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 美国打压华为这事水很深——什么是华为？（1）

2019 年 6 月 27 日 混沌研习社广州分社

作为独步天下的超级大国，动用国家力量公开打压他国的商业公司，全然不顾此举对颜面声望造成怎样的负面影响。

对于美国来说，这绝对百年来的头一回。

美国这么做，到底出于什么动机？

摆在表面上的理由是，美国认为：华为作为受中国政府控制的一家通信设备供应商，而现代通信设备又超级复杂，需要厂家实时维护，也许可能会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华为在通信设备中设置后门，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影响。因此美国不仅自己不遗余力打压华为，还尽可能施压它的各个盟友，要求大家共同拒绝华为的设备。

这可真是现实版的“莫须有”指控！

按照同样的逻辑，华尔街具有强大的金融市场控制力，而现代金融市场又超级复杂，也许可能在某个时候，华尔街会利用金融市场的力量打击他国，对他国金融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其他国家可以切断与华尔街的一切联系，不要让它兴风作浪。

比起对华为的指控，上述对华尔街的指控有更多的“实锤”。比如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给日本带来失去二十年的金融危机，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十年之前的世界金融危机，华尔街都有脱不开的关系。

受到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大都损失惨重，但是每次美国都能从金融危机中大大获益。在某种程度上，整个世界成为华尔街的“渔场”。（参见：《金融危机是如何被利用作为打击对手的“核武器”的？》以及《美联储是如何被金融家们“设计”出来的？》）

其他国家一旦进行金融管制，或者实行不跟随美国的独立货币政策，立马就被美国攻击为“独裁”，进行经济制裁。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被制裁的国家很快就会陷入经济困难。而在舆论的刻意煽动下，经济困难的锅一定会被扣在政府头上，然后该国就会掀起颜色革命，政权被颠覆。温和一点呢，要求独立自主的政治人物下台或被暗杀，顺应美国金融政策的政客则被扶植上台。

2012年9月10日，日本金融担当大臣松下忠洋突然在家中“被自杀”，仅三天后，一向主张加强中日经贸合作的西宫伸一在家附近突然不明原因地陷入重度昏迷，几天后在医院中身亡。西宫时年60岁，11日刚被任命为新任驻华大使。随后，中日关系急转直下跌入冰点，正在酝酿中的中日韩货币直通随之流产，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野田政府也跟着倒台。

松下忠洋

西宫伸一

也许有人会奇怪，华为明明是一家通信设备公司，为什么我要谈金融的话题，是不是跑题了？

这件事情表面上看，是因为华为作为下一代通信技术（即5G）综合实力最强的公司，却不是美国公司而是一家中国公司，激起了美国的戒备。但是，美国的反应远远超出了商业和技术的范畴。仅仅局限于商业或技术竞争的角度，是说不通的。

这里面水深不见底，涉及到美国战后七十年以来的全球战略和布局，其中牵涉到包括金融在内的方方面面。

要说清楚这件事，则至少要追溯到一百年前。

一百年前，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经济在美国的带动下，进入快速恢复期。这段时间在美国被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

有人称这是“历史上最为多彩的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几项重大技术突破，到此时进入了全面收获期。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现代科学似乎能够化一切为可能，经济与技术的发展潜力似乎无限巨大，所有人都感到一个全新的截然不同的时代即将到来。诸如火车，小汽车，电话以及无线电等面向受众的通信手段，使得现代主义思潮在民众间扩散，许多新式消费品涌入市场，造就经济的爆发性繁荣。

如果一个中国人穿越到当时的美国，会发现情景是如此的熟悉。基础设施建设日新月异，大众消费市场空前繁荣，人们相信明天一切会更好。伴随着高速成长的工业，不断扩建的公路、铁路运输系统以及摩天大楼的出现，大量人口从农村涌向城市，美国的城市人口首次突破50%。与此同时，贫富差距迅速拉大、金融市场的过度投机、消费主义过度泛滥以及崇尚奢靡浮华的风气，也在瓦解美国清教传统的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等优良作风。

然而，这一切乐观与激情，浮华与喧嚣，在1929年10月29日开始的纽约股市暴跌中化为乌有。以纽约为起点，这场金融危机迅速蔓延全球，随之引发严重的经济危机。

这就是1929-1933年那场席卷全球的“大萧条”。

到底什么原因引发了“大萧条”？

各种经济流派各自拿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原因可以归结为简简单单八个字：有效购买力相对不足。

