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王朝对抗游牧入侵，喜欢把社会搞得很简单

2018 年 4 月 21 日 第一财经 彭晓玲

与大多数从事中古军事史研究的青年学者不同，在新疆大学历史系任教的李硕走遍了中国西北部边疆。

独特的经历让他在研究游牧族群与华夏政权的对峙和战争时可以更加客观，“既不是老的‘华夏中心论’，也不会矫枉过正、跳到‘蛮夷中心论’里边去”。上周末，李硕游历到成都武侯祠附近一条藏人居多的街区，谈到新书《南北战争三百年》时说。

▲敦煌莫高窟第285窟《五百强盗成佛因缘》故事画（西魏）中的战争场面

这本新作脱胎于李硕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博士时的毕业论文。1977年出生的他在京津冀军事重镇保定长大，对古代军事的最早接触可以追溯到小时候从收音机里听评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两军对阵，先是各出一员大将，阵前“大战三百合”，待一方被“挑落马下”，这边全军将士便乘机“掩杀过去”……不管是小说还是评书，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模式描述得都非常程式化。至于武侠小说里经常写到的打斗，比如《神雕侠侣》中黄药师面对蒙古大军围城，用来指挥军队的“二十八星宿阵”，在他看来更是有点“巫术”的意味。

中国古代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但关于战争的叙述历来很模糊。譬如楚汉之间著名的“垓下之战”，双方投入兵力多少？各自阵列多长、多宽？是不是和挖出来的秦陵兵马俑一样？交战过程如何？类似战争情况在《史记》里看不到任何记录。李硕说，这也不能全怪史官们，古代承平时期的将领们也弄不清真正的仗应该怎么打；乱世那些打过仗、有经验的武将，又大都没文化，战争的战术和过程自然没法记载下来。中国古人里面，唯一写书记录过打仗的，是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

对比之下，从古希腊人希罗多德记录希波战争的《历史》开始，到《远征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亚历山大远征记》《高卢战记》《内战记》，欧洲一直有非常详尽的战史记载，近现代以来欧美战史著作更是大量涌现，英国首相丘吉尔还凭两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在195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中国古代历史上军事记录的“留白”，引发了李硕的研究兴趣。尤其是大分裂的南北朝时期，北方游牧政权和南方华夏政权发生了大规模战争，双方内部也频频上演残酷的吞并和灭国。他决定从文献典籍“挖”出与战争相关的零散记录，试图像拼图一样重现南北朝时期的战争，及其对社会和政权结构演变的影响。

2005年从北大中文系毕业后，李硕做了5年记者。这段经历也影响了他研究中古军事史的方式——在密集查阅文献资料之外，辅以大量实地走访。从京口（镇江）到建康（南京），他看了南朝刘裕当年的行军道路后，感叹不光是“英雄无觅”，连长江也不是当年的长江了。在山西省晋城市高平的长平古战场遗址，看着地下挖出来的累累白骨和邻近的箭头村，一下对长平之战有了不同的理解——他认为赵括并非史书中贬斥的志大才疏，而是做出了最冒险但可能也是最高明的决策，“导致他失败的，是赵军内部的背叛”。写完博士论文后，李硕还去了甘肃南部的白龙江流域，那里有南北朝时期连接南方梁朝与西域诸国之间马匹输送的“吐谷浑道”。沿着白龙江溯流而上，一直走到甘肃和四川交界的小镇郎木寺，眼前突然出现草原、帐篷和牦牛群，李硕说，当时一下感觉走到了游牧和农耕、古代和现代的结合点，由此对广袤的中国西部世界产生浓厚兴趣。

