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在艺术家看来都是垃圾？

2019 年 2 月 26 日 未来论坛

马兆远，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数字化先进制造研究中心主任，英国谢菲尔德大学智能制造专业教授。

作为一名物理学家，他对艺术的兴趣开始于初中时代偷看哥哥的画册。但他对艺术比较系统全面的启蒙确是在大学时和朱青生学习艺术理论之后。后来去牛津读书的时候做话剧导演，有了“马导”的称号，也结识了很多艺术圈朋友。现在，他加入清华大学成立未来实验室，其创办人是清华美院的徐迎庆教授，再一次和艺术建立了联。未来实验室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就是从量子力学的角度探讨人工智能的发展，科学艺术相互融合，便有了新的实验室——AI-NOT。

在以“科学与艺术新的合作可能性”为主题的第45期理解未来讲座上，马兆远教授发表了“理性之内外的科学和艺术”为主题的演讲，用理性的态度解读了科学与艺术的关系。演讲的文字如下（部分文字有修改）：

马兆远演讲视频

艺术与科学不分彼此

我始终认为艺术和科学是相互关联，不分彼此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从根本上，我们都在探寻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人与自然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人与自己内心世界的关系。从人类自我意识觉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在围绕这三个问题持续作答。

可以说，艺术，是一个回答的工具。而科学，从本质上来说，也是。

回到艺术史，我觉得，在座各位都是谙熟于心。而我今天在中央美院提及这一话题，难免会有“班门弄斧”之感。聚焦史上名作，大部分画作的关联脉络我在学生时期就有了解，比如，最早的维纳斯仍存有壁画，甚至是古埃及的壁画，而在古罗马和古希腊也存在相同主题的遗作。

可以说，所有的这些保留至今的艺术遗产都具化了古人对上面三个问题的思考。

直到近代艺术从另一个角度再次给予我们启示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艺术和科学不是再次结合，而是从未分开。我们都知道，达芬奇是一个艺术与科学的双向天才。他的一生都在这两个领域孜孜以求，他的许多作品都具有很高的科学与艺术价值。

同时，如果大家对艺术史很熟悉的话，都会知道。Jan Van Eyck最早的油画里面有很重要的细节都留下了科学的踪迹。比如，我们可以在他早期的画作中发现镜子中间呈现的外部世界的倒影，包括画家本人的倒影等。这其实就是光学领域早期对凸透镜和镜面反射的研究，而这些，都以艺术的形式得以留存。

所以，再次回到科学和艺术不可分离的观点，我们可以说，它得到了有效的印证。如果，一定要进行两者关系的拆分，我们会发现，在时间上，科学可能稍晚于艺术。

科研成果在艺术看来都是垃圾？

但是，在今天，科学和艺术的共生却进入了一个比较怪的情境。我的朋友两周前拍了一张照片，展现了一位艺术家对科学的理解——他认为，科学研究产生成果的基本都是垃圾，这些垃圾不断累积就会把整个地球填满，最终导致人性本身的丧失。

由于今天我是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来重新谈论艺术。所以，我要强调一件事情，对于年轻的艺术家，很多时候，我希望你能够从科学的视角来审视艺术。同样，这个角度的问题，也是我需要去考虑的。

我在写上一本书《量子大唠嗑》的时候，介绍了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并由此进行了相应的延伸。很多读者会问我一些问题：量子力学是不是证明了佛学所描绘世界的真实存在？对此，我只能回答一句话：敌人的敌人未必是你的朋友。

所以，我们对艺术的认识，或者艺术对科学的认识需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点。今天，我接下来的报告就会对这个正确的观点进行多一点的介绍。

无论是从佛学的角度研究科学，还是从艺术的角度研究科学，我都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点——我们作为大环境下的弱势者，最难缠的敌人就是那些他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你未必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人。我个人对艺术和语言的认识是——艺术和语言可以被无穷诠释。接下来，我会讲到为什么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正确的。

我举一个例子，先不讲艺术的例子，先讲一个语言的例子。我们从开始学古文的时候，就接触了一句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我不知道高考的时候谁还有印象，那时语文教材上解读这句话的含义是，你要在学习当中不断地复习，这样的话，就能获得学习的快乐。

