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城，大学无城

这是Epoch非虚构故事大赛50强作品的第38篇。

以下为作者原文，未做任何改动。

小谷围岛上的内中外环将广州大学城切割成了三个巨大的环带。从内环到外环，这里既不是乡村，也不是城市，更像是一个乡村向城市演变的过渡性空间，一个城市快速发展的产物。它既呈现在我们视野之中，也存在于导游地图之间，但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到底住了哪些人，以及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里汇集着十所知名学府，居住着数十万大学师生，也有着原住居民、流动打工者、暂住者。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抱着不同的目的，通过不同的方式，但都以这里为起点，和这些环带发生着联系，产生了各自的空间感知。他们或许彼此互不了解，但都在试图嵌入这片区域，安顿自己的生活。（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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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城内环。图 | 百度街景地图

文 | 曾羽

          华南理工大学

“三点一线”的大学城生活

 

高考的阴差阳错，让邹怡选择了去一线城市的理工大学就读文科专业。

录取通知书到来的那刻，她做的第一件事，便是在百度上搜索 “广州大学城校区”，一个她将要生活四年的地方。看到有众多兼具人文和艺术气息的高校聚集于此，能够去隔壁学校蹭课、借书成了当时邹怡前往大学城的动力。

来学校报道那晚，邹怡领着爸妈转内环，本以为沿着地图上的环形路一直走，无论如何都能回到起点，可偏偏，就在走出去没多远的分叉路口迷了路。沿途相似的路标和一排排整齐却辨识度不高的树苗，让邹怡晕头转向。转悠了大半圈，她最终还是选择原路返回。邹爸爸却兴奋地给家里亲戚打电话，描绘着在大学城的所见所闻，“这地方太大了，一不小心就会迷路的”，大概是第一次送女儿上大学太过激动，眼神里还闪烁着光亮。

此后，邹怡也常在大学城内坐反公交车，然而在自己学校里，这样的状况还从未出现。鲜明的ABC功能分区虽是久遭师生诟病，但从宿舍到饭堂、教学楼或是图书馆的路都凝聚在短短十分钟的“三点一线”上，在邹怡看来“简单直接”也许是“大学城”追求效率的方式。

邹怡清楚地记得，大一时往来于这条路上，她总得在衣兜里揣上三张卡：一张大学城一卡通（简称“蓝卡”），除了洗热水澡，还通用于十所高校的饭堂；一张本校的一卡通（简称“绿卡”），通常在体测时出示；还有一张专门的图书借阅卡。不过到了大二，学校改造刷卡系统、推广本校校园卡后，邹怡便把“蓝卡”放到了洗手台角落里，往后出门都变成了“绿卡在手，畅通无阻”。

至于图书馆，邹怡偶尔会在赶作业或是期末复习时去个两三趟。连续几个学期，那电梯口 “大学城十校图书通借通还”的宣传易拉宝都没换过，但邹怡也只是匆匆看了眼就挤进了电梯，毕竟稍微晚来五分钟，五楼的自习室便会一座难求。同学说，这个图书馆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自习室，邹怡觉得这评价算得上贴切。

航拍中的某理工大学。图 | 华南理工大学官网

要是沿着那条“三点一线”的路往下走，它消失的尽头便是穗石村的入口。邹怡对穗石村并无多少了解，只是隐约记得当时在百度上看过相关介绍，“小谷围岛在未开发大学城前较为落后、闭塞，大部分岛上村民以种植果树为生；兴建大学城之后，保留了四个原始村落用以支持大学城基础配套设施建设”。

和大多数学生一样，邹怡对这些都不关心，穗石村东门广场的短短几排小食店不过是不想吃饭堂时的替代品，也是为数不多选择中的替代品。如果非要和村子扯上点联系的话，大抵也只有商家和顾客的关系吧。

