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书 | 推开数字正义之门

2019 年 5 月 8 日 腾讯研究院

作者| 赵蕾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  

          曹建峰 腾讯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科技改变了人类的未来,互联网改变了我们的生活。从计算机到互联网,从人工智能到万物互联,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惊巨其变。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瞬息万变,而且这个变化是复杂的、广泛的、持久的、正在加速进行。根据2019年3月最新统计数据,世界互联网用户近44亿,占全部人口的56.8 % ;2000-2019以平均年1,114 %增幅,持续性增长。[1]

随着物联网与5G时代的到来,边缘计算(Edge computing)将实现数据的即时处理,决策系统可以实现从获取数据到进行指令的神同步。例如,5G无人驾驶中可以形成一种“现场指挥中心”——从传感器收集数据并将其传递给计算函数的速度越快,无人驾驶的汽车能像“人脑”一样,瞬间、及时决定应该何时何地转弯。[2]

在物联网、大数据、AI、5G等技术融合发展的趋势下,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等算法可以充分挖掘大数据蕴藏的巨大价值,让AI获得洞察力(insight),比人类更准确、更高效地解决各种问题。在万物互联的数据驱动文化(Data-driven culture)与数据生态系统(Data ecosystem)共同作用之下,人类迈入了全新的数字世界。

当互联网科技带来巨大生活便利的同时,也成为高悬在我们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从网络过度使用,我们开始关注数字健康(Digital wellness)问题;从Facebook个人信息泄露,开始反思当人的一切喜怒哀乐被数据化、算法化、货币化所带来的危害;从基因编辑婴儿案件,开始担忧科技伦理缺失可能导致的无法预估的风险。在万象更新的数字世界,在众星闪耀的人工智能时代,法律诸神逐渐隐去。何为数字正义?如何实现数字正义?成为人类进化与重生中新的问题。

全球数字正义理论的开创者、世界ODR教父伊森·凯什(Ethan Katsh)与奥娜·拉比诺维奇·艾尼(Orna Rabinovich-Einy)所著《数字正义——当纠纷解决遇见互联网科技》(以下简称《数字正义》)首次提出了互联网世界里的数字正义理论,指出数字正义理论将会逐步取代传统正义理论,成为数字世界的原则和准绳。数字正义理论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不仅是正义理论研究中重要的里程碑,而且也是我们通向未来、了解未来、掌握未来的指令与代码。

 

 早在1993年,罗杰·费舍尔(Roger Fisher)和威廉·尤里(William Ury)《谈判力》(Getting to Yes)一书中就曾断言:“纠纷必将日益增多。”这句话可谓一语成谶,用在互联网纠纷井喷的当下再合适不过。eBay每年需要解决买卖双方之间争议数量大约6000万件;根据2019年第一季度报告,全世界有27亿活跃用户在使用Facebook旗下的各种社交软件,[3]与此也产生了很多纠纷。

随着这些日益增多的纠纷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反观我们的纠纷解决机制却变得相对落后了。我们缺乏更加新颖、更加多样化的纠纷解决途径和预防机制。因此,《数字正义》一书的核心就是对ODR进行解构与建构,并且指出ODR未来发展的核心。而且更为重要的是,ODR不仅适用于法院外的纠纷解决程序,将ODR、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模式和新技术引入法院,重塑法院的组织方式和流程,我们正在一步步接近未来法院的雏形。

1

解构:ODR纠纷解决与纠纷预防的三角形结构。

任何成功的纠纷解决机制都可以用图1中的“纠纷解决三角形”表示。三角形三条边代表着纠纷解决的基本要素:方便快捷、专业知识、相互信任。而且,这个图形最贴切的比喻还是一个不等边三角形,因为任何系统都应该包括这三个要素,但重要程度不尽相同。如果系统要吸引用户使用,这三者都是必要条件,但是每一边的长度是一个变量,系统可以通过改变变量突出强调某个要素的重要性。


 图1:纠纷解决三角形

2

建构:ODR为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三个转变”。

首先,从物理上的面对面形式,转变为虚拟在线的形式;其次,从调解员介入调解程序和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转变为以软件程序辅助纠纷解决的形式;再次,从强调调解保密原则,转变为强调数据收集、使用和反复利用,防止纠纷再次产生的形式。从纠纷解决三角形来看,第一个转变主要是指便捷性的提高,第二个转变是关于专业性提高,第三个转变关乎解决建立信任体系所面临的特殊挑战。随着科学技术在纠纷解决过程中的引入,三个转变逐渐成为纠纷解决的一部分。

第三,ODR未来发展的“两个核心”:一是调解之前通过软件自动解决纠纷;二是调解之后通过数据分析预防纠纷。

ODR再神奇也无法包医百病。并不是所有的ODR平台和系统都是公平且高效的,而且由于人工智能系统建立在算法(Algorithms)与代码(Code)基础之上,具有一定不可理解性(Intelligibility),因此在数据输入和输出的多个分层间,程序设计者也不清楚到底是哪个因素导致系统做出特定决策,也就是说,有时系统上存在的一些错误(Bugs)我们无法察觉、无力纠正。[4]因此在发展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构建一站式在线纠纷解决平台的时候,我们更加需要引入数字正义理论,运用数字正义理论指导在线纠纷解决实践。