但是，我认为，如果把“学习”当作“实习”的话，或者当作“在实验过程中不断操练”的话，这句话才会更加有意义。一面进行理论学习，一方面进行实验研究，这就是我和张帆配合进行的工作。我相信，真理的探索，只有在一个理论物理学家和一个实验物理学家的相互配合下才会顺利推进，而这个过程就叫做“不亦说乎”。

但是，最近，尤其是在准备今天的报告时，我突然认识到这句话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含义。什么叫“学而时习之”呢？就是我学到的东西，比方说，我中学翻画册的时候学到的一些东西，居然会在今天这样一个完全不相干的场合下还能够用得到，而且可以侃侃而谈。

我“学而时习之”，所以“不亦说乎”。就是说，有时候，我用到了很多东西，才会觉得学习是快乐的。这句话这么简单，在这个场景下又有了不同的诠释。所以，我们说，语言本身是可以被无穷诠释的。基于这个前提，我们对于情境中的语言有了更理性的认知。于是，才能更好地去沟通。

我认为，人类的沟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接下来我会解释，为什么良好的沟通堪称奇迹。为了排除所谓的语言上的问题，我们首先要回归到现代理性。那么，什么是理性呢？我想谈谈我的观点。接下来的东西可能会相对有一点点枯燥，我希望大家能够集中一下注意力。

什么是理性？

我们把理性先退回到逻辑，一个人首先要懂得逻辑才有研究问题的基础。如果你要和一个懂逻辑的人进行对话，那么，基本上会应用四条定律。

第一条就是同一律。A就是A，B就是B，如果A不是B，那B也不会是A，这就是同一律。

而第二条，就是最为简单的矛盾律。《韩非子》里面就曾谈到了矛盾的问题，“矛盾”这个词本来就是——我有一个可以穿过世界上所有东西的“矛”，同时，我又有一个什么“矛”都戳不破的“盾”。矛盾律就是要考虑用这个“矛”破这个“盾”的时候到底会产生什么结果。

第三条定律是排中律。排中律其实和矛盾律之间有一定的联系，两者之间只能被选一个，即非此即彼。而充分必要条件就是A如果能证明B，B并且能证明A的话，那么AB是等价的。

究竟如何去建立一个现代的理性知识系统呢？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一个知识理性系统首先是要符合一定的公理和假设，我们首先要明确，在我讨论的范围之内哪些命题是公理，这些东西是不需要再去证明的。

然后，在这些公理基础上进行合理的逻辑推论，再基于这个逻辑进行推论，就能得出一定的定理。之后，将定理进行实验验证，验证出来的结果证明这个结果和定理的结果是一致的，那么这个体系才算被建立起来。这个话听起来很普通，实则不然。接下来，你就会看到它的作用。

我们随便拿出来第四条，所谓充分必要律。就是如果A能推出B，并且B能推出A的话，那么A等于B。用集合的表示方法就是A表示所有元素，B表示所有元素，如果这两个集合的元素可以互相推导的话，那么A就等于B。我们用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前面说道的语言，也包括古代的文化。

我来举一个例子，所谓舍利子，似乎是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所谓“色”和“空”在定义里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色”代表了具体的物质，“空”代表了物质之外的东西。

但是，如果按照这句话的定义A就是B，B就是A，那你怎么能说明A是物质而B是非物质呢？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佛教的语言，包括大量的文字都是非逻辑的。

接下来，我们再看，逻辑上A是A，B是B，这是同一律。A不是非A，B不是非B，这是矛盾律。所以，我们看到佛性的说明——A是A，所以A就是非A。大家现在放松一下自己的逻辑思维，以非常放松的心态来看这句话，就能觉得这句话真的很佛性。A是B，所以B是非A。比方说，我们都知道的“明镜台”，下一句话就是“明镜亦非台”。

我并不是在挑战佛教，事实上，我们回溯很多的文字和文化著作，都是在逻辑不清晰的情况下得出来的，这种情况就导致我们很难在逻辑的基础上进一步推导，尤其是用这样的证明，证明不了任何结论，或者说只能证明出你想得出的结论。