流动空间里的经营主

邹怡常去一家馨城面馆吃云吞和花生酱拌面，辛姨便是这家面馆的老板娘。

辛姨从莆田嫁到广州已有二十多年，按年龄算，也是“半个广州人了”。如今学设计的大女儿已经开始找工作了，九岁的儿子还在附近穗石小学读书。五年前，她把店铺从综合商业南区搬到了穗石村东门广场，成了这条街上第一批入驻的商户。五年间，周边的店铺转让、关门、装修又转让的都有，馨城面馆的生意却一直火得恰到好处。

“我家的面在你们学校还是挺有口碑的是吧”，辛姨一边熟练地捞面、滤水、拌酱，一边和常来吃面的邹怡打趣。来大学城做餐饮前，辛姨曾在天河区的一家企业食堂里工作，加上当时丈夫还经营着一家小公司，经济条件也算宽裕。她笑称自己也是年轻时“见过大世面”的人，就算当年刘德华、周润发来广州开电影发布会都能拿到免费入场券，晚上下班后和工友们结伴逛夜市更是家常便饭。相比于现在十点后就人烟稀少的大学城，辛姨只觉得那样的喧闹是属于青春的。

但对于一个还处在物质积累阶段的年轻家庭来说，这样的热闹又是奢侈的，生活压力才是他们对都市生活最直接的感知。为了节省开销，辛姨一家搬来了大学城，每月四千的店面租金和一学期几百元的小学学费都让她惊叹物价低廉。

虽是晚上十点后才打烊，但每天与辛姨打交道的人，从民工变成了大学生，“以前餐桌上还没有扫码付款时，忘了付钱的学生第二天还会特意再过来一趟，读了书的人素质还是不一样嘛”，大学生的礼貌与信用总是让辛姨既欣赏又羡慕。

不过像辛姨这样，人到中年，儿女双全又事业有成，又何尝不让外人羡慕呢。她对现在的安逸很是满意，她总是说虽然居住在人少空旷的大学城，但空气质量和生活环境都好了很多，晚上不用把餐桌收进店面也不担心被盗，不过这样的安全感也算是不可多求的吧。

毕竟在人们印象里，深夜的大学城像个孤岛，耸立着为数不多的几栋带电梯的商品房，闪烁着不知为谁而亮的路灯；但也正是因为空旷，从学生入学以来岛上盗窃事件时有出现，甚至在前几年还有大案发生。

那些能把学生唬得一愣一愣的“大学城女学生失踪事件”，辛姨略知一二，“新闻主要还是学生关心的事情吧”。每天忙完闲下来的时候，她会打开微信跟家人聊聊语音，或是给食材店的老板微信转账，辛姨说习惯了当天结算，不然一个月累积下来，划账时看着数额会有点心疼。

当然也有例外的时候，前一阵子，店里雇佣的洗碗阿姨打算请假回老家，照顾怀孕的儿媳，于是介绍了一个想要接替她工作的同乡过来。辛姨看了看这个新同伴，半推半就没有答应，却在当晚结账时提前给了洗碗阿姨几天的酬劳，夸她着装整齐干活让人放心，即便要回去也多给一点以示奖励。

如果这些也全都忙完了，不看娱乐八卦和《三生三世》的话，辛姨也该去睡觉了，等到第二天醒来，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循环。若是问起何时可能会离开这里，离开这样的生活流程，辛姨说，“我也还没想好，至少要等到儿子上大学吧，像大学城里这样的大学”。

被城市化遗忘的村落原住民

白天没客人时，偶尔会有村里的老人坐在辛姨店门前聊天，他们总会聊起这些年大学城的变迁，聊到拆迁款和补偿金，直至不欢而散或是愤愤离开。

下午三点，在穗石牌坊后的凉亭里，只要不下雨，冯太和洪太都会来这里和其他老人下棋打牌。自从十年前土地被征用后，他们就失业了。要说失业让他们感到难过，那也不完全是的。

洪太指着凉亭后的外环马路，那里曾有她的一片田地。拆迁后，政府给每位村民都办理了社保、医保和每月四五百元的退休金，“老人（的生活）是比以前好过了”。依靠着这些补偿款，洪太不再务农，闲暇之时靠打牌来消磨时光，看着宽敞的马路和洁净的街道心情很是愉悦。

