法：一种译法，就是说如果中国的语汇里面完全没有跟“Deus”或“God”相对应的概念，那就只能翻译成译音，如果是根据拉丁文来译音，那就应该翻译成“图斯”，传教士里面也有人就翻译成了“图斯”，那这是一种翻译法，也就是说完全没有的概念，就必须音译。利玛窦因为他研究中国的中文，阅读中国的经典，他发现中国经典里面有一个概念叫“上帝”，还有一概念叫“天主”，他就开始研究“上帝”、“天主”这些概念，他感觉这些概念是可以拿来跟拉丁文的《圣经》里面的“Deus”就是至上神，做翻译的。因为“上帝”充满在中国古代典籍里面如《诗经》、《尚书》、《礼记》，包括《二十四史》里面。如果你现在上网搜查下“上帝”在古代典籍中出现的数据，你会发现在很多古典经典中都有，你也会发现在很多青铜器方面表现得更明显了。也就是说商、周都是要用青铜器来作为最高层来祭祀上帝的，当然在利玛窦时期，可能他看不到这么多的青铜器，现在我们反而能看到大量青铜器的铭文，这里面都记录了各种各样的祭祀活动，这些祭祀活动里面最高祭祀的对象就是上帝了。比如说，周武王讨伐殷商成功以后，做了一个纪念的鼎，这个鼎里面就讲到他们怎么祭祀上帝，这个鼎就叫“天亡簋”也叫“大丰簋”。利玛窦就决定了用中国古代上帝的概念来指称造物主，指称《圣经》里面的至上神耶和华。

1595年，利玛窦编写了一本书叫《交友论》，在这里面，他开始第一次使用上帝这个中国本土的概念来指称”耶和华“也就是《圣经》里面的”上帝“；在1599年，他编写了一本书叫《二十五言》里面再次使用到上帝，例如利玛窦说恭爱上帝为仁：“夫仁之大端,在于恭爱上帝。上帝者,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仁者,信其实有,又信其至善,而无少差谬,是以一听所命,而无俟强勉焉。知顺命而行，斯之谓智。”（《二十五言》第一卷第六册）翻译成现代文意思就是：仁的开始就在于恭敬爱戴上帝，上帝是生育万物的原始本源，是主宰万物的力量，仁者就是相信上帝存在又相信上帝是至善的力量，就应该顺从上帝，没有任何偏差。所以一切得听从上帝之命，不必依靠外来的勉强和强迫，这就是中国人所说的顺天命而行的意思。

到一个异文化来传教，碰到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就是你怎么向这些人去讲述福音？也就是说福音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麻烦的问题，就像保罗当年进入罗马，他面对希腊罗马的文化传统，怎么去跟人交流，因为别人脑子里面、别人记忆里面所拥有的那些概念，所拥有的那些传统，是别人理解世界的一个框，你如果跟他们讲的那些概念，他们完全都不懂，完全要重新塑造一个新的概念，那么对交流来说是非常艰难的问题。就是说中国历史上没有“图斯”这个概念，你要把《圣经》里面的上帝翻译成图斯，然后告诉大家你们要崇拜图斯，因为图斯就是至高的神，图斯就是一切的创造者，图斯就是造物主。大家想一想，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所以利玛窦没有这么做。利玛窦觉得中国古代的“上帝”，也是创造者，也是主宰者，也是一个至高命运的控制者，他就用这个来进行翻译了。利玛窦当年还没有看到大量的甲骨文，他看到的只是儒家经典里面，比如四书里面的这些上帝的概念，然后他进行了研究，认为可以用”上帝“来指称《圣经》里面的上帝。这样有一个方便的地方，就是不需要跟中国人再去解释上帝是什么意思，一说上帝中国人都知道那就是最高的神，那就是决定一切的主宰。中国人有这么一个文化认知，传播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一定要调动跟你沟通人自己原有的知识系统，这样就能够达到非常好的传播果效。这个就是利玛窦的办法，这个也是在基督教历史上保罗的办法。