从近代科学开始，大家以逻辑为基础去重新审视我们的知识。逻辑进一步推导，一帮数学家们希望我们排开人类的语言——因为语言本身可以被无穷次定义，不同人对语言有不同的解释。同样，不同的人生阅历和不同时间的想法，也会对同一句话有不同理解。

可以说，这些语言看起来是不那么靠谱的，那么，能不能创造一种比较靠谱的语言？我们从基础做起，拿最简单的算术来说，这是大家在小学时都学过的。当我们对世界还没有特别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就直接被灌输了“一加一就是等于二”。而当我天天和自己的孩子在辩论到底1+1=2，还是1+1=11，还是1+1=王，各种不同的定义时，我发现，我不得不把这些定义全都归属到数学的严格定义。

数学的严格定义从评价公理开始，是一个典型的逻辑体系，我们先从五条基本公理开始：

第一条公理：1是一个自然数。
第二条公理：对于任何一个自然数它的后面N’都是一个自然数。
第三条公理：对于任何一个自然数，N’不等于1。
第四条公理：对于任何一个自然数M和N，M’如果等于N’的话，M就等于N。
第五条公理：如果对一个自然数N个谓词，谓词就是它的陈述PN，如果PN1是P1的话，对于任何自然数它的后续也成立。

如果符合这五条基本公理，就可以建立一个完整的自然数体系理论。听起来特别简单，但是你会看到这几句话非常严格。

我们可以知道N’是不是等于N+1。但是，事实上，这五句话没有告诉你N’一定等于N+1，在这五句话里面并没有定义什么是“+”。这时，你可能会想起来小学一年级“+”是怎么被定义的。对于一个自然数N的N’都不等于1，就是1应该不等于所有的自然数，它是第一个，可它为什么是第一个呢？因为所有其他的自然数都比它大。

但是事实上，这句话我们并没有定义大和小，我们必须通过这五句话进行推导，从而得出什么是大于号什么是小于号。由于在这句话里我没有定义什么叫“大”什么叫“小”，所以，陈述第二句的时候我不能构造一个1是最小的自然数。

第三句就是1234，M’和N’相等的时候M就等于N，说明了如果前两个自然数，两个自然数和下一个数是一样的话，那么这两个自然数是一样的。

这个自然数为什么存在呢？因为防止自然数里面出现一个情况，这个东西可以被循环利用，因为你希望自然数123456789…这样一直往后走。

但是，事实上有一种可能，自然数自己会转过来，这个不是你想定义的自然数。所以，当后面的自然数相等的时候，前面两个自然数也必须是相等的，必须是同一个数。我们看，自然数这么简单的定义里面就有很多复杂的规律。

而正是基于这五条基本公理，我们才定义了什么是加法、什么是减法、什么是等于、什么是大于、什么是小于，甚至可以说，所有自然数的其他推论都是以这五条基本的规律来定义的。这是一个严格逻辑的样板，大家希望我们的科学可以建立在这样的样板上，这看起来特别自然，甚至很多概念在一年级我们学小学数学的时候我们都了解了。

几何~艺术：另一个形式化样板

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几何，我特别喜欢几何，尤其是我在读中学的时候。后来，我各处旅行，在欧洲，我发现原来不只中国，那里很多的建筑，包括教堂，凡尔赛宫前面的金字塔设计都十分巧妙地应用了几何原理。

我特别忍不住想把把内部结构给大家看一下，因为真的是太漂亮了，所有的结构，每个教堂里的，包括窗花都是非常漂亮的几何呈现。

人类在这时候其实没有办法特别严格地区分什么是艺术、什么是几何、什么是科学。而是后来，人类才进行了数学的进一步抽象化。

通过图形几何，我们在高中时期的数学课上，了解了解析几何这门科学。解析几何把所有的图形几何转变成了代数，基于代数的表达，我们上了大学又接触到了矩阵。

我们把所有的代数变成了矩阵，在矩阵上又继续延伸，成为自然数。这其实导致了一个结果，就是通过所谓的同构原理。

我们发现所有的数学科学可以同构，如果是自然数学的东西都研究明白了，通过同构的映射，我们可以把它一直研究到复杂的几何层面。最后的工作就是怎样证明一个数学的理论系统。

