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怎么吃鲸肉的日本人，为何要坚持捕鲸？

2019 年 1 月 10 日 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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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鲸倡议者的看法是，禁止特定的人吃特定的动物同样是冒犯。他们承认今天的日本人不需要真的吃很多鲸肉，但要保留吃鲸肉的权利。”

撕掉“科研”面具

“短视地为了政治目的而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IWC）是危险且愚蠢的行为，尤其是对日本这个通常在环境议题上秉持多边合作态度的先进国家。”2018年12月31日，《纽约时报》以编委会名义发表社论《日本：请停止屠杀鲸鱼》。这句略带惋惜之情的谴责相当程度上代表了西方舆论对日本捕鲸新动作的态度。

12月26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代表日本政府正式对外宣布，因为日本多年来倡议取消商业捕鲸禁令始终无法实现，日本将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不再受其约束，并于2019年7月重启商业捕鲸。“那些只重视保护鲸鱼的国家没有做出任何让步……支持可持续利用鲸鱼种群和支持无条件保护鲸鱼种群的人无法达成共识。”菅义伟说。

日本捕鲸争议由来已久，这次的“退出”事件标志着一个全新的节点。近30年来，虽然日本始终没有放弃捕鲸立场，但并未脱离国际多边合作的框架，仍在名义上遵守国际协约，只以“科研”为由捕鲸。与此同时，日本不遗余力地试图修正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的《禁止商业捕鲸公约》。2018年9月，日本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在国际捕鲸委员会大会上，日本再次提出解除对部分鲸种的商业捕捞禁令，提案最终遭到大会否决。

2005 年7 月29 日，日本千叶的捕鲸人对新捕的鲸鱼进行清理和切割（图 | 视觉中国）

无论对于世界，还是对于日本，“退出”都是个不太寻常的决定。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再捕鲸，除捕获量和国际关注度都远小于日本的挪威和冰岛外，日本成为这一议题上唯一“一意孤行”的国家。而对于日本，“二战”后也几乎没有退出国际组织的先例。

日本在捕鲸问题上的坚持令人困惑。“日本在大多数外交政策上一向配合西方盟友的意见，但这些国家正是反对日本捕鲸最强烈的国家。另一方面，日本在环境和生态保护上有着良好声誉，而为了捕鲸一事，日本不惜与各类环保组织为敌。”克里斯·巴特勒-斯特劳德（Chris Butler-Stroud）告诉本刊。克里斯是国际慈善组织“鲸类与海豚保育”（Whale and Dolphin Conservation）的高级主管，该组织的立场是反对捕鲸。

在“科研”名义下，日本从1986年到2010年间捕获了13274头鲸鱼，绝大部分为小须鲸，而其间世界科研捕鲸总量为14583头，但日本产生的“科研成果”却仅有数篇价值不大的论文。因为钻空子的做法过于明显，许多国家早已提出抗议。

澳大利亚政府曾将日本诉至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2014年3月31日国际法院就日本捕鲸案做出判决，认定日本每年在南极海域捕鲸并非出于科学研究目的，要求日本停止这一活动。短暂的中止后，日本于2015年继续所谓“科研捕鲸”。2018年末这一次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后，日本不会再到远海进行所谓“科研捕鲸”，而是将“光明正大”地直接在日本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商业捕鲸，不受国际条约约束。

“为捕鲸而捕鲸”的行为背后动机何在？

可以吃袋鼠，不可以吃鲸鱼？

“人们会很自然地假设，捕鲸是出于经济利益的考量，背后存在一个以此为生的产业链。但事实并非如此。”平田惠子（Keiko Hirata）告诉本刊。平田惠子是日裔美国学者，目前任职于美国加州州立大学北岭分校（CSUN）政治学研究所，对日本国内的捕鲸问题有长期研究。

日本有发达的渔业，捕鲸似乎又牵扯到一系列从业者，从渔民、食品加工业到餐饮……因为产业和就业问题保留捕鲸业成为一种自然的想象。平田惠子说，几个简单的统计数据就可以证伪。“日本平均每年捕获几百头鲸，参与其中的捕鲸船只是有限的几艘，直接的工作岗位不足1000个，这和日本的经济体量相比完全是微不足道的。”现代石油化工兴起之后，原本有广泛用途的鲸油已经被全面替代，只剩下市场需求极为有限的鲸肉。

