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金融数字乡村：金融科技的下一个风口？

2019 年 9 月 15 日 互联网金融

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最后时光，实体经济依然在转型筑底中踽踽前行，而以贸易冲突为表象的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更为这一进程平添几许不确定性。与之相应，金融行业也在“空转”和“创新”的废墟上艰难探索防控风险和服务实体的新路径——

有的机构持续发力供应链金融，试图在工业互联网领域“守得云开见月明”；有的机构多路猛攻零售金融，力求快速收割互金成果；有的机构尝试转型金融科技服务商，想要以“赋能”为抓手在同业业务再谱华章；还有的发力智慧城市、试水住房租赁…可谓林林总总，莫衷一是。

然而在各种探索中，无论传统商业亦或金融科技公司，无论规模大小资金厚薄，普遍将目光集中于具有普惠色彩的农村金融。特别是正在各地如火如荼推进的“数字乡村”建设，更是因为与这个十年金融行业创新路径的亲和而博得更多青睐。大幕徐徐拉起，同业们怀揣拥抱下一个颠覆式创新风口的希冀奔赴农村这方“广阔天地”，然而梦想与现实交织之下的数字乡村能否兑现他们破茧成蝶的转型期待？

来源/ 交子科技金融协会

农村金融的历史与现实

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想要照见农村金融未来的发展图景，就必须首先回顾历史，分析现在。对于农村金融的每一个参与者，不管他是高高在上的决策者还是田间地头的业务员，都对农业、农民、农村有着特殊情感。这种情感不仅是长期处于农耕社会的国人在思想文化底层对农村有如母体般的眷恋，更有着直接的现实因素：

一方面，我国经济起飞不仅在历史上多次以农村为策源地，在资本上也长期依赖于农业对工业的输血，在特定历史时期甚至扮演了“第”的角色；另一方面，我国史诗级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也有赖于农村要素的贡献，这种贡献既是土地的，也是劳力的，更是通过人口转移搭建了城市持续运营发展的生态基础。最关键的是，正是以上工业化和城市化直接催生了作为服务业的金融和信息产业的繁荣，把金融人一路从历史带到现实。

不过，当我们以金融视角看待农村时，却总是由于业务逻辑、知识背景、工作惯性当然也包括现实环境等原因，或是将发展城市金融业务的方法生搬硬套，或者干脆就做从农村抽血的买卖：

对于前者，或者是专注县城和较大的建制镇，特别是其中的政府和龙头企业，这是金融对公业务逻辑的自然延伸；或者是专注返乡农民工和已被整合进成熟产业链的小农场、小商户，这是金融零售业务逻辑的自然延伸；或者是专注电站、路网等基础设施建设，这更是信贷业务手到擒来的拿手好戏。不过，对于普通农村、普通农民、普通农业，金融服务的现有手段基本乏善可陈，部分机构的大多实践莫不以不良激增草草收尾。

与深耕农村的惨淡现实相比，做资金转移通道更像是一门有利可图且可持续的生意，这也是为什么“存款大战”在县域三农地区屡禁不止的奥秘所在。在这里，大小银行各擅胜场：大型银行通过内部转移，中小银行通过同业业务，但殊途同归的却都是农村廉价资金向城市的转移。

反思农村金融开展的瓶颈，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金融工具与农村经济的“两张皮”：一方面，金融作为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不同主体间跨时空配置资源的机制，其赖以发挥作用的基础是现代经济，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经济提供的各种信号工具下才能做到风险的精准定价与缓释；另一方面，除了少数已经完成进化的“新物种”，农村经济从思想到组织再到分工，都没有真正实现与现代经济的完整、深度整合，也就不具备金融真正发挥作用并进而重组生产要素的现实土壤。然而这些问题近年来似乎正随着“数字乡村”这一政策的提出和实践的推进而得到逐步解决，农村金融的参与各方似乎也各自正在发生一些积极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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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市场的内外变化

对于金融机构来说，数字乡村具有市场和工具两重面向。就市场面向来说，随着内外部形势的变化，不管传统商业银行亦或金融科技企业都普遍陷入了转型焦虑——既是避免被技术和后来者的创新所颠覆，也是努力在发展到达顶点前寻找到维系增长的“第二曲线”：对于传统商业银行来说，作为“吃饭部门”的对公业务疲态尽显，不但增量受阻，存量亦有四面楚歌之感。更关键的是，传统金融机构还在前期城市线上线下的消费金融大战中失利，拱手让出了业务场景和技术应用的主导权。而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来说，城市零售业务也正在触及市场和客户增长的天花板，过去赖以生存和快速发展的宽松政策环境和由此带来的低廉合规成本也一去不复返。