所谓“相对不足”，是指需求相对于供给的不足，也就是劳动生产率大大超出了需求增长的需要。

从1920年到1929年，工人每小时的工资只上升了2%，而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却猛增了55%。更糟糕的是，随着技术的进步，机器大量应用，对于工人文化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能够拿到较高工资只有汽车、装备制造等少数当时的高科技部门，大量低技能工人被淘汰出局，只能从事收入更低的服务业。

与此同时，农民的实际收入也由于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租税和生活费用的日益上升而正在减少。1910年，农场工人的收入约为非农场工人收入的40%，而到1930年时，这一比例已低于30%。

需要指出的是，白领阶层是在战后通信技术大发展后才大量涌现的，此时还不存在，蓝领工人和农场工人就是人口的绝对主体，占到总人口的90%。

所谓“有效购买力”，是指人的真实需求要结合手中的货币，才能成为市场上的实际购买力。人的需求是个区间函数，存在上限和下限。手中的货币低于需求下限，人无法生存；高于上限，对于促进消费的作用就极为有限了。在两者之间，通常会花掉大部分，留下少量以应对不时之需。

比如小明月入2千到2万，基本都会做个月光族，差别无非是手机用红米还是苹果，平时在家做饭、吃大排档还是海底捞，出行靠公交打的还是自驾。但是月入5万以上，他的消费就不会随着收入线性增长了，亿万富豪的消费与收入相比就更加有限，大部分财富就要通过实业投资或金融投资来获取收益。

在市场经济中，所有的供给只有被消费才有意义，也就是供给在经济循环中要被消灭掉，不要产生囤积，才能推动经济和货币的良性循环。

可以用如下简化公式表示：

商品总售价=工资+利润

为了维持经济运转，所需的总购买力（等于商品总售价）等于工资和利润之和。但是，只有工资才能基本转化为有效购买力，利润部分通常会作为投资，不仅不会对消灭供给做出贡献，还会转化为更高的供给能力，进一步抬升有效供给，也就提升对总购买力的要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求相对于供给的缺口与生俱来，是无法克服的固有矛盾。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就要放大购买力。其中最便捷的手段就是消费信贷。我们如今熟悉的消费分期贷款，正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风行开来。买个收音机可以分期，买个自行车可以分期，买汽车买房当然更可以分期。微薄的收入加上信贷杠杆，可以勉强提供对于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有效购买力。

很显然，这是寅吃卯粮、透支未来的权宜之计。以给未来埋雷为代价，维持当下经济运行。

这个世界总是有一些简单的规则无法违背，比如：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金融工具维持的表面平衡会随着供需差距拉大，变得越来越脆弱，终究会通过某种方式重新回归合理区间，拖得越久，后果越严重。

拖到最后不得不还的债务出清过程，就是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中，信用大幅紧缩，导致原先就存在的供给需求矛盾更加突出，从而引爆经济危机。

各种设计精巧的金融创新，确实可以把“要还”的期限推后，有时确实能起到逆转乾坤的效果。

比如十七至十八世纪英国与法国之间的百年争霸，英国通过英格兰国债募集资金，通过加杠杆的方式与只能依靠税收现金流的法国死磕，终于把人口规模是自己三倍的法国干翻。

战争的巨大红利不但弥补了越滚越大的国债窟窿，还使得英国一跃成为世界霸主。

因此，当经济系统因有效购买力不足导致无法运转时，还有一个选项，那就是战争。

于是，大萧条之后紧接着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通过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以杀死近1亿人、消灭约5万亿美元的物质财富为代价，终于弥合了购买力不足的矛盾，还推动战后二十年的快速发展。这段时间被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但是，这场战争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其规模超出了所有人的估计。更重要的是，原子弹这一终极杀器被制造出来，导致任何大国也无法承受一场全面战争的代价。

战争不再是一个解决经济危机的可选项。经济危机还会周期性爆发，推动共产主义革命运动风起云涌。战后初期，共产主义苏联的影响力席卷全球，各资本主义政府都在恐惧本国爆发革命，变成跟苏联一样的红色政权。