她只是有些心疼村里的年轻人，“建设大学城苦了年轻人，他们没什么事情可做了”，洪太的儿子找了一份清洁外环街道的活，工资不高，但有医保和社保。而其他年纪相仿的中年人要么留下来做清洁绿化、当保安，要么直接外出务工。

相比于洪太的“安于现状”，冯太对建设大学城一事有着更多不满。十年前，自己所在的区域被纳入大学城开发征地范围，对于依靠村民推动广州高校教育和城市建设的大事，冯太本没有到达坚决反对的程度，但是每人五万元的房屋补偿款实在太少了。

穗石村牌坊。图 | 百度街景地图

没有信息公示，经济损失又得不到合理的补偿，村民们自然不愿意配合大学城的改造。这一怨气，在他们得知河对岸的新造曾边村村民拿到了27万元房屋补偿款后，愈演愈烈。

直到今天，当人们以“广州大学拆迁”为关键词检索时，依然能找到一些有趣的新闻：警民新风扑面来，在小谷围广州大学城拆迁中营造出警民一家亲的和谐局面。

这则短消息实在是写的妙趣横生，用一个个动情的小故事串联出血浓于水的警民情深，像是公安局副局长对无理取闹的村民进行义正言辞又不失谦和的教育，像是民警们为闹事村民送上可口饭菜和矿泉水，顺便为其包扎干农活时弄伤的手指，以及村民们终于被警察的诚心与爱心打动，还送上新鲜玉米的圆满结局。

当然，凡是熟悉中国传媒的人都不难看出，越是花团锦簇，烈火烹油的和谐场面，背后发生的真实事情可能越是触目惊心。

这也是为什么冯太回想起十多年前的事，依旧耿耿于怀，“不公平”“不合理”“怨气大”是她激动到语无伦次的表达中反复提及的词汇，她很坚定地认为自己被欺骗了，自己的土地被贪污了。

只是随时时间推移，这样的积怨除了充当村里老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外，毫无用武之地。

与此同时，若是问起大学城的到来，是否让曾经封闭的村落发家致富？答案可能并不见得。据村委会的人说，自拆迁后，留下来的本村人远少于流动人口。尽管村里各色生意兴旺，但几乎见不到本地人在经营。

冯太随手指了指对面的一排店铺，“都是外地人在开店，本村的后生哪有这么勤快”。要说村里人都在干些什么，两位老人也答不上来。洪太只是能想起穗石小学边的祠堂里有些“很好”的活动——打牌打麻将，旁边菜市场和超市所供应的东西也足够日常生活。

五点左右，坐在凉亭里的老人们像是体内自带钟表一般，不约而同地起身，相互招呼着要回家做饭，不一会就都散了。

年轻学生的租房生意

而此时，邹怡正在牌坊处等待她的同学。因为暑假留校，学校又不供应空调，她们不得不在附近租房。今天正是和房东预约看房的日子。

和邹怡联系的房东——浩哥，是同学介绍的，不过令她惊讶的是，这位房东竟然是同校师兄。浩哥来大学城读书已有七年了，他的亲戚是穗石村村民，四年前就把几栋房子的租赁业务全权交给了浩哥，自己则安心地坐收房租。

这么一解释，邹怡心中“当地村民靠着收房租来发财致富”的刻板印象再一次被打破，她没料到不起眼的空间里，竟也有这般多元复杂的流动。不过浩哥只是负责和学生打交道、签租房协议，涉及到入住以及具体的生活细节问题，都由帮手华哥打理。

邹怡她们要去看的第一间房，得从外环边的小路拐进去，沿路一旁是矮小的草丛，时不时有家禽蹿出，另一边是布局凌乱的居民区，给人一种临时拼凑起来的印象。不知道这里的路灯夜晚会不会亮，但即便是在白天经过，邹怡的同学就已经在担心出行安全问题了。

浩哥一边在前头走着，一边向她们介绍几款房间的布局和价格。听上去，如果是短租的话，能有的选择已经不多了。“除了1-2月过年是淡季，其他时候都是正常的，如果是要租到12月的我都会让他们多签两个月”。

