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曾遭审稿人剽窃的论文，拖了10年终被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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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曾遭审稿人剽窃的论文，拖了10年终被接收

2019 年 4 月 6 日 科学网

十年成一文

作者 | 张艺琼

徐晓（科学网博主——小编注）有一句很经典的话描述我写论文的状态：不可艺琼写论文。所以，以下故事大家娱乐一下就好，实操千万别学。

2019年4月3日，一篇论文被接收了，是我读博时候的一篇课程论文。

我翻了一下当年的文档，2009年4月2日我把这篇课程论文完稿提交给了老板，整整10年。期间见证了学术界的很多美好和丑陋，这会得空一刻记录下来。

我总觉得学术界的成功学太多了，挫折和失败往往都被刻意遗忘或忽略，但挫折和失败对成功的意义某种程度上说来比成功的经验要更重要。

当年的课程论文老板评价很高，给了A+，后来实验室一个visitor也看了，也觉得很有价值，让我改了投期刊。

于是开始了漫长的投稿路。

2009年那会我对投稿是没什么概念的，非常迷茫。

不久，碰巧看到一本书在征稿，Routledge出版社的，觉得主题很吻合，就投了book chapter的摘要。

那个时候我刚开始进入学术界，觉得能出一个书章论文就很好了。

摘要很快被接受，书的主编提了不少修改意见，让我对文章的修改有了一些把握。

不久，编辑问，不出书了，准备在Journal of Second Language Writing做一个专辑，问我愿不愿意。我当然愿意了。

那会大概已经是2010年下半年了。这个时候我才告诉老板这篇文章的计划去向，我以为她会表扬我的，结果没想到她暴怒，她不同意。

她不搞外语教学，她对这个期刊没概念，并且因为我没跟她沟通，她其实已经为这篇文章选择了几个可行的期刊，都是基于符号学理论的教学这个大方向的。

我那个时候因为是停薪留职，要回国的，跟她说中国就认这个，这就相当于中国外语老师的CNS，你让我投符号学的，我们接受了的那篇在Semiotica，这是符号学最好的期刊，可是中国圈不玩，我评职称估计都会有人问这是啥玩意。（备注一下，2010年我的第一篇文章被Semiotica接受，那个时候这个期刊确实很好，很难，最近几年似乎已经呵呵呵呵了。）

老板说，你要把目光放长远，你要赢得国际圈的地位，不是中国圈。

我俩说着说着就吵起来了，我觉得老板不懂我的苦，老板对我恨铁不成钢。

忽然，老板摔门而出，跟我说，到此为止，以后不想再为这个事情浪费时间。

我坐在那个会议室，委屈得不行，但泪水死活就是憋不出来。

过了10分钟，我觉得我冷静了，老板也该冷静了，去敲她的办公室门（那会我们在国大有栋别墅做实验室，她的办公室就在会议室旁边）告诉她我还是希望投JSLW这个期刊，我知道它的地位，知道我为这个事情承担什么样的后果。

老板说，好，你自己决定，this is your work。一笑泯恩仇。

继续改来投JSLW。

当时special issue的两个编辑都很负责，也很认真。他们在第一轮就给文章提供了非常详细的修改意见，让文章有了很大的进步。也让文章从符号学的视角慢慢转向了语言习得的视角。

也是因为有这个经历，从那以后基本只要有special issue找我写文章，不管期刊是不是I刊，我都写，我知道那些修改意见对我的成长很重要。

按专刊编辑意见修改后提交到期刊，期刊送外审。

两份意见回来，一份是minor revision，大概率是我们符号学领域学者的意见；另外一份是完全不同paradigm的狂批后拒绝，一看就知道是非常严格实验派下出来的二语习得人的意见。

狂批的一个理由是这是一个serendipitous的研究，还有很多其它的各种冷嘲热讽，一个高度情绪化的审稿人。主编的处理意见是修改后重新提交送审。

当年我年轻气盛，不知道没有被拒其实已经是个很好的结果了。

那会我的另外两篇课程论文都已经被接受，都是很好的期刊，自我有点膨胀，被第二个评审人的情绪给带偏了节奏，觉得我怎么能被你这么羞辱！

写了很长的邮件去反驳，告诉editor这个审稿人不fair，其中关于serendipity的argue我依然记得是这样回复的，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研究的想法都可能来源于serendipity，哪怕严格的实验研究也可能是out of serendipity，这不是啥见不得人的事情，你要批我的不是我的这个研究idea是不是serendipity，而应该看我的研究设计是否严谨科学，足以回答我的研究问题。