正是在这种恐慌的背景下，美国爆发了“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运动。

麦卡锡主义高潮期的美国政治漫画

然而，无论是恐慌还是迫害，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反而会把事情变得更糟，终究还要面对经济危机这个可怕的幽灵。

在资本主义框架内，当时有三种不同的理论来应对经济危机。

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商业活动必然是周期性运行的，每个周期经历四个阶段：复苏、繁荣、停滞、衰退。繁荣之后必然会有衰退，而衰退之后又必然会有复苏期。当经济无可避免进入衰退期时，政府应当什么也不做等待其自然恢复，或者采取减少开支等紧缩政策加速周期运行，使得人们更快恢复商业信心，从而迎来下一次复苏。

古典经济学集大成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1924年)

结合这一理论，美林银行在2004年提出了各个阶段的投资指导原则，也就是下面的美林时钟模型。

美林时钟模型提出四年后，就爆发了金融危机。各国政府完全不按自由主义的套路出牌，大肆QE放水救市，有人戏称美林时钟已经变成了美林电风扇。但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各国政府都是严格遵守自由主义的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导致危机越发严重。

各国政府救市的理论基础，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他针对经济危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针对有效购买力不足的问题，他提出政府应当积极介入，通过增加货币供应、安排市政工程、通过税收劫富济贫等措施来刺激经济发展。他认为，政府的干预旨在帮助失业者重返工作岗位并将更多的钱分配给低收入者，从而带来整体需求增加，拉动经济走出困境，重新建立良性循环。

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

第三种理论来自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

与前述两种理论将经济危机完全看作消极影响不同，他把经济危机看作创造性与毁灭性并存的阶段。熊彼特将“创新”看作是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经济衰退是旧的经济结构走向没落，一些企业家为了求存，利用新技术创造新的经济结构，然而新的经济结构正在孕育过程中，尚未取代旧经济结构，而且在转换过程中，新结构也会对旧结构造成破坏，因此表现为经济整体下滑。

这一理论也被形象地称作“创造性破坏”。旧的不去，新的不来。举个最近的例子。智能手机取代功能手机就是一种创造性破坏，这种转换绝不是平缓的，其中伴随着老企业倒闭破产，新企业在废墟中崛起。

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的创造性与毁灭性是同源的。与马克思一样，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终将灭亡，但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失败，而恰恰是因为其成功的根源——“创造性破坏”，会驱动经济规模无限制膨胀，最终将因为无法承受其快速膨胀带来的能量而崩溃。与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革命才能从资本主义变革为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不同，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充分发展导致自我毁灭后，就会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

约瑟夫·熊彼特（1883-1950）

打个比方，有个人生病了看医生。自由主义经济学相当于建议病人多喝水多休息，等待其自然痊愈，或者采取顺势疗法。这种疗法曾在欧美风行一时，意思是你要治什么病，就要吃会在正常人身上引起相同症状的药来“以毒攻毒”。

这种方法说白了，就是纯靠身体底子来硬抗。在经济规模不大的时候，效果还可以，但是随着经济规模越来越大，症状越来越剧烈，衰退期再采取紧缩政策，简直就是“雪上加霜”，不仅无法治好病，反而使得症状更加严重，危机时间更长，其中一个严重后果是逼得本国人才技术大量外流。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为什么能从一个饱经战乱的落后农业国迅速崛起成工业国？一个重要原因是欧美掉入经济危机深渊，迟迟走不出来，大量工厂关门倒闭。废弃的机器被苏联以极低的价格收走，技术人员和资本也被大量引入苏联。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历程也是类似的，只要欧美一爆发经济危机，中国就会迎来一波增长高潮。

如果没有苏联也就罢了，再怎么着也能抗过去，无非是时间长短，痛苦程度轻重不同。但是有了苏联就不一样了。每一次经济危机，都相当于自己失血的同时，给对手送去大补丸。

这么折腾下去，嗯，吃枣药丸。

这里顺便提一下苏联的社会主义方案为什么曾经有奇效，但是后来却逐渐失去效力。

马克思敏锐地看出经济危机是有效购买力相对不足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本身导致的，因此开出的药方是打破私有制，将经济活动从私人领域带入国家主导的公共领域，由国家统一安排供给和消费，各司其职按劳分配，不是很完美吗？

