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赋能作战行动：以俄乌战争为例

过去十年标志着人工智能在各个领域的崛起与融合。如今，世界各国的军队都在应用人工智能以优化并彻底革新作战战术。乌克兰战争展示了人工智能驱动技术如何增强传统军事装备，例如通过自动化无人机的起飞、着陆乃至目标锁定。此外，人工智能已在信息战中开始发挥关键作用，使双方能够操纵公众舆论、破坏对手稳定、误导民众，同时也能够反击虚假信息。这项定性研究分析了俄乌冲突双方在信息和动能战中对人工智能融合的路径，预测了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未来，并为应对现代冲突中人工智能驱动的挑战提供了政策建议。

引言

人工智能正在重塑现代战争的性质。加速的目标识别、决策制定和情报分析仅是人工智能为现代战争带来的一些变化，使其更加精确、自适应和以数据驱动。市场分析预测，军事领域的人工智能市场在近年将有显著增长。鉴于人工智能近期的进步，在军事环境中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潜力的武装冲突案例研究相对较少，这使得乌克兰战争的研究具有独特性；一些媒体，如《时代》杂志，已将其称为“第一次人工智能战争”。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在信息和动能战中利用人工智能，但在规模、侧重点和战略目标上有所不同。乌克兰融合人工智能的特点在于双重路径：提升军事能力以及发展可持续的技术部门以支持长期经济增长。这场战争促进了乌克兰武装部队与外国科技公司之间的合作，使其成为一个创新环境。与此同时，俄罗斯尽管面临国际制裁，仍在继续努力增强现有的人工智能能力并构建新的能力。本研究以俄乌战争为案例，考察了人工智能的融合应用，重点阐述这些技术如何重塑当代冲突，以及这对未来战争意味着什么。

本研究采用定性方法来探索和理解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应用与影响。当前持续的俄乌战争被选为案例。数据收集自近年发表的学术出版物、政策报告和新闻报道。通过主题分析，确定了与人工智能在战争中运用相关的关键模式和主题。结果确定了两个主要领域：信息战和动能战。每部分分析了两个行为体对人工智能驱动技术截然不同的运用。然而，本研究的范围受到可获得的军方人工智能应用政府数据有限，以及冲突本身不断演变的性质所限制，后者制约了最新信息的可获得性。

信息战

人工智能已成为信息战中的关键工具。其发起信息拒止攻击的能力可以阻断对可靠信息的获取，破坏政府稳定并制造社会紧张。它可以在部分受监管的社交网络上快速、低成本地生成和传播具有两极分化效应的虚假信息，强化现有偏见，甚至导致用户激进化。虽然冲突双方都在其信息攻势中利用人工智能，但这些工作的目的和效果各不相同。利用深度伪造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来推广其叙事并削弱对手的凝聚力，而对手则通过人工智能支持的工具来应对这些行动。因此，双方都将人工智能用于进攻和防御目的，俄罗斯传播并维护其叙事，而乌克兰在反击俄罗斯信息传播的同时推广自身叙事。然而，俄罗斯的宣传运动遇到了局限，特别是在西方媒体中，内容审核限制了其传播范围。

首先，俄罗斯在其信息行动中应用了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如深度伪造。2022年3月，一段伪造泽连斯基总统投降的深度伪造视频在一家乌克兰新闻网站发布，此前一个被黑的新闻滚动条上也出现了类似信息。尽管该深度伪造的来源仍未知晓，但乌克兰官员在事件发生前已警告可能出现这类视频。他们发布了一段视频作为回应，解释国家支持的深度伪造如何制造恐慌。

除了深度伪造，俄罗斯支持的行为体还使用旨在模仿人类用户的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此类账号在他人的发布内容下生成评论。此前，社交媒体平台曾移除大量与俄罗斯机器人相关的虚假账户，这些账户散布了关于乌克兰的各种叙事。乌克兰则追踪和删除此类内容，但信息生成的速度和广度使得应对极具挑战。此外，人工智能还被用于创建模仿人类撰写内容的社交媒体帖子、文章和文件。例如，有网络曾使用人工智能算法篡改声誉良好的新闻报道，在短时间内于多个网站发布大量文章，极大地加速了虚假信息的传播。这些实例突显了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来操纵信息环境、制造社会分裂并影响有关公众舆论。

乌克兰也使用了深度伪造来推广其信息宣传。2022年4月，乌克兰发布了一段视频，其中俄总统在马里乌波尔巡视并描述了据称是俄罗斯军队的行为。此外，乌克兰利用人工智能来打击网络上产生的虚假信息。一个例证是人工智能在开源情报中的应用，这涉及收集、评估和分析公开可获取的信息以解决特定的情报问题。人工智能驱动的开源情报调查使独立记者、数字活动家和媒体能够分析大量信息，包括卫星图像和社交媒体地理定位，以核实视觉证据、反驳虚假陈述并记录潜在的违反国际法行为。因此，乌克兰的一些初创公司使用人工智能系统快速识别网站和社交媒体上的虚假叙事，帮助当局快速应对新出现的叙事。

乌克兰国防部曾公布一种工具，利用从社交媒体资料中收集的数据库，识别和确认在战场上阵亡的俄罗斯士兵。

信息战中的人工智能极大地增强了信息行动的规模和速度，但其总体影响仍存争议。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加剧了信息战的激烈程度，既充当了虚假信息的工具，也作为反击它的工具。