如果把算术理论化、完全结构化，那么就可以解决所有数学的问题，一直延伸到你认为最复杂的几何，其实是非常理性非常漂亮的东西。

理性的终极追求

1900年的时候数学家开始了这样一个终极计划。能不能把数学系统整个理论化，在理论系统里面不包含任何直觉，不包含任何鲜艳的假设，而是把所有的东西都进行严格的公理化。这个计划从希尔伯特开始。

希尔伯特建立了这样一个架构——把所有的数学严格的公理化，然后用所谓的元数学代替所有的数学。

这里面有几个目标：

第一个目标听起来大家都觉得应该是对的，就让所有数学内容全部形式化，然后让数学本身具有完美的完备性，能够证明自己想证明的问题，这是能够理解的。我们在小学、中学学的每一个定理都是让我们去证真或者证伪。然后证明数学本身的一致性，以求数学系统内的相互统一，任何一个理论都不矛盾。

第二，证明数学本身是可判定性的，可判定性在于我们希望找来一个系统自己能判断这个东西是对的还是错的。事实上，这件事情干了31年，所有的数学家都认为这件事情可以做，一直到一个人——哥德尔的出现，他把这件事情彻底推翻了。

哥德尔证明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说对于任意的数学系统来说，如果其中包含了算术系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非常简单优美的算术1234567…的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不能同时满足完备性和一致性的。所以，这个系统要么是自相矛盾，要么是无法证明自己是对的。

哥德尔做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考虑到，既然对于任意的数学系统包括算术系统在内，都不能在系统内部证明自己是一致的，那么，它自己本身可能就是包含矛盾的。那么，能否证明基于不一致的情况，加入新的理论，就会形成这个系统内部一致的可能呢？结果，新的理论加进来之后可以创造同样的矛盾，所以，再次证明这个理论系统本身就是不完备的。

哥德尔还说，希尔伯特想做的事情的最后状态就是说，总有一个合理的命题既不能被证明是对的，也不能被证明是错的。所以希尔伯特刚才伟大工程的后几步完全是没法证明的。

其实这个概念很简单，只是大家在历史上一直把它忽略掉就可以了。但是，哥德尔证明这类问题是没有办法被忽略的。第一类问题是自指的问题。比如，罗素在讲有没有可能定义一个不包含自身的集合，那么这个集合是不是包含自身？这句话怎么不抽象来讲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如果理发师给镇上所有不给自己理发的人理发，那么问题是理发师给自己理发吗？

如果你觉得这句话还抽象的话，那么“这句话是假的”这个话是真的还是假的？接下来，它直接引起了另外一个结论，即常识是可以被无穷定义的，我说的任何一句话如果抛弃开它的情境和背景，包括潜意识里灌输给它的常识，这是不能被理解的。

可以说，抛开它的场景的任何一句话都是不可以被理解的。你仔细想，这句话其实是对的。

这句话也会导致下一个结果，这是由于公理体系本身不能被完全陈述。有了公理体系，你一定会找出一个命题，在这个公理体系内部这个问题无法被证明。非常简单的道理，其实在自然数里面就有这样的命题，就是非常著名的哥德巴赫猜想——在自然数体系内是不能被证明的。这样就引发出了一个问题，是真理本身不存在，还是自己没法证明自己是真理，这个是特别艺术的。

我这里有两张图，大家对第一个人可能比较陌生，而对第二个人比较熟悉。第一张图是埃舍尔，他曾经在受了哥德尔的影响之后创作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作品，非常典型，你会看到非常奇怪的现象——埃舍尔的作品和Jan Van Eyck的作品是很类似的，即从一个镜子里面看到了世界。

其实，从世界里面了解了镜子外面的世界和从这个镜子里看到世界，并没有办法严格地区分哪个是里面哪个是外面，就像天使与恶魔，我们也没有办法区分哪个是天使哪个是恶魔，他们几乎是同时存在的。还有这个梯子，你会永远在看水是往下走的。

图片上的第二人物，大家都特别熟了，就是图灵。图灵为了解释哥德尔定义，所以有了图灵机，图灵算法。这是当年在哈佛大学的图灵计算机，IBM研发的；这是当年的打卡传送带，这是打卡机；下面是打字机。可以在纸带上打孔，这个孔可以作为输入，而这台机器进行正常的运算。从这台机器再延伸，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计算机和人工智能。