2013年，李硕从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毕业后，主动选择到新疆大学工作。他说，当时主要是想通过“切换”，更深入地了解游牧生活和游牧文明，把中国史研究做得更深。李硕的学术楷模之一是《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作者、美国著名藏学家戈尔斯坦，他治学中立、客观、冷静，不偏袒任何当事方，这样的历史书写立场与李硕做新闻记者时接受的职业训练一致。与深度接触了西藏社会的戈尔斯坦一样，李硕也利用寒暑假和节假日，走遍了中国西部边疆省份，不管是藏族、蒙古族还是哈萨克族，都有他的牧民朋友，住在他们家中，吃拌糌粑、方便面。为了便于在草原上从一个部落到另一个部落，李硕还学会了骑马。

李硕写了很多游历西北边疆的文章，贴在豆瓣上，其中有部分内容是对少数民族牧民做的口述史整理。他说，现在学术界大多数年轻学者都在城市环境长大，和传统农牧区没有联系，他的口述史不仅是为了记录传统和变迁，更是试图用一个较为便捷的形式，给城市精英们“补补课”，让他们多了解一下中国广阔的基层社会，普通民众是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好规划未来”。

对话李硕：

马镫使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很强调战术发展对政权结构的影响。古代东方、西方都有步兵方阵，步兵战术也都得到发展，但为何后来东西方政权结构却完全不同了？这是否与兵源构成不同有关——古希腊士兵来源于城邦公民，春秋战国时士兵出自底层？

李硕：中国没有过城邦民主制的阶段，较早的春秋列国都是贵族政治，主流是用战车作战，因为只有贵族阶层才能装备和熟练运用战车。其实步兵比战车成本更低，对地形的适应性更强，但贵族战争“重规则”，所以春秋战争里步兵一般是配角。当集权的君主制兴起，列国间战争变得更残酷，贵族阶层就和战车一起淡出历史了。

在相似的历史条件下，在古希腊、罗马城邦里，贵族从未像春秋时代那样获得独大的地位，平民在政治、军事上的作用较大，所以在古希腊、罗马的战争里，战车从来不是重要因素。他们还有一点骑兵因素，贵族往往充当骑兵，但在战争里的作用很有限，这和当时的骑兵装备、战术水平有关。更早的荷马史诗时代，战车和贵族的作用更大些，但史料渺茫，就不好讨论了。

再到后来，随着古希腊、罗马城邦的兼并扩张，国家规模变大，贵族和平民的冲突越来越激烈，独裁君主应运而生，贵族因素更加被削弱，战争还是以步兵为主。

到所谓“中世纪”，骑兵的装备和战术发展起来，才成为压倒步兵的主角。欧洲中世纪的重骑兵和贵族政治有直接关系，类似春秋贵族和战车。但同一时期的中国，贵族制并没有复兴，骑兵仍被结合在专制政治模式中。比如，汉代以后中原农业开发、人口增长，已经没有太多养马的空间了，这可能也是中原军事政治格局里，军事贵族因素难以死灰复燃的原因之一。所以此后中国历史里，只有北方民族入主，才能带来一点军事贵族因素，同时他们也保留着从北方输入战马的渠道。

第一财经：你认为马镫的出现使得中国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他们借助骑兵入主中原，由此开启了南北朝历史。但也有一种观点认为，马镫的作用被拔高了，低估了游牧民族从小马背上长大养成的平衡能力。没有马镫的时代，西方历史上也出现过战斗力很强的骑兵，比如马萨革特骑兵打败波斯人。具体到中国历史，你怎么看待马镫发展的影响？

李硕：军事技术的发展是个大的脉络，具体到每一场战争则充满了不确定和偶然因素。在没有马镫的时代，游牧族骑兵也许能击败农业王朝的步兵，但要靠一些特殊因素，比如诱敌深入，把农业步兵军队拖到后勤断绝、军心离散，再予以歼灭。

但总的来说，在马镫和骑兵冲击战术普及之前，游牧族很难攻占大面积农业地区，因为那时的骑兵很难击败集团步兵，这个大的规律性现象是存在的。汉代以来，中原为对抗游牧族的骑射骑兵而开创了骑兵冲击战，这种战术随着4世纪时马镫出现而完全发展成熟，北方民族获得了对中原军队的压倒性优势，他们借助骑兵入主中原，由此开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历史。