如果依旧用看病作为比喻，马克思看出，这个人的病是由代谢系统本身的缺陷造成的，再怎么治也没用，釜底抽薪的办法是，干脆换个机械的身体变成变形金刚算了。

但问题是：经济系统跟生物体一样，是一个自组织的复杂系统，要正常运转，其中涉及到海量数据的采集、传输和处理。市场经济实际上是通过“人肉分布式云计算”，在无数个节点分别进行数据处理，才保证系统运行。

以当时的技术条件，根本无法实现经济数据的实时采集和处理。以当时人们的认识，将经济系统看作精密的仪器，以还原论的思想来指导实践，短期内有效，但是长期一定是扭曲而低效的。（参见：《我们的未来，到底是“计划”还是“市场”？——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思索》）

马克思指明了WHY（为什么），但是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对于如何做（HOW）无法给出正确的途径。苏联就是理念太先进，结果成了先烈。

古典经济学的方法打死不能再用了，另外两条路呢？

熊彼特的方案相当于老中医，不管治标，只调理身体，通过增强组织的新陈代谢和自我修复能力来度过危机。

熊彼特的方案就是以创新为驱动，不断开辟新的产业，相当于不断开辟“产业新大陆”。该方案根本不管供给和需求平衡的问题，通过创新红利做大蛋糕，拉动经济增长。在动态发展的过程中，将上述问题变得无关紧要。

在今天看来，这是唯一可行的跨越周期之道。比如，中国看起来问题多多，矛盾重重，但是只要在高速发展中，一切问题都不是问题。

但是创新这事不是吃饭喝水那么简单，特别是持续性的创新更是难上加难。

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所谓创新就是组合式创新，也就是“原有要素的新组合”。如果用复杂性科学的观点看，创新可以看作各种要素在复杂相互作用下新秩序的涌现，除了要素的种类和数量，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就很关键。

“相互作用的频率和强度”的实现，依赖于通信技术和数据处理技术。二十世纪中叶，这两项技术还比较初级，远没有达到创新大规模涌现的地步。

因此，熊彼特的方案只是看上去很美，生效太慢，远水解不了近渴。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二十世纪中期那个麦卡锡主义盛行，看谁都像赤色分子的年代，熊彼特这种对社会主义暧昧不清的态度，怎么看也是个赤色分子。赤色分子提出的方案，能用才见鬼。

熊彼特在1942年出版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指出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社会主义必然到来。1949年逝世前夕，熊彼特在哈佛的公开演讲作为该书第三版的序言，标题是相当惊悚的《长驱直入社会主义》，号召美国精英们洗净了脖子，哦不是，是涤荡思想中保守的渣滓，做好准备迎接社会主义的到来。

在资本主义的大本营美国，这要不是异端，那就没什么异端了。所以熊彼特的思想在一段时间被打入冷宫，丝毫不令人感到意外。

熊彼特的最后也是最”另类“的一部著作

凯恩斯也看到了症结所在，不过他提出的治疗方法相当于比较拙劣的西医，吃止疼药，兴奋剂，通过强行刺激身体机能来对抗病患。这种方法见效最快，但是治标不治本。

但是，其他方法根本都用不了，只有这一条路看起来稍微可行。

因此战后二十年，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清一色地皈依凯恩斯主义，国家支持的财政扩张大行其道。

说白了，就是普遍高工资、高福利，使得普通民众也有相当的购买力，拉动经济循环正常运行。这种体制也被称为福特制。

这就是战后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由来。

然而这一方法终究是治标不治本，到六十年代末走到了尽头，表现为1968年席卷全球的左翼运动以及七十年代的全球经济危机。

凯恩斯牌兴奋剂药力失效，经济危机梦魇卷土重来。

更要命的是，战后的青年人生下来就处于福利制度下，在父辈看来优越的物质条件，在青年一代看来都是理所当然。当经济发生问题时，他们首先想到走上街头抗议。

在经济动荡的背景下，六十年代的美国，种族、性别、世代、战争，所有难缠的问题集中爆发，演化为越来越激烈的街头暴力冲突。

三月，已经获得党内初选的林登·约翰逊宣布放弃总统候选人身份；四月，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公开演讲时遭到暗杀；六月，刚宣布加入民主党总统提名人的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的竞选活动中遭到暗杀；八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所在地的芝加哥，发生当年最暴力、血腥的抗议活动。

