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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全媒派(ID:quanmeipai)
文 / 腾讯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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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一条奥巴马本人痛骂特朗普的视频迅速蹿红网络。前半段视频里是一段图像和声音都非常“奥巴马”的讲解:“这个时代,你可能看到我们关于我们从未说过的话的石锤,比如说‘特朗普XXX’。”紧接着画面切成两半,《逃出绝命镇(Get Out)》电影导演Jordan Peele出现在画面右侧,他的声音和嘴型完美移植到了奥巴马的画面里。
这是BuzzFeed联合Peele和猴爪制作公司推出的视频,应用了目前饱受争议却广泛应用的后期制作软件,DeepFakes——视频剪辑能随时呈现一段你从来没说过的话,一些你从来没做过的事,比如奥巴马这段视频,代价只是56小时的加工剪辑和一位专业视频编辑助理而已。
事实上,这种“移花接木”也已经不算新鲜事,一些色情影片里,名人的脖子以下和ta本人毫无关系。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到今天,技术的实际应用常常事与愿违。
DeepFakes的谷歌相关搜索
有心造假的难度越来越低,一些免费AI软件就能实现,FakeApp就是其中翘楚,只要被移植对象的图像资料足够多,就能轻松实现移花接木,总统、名人和公共人物就成了重点目标,依靠手机端造假的视频已经在Reddit和Discord上大肆流传了。
互联网从来都具备后现代狂欢的基因,从俄罗斯机器人的钓鱼网站,到Facebook信息流的上瘾操作,大众造假就是当前的媒介货币。身份认同变得极易变动,匿名者在制造粗俗与困惑,骗子能盗取人格的完整画像,DeepFakes似乎达到了互联网历史的顶峰。
“真实”二字变得毫无力量
俄罗斯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曾说:“真实”是少数几个不打引号时毫无意义的词。他打了个讽刺的比喻:你我同时看着一个事物,你怎么知道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相同的呢?同样的,基于合理性和经验主义,媒体、政府和学术组织是在帮大众整合舆论,教我们正确描述这个世界,哪怕脆弱的舆论在这几年正一步步走向瓦解。社交媒体带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每个人的资讯环境里都充斥着固有的偏见,以及不合规的事实。特朗普对谎话与阴谋的纵容,也在加速迎来一个非真相时代。
但似乎很快,我们又会迎来一个纯真年代。我们所处的世界,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换句话说,现实世界的崩盘已经不远。
我们依赖现实,渴求现实,仿佛活在亚伯拉罕·泽普鲁德镜头描述的世界里。当初肯尼迪总统被刺杀,达拉斯裁缝家里8mm家用摄像机正好捕捉到的影像作证了这一事实。在美国,未剪辑过的视频有着极大的权威性,因为犬儒主义作祟,公众对媒体的报道及其对事实的加工已经产生了盲目和非理性情绪,也是对近百年来的广告、宣传和夸张的电视新闻的过度反映。
每一次丑闻被“记录在案”都会搅动大范围民众愤怒,上两届总统大选中,这些真实的影像资料就起着重要作用。2012年,米特·罗姆尼在佛罗里达筹款时公然抨击47%支持奥巴马的美国人,指责他们是联邦政府抚养的弱者,刚好拍到这一幕酒保毫无疑问摧毁了罗姆尼的总统竞选之路。如果仅仅记录一些言语,或许不会产生这样的影响,而这个从间接角度拍摄的视频里,记录着餐具碰撞的叮当声响,来回穿梭的服务生手捧的纸巾,说服力远远超过了文字。
在《走进好莱坞》纪录片里,特朗普曾吹嘘自己性骚扰某位女性,但他竟然没收到什么波及。好在这一事件成为了引爆其它社会冲突的导火索——一段记录运动员Ray Rice从酒店电梯拖出昏迷的妻子的加长监控录像曝光,引出了NFL对传闻已久的家暴事件的回应;2016年明尼苏达白人警察枪杀黑人Philando Castile事件中,Castile的女朋友录下全程,并把视频放到了Facebook。关于警察暴行,此前的报道一直没有引发公众愤怒,但这段视频的疯狂传播才让政治家,甚至是少数强硬保守党评论员意识到长久以来他们忽略的虐待问题。