图灵可解的问题

图灵，包括哥德尔还有他的老师，这些人在设计图灵机最初的时候，非常明确图灵机哪些问题是可解的，哪些问题是不可解的。那么图灵机的可解问题就是，今天所有的人工智能所有的算法都是基于图灵机的。

当然，还有量子计算机，但是，将来它能不能突破图灵机这个事情我们还不知道。图灵机不可解的问题是一开始大家就都知道的，但是被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科学家忘记了，也被计算机工作者忘记了。比方说，停机问题，机器能不能告诉自己开机。仔细想一下这个其实很复杂，如果机器能告诉自己开机，说明它现在是开着的。NP不可解问题，理想随机数问题。机器能不能产生随机数问题。

这三个问题如果机器都能解的话，那问题就严重了，因为如果机器告诉自己开机的话，就意味着它自己是有自我意识的，就像睡觉的时候能够告诉自己醒来。

而如果NP不可解的话，NP不可解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问题的复杂程度，人类去理解一个复杂问题的时候通常通过联想，再进行要素的梳理。如果太多的要素、太多的信息放在那，这些东西又怎么搭建起来呢？如果设计一个算法的话，这个算法将无穷复杂，人类可以去做，那么，联想是怎样产生的呢？接下来，是理想随机数的问题。

机器是不能产生一个理想随机数的，它只是一个随机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类会产生直觉。如果这三个问题都能被解决的话，就代表了机器本身可能是具有认知和感性能力的，而这是脱离我们所谈到的理性能力的。

1900年，物理学界也在进行一场革命。卡尔文勋爵在跨世纪的物理学演讲上说物理学界的大厦已经建完了，下一个世纪物理学家基本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做，但在天上那两朵小乌云让我非常担心。

其中一个是所谓的光速测不出变化，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紫外灾难。关于紫外灾难，普朗克解释了相关的实验图像，然后从此诞生了量子力学。随后，爱因斯坦解决了所谓的光速不变的问题，从此产生了爱因斯坦相对论。

可以说，量子力学到今天带来了一些哲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有待进一步研究。比方说，可能没有独立的观察者——每一个观察者都跟被观察的对象裹挟在一起，或者被称为“纠缠”。世界可能取决于观察者的观察方式，这就会推导出世界可能是由一些人主观定义的这一结论。量子力学同时可能会被修正我们对因果律的认识，并且量子力学可以产生随机。

但是如果你理解哥德尔的情况的话，我们用用哥德尔的定律重新去理解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就会发现，近代物理学的发展在哥德尔的作用下不断地突破了前人的认识。比方说，亚里士多德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但是运动定律里面会有一个悖论。

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是说重的东西一定落的比轻的东西快，但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如果把重的东西和轻的东西绑在一起同时落，到底轻的东西落的快，还是重的东西落得快，还是在两者之间？如果绑在一起的话，应该是比重的东西更重，所以应该是落的更快，这就是亚里士多德运动定律的一个悖论。

伽利略对它的研究有了突破，牛顿在伽利略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索，从而发现牛顿运动定律，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律。

牛顿定律200年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光速无法测量的问题，牛顿力学不得不对它进行新的突破。牛顿力学本身形成了一个完备的理论体系，但是这个理论体系一定有一个问题解决不了。比方说，光速不变。所以对光速不变的修正，让爱因斯坦出了所谓的狭义相对论。

但是，狭义相对论很快又出现一个悖论。我们知道，狭义相对论有一个推论，就是说，以高速接近光速的运动的时候时间会被延长。这样的话，如果有一对双胞胎兄弟，哥哥和弟弟一起生下来，当弟弟去坐宇宙飞船按照0.8倍的光速（非常接近光速的速度）离开地球，很多年以后回来，弟弟会比哥哥年轻很多。

*图片来自网络

但是，因为力是相对的，所以，当弟弟坐飞船离开地球的时候，其实对弟弟而言，哥哥是坐了地球这个非常快的飞船离开了弟弟，那么，事实上，是哥哥坐了一个接近光速的设备离开了弟弟。这样，多少年之后他们聚在一起，可以推导出一个相反的结果，即哥哥比弟弟年轻。

