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实践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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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江苏高教》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付八军 龚放
摘要
创业型大学的时代价值不体现在办学经费的筹措上，而主要体现在知识生产模式的转换、研究成果的转移转化以及创造性人才的培养，以直接筹措经费作为主导目标的创业型大学建设路径不合国情。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底线与红线，注重学术创业的创业型大学更加容易触犯这条底线与红线，其人才培养自然更受社会各界关注。无论基于哪个角度、通过哪种渠道、凭借哪种方法来推动大学向创业型大学发展，都必须抓住一个关键，那就是推动教师从传统型转向创业型。中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实践已经多年，令人遗憾并值得担忧的是，教师转型问题迄今未受应有重视且未见成效。
关键词：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知识生产模式；经费筹措；人才培养；教师转型
创业型大学”（entrepreneurial university）于20世纪末一经诞生便被引入中国，并于21世纪初期催生了一批明确以创业型大学作为战略目标定位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2008年初，福州大学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明确提出要走区域特色创业型强校之路，成为国内第一所正式提出创业型大学战略目标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
随后，南京工业大学、浙江农林大学等普通本科院校先后提出了创业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定位。2015年4月24日，临沂大学党委会研究通过了“全国知名、区域特色鲜明的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办学定位。
与此同时，国内还有大量没有将创业型大学作为战略目标定位而明确提出的，但被学界作为创业型大学实践案例而予以研究的公办普通本科院校。
例如，有文说，早在2005年，复旦大学就宣布建构创业型大学，把大学的学术成果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1]；不少学者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作为学术创业典范的中国特色创业型大学，并对三者的学术创业模式进行了比较分析[2]；有文认为同济大学正在致力于创业型大学建设，并被推为国内创新创业教育的先行者[3]；有文认为，温州大学受永嘉学派“经世致用”“工商皆本”等思想的影响，正推动学校向创业型大学的方向发展[4]。
至于明确定位于或者被学界归属于创业型大学的民办本科院校与高等职业技术院校就更多了。但是，创业型大学的中国实践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某些高校在建设过程中更改了创业型大学的办学定位。
在“双创”时代背景下，创业型大学亦未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导致该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多种多样，但与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实践误区不无关系。
历经十年的探索与实践，我们驻足反思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实践模式，梳理出我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建设的三大实践误区。
一、在建设动因上，以直接筹措办学经费而不是转换知识生产模式作为主导目标
创业型大学不等于创收型大学、商业化大学，那种认为创业型大学都是为了筹措办学经费而诞生的观点，是我们对于创业型大学的一种片面理解。创业型大学之所以被誉为“学术界的榜样”[5]“21世纪大学转型与变革的必然趋势”[6]，自然不是因为它们能够筹措办学经费，主要是因为它们在注重知识应用与应用知识的实用主义文化氛围中，不断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与培养大批创造性人才，为人类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体现了大学范式转换的一种新动向。