利玛窦的这个工作，放到历史上来看卓有成效，因为上帝这个概念对我们普通中国人来说，就等于是基督教的上帝了，你只要一说“我是信上帝的。”，别人就会说“噢，你是基督徒。””上帝“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基督教文化进入中国要在中国传播所借宿的一个文化载体，而且非常成功。它一方面借助了上帝在中国人心中原有的认知记忆，同时它又改造了这个概念，使这个概念赋予了基督福音的内涵，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传播学案例；这也是一个成功的在传教过程中借助原有文化概念使福音尽快地传导的一个路径。也就是说到了今天上帝这个概念对所有中国人来说就是主宰，我们不会说“图斯”是主宰，我们很难想象咱们基督徒聚会的时候，大家一起歌唱，“噢伟大的图斯啊，你的光明照亮世界。伟大的图斯啊，你与我同在，当我走过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我无所畏惧，因为图斯你与我同在。”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已经很难想象用这么一个纯粹音译的方法，来翻译《圣经》里面的至上神，对吧？很难想象，如果当时翻译成图斯，那么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会产生多大的阻碍和障碍。因为大家能够知道我们中国人会把“斯”和“死”是衔接在一起的，别说“死”，否则中国人就会有文化上的忌讳。如果把一个至上神翻译成图斯，将会碰到这种巨大的文化障碍，那就可想而知了。

当然这里面其实也有不断的辩论：一种观点说你用了“上帝”这个概念，带入了中国文化的一些内涵，就有可能影响福音的纯正，所以我们坚持要用图斯；还有一种观点，是说要相信上帝的力量，上帝有能力来改造原有民族文化的概念，你要相信上帝具有最大的能力，能够改造一切，祂可以创造出新的词汇，也可以把旧的词汇改造成为福音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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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与“God”

讲完这么一个历史背景以后，我们再来讲，中国古代的这个“上帝”和《圣经》中的这个“God”，差异与共同点到底在哪，也就是说利玛窦用“上帝”来翻译“God”到底对不对？这是我今天来讲课的主要内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中国商朝、周朝祭拜上帝一直都是中国的国家宗教了。

对至上神，中国的商朝就称为“帝”或者“上帝”，周朝一般又称为“皇天”，有时候也称为“上天”、“天”“帝”“上帝”、“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等等。在北京天坛北部祈年殿里中间的那个祭祀的神牌上面写的字就是“皇天上帝”。天坛是祭祀上天的，那个牌子就叫皇天上帝。天坛是明清以来建构的。利玛窦在北京建了南堂，清朝的顺治皇帝御赐“万有真元”和“敬天”匾额，命悬挂于南堂内。可见顺治皇帝，包括康熙皇帝，他们都认为中国传统的“上天”或“上帝”和《圣经》里面的“God”的有相似的地方，所以是可以拿来翻译和对接的。所以中国敬拜皇天上帝的历史那是好几千年了，没有中断。从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殷墟的甲骨文开始到商周的青铜器一直到《二十四史》，都认为“君权天授”是合法性的来源，君王都称天子，他都去祭祀上天、祭祀皇天上帝，而且他垄断了对上天的祭祀活动，诸侯、官僚、老百姓都无权祭天的。即便如此，虽然民间没有敬天崇拜，没有上帝崇拜的这种文化，因为它被皇家垄断了，但是还是留下了一些敬天信仰的痕迹，比如说大家常说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听天由命”、“天理不容”等等，都体现了上天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宇宙之上至高的准则。