2006年1月17日，绿色和平组织成员于新西兰奥克兰海滩举行抗议活动，呼吁国际社会关注日本继续大规模捕杀鲸鱼，要求日本政府停止一切捕鲸行动（图 | 视觉中国）

2006年《朝日新闻》曾做过统计，日本国民中只有4%的人常常吃鲸鱼肉，9%的人偶尔吃，53%的人没有吃过，33%的人永远不准备吃。日本全国人口每年平均鲸鱼肉消费量只有30g（一个鸡蛋约为50g）。在现代日本料理中，鲸肉也是非常边缘化的食材，整个东京一度只有一家鲸肉料理专门店。大量滞销的鲸肉被政府长期储存在冷库之中。

事实上，捕鲸在日本是靠国家财政支撑的非营利“事业”，具体执行捕鲸任务的主要是日本农林水产省主管的日本鲸类研究所（Institue of Cetacean Research），其余几家相关“公司”也有着浓厚的官方背景。平田惠子提示，如果现代捕鲸业在商业上有利可图，一定有更多发展程度不如日本的沿海国家率先进行非法捕捞，可并没有发生这样的事。“虽然日本声称要恢复‘商业捕鲸’，但若真的没有政府介入，全凭市场力量，捕鲸业反而会迅速消亡。”

无论是日本此前的“科研捕鲸”还是即将开展的“商业捕鲸”，与科研或商业都没有关系，这一点不是什么秘密。日本真正为自己进行辩护的在文化层面。农林水产省2002年的一份声明道出了关键：“食用鲸肉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饮食文化的多样性有着重要意义。”

2014年，在国际法庭裁定日本所谓“科研捕鲸”不合法后，日本当年声势浩大地举办了“鲸鱼周”，弘扬日本人捕获、食用鲸鱼的文化传统，时任农林水产大臣林芳正亲自主持了开幕式。参加了当时活动的美国记者杰克·阿德斯坦（Jake Adelstein）描述，走进设在政府大楼里的展厅，一个工作人员打扮成可爱的鲸鱼吉祥物的样子，在入口处欢迎大家，与观众热情合影，但旁边就是各式各样的鲸肉寿司试吃。“不像一些西方人想象的日本人对鲸鱼有什么特殊的厌恶，所以想把它们赶尽杀绝。他们只是想表达，鲸鱼和日本文化有长久而密切的关系，所以怎样利用鲸鱼是日本人的权利。”

2014年3月31日，联合国海牙国际法院就澳大利亚诉日本违反《国际捕鲸管制公约》要求停止捕鲸一案做出判决，判定日本目前的捕鲸活动违反公约，今后不得继续捕鲸行动（图 | 视觉中国）

根据日本捕鲸协会（Japan Whaling Association）的材料，日本有着悠久的捕鲸传统，12世纪就开始利用鱼叉和海湾地形捕获一些小型鲸鱼，1606年在和歌山县的太地町就已出现了大规模的组织化捕鲸，19世纪末日本开始采用挪威人的现代捕鲸技术，“二战”后期因食物贫乏，鲸鱼肉一度成为日本人的主要蛋白质来源和中小学午餐标配，是战后几代日本人的记忆。不过目前日本的鲸肉销量已不足上世纪60年代高峰期的1%。

日本政府的历次声明中都强调，日本不会捕杀例如蓝鲸一类濒危的品种，在确保不会对种群和生态进行不可逆影响的情况下，只捕杀少量小须鲸，这在日方看来是一种合理的权利，与环保问题没有冲突。至于要求所有国家对所有鲸鱼实施不必要的“完全保护”，则构成对日本文化的侵犯。

“食物和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可以理解强迫特定的人吃特定的动物——假如让穆斯林吃猪肉——是绝对的冒犯，捕鲸倡议者的看法是，禁止特定的人吃特定的动物同样是冒犯。他们承认今天的日本人不需要真的吃很多鲸肉，但要保留吃鲸肉的权利。”平田惠子说。“西方人之所以认为鲸需要完全保护是因为它们是‘特殊’的生物——智慧而特别的哺乳动物，但在日本文化中没有这样的观念。这个问题中国人应该更好理解，日文中表示鲸鱼的字‘鯨’（クジラ）和表示海豚的‘鯆’（イルカ），都有鱼的偏旁，虽然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它们都属于哺乳纲，但日本人心里觉得它们不过是一种鱼，而日本人是吃鱼的。”