创业型大学的实践模式多种多样，中国公办普通本科院校转型为创业型大学，是以学术资本转化而非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组织特性[7]，或者说是以知识生产模式的转换[8]作为办学使命与价值追求，而不是其商业属性与经济行为。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两个问题：
一方面，MIT、斯坦福以及华威大学等创业型大学典范在其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确实是主动回应联邦政府及地方政府发展和企业变革需要，多方筹措办学经费，不断增强办学活力。例如，MIT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抢抓机遇，承接了大量军工项目，“二战”结束之际，MIT与军方达成了75项军工合同，经费总额达11700万美元，远远超过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加州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分别为8300万美元和3100万美元）[9]，使得一度差点因资金短缺、师资薄弱而被哈佛吞并的高校发展成为世界理工大学之最。
又如，斯坦福大学在转型发展之际，时任教务长的特曼教授（Frederick Emmons Terman）为使学校依靠外部资金、赋予教师“企业家”新角色等，开展了包括削减教授职位（主要针对那些不能获取外部资助的古典系等）、倡导大班教学、多方寻找赞助等方面的改革，尽管阻力重重，但仍然不改初心。在校方与教师对立时期，曾有60位教授召开讨论会，批评斯坦福的管理者是“一帮最坏的从不放下长矛的流氓”，教授会到了“维护其权利”的时候了[10]。
至于华威大学，筹措办学经费的动机更加明显，以致将整个学校纳入经济运营轨道。例如，除了创办企业、服务企业外，华威大学还在校园内创办服务行业，与地方社区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通过公开艺术表演、出租剧院和学生宿舍、开办银行、美容室、书店和新闻社等服务社区，拓宽办学经费[11]。
现如今，我们从MIT、斯坦福甚至华威大学看不出当初为筹措办学经费所进行的博弈斗争与商业聒噪，但只要我们认真研读这些院校的成长史，就很难让那些后发型的地方院校放弃以筹措办学经费作为驱动力的创业型大学之路。
另一方面，中国早期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地方普通本科院校，无一例外地将筹措办学经费作为建设创业型大学的主要动因。例如，通过查阅《福州大学年鉴》以及阅读陈笃彬与吴敏生两位主要领导的讲话报告，我们不难发现福州大学当年吹响“创业型大学”号角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筹措办学经费。
在该校看来，“政府财政投入不足，学费增长空间有限，可支配性资源短缺，基础建设投入不菲，发展性资金缺口巨大，可是学校还处在高额负债运行期”[12]，亟须通过学术创业走出办学经费窘境的桎梏。南京工业大学步入创业型大学之道，主要是欧阳平凯的推动与领导。
早在1994年，欧阳先生就提出学校发展要抓两个“QIAN”（“学科前沿”之“前”和“学校钱财”之“钱”）和两个“CAI”（“师资人才”之“才”和“办学财力”之“财”）。担任南京工业大学的校长之后，他更是主张主动出击，在政府投入不足、办学经费紧张的情况下力争有所作为。
至于浙江农林大学，本文作者之一曾是该校一名中层干部，更清楚其选择创业型大学战略目标的最初动因，也是为筹措办学经费以缓解捉襟见肘之财政困境。例如，作为该校创业型大学战略目标定位的主要倡导者，校党委书记宣勇提出了关于创业型大学的五个基本观点，其中一个观点便是创业型大学属于那种通过知识资本化实现自身发展的大学，这是一种“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发展策略[13]。
确实，国内任何一所大学尤其地方本科院校，如果像哈佛大学一样坐拥基金几百亿美元，那么我们就不会为了筹措办学经费而坐困愁城。例如，2008年度哈佛大学的收入就达34.8亿美元，学校总资产已达386亿美元[14]；哈佛大学2016年的财务报告（Harvard University’s Financial Report for Fiscal Year 2016）显示，学校总资产已达424亿美元，年度捐赠收入17亿美元，超过年度总收入的1/3。
资金是大学的生命之水，学术是大学的生命之花，两者缺一不可。这也许正是国内创业型大学借鉴西方、实现赶超的根本动因。
但是，我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建设的十年实践告诉我们，没有一所普通本科院校通过创业型大学战略定位化解了债务危机，以直接筹措经费作为主导目标的创业型大学建设路径不合国情，难以成为中国高校特色发展、分类发展的有效举措。
从目前来看，我们认为原因主要有两点：
一是中国地方普通本科院校缺乏主导自身重大发展方向的办学自主权。虽然这些院校确立了与众不同的办学定位，可在发展实务上仍然也必须与其他兄弟院校一样——基于政府制订的各项评价指标与工程项目而全力以赴。