洋洋洒洒怒对回去以后，我跟编辑说我要撤稿！那个邮件发出去的爽阿！

至今我有时候都自豪地宣称，我可是从JSLW撤稿的人，虽然我从来没在那发过文章，哈哈哈。

当然我当时也跟专刊编辑沟通过，他们同意我的撤稿。不惑之年的我已经没有任何撤稿的勇气了。

当时也考虑到已经到了2011年底，我的主要精力应该放在我的博士论文，而那个课程论文跟我博士论文毫不相关，会分去我很多精力。

论文不能放，一放就很难捡起来。

到了2012年底我博士论文答辩完了，我觉得该把那个已经差不多的先扔出去。仔细看了第二个审稿人的意见，一边笑话他的浅薄和情绪不稳，一边按照他的意见修改了。

先是投了Written Communication，结果第二天主编就告诉我不适合他们的期刊。寻觅了一下，发现Linguistics & Education是合适的。于是2013年上半年投给了LE。

过了半年，意见回来，是Major revision。这一轮依然碰到了实验派人的鄙视。

但我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气盛，把他们的鄙视放一边，按照要求改完2013年底提交了。

提交了以后又等了半年，2014年6月修改意见回来。这一轮已经不是major了，给的修改时间也不长，编辑说我希望你能修改了返回来。

2014年8月我在荷兰上Utrecht Summer School的课，上课之余没有欣赏荷兰的美景，每天跑去Utrecht University那个超有感觉的图书馆坐着，就是想把这篇论文改了交回去。

我合作者天天笑话我，你犯得着飞来荷兰改论文吗？去玩吧，回家再改。

每天在玩和改的纠结中，我突然发现了一个editor和reviewer都没指出的硬伤，卡死了。这个坎我自己就过不去。

然后在我回国前一天，我跑出去玩了一天。回来后差不多开学，上课各种事情，那个坎怎么都过不去了。

过了8月那个deadline，我给编辑写信，编辑说你可以延后一点交。可是我竟然就一直没交！

我没想到这一延就是4年。

那个坎我过不去，并且那篇文章跟我博士论文的东西不大相关，2014年的时候我最着急的是把博士论文的东西扔出去，于是就把它放在了电脑的某个角落。

在我博士论文修改的时候也犯了个策略错误，就是我从最难的一章开始改成期刊论文，还跨界投到Science Communication。长达两年时间没有接受的正反馈，让我对人生产生了怀疑。

如果我先从已经基本成型的那两章开始会好很多。但是人生没有如果。

2015年忙折腾博士论文的东西，2016年忙带娃，2017年忙专著。我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去动那篇文章了。没想到一个狗血的事情来了。

2017年底Written Communication的一篇文章推送进到我的邮箱，我看题目很熟悉就去看了文章，看完当场泪奔，大哭了一场。过去这十几年唯一一次痛哭流涕。

狗血的事是，我那篇论文的框架和方法被换了数据出来。我基本可以确定作者是当年的reviewer之一。

我的数据呈现方法，我的分析框架，那么熟悉的东西竟然就被别人用来包装他们的数据出来了。

我关门大哭了还觉得不过瘾，跑去找一个熟悉的同事抱着哭了一场。那种被剽窃的感觉真的很崩溃。

我写信问老板怎么办，要不要给LE的编辑写信投诉这个reviewer，老板说yiqiong，不要，改文章，cite他们，这是最不消耗你精力的方法。

于是我去文件堆里把这篇文章翻了出来，翻看了以前reviewer的评论，看到了他们毫不吝啬对我文章的赞扬，用了innovative, inspiring, though-provoking, promising direction of study等等的词语。我泪眼婆娑，觉得自己的拖延真是对不起自己曾经的深度。

我又去检索了一下文献，我发现10年前我提出的问题，学界至今还没有太多相关研究去讨论，而那个问题对教学又是那么的重要。

于是，痛定思痛，我决定要捡起这篇文章。但是因为我的拖延，方法已经被reviewer 抢先了，文章对这个领域的贡献就已经从当年的方法上的创新落到了现在的观点上的创新了。

我只能接受现实。我写信问editor我还可以再投这个期刊不，editor说欢迎我投，但在cover letter写清楚这个文章的前生今世让他们更快处理。

2018年下半年我花了两个月基本重写了文章，不再用我原来那个提出的分析框架，因为已经被用了，并且我一直迈不过的那个坎他们也藏了起来。

我这些年发现一些新的问题要讨论，已经有别人提出可用的分析框架了，虽然叫法跟我当年不一样，我只能是move the field forward，而不能守在过去。同时也更新了文献。

10月底投出去。2019年1月底评审意见回来，这次显然都是我们符号学派的评审，对我文章的价值非常认可，当然要修改的地方也很老道，那些我想藏的问题一个个被他们翻出来要我必须正面address。

我找了一个朋友帮我看，她指出了我一些另外的问题。过完年我就猛改，改了3月中交回去。

不到两星期reviewer的意见又回来了，他们对我的修改很满意，说我态度很认真，很勤奋。然后editor说基本可以接受了，但还有几个小问题，有一个reviewer要我指出将来的研究方向。

我一一回应了交了，3号终于等来了录用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