与此同时，这股革命热潮蔓延到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从巴黎到东京，青年学生们走上街头，抗议各种各样的不满，并不同程度地演化为暴力事件。

法国巴黎，1968年，五月风暴

日本东京，1968年，东京大学被学生占领

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连唯一的救命稻草都失效了，接下来该怎么办？

前面讨论经济和金融问题，都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经济系统内，还没有涉及不同经济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就是国际间商品、服务以及资本流动，或者我们常说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

如果把国际贸易和国际金融考虑进来，通过一定的安排，前面所说的“有效购买力相对不足”这个矛盾，在某些国家是可以被克服的

——代价是让矛盾由另一些地区或国家承受。

有效购买力相对不足，反过来就是供给相对过剩。根据熊彼特的观点，恰恰是资本主义引以为傲的两个优势——技术进步和竞争，是导致供给相对过剩的根源。

市场竞争归根到底是价格战，能够提供更低的价格，意味着更低的成本，也就意味着尽可能地引入新技术提升生产效率。低价又要获得跟以前一样甚至更高的利润，那么就要提升产量。如此循环下去，最终一定会超出市场的需要，导致供给过剩。

演化到最后，就是一家或少数几家用低价把其他竞争者都打败，然后限制产量，获取垄断利润，形成托拉斯、康采恩、辛迪加、卡特尔等形式的垄断组织。

这事要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社会公众就不干了，垄断是最显而易见拉仇恨的方式，没有之一。而且在一国内部的垄断也无助于解决有效购买力不足的矛盾，反而会更加恶化。大萧条后，美国爆发了此起彼伏的反托拉斯运动就是明证。因此，国家也会制定反垄断法加以限制。

但是，如果垄断产品输出国外，由其他国家的人民来承受垄断利润的盘剥，本国民众分享垄断利润的好处，而无明显的受害者，那么该国人民一定对这事视而不见，甚至双手赞成。

这就是传说中的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是战争，也不是摆在明处的奴役和侵略，而是汲取他国财富的机制。如果能通过合法的隐形手段汲取财富，何必采用遭人恨的手段呢？

如果世界上有好几个这样的帝国主义国家，那么他们之间也是竞争者，为了争夺原料和销售市场一定会相互掐架，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么打起来的。战争的结果是，产生了美国这样的超级帝国主义国家，建立一个以美国为首的金字塔食物链，欧洲及日本一些中等发达国家在某些行业占据优势，形成美国吃肉，其他发达国家喝汤，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吃土的国际分工体系，或者称之为国际生态系统。

那么美国垄断的是什么呢？不是自然资源，而是科学与技术，生产工艺，通过专利制度形成无形的知识产权。现代工业最重要的不是原材料，而是相关知识体系。比如说，ICT行业最重要的产品是集成电路，这玩意的主要原料是硅，也就是沙子，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但是生产这东西需要极多的技术积累。

在这里回答一下为什么后发国家崛起那么难。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其实是美国建立的这套生态系统造成的生态位压制。就好比恐龙繁盛的时候，哺乳动物的祖先只能在犄角旮旯里猫着，长期得不到发展，等恐龙灭绝之后才获得发展机会。

形成这样的生态系统，也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二战之后，传统欧洲强国和日本都被打成稀烂，美国一家独大，美国逼迫各国建立了两大体系，即以布雷顿森林协议、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国际货币体系，以关贸总协定（后来的WTO）为代表的国际贸易体系。

表面上说是建立公平自由的贸易和金融秩序，实际的目的，就是建立上述金字塔型的国际分工体系。

然而这一体系存在一个巨大内生悖论，后来被称作特里芬难题(Triffin Dilemma)：

从国际上看，美元作为世界各国的结算与储备货币，随着贸易规模的增长，必然要求各国持有越来越多的美元，那么美国必须通过贸易逆差输出美元，这又会导致美元贬值，美元被各国抛售，无法作为储备货币；

从美国自身来看，作为头号工业强国，生产力雄踞各国之首，它必然是个贸易顺差国，那必然会导致美元回流美国，美元币值倒是稳定了，但作为国际结算与储备货币的功能就无法履行。

这一内生悖论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为继，1971年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宣布美元与黄金脱钩，被看作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的标志。