如此这般，这些院校就很难按照欧美创业型大学筹措经费的路径顺利推进。而且，中国公办高校在资金使用权力上的各种限制，进一步抑制了地方院校自主筹措办学经费的活力与能力。
二是中国高校主要领导在一所大学的任职时间太短，尚未将学校带出转型发展的艰难期就离任了，从而很难奠定一所高校的办学特色，尤其是这种需要面向外部市场而走自力更生道路的创业型大学。
一所大学的重大转型，必然经历一次阵痛。华威大学之所以能够在建校三十年时间内成为世界名校，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其首任副校长巴特沃斯（Jack Butterworth）。他因推行“亲工商路线”引发了尖锐的矛盾，一度被学生赶下了台，在他再度掌权后依然推行同样的政策。
二十年如一日坚持下来的“亲工商路线”让华威大学走出了转型的艰难期，学术创业的理念成为华威大学师生的共同信念，继任的校领导在推行同样的政策时就较为顺畅了。
然而，中国那些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地方院校由于没有走出转型发展的艰难期，往往因更换主要领导而更弦易辙。例如，将南京工业大学带入创业型大学轨道的欧阳平凯于2012年卸任，从另一所大学调入的继任者第二年即将南工大的办学定位更改为“综合性、研究型、全球化高水平大学”。不过，在欧阳老校长当年的副手乔旭于2017年出掌校政之后，南工大再度拨正航向，确认建设“创新创业型大学”的发展方向。
依上所述，创业型大学的中国实践不宜以直接筹措办学经费作为主导目标，而应该从推动成果转移转化、实现知识生产模式转换的高度加快创业型大学建设步伐。世界高等教育演进的规律告诉我们，哪些大学最能敏锐地面对社会新趋势与新使命并能快速地调整自己，就能站在时代的最前沿开启高等教育的新时代。
自20世纪中期以来，西方一批大学例如MIT、斯坦福、华威大学等，在“一压”（政府投入减少）与“一拉”（产业市场需求）的双重机制作用下，率先走上了创业型大学道路，主动转型与突破，变困境为转机，实现了知识生产模式的转换，亦即从学科导向、理论导向的知识生产模式Ⅰ转向问题导向、应用导向和跨界合作的知识生产模式Ⅱ，最后成就了世界一流大学的地位与荣誉。
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中国大学必须走出单一“以论文论英雄”的传统知识生产模式，抢抓机遇，推动知识生产模式的转换。只有那些率先实现知识生产模式转换的大学，才可能在知识经济时代赢得社会各界的肯定与支持，哪怕有一天中国政府也像西方国家那样削减办学经费，这些大学也能凭借科研成果质量与人才培养效应从市场上获得充裕的办学经费。
这就表明，中国公办本科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要以推动成果转化、转换知识生产模式作为使命与追求，至于筹措办学经费则是第二位的，或者说水到渠成的。
二、在中心工作上，无视知识传授方式的转换，体现不出创业型大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
随着知识生产模式的变换，创业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必定同样存在育人模式的转换，核心在于知识传授方式的转换，以体现创业型大学区别于传统型院校在人才培养上的特殊性。
进一步说，创业型大学要从学科导向、理论导向的日益学科分割、单一分化并与现实分离或隔绝的人才培养模式，转向应用导向、跨学科交叉并且产学研一体的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模式。
然而，我国地方本科院校在推动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人才培养的关注甚少，更不用说去推动知识传授方式的转变。可以说，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早期实践更多地关注科技成果转化，并未从人才培养的特殊性角度来推进创业型大学建设，甚至从未思考过如何强化与彰显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
例如，国内研究创业型大学的学者，将福州大学的创业型大学模式称之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模式[15]，其战略重点是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创新，服务海西区域经济的升级[16]。该校校吧里曾经有一篇帖子，认为福州大学的创业型大学道路走过了头，人才培养关注不够，整个校风学风很浮躁[17]。
又如，南京工业大学之所以一度更换战略目标定位，在继任领导看来，主要原因之一正是在于“学风太差”。该校长指出，“我校曾创造性地提出‘教师在岗创业、成果在园转化、人才在校成长’，现在要适时回归大学本源，重新审视大学的精神、使命、宗旨和价值观，改‘在岗创业’为‘离岗创业’，回归宁静，拒绝浮躁”[18]。