我们相信自己的感官和目之所见,但这些伪造视频的出现正好可以利用大众的心理。密歇根大学的Aviv Ovadya将其称为“信息天启”,这些伪造视频只会带来更多动乱。“披萨门”(4chan网站编造出民主党捐款大户彗星披萨店老板John Podesta有娈童癖好,民主党高层在此事中脱不了干系)事件里,如果后期剪辑时加入老板色眯眯看着儿童的画面,这样的假新闻想必会引发公众一轮新的情绪爆炸。
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只限于假新闻的扩散,伪造视频会让我们相信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政治家和宣传人员会充分利用这样的怀疑。一旦曝出不当行为的录像,嫌疑人可以轻易否决,提出录像为恶意编造。特朗普采用的正是这种策略,尽管他开始承认《走进好莱坞》的视频真实性,现在却私下引导大众怀疑视频不是他的真声。
人工智能让真实世界的崩溃加速
换句话说,伪造视频最终会摧毁我们的信念,不再认可对公认现实的强大共识。谷歌科学家Ian Goodfellow在《麻省理工科技评论》中所说:“长久以来,我们信任视频展示的真实世界,这一点实属侥幸。”
人工智能的目的并非让现实崩盘,但这的确是一些技术成果无限堆砌的结果,至少是无心之失。我们认为硅谷的故事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国际先进研究基金会,基金会和斯坦福大学的传奇工程实验室相隔不远,专注于LSD(麦角酰二乙胺,一种致幻剂)实验,周围的技术人员则不可避免地借科学之名,参与致幻行为研究,他们想发明新的机器,像药物一样实现人的意识转移。如此一来,电脑就能在现实中撕开一个口子,帮助人类从日常繁琐的事务中解脱出来,将精力用在其他事上。史蒂夫·乔布斯称,服用LSD致幻剂是他“人生中两三个最重要的体验之一”。
真假虚实掺半的视频不是技术人员让我们脱离真实的最终结果。VR就是一个例子,营造一个让人置身另一个空间的景象,通过眼睛和手柄“欺骗”视觉和感官。视频游戏则是将玩家置身于交替出现的场景,植入另一种叙事。然而,即使游戏让人上瘾,也还未完全实现浸入式体验,VR或许可以实现这种效果,让人看见或完全感知到游戏角色的世界。几十年前VR技术被初次应用后,致幻剂反对者蒂莫西·利瑞(Timothy Leary)说,VR是“新型LSD致幻剂”。
VR技术让这个世界更有趣了,但如果大肆宣传VR的扩展应用,如个人电脑和社交媒体,或许会让VR技术成长为一个庞大的行业,让消费者沉迷,也容易被大公司如Facebook等掌控,而VR技术“颠倒事实”的特点无疑会进一步操纵消费者。VR设计师曾说,在一些恐怖体验中,不少消费者摘掉设备后依然有强烈的情绪反应,也有研究表明,用户重返现实世界后,VR依然会影响其行为,或多或少让他们做出利他行为。
德国研究人员在试图破解VR伦理时曾警告称,VR的“全面性”,可能产生“精神或行为上的强大操纵能力,尤其背后有商业、政治、宗教和政府对其支持”。VR先驱Jaron Lanier在最近发表的研究报告中表示:“从未有过哪种媒介能如此真切地描述美丽,面对恐怖时又如此脆弱。VR在测试我们,比以往任何一种媒介更能放大我们的性格。”
或许社会会找到方法解决这些改变,或许我们可以学会在驾驭它时保持批判精神。不过目前为止,人类面对欺骗和愚弄时表现出几近无穷的易感性——轻易陷入自己信仰或自我投射的世界中去,无论有多古怪或多错误。政府在面对新技术带来的社会挑战的回应越来越慢,或许这次会直接避开。现实世界怎么构成?我们无法从认识论层面分析:它同样也是政治问题,需要政府澄清某些深入人心的疑惑。
少数人或许还有时间或能力把精巧的幻想从真相中分离出来,但我们最希望的,是将问题外包,让报纸或大学,这些值得信赖、经过训练、掌握知识的团体重建文化权威。或许意识到危机的大型科技公司,也要承担其这样的责任。比如说,在掌握着新闻和信息最重要的入口后轻易地压制伪造视频的传播,但同时,他们需要承担起现在所回避的社会责任。
2016年,俄罗斯通过Facebook干预美国总统大学,Elon Musk坦白他理解人类生活,他讲起一个在他圈子里非常流行的牛津哲学家的理论:我们都活在电脑虚拟世界里,仿佛科幻电影或电子游戏中的角色,“我们生活在真实世界的可能性可能不过数十亿分之一。” 如果处理掌控未来信息和希望的科技行业领袖不相信现实的存在,或许我们再无希望脱离当前的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