第一财经：你认为，游牧民族在学习中原骑兵和步兵技战术的过程中，摆脱原有部落联盟的松散政体，建立集权政体，最终得以实现入主中原、建立十六国和北朝政权，这也是后来元、清帝国兴起的军事背景。但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中提出草原王朝的权力周期，认为游牧帝国的出现，与草原部落试图联合起来对华夏王朝进行“敲诈行动”有关。你怎么看待这种关于北方游牧帝国起源之间的不同观点？

李硕：汉地和草原，王朝崛起的“同步性”，也不是百分之百的普遍规律，有各种特例和例外。比如东汉时期，中原王朝长期稳定，但北方就没有出现强大而统一的游牧王朝，再到三国两晋也没有。下一个强大的游牧王朝是柔然，和北魏基本同步。所以“草原影子王朝”的说法，有一定解释力，但做不到严丝合缝。因为人类社会太复杂，各种互相影响的变量太多，做不到数学公式那样简洁、整齐。这也许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

被草原征服者打断的南方“产业化”

第一财经：你在书中论述了战争导致北方游牧民族政治制度的变化，那在你看来，战争对华夏政权的政治制度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李硕：中国政治结构的最大变化，就是从春秋变到战国，从贵族社会到集权政体。基本自秦汉以后，中国面临的最大军事压力就是北方民族。中原地区分裂、内战的时候不太多，而且也多夹杂有北方民族入主的因素。

在这漫长的古代历史中，游牧族入主中原，或者汉人王朝为了防范游牧族的入侵，都要把社会搞得相对简单，便于军事动员，这导致汉地尤其是江南的商业化、产业分工没能发展起来，迟迟没能自己发展到近代社会、工业时代。比如元朝给全国人都安上固定的世袭身份，你做裁缝，儿子孙子就永远做裁缝，其他类推，这就是拿草原那套思维来管农业地区，只能拖累南方的发展。这不是说蒙古人不喜欢钱，游牧族的习惯是对高价值的小东西更感兴趣，比如金银珠宝，因为搬家带着方便，他们不想出现太复杂的社会。

汉族建立的王朝其实也类似，因为要对抗北方民族强大的压力，就需要把社会搞得很简单，统计人口容易，征兵容易，隋唐强搞均田制、租庸调制，就是为了故意维持一个简单社会，明朝朱元璋的制度建设也是。其实南北朝时南方从来不搞均田，收税都是按财产计算，那才是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所以到唐朝中期，又承认均田制不行了，重新改税制适应复杂社会那一套，史学上称之为唐代经济和财政的“南朝化”。

第一财经：说到唐朝“南朝化”，陈寅恪等学者认为与关陇军事集团解体、南朝和北齐的文化风尚又占领了唐的官僚机器有关。你在书中的观点也和前辈学人相似。但关于唐朝“南朝化”，还有人认为与隋唐后中国经济重心开始南移、南方经济影响越来越大有关，文武分途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对于唐朝“南朝化”，是否应该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谈，而不是仅仅从军事角度分析？

李硕：对，南方发展的经济角度也很重要。但也像我前面说的，南方经济再怎么发展，也没自行发展到近代化、工业化，很大程度上还是被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给拖住了，或者被来自草原的征服者打断了。

从简单的农业社会，到复杂的商业、近代社会，是个很脆弱的“过渡期”，因为社会分工细密了，不怕死的尚武精神少了，专门能打仗的军事贵族阶层也没了，就更打不过北方民族了，中国汉族王朝一直在重复这个循环。西欧后来为啥能成功，就因为那儿偏，游牧族不容易注意到，趁机造出火药枪炮，谁来也不怕了，而且还要征服全球。

在边疆体会到汉文化的某些可贵之处

第一财经：从军事角度重新打量历史，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你在书中关于诸葛亮的“差评”也令人印象深刻。