那么，哥哥和弟弟到底哪个会更年轻呢？这就是双生子悖论。

双生子悖论出现之后催生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广义相对论。广义相对论解释了所谓的双生子悖论。

但是，广义相对论马上碰到了另外一个解释不了的问题，就是刚才张帆所讲的——在宇宙极限的情况下，量子力学和广义相对论终于撞在了一起，结果发现广义相对论不能包容量子力学，但是量子力学其实可能也不能包容广义相对论。所以这又变成了一个公开的问题。

这是为什么我会把年轻时候的爱因斯坦和稍老一些的爱因斯坦及晚年时候的爱因斯坦放在一起的原因。因为爱因斯坦这个人很奇怪，他创造了狭义相对论，进而创造了广义相对论，还在一定意义上创造了量子力学。但是，他似乎本身不太相信量子力学，可以说，量子力学确实让爱因斯坦非常困惑。

谈到这里，我不得不想起来另外一个人，毕加索。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传统的印象派艺术作家，画的像还是比较属实的，后来，他创造了所谓的立体派变化的图像，到了晚年之后，他却因为这事而倍感困惑。

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让我觉得很尊重、很敬仰的人，单论毕加索，在整个艺术圈，我对他的认识可能最为深刻。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他既代表了科学又代表了艺术，他是一种精神象征，即我们在不断突破自己，不断寻找一个新的方向推翻前人的理论。从这个角度来讲，科学认知是某种意义上的行为艺术。

爱因斯坦和牛顿为后人划定了科学和艺术或者说整个现代科学史的一些分工。在牛顿之前，人类认知是任何可能的，因为语言可以被无穷诠释，回到以前的无穷诠释的可能，可以有不同的方法去测试一个东西到底是不是符合所谓的真理。

然后，基于这个角度进行各种测试，你没有办法验证它是对的还是错的。牛顿之后，有了一个方法，可以验证理论是对的还是错的。从此回溯，可以知道，之前，人类对科学的认识是某种形式意义上的随机行走，走了很久之后，却依然没有离开原点太远。

但是，牛顿之后，我们有了现代科学方法，能够迅速地积累出来我们对知识的认知。至此，出现的几个人都很关键，他们共同推进了物理学的发展。从远古到牛顿，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人和自然界都处在黑暗中，于是，上帝说：“让牛顿去吧”，所以上帝让牛顿带着箱子来了。这张图片是非常有名的——它表达的是，科学发现并非偶然，而是来源于前人的积累。

所以，从远古到现代科学方法是牛顿那一代人带来的，但却不是一个时代的单纯贡献。爱因斯坦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位古典物理学家。虽然，牛顿的时代动摇了我们人类的时空观，但是从理论思想上，并没有深刻地改变，真正实现这一深刻改变的是从爱因斯坦到哥德尔的整个过程。如果你看过他们的自传的话，就会发现，他们其实是非常要好的朋友，他们的共同努力，带来了逻辑的革命。

之后，量子力学的一代人带来了认知论的革命，也在一定意义上推翻了经典理论的体系。所以，我其实要总结的是：科学发现是这样一个过程——就是我们不断在一个原有的体系里面补充进来新的知识，但是新的知识补充进来之后又是不完备的，所以还要继续扩展，循环往复，这个圈子就会不断扩大。因为，真理的发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所谓的创新就是不断地think out of the box（打破陈规）。

从这个角度思考，真正的理性是否存在呢？或者说，理性本身到底是什么？刚才说到，理性本身可能无法描述自己，但是，是不是真的存在一个不需要人去诠释的理性，而且这个理性是独立于我们认知能力之外的？

不管怎么说，现代科学其实不是一堆放在那的真理，因为真理本身是没法描述自己的，它更像是一种…我把这句话认真读一下，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忘了，但是这句话真的重要：

“当人们追求绝对真理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偏离了追求真理的正确道路”。其结果就是——发现绝对真理这件事情本身就是悖论。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只求方法的靠谱和限定条件下相对可靠的结论，并且随时准备去推翻它。

而这一过程，真的看起来像一场行为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