中国文化史上，如孔子，他也信天命。孔子说：“君子有三畏”其中第一畏就是“畏天命”；再如孟子说的“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里讲的是天命选择的意思，就是要上天来选择的意思。如果要利玛窦来翻译，那就是上帝的选择了。中国人概念的“天”有两个意义：一个是物理意义上的天，一个是主宰神、至上神意义上的天，这是两个不同的“天”。“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这个“天”是神圣之天。皇天上帝选择天子，天子敬天保民，这是中国古代主流合法性的叙事。从中国文字记载以来就有君王祭祀上帝的传统，3000多年都没有中断，真正中断的历史距今天不到100年。

那么我们中国古代信奉的上帝跟《圣经》里面的God是一位神吗？这可是一个大问题了，很多基督徒都会认为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也有一些牧师，为了保持福音的纯正，他也说不要去搅和中国的“上帝”，干脆我们都不要用“上帝”这个词了，把“上帝”这个词还给中国人了，咱们就用“主”、“神”就行了。其实“神”这个概念在中国没有那么高，连土地也是“土地神”，一个漂亮的女孩叫她“女神”...对中国人来说“神”字不是一个至上的，所以如果我们不用“上帝”这个词而只用“神”这个字，实际上是降低了上帝的品格了，对不对？简单讲，“主”也是这个问题，“主”在中国是一个非常泛指的，主人也叫“主”，君主也叫“主”，所以这个也容易降低上帝的品格。但中国人没有人把“上帝”跟其它力量相混，因为上帝就是至高的。所以“上帝”已经是基督教一个特有的名词了，这么好的一个词为什么还要推出去不用呢？其实基督徒认为中国古代上帝不是基督教的上帝，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就是：一般基督徒一说“上帝”想到的就是耶稣，是“道成肉身”的耶稣，那么中国古代敬拜的上帝怎么可能是耶稣呢？因为耶稣是神性的，又是人性的，作为历史人物的因素，耶稣出生的时候，中国人敬拜上帝--有考古证据证明的--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所以中国古代人敬拜的上帝显然不是耶稣基督了。以耶稣基督的肉身来论耶稣生于公元年，中国从尧舜禹到商汤到周文王、周武王他们敬拜的上帝怎么会是耶稣呢？那肯定不是耶稣，如果从肉身来看就肯定不是耶稣；耶稣是上帝之“道”，“道成肉身”，如果按照“道”来说，那中国人是一直都在拜上帝之言、上帝之道，上帝之道就是耶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这个夏商周他们拜的就是基督。

“上帝之言”这个概念不是我编的，这是离现在3000年前周武王写的《逸周书》中说的。周武王认为“德”就是为“上帝之言是”从，然后“克播百谷”，就是去搞好耕种、搞好生产，好养育生命。就这两条：一条认真干活，一条敬奉上帝，这就是周武王说的。如果我们说我们敬拜上帝之道，耶稣是上帝之道的肉身化--“道成肉身”--那我们可以就像耶稣祂自己说的，在亚伯拉罕之前就有祂了，祂讲的就是上帝之道、是“word”、是““logos”（逻各斯）”这当然是永恒自在的了，所以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古代的上帝之言跟神性的基督，是可以探讨的一个神学问题。一般基督徒，为了保证福音的纯正，他就会告诉你中国古代拜的那个上帝（上天），不是《圣经》里面的神。试问如果不是《圣经》的至上神，那么中国古代人说的上帝（上天）是哪个神呢？那是个假神还是个魔呢？这些问题也不去认真探讨就武断地说“不是，不是”。我们说中国古代的“上帝”肯定不是肉身的耶稣，但是不是耶稣之道？是不是肉身中的“道”？这是可以探讨的神学问题。我们在中国传教，我现在越来越体会到咱们的牧师缺少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在传教的过程中就相当于当年有人非要讲图斯一样的，这样是不会达成传道的果效的。