再如，浙江农林大学为实现在2020年建成国内知名的生态性创业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在三年时间内出台了《浙江农林大学“十二五”创业发展规划》《浙江农林大学关于鼓励和扶持创业的若干意见（试行）》等一系列针对性的创业政策及制度[19]，但没有一条是针对创业型大学人才培养特殊性的政策。
作为在该校工作三年的中层干部，本文作者之一见证和参与了该校各种关于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建设的政策文件出台，这些文件制订的出发点主要是激励教师开展学术创业、合理评价教师创业绩效等，尚未发现转换知识传授方式、把学生培养成为创造性人才[20]的针对性文件。
如果这些院校仍然在不遗余力地推动创业教育，那么这不是因为学校走上了创业型大学的缘故，而是政府倡导高校重视创业教育，全国高校都在开展创业教育。
总体而言，国内那些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普通本科院校，在迈上学术创业道路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学校的战略重点在于科技成果转化，而创业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的特殊性问题，往往未能进入到学校决策的视野中来，处在一种遵循传统、自然发展的状态。
人才培养是大学本源性的使命，也是大学永久性的使命，更是大学独特性的使命。一所大学从传统型转到创业型，其大学属性并没有改变，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没有改变。
对于那些富有创新精神、敏锐思想、勇于担当的卓越高校领导来说，他们既然能够在传统型大学坚如磐石的学术生态环境中率先提出创业型大学的战略目标定位，那么他们必定能够认识到，创业型大学不仅要在人才培养上做得好，而且要做出与传统型院校不一样的人才培养模式与实效，实现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相得益彰。
但是，为何国内第一批明确定位于创业型大学的普通本科院校在前期普遍显得人才培养氛围不浓、特色不明？原因有三：
其一，创业型大学理论在人才培养上关注较少。作为创业型大学的理论鼻祖，无论克拉克还是埃兹科维茨，他们很少有关于创业型大学人才培养的论述。
克拉克的“五要素论”，基于组织转型与学术创业；埃兹科维茨的“三螺旋创新模式论”，基于政府、大学与产业三者的新型关系以及科研成果转化。而且，在他们对于案例高校的具体论述中，也较少涉及创业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更不用说创业型大学人才培养的特殊性问题。
国内学者在对创业型大学理论进行本土化改造与诠释过程中，同样忽略了创业型大学培养人才的重要性与特殊性。例如，有学者在梳理国内各种关于创业型大学的定义时指出，这些定义普遍“关注知识的资本化和商业化，但对创业型大学的人才培养只字未提，这无论如何都不符合大学的本质要求”[21]。创业型大学关于人才培养理念的缺失，导致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实践的偏颇。
其二，同时同等兼顾多重任务在客观上难免顾此失彼。与传统型院校一样，创业型大学同样需要从事科学研究。只不过，创业型大学的科学研究不再是终极目标，培养创造性人才、推动成果转化、服务社会经济才是最终目的。
显然，创业型大学比传统型院校肩负更多的职责与使命。对于一所新迈入创业型大学道路的传统型院校而言，只是明确了自己的办学定位与前进方面，并未真正成为一所创业型大学，从而在面对传统的与新生的多重办学使命且无法全部兼顾之际，便只会重点关注新增的使命，导致顾此失彼现象的发生。
确实，传统型院校在当前的学术生态环境中都存在重研轻教、重学轻术等顾此失彼的现象，新生的创业型大学是在传统型院校教学育人、科学研究“两个中心”的基础上延长学术生产链条，增加了学术成果转化的新使命，要在短时间内兼顾三者的关系，实现知识生产、知识传承与知识应用三者相得益彰，其难度远比传统型院校协调教学与科研的关系大得多。
其三，新生的创业型大学在转型初期重点瞄准学术创业，在主观上或许属于一种战略路径选择。如前所述，国内第一批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普通本科院校，其转型动因往往基于拓宽办学经费、实现成果转化。
于是，在这些高校的办学者看来，只要学校能够拥有充裕的办学经费、较高的社会服务声誉，自然会吸引优秀的教师与生源，在建设省域或者全国乃至世界一流大学的征途上，这种办学路径要比通过抓好人才培养一步一步地逐渐提升学校品牌有效得多，快速得多。
20世纪60年代建校的华威大学，能够在短短三十年的时间里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教学型“草坪大学”一跃成为世界著名的研究型大学，正是循此路径。
无论国内创业型大学无视人才培养有多少种理由，这种仅仅关注学术创业的偏颇做法，都不利于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顺利推进。至于其理由，倒不只是因为大学为培养人才而设，无视人才培养就成不了所谓大学，更在于创业型大学这个称谓容易让人们联系到创收型大学、商业化大学，从而在本能上就会对人才培养极为敏感。