除了前述市场面向对长尾客户的挖掘，就工具面向来说，数字乡村可以视作金融科技在三农市场的应用：一方面大大缩小了这一市场原本广为诟病的信息不对称鸿沟，为金融机构提供了精准获客活客、计量成本收益、有效风险防控的手段；另一方面提供了场景、搭建了生态，不仅使商业模式更具有持续性，对客户更具有粘性和约束力，同时这种熟悉的打法也可以使经受金融科技洗礼的各类机构更迅速、更有效地服务农村金融市场。

除了金融机构外，另一个重要变量——地方政府的发展策略转型也不能不引起重视。在工业化、城市化的余晖之下，地方政府还要继续探索未来信息化的转型方向，而且与以前不同，除了经济发展之外，其服务民生和社会治理的职责也得到了突出强调。这样，地方政府一方面试图运用大数据、云技术、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等信息技术成果以“数字+”、“智慧+”的手段盘活农村生产要素，点燃经济发展的二级火箭；另一方面则又以此为抓手扩大公共服务供给，同时增加社会治理的广度、深度和有效性。在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既需要金融机构的资金、技术及前期建设经验，同时又有望形成规模颇为客观且潜力巨大的数据资产和商业场景，这些都成为二者一拍即合的基础。

除了上述要素，农业、农村、农民自身也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农业方面，围绕耕地从所有权、承包权“二权分离”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足鼎立”的历史性变化，以专业化农场为代表的工业化、规模化生产组织方式加速替代自然经济，给金融服务接入创造了更好条件；农村方面，在前期以城市化和工业化为主的经济发展中，除了部分已成为城区的农村外，其他区域也多少惠及发展成果，不但基础设施颇有改观，以土地为代表的集体资产也大为增值；农民方面，除了显而易见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增长外，更深刻的还有因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向农村传导而带来的农民现代信息技能提高和思想观念变化，从而使得零售金融破天荒地在农村有了发展的内生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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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乡村作为金融场景的潜在风险

通过以上分析，以数字乡村为契机，农村金融的腾飞似乎已是箭在弦上——在这个领域，机构有意愿、政府有动力、农村有条件，一切都显得那么水到渠成。然而辩证法理论告诉我们，由于内外矛盾的普遍存在，事物也不可避免地有着两面性甚至多面性的呈现，更遑论农村金融这样一个“复杂系统”：

首先来看金融方面。一方面，由于之前数十年对城市市场的专注与投入，金融机构已经离农村“太远”，再加上以电商为代表的新生产要素纽带的形成，进一步拉开了金融机构与最终客户的距离，以至于金融机构选择回到农村时，竟也不得不选择与本地电商企业开展合作，由此不难想到会增加服务成本及信息不对称风险；另一方面，金融服务本身并不创造价值，而只是促进价值实现的手段，在农村，效率过高的支付转账会加速资金外流，业务在给农民财富增值的外衣其实做的也是资金转移的生意，而信贷更会产生负债成本，一不小心甚至会摧毁其发展的原生动力。总之，金融毕竟不是财政，即使是具有普惠色彩的农村金融，本质上也仍然是一种商业，不可避免的具有“反噬”性。

其次来看科技方面。吊诡的地方在于，相较于城市市场，基础薄弱的农村金融本不应该大规模部署科技手段，但正因为其薄弱，反而使得传统手段无法进入或成本高昂。在这里，传统银行通过手机银行+离行机具+三方渠道，以科技手段覆盖物理职能；科技企业通过电商生态+智慧农村，同样也试图建立覆盖全面的综合服务体系。而且随着彼此间的短兵相接，从基础的助农取款、转账汇款、现金汇款到代理缴费、消费结算，以至于到理财、保险、贵金属投资，越来越多的功能在各种渠道上部署开来。与之相伴随的，是更密集、更深度的信息收集，更复杂的前后端以及与合作方的系统架构，甚至是一些未得到监管明确许可的、有争议的获客、面客方式，这些都是未来风险滋生的渊薮。并且考虑到农村金融市场的特殊性和复杂性，该类风险一旦爆发，不仅传递效应广、处置难度大，而且会给相应机构以资金和声誉的双重打击。

最后来看政府方面。实事求是地说，农村金融，尤其是面向未来的数字农村、智慧农村金融，表面上或许2B（对公业务）、2C（零售业务），但实质则毫无疑问2G（政府业务），处理好与当地政府的关系是农村金融最具挑战的风险和艺术。政府方面的风险首先在于实际工作的开展往往集中在县乡，数字乡村建设、营商环境优化在顶层设计上往往因专业性的不足而出现缺失，甚至“一朝天子一朝臣”，工作缺乏必要的连续性；其次也在于人员紧张、事项复杂而造成的资源统筹不足，“画饼”经常难以实际落地。另外，数字乡村从模式上看也是一种平台经济，而且是带有公共基础设施色彩的平台经济，在这里，服务和管理、民生和盈利、资源控制和开放共享等的内在紧张无一不考验着地方政府的运营水平。