中国古代的”上帝“不是肉身的耶稣，那是不是《圣经》旧约里面的上帝呢？就是现在我们称之为”耶和华“的那个上帝呢？犹太人不发“耶和华”这个音，他们用的词是一个英文词叫做“Yhwh”，因为他不敢发音，犹太教是不敢直呼神名的，这出于尊重，所以犹太人是不愿意用“耶和华”来称呼至上神的，他们只能称呼至上神的某一些特征，比如说“全能的”，比如说“主宰者”，一般都叫“阿多奈”就是主宰一切的主宰者（adonai）。后来有人研究“Yhwh”，认为应该发成“Jehovah”后来中国就翻译成了“耶和华”。

那么中国古代的”上帝“概念跟旧约里面”耶和华“有没有一些共性和一些不同性？这方面中国的甲骨文专家如郭沫若、董卓斌、陈梦家、胡厚宣等他们这些人对殷墟甲骨文上面的上帝特征进行过专门的研究。胡厚宣先生在1995年的一篇文章中总结说：商人（殷商的人），相信上帝的权能极大，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等等都是被上帝所控制、所驱使的，上帝决定天气的变化，决定农业的丰收和欠收，决定城市的修建成不成功，也决定战争成功不成功，而且还会降灾祸到人间或者是福佑人间，而且也能够保佑君王，也可能伤害君王，而且祂可以直接发号施令。如果按照胡厚宣先生所总结的殷商时候敬拜的“至上神、上帝”的这些特征，确实是可以说跟《圣经》旧约里面的“God”的特征非常非常相近的。后来郭沫若又说殷商的至上神跟以色列的至上神完全是一致的。我自己也专门找到青铜器的铭文研究了里面关于上帝的这些概念，我都尽可能把它排列出来一一对比，然后我自己也认为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这两者（与犹太教里面（旧约）那个上帝）确实是太像了。

只有一点差别，就是上帝直接对英王下命令的事儿很少，但这种情况在商朝也很少，但是到周朝就很多了。所以周朝的《诗经》里面就会有上帝直接去命令周王怎么做怎么做。比如《诗经•皇矣》上面就是说：上帝命令周文王说，你要拥有光明的德行，你不能放纵声色，你不能滥用杀戮，不能滥用刑戮，而且你不能完全依靠你自己的那点有限的知识，你能做的就是全心全意地顺从上帝的法则，跟随上帝的脚步，这就是你能做的事。只有一个质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中国在孔子编辑《诗经》的时候，按史书记载有3000多首诗，但是孔子在进行编辑以后只剩下了300多首，那么另外2700来首的诗歌到哪去了呢？而且那些诗歌里面讲的究竟是些什么内容呢？其实，那些诗歌里面大量的是宗教内容，有大量的颂诗，与《雅》和《颂》一样，是大量唱颂上帝和唱颂祖先的颂诗，类似《圣经》里面的Psalm 。

现在只要有考古发现，你就会发现考古发现出来的东西，宗教性都蛮重。比如几年前发现的清华简（战国的著作），清华简一出来，你看讲到商朝的时候，人跟上帝的关系非常密切，连厨师伊尹（后来当了商朝开国宰相），上帝还专门派鸟来启发他，教他怎么去给夏桀治病，以取得夏桀的信任。你看那时上帝直接的指挥都介入到生活的细节中来了，这些都是考古发现的东西，没有经过朝廷官僚进行清理的典籍里面都蛮有宗教色彩的。

中国文化有大量的丢失，所谓丢失，就是说官方会有意识地去毁坏他自己不认同的一些历史典籍，可以说选一部分毁一部分。中国文化大量丧失，尤其是中国的神学资讯的大量丧失，这是肯定的。即便是这样一种残酷的摧毁古代文献的做法，在诗经里面依然流承下来了《雅》、《颂》这些唱颂上帝、唱诵祖先得到上帝护佑的史诗性的作品。尤其是青铜鼎只要一出来，青铜鼎里面那到处都记载着与上帝有关的事。我就觉得很奇怪，青铜鼎铭文有这么多记载上帝的文献为什么在纸质的文件里面我们很少能看到呢？青铜鼎埋到地里去了，不容易被摧毁，而纸质的文献甚至竹片、木质的文献是非常容易被摧毁的，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大地上确实有魔影彤彤在阻隔上帝信息的传播。