但实际上，该体系并未瓦解，而是进行了暗中调整，变得更为强大。

特里芬难题之所以存在，有如下隐含假设：

1、货币发行需要黄金作为信心锚点，一个国家的黄金储备与该国的对外贸易相关；

2、美国的工业产品必然来自美国境内，必然会导致贸易顺差。

美元与黄金脱钩，其实就是打破第1条假设。基辛格给美元重新找了一个信心锚点——石油。

美国必须通过逆差输出美元，那么就必须打破第2条假设，因此美国把产业搬出本土，进行全球化产业布局，导致了持续至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

如今我们看到的世界五百强大多是跨国公司，因此把跨国公司看作稀松平常的事物，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虽然早在大航海时代，就出现了东印度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但那时的跨国公司都是进行跨国贸易，生产基地还是要集中在本国。像如今这样的产业链全球布局，采购、设计、组装、销售各个环节拆分出来进行跨地区跨国布局，只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才渐成潮流。

这依赖于如下两个前提条件：

1、以航空、海运集装箱为代表的交通技术的成熟，使得人员可以快速流动，大宗商品可以高效跨国运输；

2、有线和无线通信技术的成熟，使得人们可以远程交互信息。

其中第2条尤为重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个人电脑以及互联网技术逐渐发展起来，各种通信以及信息处理技术相互融合，到如今的大数据、5G、云计算和边缘计算，通信技术和信息处理技术已经融为一体，被称为ICT(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根据前面的叙述可以发现，美国几十年苦心经营的国际生态系统，美国如今几乎一切优势，都是建立在ICT基础之上。

美国的全球霸权有三个主要支柱：金融、军事以及舆论操控能力。

金融能力说白了还是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的能力，自然高度依赖ICT系统。美国的军事实力强，尤其体现在全球调度快速反应和精确打击能力，离开ICT系统，就是睁眼瞎的废物。美国引导操纵舆论，输出价值观的能力强，还是离不开ICT系统。

美国的如意算盘打得非常之好：本国拥有知识产权的优势，占据ICT产业高端，在此基础上引领全球产业布局。本国作为净消费国，因此不再有供给过剩的烦恼；把生产外包给中国，供给过剩带来的尖锐矛盾也留给中国。中国想要追赶，则用知识产权大棒来打压限制。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美国放弃了以凯恩斯主义为基础的福特制，重新回归资本最喜欢的自由主义路线（为了与之前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区别，被称为新古典自由主义），内核则采用熊彼特的路线，以创新驱动经济发展。

1995年1月1日，《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简称为 TRIPS）正式生效，作为参加方最多、内容最全面、保护水平最高、保护程度最严密的一项国际协定，给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知识产权优势进一步上了保险。再加上美国经常使用的针对知识产权的“特别301条款”，其他国家想挑战美国的知识产权优势，简直就是痴心妄想。

挑战不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优势，就无法打破美国主导的这套国际分工体系，第三世界国家就要眼睁睁地看着美国吃肉，美国的小弟们喝汤，自己吃土。

美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就建立在这样一套体系之上，被许多人看作牢不可破，千秋万载一统江湖。因此有个叫福山的写了本书，宣称“历史的终结”。

但是，这场大梦做了不到二十年，就幻灭了。

因为，这个地球上有个国家叫做中国。

中国有家公司叫做华为。

华为公司不仅打破了美国知识产权优势的神话，而且在美国霸权之所系的ICT行业搅得天翻地覆。

美国的FAANG虽然依然强大，但是提供ICT基础设施的那些公司呢？思科、摩托罗拉、甚至更早的AT&T、朗讯，要么奄奄一息，要么已经烟消云散。

迷梦醒来，不仅自己的ICT优势不复存在，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ICT公司居然变成一家中国公司，而且它的logo居然有可能出现在美国的每一个角落。

几十年来，美国一直依靠自身的ICT优势对其他国家的安全造成威胁，比如棱镜计划，比如监听各国政要，比如国家安全局（NSA）、中情局（CIA）各种境内境外的情报活动。

因此，它不可能不以己度人，幻想中国政府监听的耳朵抵在自己的后脑勺上。

当引以为傲的利器变成了致命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美国这个武林盟主依靠手中的ICT这把屠龙刀，号令天下，莫敢不从。得意忘形之际，猛然发现中国这个乡巴佬手抚倚天剑，面带微笑地走来，低头一看，不知道什么时候手中的屠龙刀变成了烧火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