这就可以看到，不少对创业型大学论者的批驳文章，在没有理解论者基本观点的情况下，就抓住“资本”“学术创业”“市场”等字眼大加挞伐。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挞伐并没有针对论者的文章，而是针对挞伐者臆想的创业型大学，并且还能赢得学界的赞誉。这就可以理解一个现象：传统型院校在人才培养上的贡献度同样不令人满意，但是，相较于传统型院校，社会各界对创业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更为关注。也就是说，在学术创业业绩尚未体现出来的情况下，如果创业型大学在人才培养上毫无建树，那么创业型大学就会引起社会各界更多的质疑并遭抵制。
从我国创业型大学遭遇到的挫折或者曲折来看，也正是因为在推进创业型大学本土化建设过程中，过于强化教师的学术创业而淡忘人才培养的使命，甚至将学生作为创业型教师廉价的劳动力。这一硬伤也就导致了“创业型大学”转型目标及发展方向遭到反对甚至被迫改旗易帜。
例如，南京工业大学于2013年将办学目标转向为“综合性、研究型、全球化高水平大学”，正是为了扭转“只关注学术创业而忽略人才培养的办学文化”[22]。事实上，从MIT、斯坦福的成长历程来看，创业型大学不仅要让教师成为创业型教师，更要把学生培养成为创造性人才，造就未来优秀的创业工作者。
可见，人才培养是大学的底线与红线，注重学术创业的创业型大学容易触犯这条底线与红线，其人才培养自然更受社会各界关注。
三、在转型路径上，未能从变革传统的考评体系角度来推动创业型大学教师转型
教师与大学的关系，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从大学的类型来看，教师的学科归属决定了大学的科类属性。例如，一所以体育学科教师占主体的大学，必定是一所体育类的大学。
从大学的层次来看，教师的学术水平决定了大学的办学层次。例如，如果一所大学占主体部分的教师都不从事科学研究，仅仅承担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传承工作，那么该所大学不可能成为研究型大学。
从大学的使命来看，教师才是大学使命直接的履行者。例如，培养人才、发展科学与服务社会被称为现代大学的三大社会职能，每一项职能最终都要由教师来完成。
因此，无论基于哪个角度通过哪种渠道凭借哪种方法来推动大学从传统型转向创业型，都必须抓住一条主线，那就是推动教师从传统型转向创业型。
可以说，只有教师的转型，才能带来大学的转型。推动中国传统型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着眼点就在于推动教师转向创业型；评价中国创业型大学建设实效，从教师转型状况就可以获悉。我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十年实践至今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出现“南橘北枳”现象，最为直接的因素在于未能重视并实现教师从传统型转向创业型。
那么，为何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中国实践未能着眼于并实现教师从传统型转向创业型？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方面，传统的教师考评体制没有在根本上实现变革。创业型大学建设的基本目标有两个：培养创造性人才与实现成果转化[23]。在创业型大学，科学研究本身不是最终的学术目标，实现知识在人才培养与社会生产上的应用，才是创业型大学终极追求的学术使命。
也即科学研究是创业型大学教师履行岗位职责、获得学界认同、实现职称晋升的基本途径与自觉行为，也是履行人才培养与成果转化两大使命的前提条件与基本要求，属于过程性、阶段性与手段性的学术工作，无须学校提升到岗位职责与学术使命的高度予以评价。
因此，建设创业型大学，必须改变基于学术本位的科研评价体制与教师考评体制[24]，改变让教师一切围着论文论著、课题奖项等学术业绩转的学术生态环境，把教师的智慧、时间与热情引导到培养创造性人才与实现成果转化上来。
然而，国内普通本科院校在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之后，传统的教师考评体制并没有任何改变，至多增加了一些学术创业激励的条款，丝毫不改变原有考评体制的基本特征与价值导向。这就可以理解，十年过去了，志在建设创业型大学的高校教师还是与以前一个样，创业型大学除了这个自我设定的名称外也与过去没有什么区别。
事实上，由于缺乏真正推动教师转型的制度安排，中国高举创业型大学旗帜的高校至今还只停留在战略规划甚至宣传发动上。例如，本文作者之一曾与某创业型大学相关部门负责人在该校多个二级学院进行调研，希望获悉一线教师对创业型大学战略实施三年来的感受与意见。
然而，前后调研的30多位专任教师中，没有一个人提及创业型大学，当作者主动抛出这个话题时，他们都认为他们的工作与以前一样，创业型大学的办学定位对他们没有任何影响。这表明，由于传统的教师考评体制尚未发生改变，创业型大学开展的轰轰烈烈的宣讲活动乃至出台的学术创业政策，都没有对教师转型产生实质性影响。