中国历史上人要向上帝献祭，上帝介入人类的历史，而且“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意思就是“上天对人没有亲疏远近,只要有德就辅佐祂”。什么是“德”？德就是畏上帝之言、克播百谷，意思就是敬奉上帝，认真搞生产养育生命，所以叫“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就是中国古代“德”字的来源。上帝（上天）选择有德之君，驱逐缺德之王，决定国运的兴衰。所以，周朝的执政哲学就是以德配天、敬奉上帝、祈天保佑，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利玛窦他们用中国古代的上帝（上天）来翻译《圣经》的God这是绝对没问题的。这个上帝确实不是Jesus（耶稣），就是旧约里面的耶和华。犹太民族早期跟上帝的沟通，早期对上帝的认知就转化成了《圣经》的旧约，那么中国人早期对造物主的认知对上帝的认知，就转化成了刚才我说的这些青铜鼎的内容、甲骨文的内容、《诗经》里对上帝的唱颂的内容。还有历朝历代这个修天坛、祭祀皇天上帝等等，这些可见中国人跟上帝的关联没有完全中断。但是我们也不得不说，中国由于皇家垄断了对上帝的信仰，不允许其他百姓去接近上帝，造成了中国上帝文化的衰败，造成了历史上曾经非常辉煌的跟上帝沟通的这一历史，因此受到了阻隔。

想一想那些阻隔上帝跟民众沟通的力量是什么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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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要天人合一只有追随耶稣

我一直在找中国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道成肉身”的信息？客观来说没有。中国思想史上有站在天人之际立言的思想家--老子和孔子，他们某种程度上算中国式的先知，因为老子讲的道德经虽然强调了“道”，但“道”前面还是有天的，所以叫“天之道也”，老子讲的“天”也是一个人格性的存在，也是一个主宰性的存在；孔子“畏天命”的“天”也是一个主宰性的存在。他们都是传达上帝的概念，传达天意的，他们算是中国式的先知，但是他们是耶稣吗？那肯定不是。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类似“道成肉身”的耶稣的叙事，我们也可以概括地说，中国精神史上有“上帝”无“耶稣”，准确地说有至上神，但是没有耶稣。是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干脆信犹太教啦？犹太教关于至上神的概念非常丰富，但是犹太教不信耶稣，那我们中国跟犹太教很接近的，我们是不是信犹太教就可以了？

不是这样的，中国历史上，上帝（上天）跟人的距离是比较遥远的，甚至连孔子这样了不起的人都说“天何言哉”，那是天没跟他说话，他只把四季的运行、万物的萌生看成天的一种表达。天没跟他（孔子）说话，但是中国古代的圣人的“聖”字，有一个耳朵，意思是要听到了上帝之言，然后传达给人间，这个才是“聖”，那么孔子都没有听到上帝之言，但是他从四季的运行、从万物的萌生中，感受到了上帝的存在，感受到了上帝把得赋予他“天生德于予”，所以他最敬畏的就是上天。