李硕：我还没从政治史的角度写过三国，只是从军事的角度总结了一下诸葛亮不成功的地方，就是他缺乏战略和战役层面的谋略，持重而不敢冒险，不会用“出人意料”的打法。这种角色，在战争里面不适合当主帅，适合当参谋长，负责些具体的军队日常管理、战役后勤调度等工作。可以说，历史上的诸葛亮，和《三国演义》中那个半人半仙的诸葛亮完全不同。

第一财经：你在新疆大学工作，又利用假期在甘青蒙川藏区周游，这些经历在研究南北朝战争中的北方游牧民族时，是否可以跳出“华夏中心论”提供新的视角？

李硕：先说“中心论”。任何人类群体，其实都是自我中心的，觉得只要“非我族类”的，都不如自己。对于传统时代的这些心态，没必要过于苛责。

我写历史，或者在边疆生活游历，心态还都比较超脱，既不是老的“华夏中心论”，也不会矫枉过正、跳到“蛮夷中心论”里边去。我当初去新疆的心态，是觉得中原汉地的历史、文化我已经了解得差不多了，该去看看别的东西了，至于能不能找到有价值的，那时心里还没底。但这几年下来，感觉找到一些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又体会到了汉文化的某些可贵之处，这可能是一直生活在汉地难以察觉的。

现在学术界好像清算“华夏中心论”的呼声很高，还有些海外的学派遥相唱和。有人号称要拨乱反正，改变成“草原本位”、“内亚视角”，但这不是喊两句口号就能“转换”的，那是在书斋里臆想，在咖啡馆和文字里吹牛，没有去过怎么可能了解真正的草原和内亚。要超脱这种或那种“中心论”，既不故步自封也不矫枉过正，只能靠走进现实，多看看老百姓的生活和心态，那些凌空高蹈的不实际想法就少点了。

第一财经：去古战场实地考察，对你的军事史研究起了什么帮助？

李硕：其实从研究战争史的角度，该去的地方太多太多了，主要还是在中原，胡焕庸线以东。比如梁武帝为了防御北魏南下，在淮河上修筑了一条拦河大坝，把上游数百里都淹成了水乡。那时还没意识到预留泄洪口，后来到雨季就被冲垮了，又把下游给淹了。这应该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江大河截流工程，极为壮观，史无前例。史书关于此事的记载，让我有一种“体验极限”的震撼。

我还一直想去北魏和后燕决战的参合陂古战场。史书对此战有些环境、时间描写，看着卫星地图，我能把这些文字变成脑子里的画面：隆冬荒原上，清晨，结冰的湖泊旁边，慕容氏燕军在宿营地收拾营帐，准备东归；然后，东方的高地上，逆着初升太阳的光晕，拓跋骑兵的影子出现在了地平线上……

第一财经：你是怎样对古代军事史研究产生兴趣的？

李硕：我最早是从明清演义小说“了解”古代战争的，最初是听收音机里的评书，《三国》《水浒》等等，上学识字多了才能看原著。后来看了电视剧，那时开始觉得演义小说中对战争的描述有点不靠谱了。

我从小喜欢军事，跟家庭也有点关系。那时我父亲在乡镇武装部上班，工作有征兵、训练民兵等。关于军队的队列移动复杂、指挥需要经验，是从父亲那里听说的，这种经验之谈，似乎还没人用直观感性的方式写下来过。但我在写书的时候，从古史里找到对应的记载了，就是西晋皇帝围猎那次，卫兵的队列完全乱了，谁都指挥不好，最后找了个有经验的老将才能整好。

我对现代军事关注也多。现在网上军事爱好者很多，有各种“大战”的推演。我觉得以后大国打仗，就是太空里的卫星战，大气层内的陆海空军都是其次。你的卫星要先没了，就该赶紧求和了，识时务者为俊杰。

战争不是好东西。我们生当太平时代，能在文献里复原它，在影视剧里欣赏它，在电子游戏里参与它，就是最好的满足。我永远不想亲眼见到它，所以我更珍视我眼下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