“创业型大学”的旗手之一伯顿·克拉克曾经断言：“在尝试大学转型中最常犯的错误是管理团队从一开始就没有带动教授和他们的系统而独自前进。”[25]诚哉斯言！我们终于真切感受到：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成功与失败，最终决定于教师转型，决定于教师的态度、行动与能力。
另一方面，传统的教师考评体制难以在某一所高校实现革新。推动大学转型，关键在于教师转型；推动教师转型，关键在于评价机制。中国要实现一批传统型院校向创业型大学转型，关键就在于实现教师考评体制创新，引领教师转向创业型。
对于这条办学逻辑，学界可以达成共识。例如，在传统型院校向应用技术型大学的转型路径上，有文从“理念引领、教师转型、制度创新”三个着力点出发[26]，正是遵循该条办学逻辑的建设路径。
那么，为何中国新生的创业型大学不能放弃传统的教师考评体制，完全按照建设创业型大学的基本目标与历史使命来研制并践行新的教师考评体制？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中国大学尚未成为真正面向市场依法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政府不仅是高校办学资金的最大提供者，而且是高校教学育人与科学研究的间接管理者、牵引者与评价者。
也就是说，中国大学一切围着政府转，而不是围着市场转、围着学习者转。政府如何管理与评价大学，大学自然也会这样来管理与评价教师。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教师考评体制必然牢不可破，在“双一流”背景下甚至愈演愈烈，这是政府针对大学的考评机制在教师身上的延展。例如，在全国范围内评选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依据的标准主要还是传统的学术业绩，这与创业型大学的价值追求是不一致的。
或许我们认为，高举创业旗帜的多为地方本科院校，它们可以无视国家“双一流”建设，按照创业型大学模式走自己的路。但是，每个省级区域都有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遴选，作为由政府任命的高校领导，都会紧盯政府的标准与指向，不敢另行其道。
而且，中国的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只有从政府的文件中走出来才是最权威的，政府认定的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又进一步让这些高校能够获取包括优秀生源在内的更多的办学资源，于是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内形成了以政府办学为核心的“马太效应”。“中国的大学都是‘孤岛’，和地方没有直接的关系”[27]，也就显得并不奇怪。在这样的学术生态环境中，没有哪位公办本科院校的领导勇于在教师考评体制上大胆创新。
总之，从我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实践误区来分析，尚未实现教师从传统型向创业型转向，确实是“南橘北枳”现象的关键因素。不过，这个实践误区，与前面两点还是有所区别。
如果说，前面两大实践误区的责任主体在于高举创业旗帜的普通本科院校，那么，尚未实现教师转型则更多地归因于整个高等教育管理体制。各种主观与客观、宏观与微观的因素，决定了我国创业型大学本土化的实践之路必然是一个漫长曲折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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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付八军，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授、博士；龚放，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转载自：《江苏高教》201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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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又双叒叕改版啦
快把“MOOC”设为星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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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的人终会相聚，慕客君想了想，要是不分享出来，怕我们会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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