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扬生：六块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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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扬生教授于一九八二年及八四年分别获得浙江大学工学学士、硕士学位，一九八九年获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颁授博士学位。徐教授于一九八九至一九九七年在美国卡耐基梅隆大学从事空间机器人研究，其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为中大前副校长及自动化与计算器辅助工程学讲座教授。二零一三年八月，徐教授经全球遴选获聘任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

徐教授所研究的领域包括机器人、智能系统与控制、设计与制造，近年专注于空间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穿戴式人机界面、智慧混合动力汽车等研究。徐教授发表了六部专著、300多篇国际学术期刊论文和国际会议论文，获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国际电机及电子工程师学会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以及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

本文转自公号“徐扬生”，特别致谢。

那是一个初夏的早晨，下着大雨，我穿着蓑衣在田野里干活，突然间听见有人在大声叫我，我抬头一看，是一位大队干部，让我立即去公社一趟。我问是什么事，他也不知道。我立即冒雨赶到公社，才知道是让我去代课，在一所学校里教英文和数学。

学校在小镇后面的一个村里，学校前面有一条小河，小河里长满了芦苇，芦苇丛里总能看到很多鸭子。学校后面是一望无际的油菜花田，金黄色的油菜花在阳光下像铺着金色的绒毯一样。我教的是初一、初二的数学和英文，教这些课程不难，老师们待我很好。同时，我自己不用烧饭了，可以去附近的一家面粉厂搭伙，去那里吃饭和取热水，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看书。

开始在初一班上上课时，我发现有一位坐在最后一排，个子高高，头发蓬松的男同学，他上课的时候总是注意力不集中，我一盯他，他就注意一点，但过一会就又去做别的事了。我了解了一下，这位同学姓C，是上一年级留下来的，成绩不太好，上课经常迟到，作业经常不交。我看他每天总是卷起裤脚，赤着脚上学，应该是经常在农田里干活的。C同学比班里其他同学可能年长一、两岁，所以看上去成熟一点，好像也还蛮懂事的，说话总是笑眯眯的，对老师也很有礼貌，所以我常常与他多讲几句。没过几天，他一见到我就远远地叫我，很亲切的。我当时心里就纳闷：“这孩子挺好的，怎么就是成绩上不去呢？”

后来有一天早上，他急急地找到我寝室来，手上拿着一大把长豇豆，他说是他自己家刚採的，送给我吃。我不能收他的东西，何况我自己也不烧饭的，所以我连忙说：“不用了，你拿回家去。”我看他好像很尴尬的样子。这时候，一位经常到我这里串门的H老师来了，一看这个情况，他就开玩笑说：“噢，你给老师送东西来了！好呀！东西留下，分数是不会给你加的，知道吗？”他当然是开玩笑的，但C同学的脸一下子就红到了耳根，我急忙说：“别开玩笑了，他又不是要加分的。”看C同学窘迫的样子，我也不好再推辞。又问了问他最近的情况，临走的时候，我从抽屉里取出两块从城里带来的饼干给他，他很开心，立刻就放在嘴里边吃边走了。

C同学的成绩开始有所好转。我上课时也故意多提问他，尤其是那些比较容易的问题，我故意多给他机会回答，他几乎每个问题都能答得上来，我也很为他高兴。紧接着有一次测验，晚上我在阅卷时仔细看他的考试答案，还真是不错，有58分，虽然离及格还差两分，但与他之前的成绩比较起来已经有很大进步了，只是还是不及格。

第二天上午试卷改完发下去了，同学们都争相看自己的试卷，询问别人的分数，我特别留意到C同学，他一个人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卷子，看起来闷闷不乐。那天课堂上他没有以前那么活跃，低着头不吭声。我上课的时候走过他的位置，不经意地发现在他练习簿封面上的任课老师（我的名字上）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红叉。红色的叉，在那个年代意味着是“坏人”。我心里一紧，原来他现在把我看作“坏人”了，他大概觉得我是可以“帮”他的，但没有帮，所以，我一定是个坏人。

之后，我找了几个同学来我办公室帮我改全班同学的作业，我故意把C同学也叫上。同学帮老师改作业有很多益处，改人家的作业可以加深印象，帮助自己不犯同样的错误。C同学来是来了，但还是很不开心的样子。等大家走了之后，我留住他，表扬了他，我说：“你的数学进步很快，这是你在学校最好的一次考试成绩，是很不容易的。”他没有说话。走的时候，我从抽屉里取出两块饼干给他，我说：“这是奖励你的。”他拿在手上，低着头，也不道谢，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C同学的成绩一直在进步，可贵的是上课特别专心，作业也每天按时交了，上课还主动提问，我从心里为他高兴。他也经常来我寝室问问题，似乎已经忘记了以前的事。到了期末考试，他这次考得非常优秀，我记得是92分，我在课堂里分析试卷后还点名表扬了他。我看他也很兴奋，把那张试卷翻来覆去地看。课后我回到自己的寝室，他跟了过来，我又表扬了他这次考试的表现，没想到他的眼里闪起泪光，轻轻地对我说：“徐老师，我对不起你。”我连忙说：“什么事？”他说：“我在你的名字上打过叉，我在同学那里说你是个坏人。”我一听是那件事，连忙说：“没关系的。”我劝慰了他一会儿，又给他拿了两块饼干，我说：“你是一个诚实的孩子，我要感谢你。”

