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1·18”重大火灾事故造成19人死亡,8人受伤,遇难者里有8名儿童。这场因违规建筑引发的火灾,成为了推进拆违行动的导火索,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清理大整治行动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各大媒体第一时间跟踪报道。
2017年11月25日北京日报发表文章《干得漂亮!这次行动,解决了大伙儿多年的心病!》
然而,此次行动中,由于大量外来务工人员在没有充足搬迁时间的情况下被迫搬离住处,无处容身,引发了大量网友的的抗议。舆论走向一时之间转向了“反对暴力驱逐外(di)来(duan)人口”。事实上,大兴火灾引发的一系列清理整顿行动值得理解,毕竟大兴火灾本身就是一次血的教训,违规住房安全隐患很大。网友的呼声背后是因为大家真正想看到的不是如此“有力、迅速”的整顿,而是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案。怎样合理规划城市人口住房问题,从根本上避免此类事件?本文梳理了一些国外利用数据治理城市问题的案例,希望能够为我国的城市治理提供些许参考。
国外数据治理城市问题案例
1、纽约
2011年初,布朗克斯区和布鲁克林区公寓发生的一场火灾夺去了5个人的生命,调查表明政府对群租房监管不力是引发火灾的主要因素,此类事件在人口密集的纽约时常发生,治理难度非常大。除了拥有850万的人口,纽约每年还有百万的游客,随着城市人口越来越多,纽约在住房、交通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也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纽约开始了数据治理之路。
2012年,纽约颁布《纽约市开放数据法案》,规定到2018年,除了涉及安全和隐私的数据之外,纽约市政府及其分支机构所拥有的数据都必须通过政府开放数据门户网站实现对公众开放,并且要求使用这些数据不需要经过任何注册、审批程序。2013年,纽约发布法规提出数据驱动的城市服务目标,要求各政府部门必须配合政府首席数据分析官(CAO),开发和构建全市数据交换平台。纽约市成立了市长办公室数据分析团队,任命城市首席数据分析官(CAO)和首席政府开放平台官,组建由纽约运营副市长牵头的纽约市数据分析指导委员会,制定全市数据分析的总体战略。与此前已经设立的CIO、CDO一起,形成了“三驾马车”式的技术管理架构(见下图)。
此外,纽约基于已有技术和平台,建立了“DataBridge”和“DEEP”两大核心系统。DataBridge具有数据库管理功能以及统计分析工具,并向纽约市其他部门的分析师开放。DEEP系统将各部门的系统相互连接起来,使得城市机构能够安全地进行信息交换,数据传输效率也大大提高。
通过颁布法律法规、完善组织体系和技术平台研发等手段,纽约在市场监管、灾害预防、促进社会化应用等方面都取得了较大的成果。例如,市长办公室数据分析团队通过与消防员、警察、巡视员等人员沟通,得到甄别危险的指标,根据房屋是否存在拖欠税款、是否有人投诉、是否是按建筑规范进行建造以及房屋年龄、房屋污水排放量等建立预测模式,对每天需要排查的建筑列出优先级别,火灾预测的准确率从原本25%提高到70%,巡查人员的工作效率是此前的五倍。
2、新加坡
新加坡是较早将大数据应用于城市治理的亚洲国家。2003年受SARS病毒影响,到访新加坡的游客急剧减少,导致新加坡经济收缩了4.2%。为此,新加坡成立了RAHS项目推进办公室,建立了风险评估与扫描系统(RAHS),搜集并筛查大量数据加以分析,创建模型,预测可能出现的事件,并在新加坡政府机构内分享。2006年后,RAHS还被用于分析Facebook、Twitter等社交媒体的帖子,评估国民情绪,预估可能出现的骚动。2009年后,新加坡决定将RAHS方法输出到整个政府系统。利用该系统应对各种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包括“黑天鹅”事件、政府采购、预算、经济预测、移民政策发布、教育方案设计等。
期间,政府大力推进数据开放,通过data.gov.sg开放来自60多个公共机构的8600多个数据集,并提高数据的机器可机读性。此外,新加坡大力引进数据人才,除了实施政府CIO制度,2014年,新加坡开始聘用数据科学家为政府服务,聘请埃森哲公司的首席数据分析专家作为政府CAO,以促进各个部门的数据智能化应用。
新加坡在利用大数据治理城市期间,一直注重需求导向下的政府大数据应用。不论是保护国家安全而建设的RAHS平台,还是政府各个部门提供的开放数据,新加坡政府都尽量从用户需求的角度,提供相关产品和服务,使得全民对数据治理举措大力支持,从而有效的推进数据治理工作,形成良性循环。
3、芝加哥
面对大量的城市治理问题,芝加哥城市管理者希望能够未雨绸缪、主动出击,通过应用大数据模型对这些风险进行分析预测,将其纳入日常城市管理,改变特大型城市面对顽疾“不定期发作”时束手无策的尴尬。2008年,芝加哥将商业与信息服务部变更为创新与技术部(简称DoIT),下设GIS、信息安全、软件开发、数据科学等与大数据相关的运营团队。