孔子跟上帝的距离是遥远的，老子跟上帝的距离也是遥远的，老子总说“似乎存在”、“好像存在”，讲道的时候都是模模糊糊的。虽然知道有这个力量存在，但是不很亲切，距离也比较遥远。所以中国人从来都有天人分离的焦虑。所有的中国哲学家都会告诉你中国人最关心的就是“天人合一”，什么叫“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不就是要听到上帝的语言吗？不就是要听到天命吗？因为离得远，所以殷商的人是靠烧那些兽骨、乌龟壳，看烧的纹路来判明上帝的意旨。可见那是多遥远、多间接呀！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Jesus（耶稣）是变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就是说中国人的天人分离的焦虑，他要通过Jesus（耶稣）才能真正的天人合一，因为Jesus（耶稣）是比较近的，他是“道成肉身”像人一样的生活在我们中间了，他留下这么多的言行（我读《圣经》的时候，我喜欢看纯粹耶稣讲的话，我不喜欢看别人描述他的东西，我认为最纯正的信息是耶稣自己讲的那些话）。《圣经》里面最伟大的先知是摩西（Mose），最伟大的道成肉身是Jesus（耶稣基督），所以，他们两个是最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研究了中国古代的上帝跟《圣经》里面上帝的对比，你会发现有上帝无耶稣这正是中国人天人不能天人合一的原因。中国人要天人合一，只有追随耶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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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基本看法

今天我就讲这些，基本的看法就是：

第一，中国历史上有类似旧约的上帝，但是没有耶稣。

第二，正因为没有耶稣这样一个道成肉身的存在，所以中国人总在梦想着天人合一而实现不了。

所以，信耶稣基督、追随耶稣基督的脚步去信仰上帝，这正好了结中国几千年来“天人合一”的梦想。可以说，信仰追随耶稣基督，正好是实现我们祖先最早的渴望和梦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信仰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并不仅仅是成为《圣经》的信徒，也是了结我们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梦想，天人合一的梦想，也是成就我们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感悟，也就是中华民族曾经有过的上帝之言，得在成为基督徒的时候，才能真正体会到它的价值，这也是我们中国人自身的文化使命。

上帝是普世的，不分犹太人、中国人、罗马人，Jesus（耶稣基督）是普世的，不分犹太人、西方人、美国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帝是全人类的，上帝也是我们中国的上帝。我们中国人的祖先早就知道有个上帝，而且早就跟上帝是直接沟通，得到上帝的呵护。后来天人分离，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梦想，长期得不到实现，现在可以了。所以最重要的是，当我们把中国变成一个基督之国的时候，也是我们祖先梦想实现的时候。

中国精神史上没有耶稣，这正是中国精神所缺的，这是一个通过耶稣走进上帝的一个环节。天人分离这几千年的情况就应该在这个环节上得到解决，所以“有上帝无耶稣”的中国应当成为一个“有上帝有耶稣”的中国，我们应该把中国变为一个基督之国，上帝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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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外篇：搭建中国人走向上帝、走向基督的桥

我在哈佛大学做研究学者，一直在比较中国古典文献里面的一些经典概念，跟基督教还有犹太教的核心概念进行对比研究，这个过程中就越来越发现很多的异同点。所以，我觉得了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的心理，然后再借用中国的这些重要的传统，通过这些东西去传导福音、去承载福音的信息，这是一个保罗之路，这也是一个利玛窦之路。

福音最核心的信息就是让人信上帝，让人爱人，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这两条最核心的问题，最大的准则。所以我们用中国人最能接受的办法来让他们信上帝，让他们去爱人。如果我们传福音的方式惹来人的愤怒，惹来人的敌意，就证明我们违背了耶稣基督的教诲，这就是要让人按上帝的爱来爱人。考虑到这些，我就做了掌上国学院，专门去寻找中国典籍中上帝零落的信息，希望把这些零碎的信息，变成一块一块的砖、一片片的瓦，搭出一个一个的桥，让更多的人通过这些熟悉的概念，最后他可以走向《圣经》、走向基督、走向上帝。这是一个中国式的--为中国人走向上帝、走向耶稣基督而铺垫的，中国人熟悉的--桥梁。例如，《道德经》的第十章“为什么抱一？”这个“一”和《圣经》里面所描述的上帝有很多的近似之处。可以说，这是受基督的启示，受基督的启发，用基督的眼光去看几千年中国文化史的一个结果。

