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大国竞争的新时期。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在全球权力结构中形成了复杂的三足鼎立局面。最近人工智能方面的技术进步使这种多变的国际动态进一步复杂化。学者、政治家和高级军官已经意识到,人工智能的融入是军事事务中一场新革命的起源,有能力改变权力的战略平衡。美国在中东被二十年的反叛乱所困扰,并受到仅延伸至2025年的长期人工智能战略的阻碍,没有准备好进入这个 "第六代 "军事能力,以确保其战略利益。这种人工智能化的部队将由半自主和自主系统定义,包括致命的自主武器系统。第一个开发和使用这些武器的国家行为者将在这个新时代获得对其竞争对手的战略优势。虽然美国目前在人工智能方面拥有优势,但由于缺乏前瞻性思维和重点投资政策,这种优势正在迅速消失。这是一份旨在解决这一差距的政策文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军事现代化模式为美国未来的政策提供了一条潜在的途径。虽然两国政府结构存在差异,但其中的几个基本原则可以在美国的制度框架内适用。因此,美国可以通过制定健全的投资政策、集中的技术发展计划和新的行动概念来确保人工智能的首要地位,以便在新能力出现时将其最大化。
大国竞争必须相对于其他大国的能力进行评估。因此,没有一种能力可以被评估为产生可持续的绝对优势。然而,在潜在的对手获得同样的能力之前,开发人工智能技术和应用为21世纪冲突设计的CONOPS的能力将在整个政治/军事领域产生一个暂时的战略优势。美国目前的公共政策和战略并没有延伸到25年后。随着中国准备在2030年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人工智能大国,美国为了确保长期战略利益,不能接受人工智能竞赛的现状。由于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速度很快,人工智能RMA的状态和抓住初始优势的能力正在接近一个拐点。建议美国采取侧重于美国在人工智能竞赛中的首要地位的政策,特别是在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的研究和开发方面。美国在这一领域保持优势的能力对于国家安全和参与21世纪人工智能辅助和/或人工智能环境的准备工作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是一项仍在开发中的未来技术,因此不可能确定致命性自主武器系统对战略环境的完整影响。本研究承认,对于评估一个未来武器系统的影响没有预测性的措施,该系统在实现其全部潜力之前还将经过几代技术的演变。然而,评估投资政策、技术和CONOPS演变的影响以及它如何影响军事准备、政治资本和战略环境的能力是有据可查的。
本文的建议将以1990年至今的中国军事投资战略为蓝本。在此期间,中国国防开支的增加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能力和军事力量的增长,为美国未来的人工智能政策提供了一个框架。由于全球力量是以相对而非绝对的方式衡量的,美国至少必须在多极环境中与不断增长的大国保持平等。虽然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战略的某些方面,特别是盗窃知识产权的因素是不切实际的,但那些关于教育和货币投资的内容可以被纳入美国未来的人工智能政策中。这项研究建议:
1.设立一个负责人工智能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的新职位,直接负责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整合到美国防部。
2.指示ASDAI为美国军队制定一个关于第六代能力的预期最终状态,每十年更新一次。
3.建立30年、15年和5年的人工智能目标,每五年更新一次,让各个机构,如DARPA、JAIC、国防创新部门(DIU)和相关组织负责特定的发展水平。这将使美国政策制定者有能力根据ASDAI评估和更新的多变的战略环境,为每个机构提供适当的资金。
4.成立一个委员会,负责发展和保留研究生水平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STEM)人才。
5.建立一个战略规划组织,负责研究和整合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因为它们出现在15年和5年的基准点上,以便在收购过程中纳入其中。
对这些政策的评估必须对照美国对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成就和进步。建立在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首要地位上的政策应该集中在教育和经济投资,新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初步发展,以及新的CONOPS的发展,以便在新的人工智能能力可用时充分和有效地进行。本研究报告的其余部分重点关注中国国防现代化计划对美国未来人工智能政策和建议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