创新与技术部的各个团队分工明确,GIS团队负责高效低成本地利用基于地理位置的技术,提高政府决策质量和完善政府公共服务;信息安全团队负责全市的信息系统与数据的安全;软件开发团队则帮助芝加哥拥有自己的技术团队,开发可扩展、可推广的大数据应用项目;数据科学团队以释放城市数据价值为目标,拥有高级分析、数据开放、商业智能以及数据管理四大职能,负责建设和开发“SmartData”平台、芝加哥数据开放门户网站,以及WindyGrid等产品。
SmartData平台每天收集各市政部门当日产生的700多万条数据,如天气、交通、学校、停车场等,并基于数据提供实时事故检测、历史数据检索和高级数据分析功能,允许用户基于时间、空间和距离等要素实时查询,不同类型的数据以一个友好的图形界面展现给用户,而且会自动更新数据并提出预警。SmartData能够为全市的雇员提供简单易用的接口,创建一系列商业智能工具,帮助城市雇员获得、使用和发现能够用于战略管理和日常运营的数据信息。通过强大的高级分析工具,可以帮助决策者作出更好的决策,面对城市挑战更早预测,将被动转为主动,将思想变成行动。
WindyGrid(风网)是SmartData平台的第一阶段应用工具,是SmartData的图形化接口和基于GIS的决策支持系统,利用MongoDB(一个基于分布式文件存储的数据库)支持下的分析机制将数据整理并生成可视化地图。风网应用了芝加哥城几乎所有公共场所的时空数据,结合了结构化和非结构化数据的灵活数据模型,集成多重异构的数据源。例如,911报警电话,311服务电话,犯罪统计,建筑和业务经营许可证,城市车辆,建筑物的历史数据,公交车位置信息,推特(Twitter)等最新数据流。风网可以帮助管理者实时了解这座城市的运作状况,对城市安全问题进行预测、预防和及时处理。
我国数据治理城市的发展方向
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我国的城市管理也必然面临更大的挑战。大兴火灾事件仅仅暴露出了住房问题,我们还应好好反思,怎样才能更有效的监测甚至预测食品安全、人身安全等诸多城市问题,为居民建立一个安全、环保、舒适的生活环境。虽然各城市有不同的大数据治理模式,但是政府在应用大数据实现城市治理创新上具有一些共性,纽约、芝加哥、新加坡三个城市的治理经验可以为我国推进大数据城市治理提供有益借鉴:
1、健全数据共享和开放的软环境
基于大数据的城市治理创新,可能涉及众多的参与主体,除了城市领导强有力的支持,还需要政府数据公开、隐私保护等法律法规方面的制度保障。一方面,政府部门之间要破除数据分割的壁垒,实现城市数据的共享和融合;另一方面,实现政府数据向社会公众开放,为社会共治提供基础。
2、明确推进和协调的主体单位
大数据治理涉及的部门广、系统多、技术复杂,尤其是在建设过程中多种思想意识、组织观念和群体利益之间容易发生冲突,平台建设难度大,仅仅凭借技术手段无法实施,必须由上级权威部门牵头强力推进、统筹兼顾。
3、需要业务与技术能力兼备的大数据人才
政府大数据治理过程涉及数据采集、数据融合、业务理解和建模分析,需要既懂业务又懂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从基础的团队建设上为数据治理工作提供支持。
从2014年我国印发的《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的智慧城市,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服务、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网络安全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到今年11月科技部宣布首批依托阿里云公司建设城市大脑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创新平台,能够看出我国在数据治理城市方向的积极探索和布局。各大高校也在人才培养方向做出了新的尝试和实践,例如清华大学目前针对研究生阶段的学生开设的“大数据能力提升项目”,正是以培养同时具有大数据分析能力和应用创新的大数据人才为目标,推进大数据教育落地,为国家培养大数据人才。(项目具体信息可参考清华大学清华-青岛数据科学研究院官网www.ids.tsinghua.edu.cn)
相信拥有顶层建设的支持和人才培养的成果不断涌现,大数据治理城市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愿我们都能见证智慧城市的到来,那一天,不会再发生“大兴火灾”、“三色幼儿园”等令人痛心疾首的事件,每一个人都能安居、乐业。
参考文献:
陈志成,王锐. 大数据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J]. 电子政务, 201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