1

数字正义的理论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通过一定过程实现了什么样的结果才合乎正义,一直是正义理论的中心问题。不论是哈佛大学公开课JUSTICE ,Michael J. Sandel教授给我们带来的关于正义的思辨与来自灵魂的拷问,还是超级英雄电影为中心的漫威宇宙电影——冠英雄之名,行正义之事,其实代表了我们内心深处最朴素的正义观:正义之盾永远不会被打败。

数字正义理论与传统正义理论有很多不同,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首先,数字正义理论是互联网社会下的正义理论。在互联网社会之下,法律与社会规则需要重新定义,正义观需要重新塑造。例如,作为保护数据主体的大宪章——《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对于个人数据的处理,规定了七个基本原则,其中第一个原则就是:合法、公平、透明原则。

其次,数字正义理论是一种“自下而上”的正义理论。互联网科技无疑已经承担起数字革命、正义理念重塑的使命,对在线纠纷解决以及互联网法院产生深刻影响,在线纠纷解决机制在ADR基础之上,分流了案件、提高纠纷解决效率的同时大大降低了解决成本,而且从根本上转变了以法院为中心的正义实现路径。

最后,数字正义是一种动态的、“实践着”的正义理论。与其他正义理论不同的是,数字正义理论并不是真的给出了确定的,唯一的,正确的答案。在互联网社会之下,数字正义是靠每一个人承诺着、履行着、实践着、实现着。这也是自上而下的正义由自下而上的多元化的正义所取代,也是互联网社会中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的体现。

2

接近数字正义运动(A2J Movement)

接近正义(Access to Justice)的价值基础在于平等、更关乎效率,是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基石。因为对于任何公平正义的社会而言,保障所有公民都能得到司法救济是维护其合法权益的基本要素。正如卡佩莱蒂教授所言:“新型的正义以对有效性的探索为标志——有效的起诉权和应诉权,有效接近法院之权利,当事人双方实质性平等,将这种新的正义引入所有人可及的范围。”

就“接近正义”而言,也许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实现了效率与公平的平衡。数据收集、在线沟通以及在线纠纷解决软件的结合,不仅可以提高效率还能提升公平,而且还可以促进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双重实现。当然这些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取决于我们如何设计ODR程序,如何设定程序的评估标准以及如何对在线纠纷的预防功能准确定位。这是因为当技术引入纠纷解决后出现的第三个转变,即纠纷解决的核心从第三方纠纷解决人员与当事人面对面最后达成协议,转变为以科学技术为第四方,运用软件解决纠纷并以数据分析为支撑对纠纷发生进行预防。

将大数据与纠纷预防结合起来可能会产生超乎意料的效果。大数据具有搜索和交叉比对各种类型数据的能力,可以根据不同设定分析不同人群产生争议的主要原因。这种通过数据收集进行分析的能力,既可用于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也可用来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纠纷。这样一来,数据会立刻“识别”刚刚产生一点苗头的案件,甚至在用户还未意识到存在纠纷之前就能够解决。总体而言,深入了解ODR是如何设计又如何运行,让我们会对纠纷解决和预防的未来前景更加有信心。

数字正义理论是一个促使每个人参与处理,预防以及解决在线纠纷的理论。数字正义必须通过使用科技来增强“接近”和实现“正义”。接近正义的途径可以通过在线补救和预防机制的广泛运用和有能力处理大量纠纷的算法扩宽,这些算法不仅采用了简洁易用的语言,可以为每个用户量身定做“接近”正义的过程,从而实现互联网社会下的公平与高效。

数字正义如日月之光灼灼其华,照耀着互联网下的芸芸众生,不可无一,不可无二。数字正义理论重塑了数字世界与互联网社会的公平与正义,然而接近数字正义、实现数字正义需要依靠每个人去实践以及去实现。未来属于我们每一个人。希望当你打开《数字正义》一书时就像是推开了数字正义之门,从数字非正义到数字正义的路还很长,还好我们走得并不慢。

--END--

[1] https://www.internetworldstats.com/stats.htm

[2] https://www.networkcomputing.com/wireless-infrastructure/5g-and-edge-computing-play-big-mobile-world-congress

[3] 主要包括Facebook, WhatsApp, Instagram, or Messenger。https://www.fluiddrivemedia.com/number-of-monthly-active-facebook-users-worldwide-as-of-4th-quarter-2018-in-millions/

[4] See AI in the UK: ready, willing and able? https://publications.parliament.uk/pa/ld201719/ldselect/ldai/100/10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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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研究院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刑事法学学士、知识产权法学硕士,主要从事互联网相关研究,关注领域包括人工智能等前沿科技、隐私与数据保护、知识产权等。公开发表论文二十多篇,参与编写著作两本,代表作包括《监管人工智能系统:风险、挑战、能力和策略》《人工智能:机器歧视及应对之策》《民法总则数据保护路径:概括式保护及与知识产权协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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