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后回过头来看,中兴的危机或许会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转机。
文 | 何思妤
来源 | 商业人物(ID:biz-leaders)
自去年3月中兴支付60亿罚款后,今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全面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通讯销售零部件、商品、软件和技术7年,并对中兴通讯处以 3 亿美元罚款。禁令一出,17日,中兴A股、H股双双停牌。中金公司表示,中兴只有1至2个月的零部件存货,若不能尽快达成和解,将影响相关业务。
危难之际,76岁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紧急出山,中兴通讯也在第一时间成立了“危机应对工作组”。人们寄望于老将挂帅,再次力挽狂澜,但侯为贵在机场的一张背影照还是不免令人心酸。
4月20日,美国商务部新闻官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表示,对于中兴的禁令目前没有扭转的余地或协商的空间,要严格地等到7年后才有望重启协商。
这对于中兴而言,无疑是封喉一剑。中兴通讯董事长殷一民发布内部信称,“可能导致中兴通讯进入休克状态”,“不能接受”。
罗马并不能一日建成,也不可能一日倒塌。
华为在美国的境遇同样艰难。多年来,华为手机一直受到美国政府打压,不能平等进入美国市场。而中兴是唯一一家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拥有显著份额的中国厂商。当前,中兴在美国智能手机市场的份额约为10%,为第四大厂商。此前,中兴也一直宣称国际化比华为更加彻底。
4月16日,华为喜忧参半。喜的是其5G产品成功获得全球第一张CE-TEC(欧盟无线设备指令型式认证)证书,忧的是美国监管机构还采取了一项措施,禁止当地移动运营商使用联邦补贴购买中国企业生产的任何电信设备。之前,华为与AT&T在合作协议已经签订的情况下,仍被美国政府干预,最终导致华为手机入美失败。
在美国的封杀之下,华为和中兴同病相怜。而中兴的危机,任正非在6年前就预料到了。
2012年,任正非在一次内部会议上说:“我们现在做终端操作系统是出于战略的考虑,如果他们突然断了我们的粮食,Android 系统不给我用了,Windows Phone 8系统也不给我用了,我们是不是就傻了?”
当年,据说任正非看了美国电影《2012》后,认为信息爆炸将像数字洪水一样,华为想生存下来就需要造一艘方舟。于是,华为成立了专门负责创新基础研究的“诺亚方舟实验室”。
任正非指出,华为要在芯片领域投入“四亿美元和两万人”进行“强攻”,对于华为来说,海思的定位是“一个重要系统”,是公司长远战略投资。他表示,“海思一定要站立起来,适当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任正非强调,“我们不能有狭隘的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害死我们。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赚钱,是要拿下上甘岭。拿不下上甘岭,拿下华尔街也行。我们不要狭隘,我们做操作系统,和做高端芯片是一样的道理。主要是让别人允许我们用,而不是断了我们的粮食。断了我们粮食的时候,备份系统要能用得上。”
很多企业都看到了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但似乎只有华为开始了自我拯救。
正如4月17日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在华为全球分析师大会上所说:“中美关系不是我在这里说得清楚的,或者可以推动解决的。”徐直军称,“有些事情不是以华为的意志为转移的,既然没法左右,还不如不去理它,这样华为有更多精力和时间来服务好跟华为合作的客户;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打造更好的产品,去满足客户的需求。有些事情放下了反而很轻松。”
目前,华为实行的是多芯片供应战略,高通、mtk以及麒麟都只是华为的一个选项,其中麒麟是华为全资子公司海思半导体做的芯片。
2017年国内集成电路设计产业规模达2073.5亿元,在国内前十大集成电路设计企业当中,海思以361亿元销售额排名第一。近两年来,海思的麒麟960、970已经达到了世界级水准,在华为Mate、P和荣耀V系列上的表现可圈可点。
反观同时期的中兴通讯,在2010年前后,中兴通讯进入一个规模化通道,增长速度放缓,内部称之为“爬坡”。侯为贵在2012年初指出,这一阶段不会太长,最大挑战是规模、现金流与利润的平衡。
也许正是追求平衡,使得中兴丧失了一些成长的机遇。
长江商学院薛云奎教授撰文称,“中兴通讯目前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主营业务没有盈利,产品缺乏核心技术支持或技术含量偏低,销售毛利率长期低下。公司过去10年的盈利完全依赖减持股权红利和软件产品出口退税及政府补贴支撑。”
在薛看来,“中兴过去10年30%的销售毛利率,最多只能算一家具有一定技术含量的工程公司,却很难将其归类为高科技公司之列了。”
从财报来判断一家公司的技术实力,重要指标除了销售毛利率还有研发投入。据中兴2007—2017年财报显示,自2007年以来,公司累计投入研发费用917.17亿。而同期华为研发投入却高达3940亿。