浩哥怕邹怡她们有所顾虑，还特意强调自己做的都是学生生意，像带孩子或是送快递的租客都会回绝，不是有所歧视，只是担心不同的生活习惯会滋生治安问题不便管理，所以信用和安全上都能够保障。

所看的第一间房在一楼，窗外便是另一栋“握手楼”，有些阴暗潮湿，邹怡并不满意。于是隔天中午，她们又被带去了靠近穗诚超市的一栋楼，浩哥敲开了三楼的一扇房门，这间房内的住户到月底就要退房了。开门的男生似乎还睡眼惺忪，里面拉着窗帘，探头进去能看见还有一位女生坐在床沿。邹怡她们像是被带来的不速之客，站在门口有些尴尬，不好意思多看，生怕打扰到租客。

不过靠路口的房间确实方便一些，采光条件也还不错，邹怡和同学没有多想，这次看完几间房后便交了定金。写收据时，浩哥还是忍不住说，“其实，要是村委会能够对房屋租赁业实行分类管理，划分片区、列出规范、评个星级，我们学生过来，也不会那么担心在这里住是否安全”。

七年的时间，浩哥在大学城从学生变成了“二房东”，但不变的是见证者和参与者的身份。相较于他所见过的深圳大学城三五年内的迅速发展，广州大学城这十年间在人才集聚上的变化是缓慢的。“当初的整体规划没有落实好，基础配套设施还跟不上，就算有了新校区，老师都不愿意过来，来到这里都会感觉陌生，没有太多归属感”。若是没有强大的师资和人才做基础，再多的规划都会走向纸上谈兵，这便十分尴尬了。

说是这么说，浩哥话末还是补充了句，“大学城它会发展起来的”，没有犹豫。

而这些，都是大学城

如今再到内环走一趟，会发现大学城内的高校基本都装上了铁栅栏，通往学校的入口都挂着“禁止外卖进入校园”的告示牌。除了空间上的临近，各校之间教学资源共享的提议已日渐式微，与当初规划时所提倡的“开放共享、优势互补”大相径庭。大学城与村落的交融，也仅处在经济上高校后勤社会化的阶段。

但毕竟在经济开放、教育重地的广州，大学城的发展又有着无限的可能：近几年跟广州大学城相关的规划并不少，像是2013年被纳入“广州国际创新城”一期核心区，2016年将顺德片区打造成广州大学城的卫星城，2017年将要入驻的思科智慧城；以及这两年，十所高校内建成的创新创业平台，培育出一大批领军龙头企业和优质孵化器。显然，广州大学城，都被放置在“产学研”供应链上的重要一环。

教育科技所带来的经济发展，变化的数据人们有目共睹；城市建设所导致的文化贫乏，生活其中的人也能真切地感受。不得不说，这两者确实有些矛盾。如果能把整个大学城比作一个城市，这正是我们太习惯于用“城市发展指标体系”与“城市综合竞争力指标体系”来衡量一座城市，或是一片地域；用其特定的权重和比例来评估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的结果。我们往往忽视了，在这一算法和逻辑背后，其基本预设却是主要将城市看作一个经济体，甚至只是把城市当作经济发展的媒介，而不是关心城市中活生生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对这片区域的空间感知与认同。

实际上，城市既是经济载体，又是人们生活交往的场所，是创造意义建构认同的空间；这些活动不仅是在城市“内部”完成，还与其他城市和要素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内部一词之所以打上引号，是因为受到信息经济和全球化的深刻影响，内部不再是里外之分，更是一种网状连接的状态与方式。置身其中的人与物在城市汇聚，造就了连结与脱节、移动与定着、交融与分化等诸多紧张、暖昧的关系，也正是他们聚合与互动的方式，塑造了城市。

而上述的“他们”，是十所高校聚合的空间，是被迁离出家园的原住民，流动空间中的经营业主，也是被安放到城内的师生，更是被认同与共享的空间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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