2014年国际法庭的判决出台后，日本一些支持捕鲸的团体在澳大利亚大使馆外举行了抗议活动。尽管澳大利亚官方的声明集中在生物和海洋资源保护等方面，但抗议标牌上写的则是：“澳大利亚是一个种族歧视国家”和“白人文化霸权”等。这种对话的“错位”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日本人的“心结”所在。记录当时场景的电视画面中，一位日本抗议者说道：“在很多日本人看来袋鼠是一种十分可爱的生物，可澳洲人杀袋鼠、吃袋鼠。现在澳大利亚根据他们的文化要求我们不能吃鲸鱼，说我们是‘野蛮’‘不文明’的，这是彻底的虚伪和文化霸权。”

2014 年11 月19 日，日本议员二阶俊博等人在餐厅的鲸肉促销活动上吃鲸肉餐（图 | 视觉中国）

捕鲸是文化问题，但仍是一个“孤例”。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孙歌告诉本刊，从明治维新时期开始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就发生了巨大变化。“日本人纪律性非常强，比较容易建立自上而下的秩序。”政府通常扮演的恰恰是主动引进西方文明、打破传统文化禁忌的角色。在学习西方文化和价值观方面，日本绝非一个完全保守的国家。

当代日本政府在捕鲸问题上却有意维系传统，除了民意与所谓文化之外，背后的政治诉求也不容忽视。

民族主义“暗语”

2014年国际法庭裁决日本“科研捕鲸”非法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在国会发表公开演讲，表示坚定支持捕鲸，“我会尽努力使日本继续利用鲸类资源……很遗憾这样的日本文化未被国际社会理解”。自上任以来，安倍曾多次发表类似言论。作为政府首脑，为这样一个产值微乎其微且引发大量国际批评的产业“站台”，显然有更进一步的政治意图。

“鲸类与海豚保育组织”的克里斯认为，捕鲸问题一定程度上也被日本政治家分别用作国内和国际政治的“暗语”和“探测器”。对内是塑造民族主义符号，对外是要求所谓“自主”权，这都是战后日本最为敏感不方便直接谈及的政治话题，于是用捕鲸这个相对“软”的话题来进行试探。“无论象征天皇的菊花还是国旗国歌，战后日本一系列传统的民族象征符号都变得极为敏感。在这种‘真空’之下，保守派政治势力急需找到新的民族文化象征物，鲸鱼就成了选项之一。”克里斯说。

仅以“一家三首相”的安倍家族为例，即可看出捕鲸议题与日本国内政治长久以来的复杂关系。安倍晋三外祖父、在“二战”期间及战后均出任国务大臣及首相高位的右翼政治家岸信介，分别借侵略之机和战后驻日美军之力扩展过日本捕鲸业活动范围。

1976年，日本的捕鲸业因市场需求下降已渐趋消亡，安倍晋三的父亲安倍晋太郎时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主导成立了共同船舶株式会社介入捕鲸业，自此日本捕鲸业逐渐由市场行为转变为国家行为。到安倍晋三出任首相后，仍坚持支持捕鲸的坚定立场。2006年安倍政府开始在教育领域大力推行爱国主义和传统文化教育，与此同时推动鲸肉重新进入中小学生午餐菜单选择，并由政府进行高额补贴。不过平田惠子也提醒，捕鲸议题虽然时常被右翼势力利用，但并非全凭某个政治家的单独决策。“捕鲸政策的主要制定还是在农林水产省，这么多年和民族主义力量的互动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官僚集团惯性，即使国会或未来出现左翼首相想要修正，也已经相当程度上积重难返。”

在克里斯看来，把捕鲸作为民族主义符号也是一个“聪明”的选择。因为这是一个相对安全、可控的话题，一旦国际压力扩大，出现不可收拾的迹象，还可改变话语叙述，将其退回到生态保护、海产资源可持续利用的辩论上。

克里斯认为，日本2018年末终于“敢于”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正是随国际政治大环境波动的体现。“和日本在其他方面的外交政策一样，捕鲸问题也受到美国‘许可伞’（permission umbrella）的影响。‘二战’后日本大量捕鲸是得到了占领美军的首肯，1982年日本被迫签署禁止商业捕鲸协议也是受到当时美国的外交压力。现在特朗普当政了，他在全球环境保护上做出的榜样是退出《巴黎协议》。”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安倍政府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后，偏左翼的社民党立刻发表总干事声明，反对这一决定，认为日本可以坚持捕鲸的立场，但应当留在国际捕鲸委员会框架内磋商。

《纽约时报》那篇谴责日本捕鲸的社论结尾，也没有再谈鲸鱼究竟应不应该被“完全保护”，而是将话题落在特朗普的“退出政治”对战后国际秩序的破坏上，并且警告：“这不是一个应该学习的榜样，尤其对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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