我还有一个非常真切的体会，我在美国的话，每到一处都会去参加教会的活动，我都会去教堂。你知道我体会到什么？我体会到基督教已经变成他们的一种生活方式，但正因为如此，他们失去了某一种激情，某一种传教的激情，是需要把人类变为上帝之人类的这种狂热使命感和激情。当与他们讲到中国基督徒碰到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要推动中国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他们都是表示好感，但他们没有激情，他们已经失去了当年利玛窦这些人的奋斗服务和牺牲的精神。美国是基督教在西方社会基础最好的一个国家，所以你们能看最近，比如说像川普这些人强调基督教对美国的重要性。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他们现在传教的使命感已经淡化了。

从这个意义上我突然体会到一点，当我回来接触了国内的基督徒，我发现虽然大家缺少知识，虽然大家知识性的眼光不够，但是内心有一种狂热的力量，这是我真实的体会。所以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我说，如果说耶稣带着门徒算是基督教的第一期的话，那么保罗、彼得进入罗马，那是基督教的第二期；第二期特点就是基督教的福音长上了希腊罗马文化的翅膀，它可以飞向世界。我觉得第三期就应该是到了东亚、轮到我们中国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会再给福音加油！这样改造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基督教国家，也是基督教第三期。第三期会是既有犹太教第一期的文化在里面，也会有希腊罗马的第二期的文化在里面，同时还增加了我们中华民族3000多年的一个文明的积淀。这将是基督教的再上台阶和再新发展，所以，我就开始做掌上国学院，希望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去清理他的砖砖瓦瓦。

好，谢谢大家，我们多沟通，如果有不对的地方，我们大家都可以交流。我们都是上帝的仆人，我们希望上帝之光照进每个中国人的心中，让大家变得更有尊严、更有力量、更能够战胜邪恶和死亡！再见！

◇ 主持人钦昊：

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富有智慧和激情的精彩分享。各位香柏的听友们，就像杨鹏老师给我们总结的一样，我们之前看到犹太基督教价值与希腊理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迸发出了惊人的能量，这个能量从欧洲辐射全球，在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爆发出来的创意和灵感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见的，也深刻地影响了我们今天的生活。给人类文明带来了无数知识上的、医疗上的、经济上的、慈善事业以及各方面的扶持。我们有理由相信古代中华文化与基督教的碰撞与融合也将迸发出惊人的能量，让世界震惊，或许与之前一次的大碰撞所释放的能量相仿。在这一切中，我们明确《圣经》至高无上的权威，并且一切被吸纳进基督教文明中的体系都要受到《圣经》最高权威的评判，去分辨中华文化中符合上帝信仰的最高真理的内容。相信忠于大公、教义、信经传统、《圣经》最高权威又吸纳了中国独特的传统智慧与文化底蕴的古代上帝信仰的基督教将成为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又一次祝福，带来全新绚丽的创造和广阔的无限可能，真正为人类文明奉上最持久和宝贵的一份贡献。

大家已经都看到杨教授给我们非常清晰的对比了古代中国的上帝（上天）与《圣经》中的上帝，他从古代的“德”谈到了中国将近3000年的敬拜真神传统，我们中国人断绝敬拜的传统才不过100年（这里讲的皇帝敬拜上帝）。从我们的《诗经》中就能看到古代中国人敬拜上帝的神学。当然，古代中国的上帝与旧约中的耶和华有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并不是新约中的Jesus（耶稣基督），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古代中国上帝信仰的时期远早于主耶稣降生的时代，当时犹太人也没有产生“道成肉身”的意识，那更别谈没有特殊启示的中国人。

从古代中国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种普世性的道德观能看到中国自古以来敬拜真神的传统。不过，古代中国的上帝信仰确实还是有一定的模糊性，孔子也感叹“天何言哉！”表明他们离上帝的遥远，没有一个亲密的联合，确实有这样天人分离的焦虑。现在耶稣道成肉身打通了人与上帝之间的阻隔，通过祂才能真正实现我们先祖盼望的天人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