那天，他在我宿舍聊了不少，后来我又陪他走出校门，沿着学校前面那条小河，走了很久。正是黄昏的时候，村民们在赶着鸭子回家吃饭，山坡上开始升起缕缕炊烟。我说：“你赶紧回家去，把考试卷带回家，告诉你爸爸妈妈，也让他们高兴高兴。”但他说他爸爸在外地养蜂，终年见不到一面，妈妈也不会关心他读书的事，就是告诉她她也不会在乎。说着说着，他的眼眶里又涌出了泪水。他说他家很困难，弟弟妹妹多，现在又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妈妈给小孩们都是吃稀饭的，一锅饭里的米很少，都是一些素菜和萝卜，小孩吃了以后，不一会儿就会饿，就会哭，所以他妈妈总是在吃完饭后立刻打发小孩们睡觉，这样小孩就不会哭。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做作业，只能在每天早上上课前胡乱写点作业交给老师。我听了心里很沉重。从那时开始，我在准备教案时，总是在课堂上留出时间给学生们完成我这门功课的作业，这样学生离开课堂后就不用再多花时间了。我后来在美国、香港的大学里教书时也一直是这样做的。

多年后，我回那个学校时见到了当年的老师们，他们告诉我，这位C同学一直对人家说，我给过他六块饼干，说这六块饼干让他变了一个人。其实我心里很感谢他，他不仅告诉了我许多我不知道的事情，还教会了我应该怎样批评和引导学生，让我真正体会了做老师的快乐。

回顾几十年的教学生涯，作为一个老师，如何指出和批评学生不对的地方有时候真的很难。大家都知道，学生要正面教育，没有人愿意接受批评，庄子云：“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恶人之异于己也。”我们自己也不喜欢听人家的批评，然而不对的地方，还得指出来，这对于每一个老师来说都是个挑战，所以有时候，我常常感到两难。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的理解是，教育就是让受教育者重拾自信。这个“自信”尤其在他感到挫折，感到气馁时更为重要。如何让他重拾自信呢？我想“尊重”这两个字可能是最重要的。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尊心，这个自尊心是如此珍贵，以至于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伤害它。从前我看过一个故事，说是在日本的两兄妹，父母早亡，两兄妹相依为命，后来哥哥投奔一家寺庙当和尚，而妹妹在城里打工。二十来年后，哥哥成了誉满全国的禅师，妹妹也靠自己的努力建立了家庭，生了一个儿子。可惜的是，这个儿子好吃懒做，不去读书，整天结交一些地痞流氓。妹妹给远方的哥哥写了一封信，问他能不能帮她教教这个外甥走上正路。这位禅师有一次路过妹妹的城市，在她家住了几天，妹妹想这下好了，哥哥一定能开导一下她的儿子，可是几天下来，禅师一句话也不说。临走时，禅师在门口取鞋子，弯腰系鞋带，系了几次系不好，外甥一看，过来帮助舅父系鞋带，系完后，舅父轻轻地感叹道：“年岁大了，做什么事都很困难，凡事要趁年轻啊！”就是这么一句轻轻的话，这位年轻人听进去了，从此痛改前非，蜕去过往的恶习，做出了自己的一番事业。

人的一生就像一只偏心轮。轮的外圈是正常的圆，而内圈是偏心的，我们走的每一步就像装在内圈的轴，相对于路面，有时候会走高，有时候会走低。做老师的，做朋友的，我们就是要在他走低时，俯下身子，扶他一把，撑他一把，给他一点耐心，使他的轮子能够转过去。轮子的转动有外部因素，比如说路面的环境和外面的动力，也有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偏心轮上如果有足够大的惯量，自己就能驱动起来。对一个年轻学生来说，老师也好，学校也好，对学生这只轮子的作用，既管外部的环境，又管内部的惯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教育对一个人的成长是重要的。

我还记得离开学校的那一天，一大早我就背着好几个大行李包裹来到汽车站，去买票的时候，那个售票员是和我在同一个厂里搭伙的，彼此面熟，他告诉我有一位学生已经帮我买好了票，我吃了一惊，问他是谁，他也不清楚，只说学生买票的钱都是皱皱巴巴的零钱。我也想不到是谁，因为班里很多同学都知道我要走了。等了一会儿，车来了，我把行李放上车，坐在车上，我往村里的方向望过去，漫山遍野是金黄色的油菜花，突然远远地看到高高的铁路上站着C同学，还是穿着那件黑色的衣服，赤着脚，一只手拼命地向我挥着，另一只手牵着他妹妹，妹妹的花头巾迎风飘得高高的。

配图/萧勤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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