业界素有“华为是狼,中兴是牛”的说法,一家公司的气质和创始人脱离不了关系。
1985年,43岁的技术干部侯为贵离开航天691厂,在深圳创办中兴。两年后,团级干部任正非也在43岁这一年离开部队,在同一座城市深圳创立了华为。
侯为贵上学时是尖子生,毕业后教了两年书,后来进入691厂,一直从事技术工作,属于典型的工程师类型,温和、稳健、低调。相较之下,军人出身的任正非把军人气质植入到华为当中,比如绝对的服从、执行,超高的工作强度,狼性精神等,在经营上敢于冒险,不循常规。
“他不像任正非,任正非有一点‘酒肉穿肠过’的感觉,侯为贵有点像‘道’,很多时候他吃素,在修行。”一名曾在中兴任职多年的离职老员工如此评价侯为贵。
据媒体报道,起初,性格迥异的两人惺惺相惜,曾多次私下探讨民族通信业的未来,中兴和华为一时瑜亮,被称为“双子星”。不过身处同一个行业,竞争不可避免,只是时间早晚罢了。
1989年中兴研发出中国第一台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数字程控交换机,也随之转型为通信设备制造商。到1992年,中兴销售额突破1亿元。
1996年,侯为贵决定突破原来产品结构上的单一性,向交换、传输、接入、视讯、电源、移动、光通信等多元化领域扩展。凑巧的是,任正非也在同一年制定了发展计划,在产品结构上同中兴几乎如出一辙。中兴和华为第一次有了针锋相对的味道。
随着竞争日趋激烈,两家公司也从最初的小打小闹发展到对簿公堂。
1998年,华为在湖南、河南项目的投标书中,加入了打击中兴的内容。第二天,中兴开始反击,如法炮制。结果,中兴赢得了订单。任正非不甘示弱,随后在法院起诉中兴,指责对方作引人误解的对比。很快,侯为贵便以相同的理由状告华为。双方系剑拔弩张。
在这场大战中,中兴赢得了赔偿,而华为则赢得了市场。此后,双方的“战火”延伸至国外,在印度、尼泊尔等地,双方争夺激烈,半路截住对方投标人员的事时有发生。
前10年的发展,中兴抓住了CDMA、小灵通等数次机遇,在市场上站稳了脚跟。1997年和2004年,中兴先后在A股、H股上市,一度成为资本市场最大的通讯公司。
2004年前后几年,中兴凭借国内流行的小灵通赚了100多亿元,而同城的华为却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在任正非看来,小灵通在日本已经是就要被淘汰的技术,为什么还要巨额投资搞小灵通?为什么不抢占先机研发2.5G和3G技术?
任正非的决策,把华为拖向了深渊。因为当时国家只给小灵通发牌照,而不2.5G发牌照,华为投巨资却没有市场。后来在华为高研班,小灵通决策被定格为失败的决策:过多考虑技术因素,而不从市场的现实出发。
任正非曾回忆:“我当年精神抑郁,就是为了一个小灵通,我痛苦了8至10年。我并不怕来自外部的压力,而是怕来自内部的压力。我不让做,会不会使公司就走向错误,崩溃了?做了,是否会损失我争夺战略高地的资源。内心是恐惧的。”在痛苦的思索中,他写出了《华为的冬天》。
后来的“中华酷联”时期,中兴依然走保守的价格战路线,而华为则砸钱搞研发。战略上的失误让中兴从2013年开始便跌出了国内市场前五。
目前,中兴与早已走出冬天的华为差距正在被迅速拉大。数据显示,中兴通讯2016年全球出货量同比下滑36.5%,2017年继续下滑近20%。2016年,中兴营收1012亿元,华为营收5216亿元。2017年,中兴营收1088.15亿元,华为营收6036亿元。而且,华为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2018年营收要达到1022亿美元,约合6558亿元人民币。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此次禁令直指中兴命门,也将中国科技业的“芯”病暴露无遗。
据悉,中国90%的芯片都依赖进口,每年进口值超过2000亿美元,是中国第一大进口商品类别。
事实上,中美芯片产业差距不仅体现在技术上,还体现在规模上。Wind数据显示,芯片国产化概念板块纳入的上市公司数量目前有46家,2017年度合计净利润仅在百亿元上下。而2017财年,英特尔一家公司的净利润就达600亿元。
然而,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多年后回过头来看,中兴的危机或许会成为中国芯片产业的转机。
彭博社称,封杀令导致了美国供应商股价全线大跌,有的暴跌幅度超过三分之一,这些供应商未来也面临寻找其他的采购客户。彭博社甚至发出感慨,美国政府封杀中兴只会让中国政府投入更多资源发展科技,从而进一步降低对美国公司的依赖。
短期来看,中兴事件已经超越了公司本身能力范畴,两国政府必将互相博弈令事件得到解决,毕竟美国芯片厂商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长期来看,中国企业唯有坚持自主创新,掌握核心技术,才能摆脱受制于人的不利局面。
目前,国内掀起了一股芯片热。据媒体报道,A股中的国产芯片概念股在近几个交易日内被“爆买”,17日两市40多只涨停股之中,有近20只是芯片概念股。
4月20日,阿里宣布全资收购大陆唯一的自主嵌入式CPU IP Core公司中天微系统有限公司。此前,阿里达摩院已组建了芯片技术团队,进行AI芯片的自主研发。阿里还投资了寒武纪、深鉴、耐能、翱捷科技、Barefoot Networks 等5家芯片公司。
中国的芯片产业,也许迎来了新的变局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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