另外，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农村金融业务的开展还不可避免地受到宏观层面的影响，数字乡村虽然为三农市场提供了信息化的积极变量，但这一领域工业化和城镇化正在发生的负面情景也不能不引起重视：一方面，虽然以特色农场、观光农业等为代表的农业经济越来越多地接受了工业化、信息化的组织模式而切入到现代经济生态，但原本活跃的例如纺织等乡镇支柱工业企业却因为种种原因大面积退出市场；另一方面，虽然大中城市的消费习惯和商业生态正在以连锁企业和电商平台两个渠道向县域、乡村延伸，带来了消费的趋同性和增长，但农民或主动、或被动地向城镇迁徙购房又消耗了其购买能力，增加了负债杠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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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务数字乡村的展望

当前，各类机构围绕数字乡村进行的农村金融业务已在神州大地如火如荼铺展开来：在平台建设上，通过手机app的功能扩展和在合作商户部署电子机具，以轻资产的方式推动渠道下沉，这可以视作对网点功能的优化和替代；在对公业务上，通过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借助技术手段和龙头企业从信息和组织两个方向塑造生态圈和产业链，在服务好大企业的同时努力把服务半径向中小微企业延伸；在零售业务上，通过自建电商平台及合作电商平台提供的消费场景，既为消费者提供小额、便捷的消费，又为平台商户（小B）提供零售业务逻辑的经营贷款，同时也依托当地政府的数字化公共服务平台推进缴费支付等业务；此外，机构们还根据自身优势和政策要求，开展诸如金融扶贫等特色业务，推动工业品下乡和农产品进城，前者服务了农村客户，后者则撬动了城市优质客户。

不过整体看来，即使被冠以“数字”、“信息”和“智慧”等名义，由于农村金融市场的现实制约和服务的历史路径依赖，各家机构的打法并不新颖，也并不复杂。其实，如前所述，被各方视作未来风口的数字乡村金融市场在各种作用的交织下，呈现出色彩斑斓而又纷繁复杂的图景。坦率地说，农村金融市场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主题词将是“分化”，而拓展这类市场客观上可谓“知难行易”，理应“谋定而后动”，重点在于认知升级而非快速行动。在笔者看来，在策略安排之先首先要正视以下问题：

首先从市场看，农村金融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市场，从目前来看，其更多表现为“3+1”的结构布局：第一是已经作为城市郊区的农村，这里农民从经济生活到消费行为大都已经“市民化”，其产业、土地也都是城市生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前期的金融服务供给足够充分，除了纸面上的统计数字外不能贡献太多有价值的增长；第二是正在被纳入信息化轨道且有工业化、城市（镇）化基础的农村，这里不但有蓬勃兴起的“小镇青年”等新消费群体，也有正在快速信息化、网络化的工厂农场，无疑将成为农场金融竞争的主战场；第三则是自然禀赋较差、经济生态仍较原始的边远地区，这里主要还是通过网络渠道提供基础的服务，满足其基本消费需求，并努力以金融扶贫为抓手探索因地制宜的市场策略。另外在这三类“实体农村”外，还存在着一个以社交、电商等平台经济为纽带的“虚拟农村”，后者与技术、与金融最契合，最容易编织故事、开展业务、产生成果，未来推动这种虚拟农村与实体农村的覆盖将是农村金融业务开展的重要撒手锏。

其次从业务看，数字乡村虽然擎起的是信息化大旗，但真正能落地的反而是工业化、城市化场景。在这里必须充分理解宏观经济发展中工业化、城市化和信息化的关系。从时机上看，农村经济的此次起飞本质上是工业化、城市化对农村的反哺，而从效应上看，工业化、城市化能容纳更多的就业、消费和发展空间，能够创造更大价值，信息化在当前看来效果还未充分展现，反映在金融上也更多是价值的流转而非生产。因此，农村金融业务开展的关键还是围绕农业、工业生产和土地，以其为中心部署和创新金融产品，以信息化为代表的电子渠道建设、风控获客工具优化则应主要发挥支撑而非主力作用。

最后从策略看，需要从实际出发清晰判断不同市场、业务的“红海”与“蓝海”，“叫好”与“叫座”，并匹配不同的资源和打法：比如对于一些支付业务来说，本质上其实是在“高大上”技术外衣下对红海市场的再分割，整体利润未有明显成长反而增加了业务开展成本和市场竞争主体；而对一些信贷业务来说，虽然表面上增加了技术投入、引进了分润伙伴，但却形成了分工科学、工作有效的合作网络，可谓将业务由“可能”变为“现实”的蓝海市场。不过，对于数字乡村这样带有普惠和创新色彩的业务来说，利润可能都不是唯一重要的，相较于此，机构的政府关系、社会形象乃至对前沿的探索、团队的磨练在这方市场无疑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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