动能战

在常规军事行动方面，人工智能提升了战略决策、侦察和精确打击能力，但也引发了关于冲突升级、不可预测性和伦理影响的担忧。在俄乌战争中，人工智能的融合已影响了战场动态，使乌克兰能够将其融入无人机战争和情报领域，并与西方科技公司在创新解决方案上开展合作。另一方面，俄罗斯主要在无人机中应用人工智能。尽管俄罗斯军队规模更大，但其应用面临局限，部分原因是受国际制裁影响。

根据相关评估，俄罗斯的排名相对靠前，而乌克兰的排名则较为靠后。然而，乌克兰已在多个领域应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促进了其发展。据报道，乌克兰的核心目标是通过依赖软件和无人系统，在全战场范围内最大化自主性，以弥补其在作战人员数量上的劣势。军方代表也指出人类固有的脆弱性，如心理问题和疲劳，是追求此目标的关键原因。然而，存在某些限制，例如传感器无法在恶劣天气条件下正常工作，或难以追踪快速移动或隐蔽的目标。这些挑战导致乌克兰采取了渐进式方法，小步推进人工智能融合。乌克兰利用人工智能的领域之一是情报。用于分析截获的无线电和电话通话的语音识别算法，帮助乌克兰预测俄军动向。乌克兰运用人工智能模型快速评估无人机镜头和卫星图像，并收集社交媒体数据，以识别俄军位置、军火库及其他重要系统和设施。这些进步与对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有关，例如发生在俄罗斯一家炼油厂的事件。

西方协助侦察和精确打击。美国在乌克兰战场测试了其“专家计划”项目。该项目旨在收集、处理和分析部队调动信息。项目数据从多种渠道获取，包括卫星图像和个人社交媒体账户。通过利用嵌入算法和收集到的数据，可以预测敌方部队的动向并采取行动击退进攻。该项目创建了对抗战线的统一态势图。“专家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开发自动目标检测。当这项技术与无人机技术结合时，可以创造出能够在有限人力监督下打击目标的自导航神风无人机群。这种能力减少了对直接人力介入的依赖。乌克兰还使用了由澳大利亚提供的硬纸板无人机、英国提供的3D打印自杀式无人机、德国提供的人工智能支持侦察无人机以及挪威提供的小型军事侦察无人机。

此外，乌克兰正在国内开发人工智能驱动的军事技术。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拨出巨资用于建设多支“无人机军团”。在无人机开发中，人工智能实现了起飞、着陆和目标获取的自动化。据乌克兰方面称，在人类选择目标并确认后，数据被传输到作战管理系统，能将目标摧毁时间缩短至仅三十多秒。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将乌克兰称为“世界无人机实验室”，因为这里有数百家专门从事无人机生产的初创公司。

俄罗斯将无人机用于情报和目标识别，以及遥控扫雷机器人。然而，没有确凿证据表明人工智能被用于决策或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国际制裁通过切断半导体和微处理器等关键材料的进口，制约了俄罗斯军事人工智能的发展和实施。此外，俄罗斯正面临专业人士和IT公司的人才流失。许多研究中心和大学已停止与俄罗斯在人工智能开发上的合作。尽管有报道称俄罗斯有超过一百种不同类型的无人载具处于不同阶段，但其主要使用的是无人机等传统人工智能赋能系统。专家估计，俄罗斯在冲突开始时拥有一定数量的无人机，并很快从外部获得了额外补给。尽管如此，官方文件描述了俄罗斯发展先进人工智能驱动技术以增强军事实力的雄心，例如依赖算法来稳定连接并促进独立无人机间数据传输的无人机蜂群。俄罗斯相关无人机制造商也开发了新型无人机，据报道其能够在蜂群中自主行动，识别目标并设定优先级。此外，计划包括将人工智能用于运输军事装备的后勤目的。

这表明双方都在战场上应用人工智能，俄罗斯尽管存在技术差距和国际压力，仍在继续努力开发先进的、基于人工智能的军事技术。这种转变突显了军事优势不再仅仅取决于军队规模，还取决于一个国家能多有效地整合包括人工智能驱动技术在内的尖端技术。这场冲突表明，一个数量上处于劣势但技术上适应力强的行为体，可以利用人工智能给对手带来战略和经济成本。然而，传统战争方法仍占主导地位，人工智能主要作为提高其效能的辅助工具。鉴于人工智能仍处于测试和增强阶段，认为其在持续冲突中起决定性作用还为时过早。尽管如此，乌克兰战争已被贴上“第一次人工智能战争”的标签，为未来的军事对抗开创了先例。这突显了各国可能如何根据本世纪的技术现实调整其军事战略。

预测人工智能在战争中的未来

全球大国间的新军备竞赛已在进行中，各国正积极投资人工智能以获取军事优势。俄罗斯总统普京曾宣称：“谁成为这个领域的领导者，谁就将成为世界的统治者。” 对俄罗斯等而言，人工智能的进步提供了一个缩小与美国军事能力差距的机会，并可能改变全球力量平衡。例如，美国国防部已启动“复制者”计划，旨在多个领域部署自主系统，并推出“协同作战飞机”项目，以开发用于情报、监视和侦察等任务的无人驾驶喷气机。

这些发展突显了人工智能正加速融入军事领域，并在未来大国竞争中日益重要。通过提升决策速度、改善打击精度以及塑造信息环境，人工智能为对抗各方提供了战略优势。在未来冲突中，军事结果可能不仅取决于常规力量，还取决于人工智能驱动系统的有效部署。此外，冲突升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自动化系统的反应速度快于人类决策所需时间，这呼吁各国制定共同的法律框架。

尽管人工智能带来明显优势，但也引发了需要审慎考虑的伦理困境。尽管人类情感常被视为军事行动中的障碍，但“人马协同模式”强调将人类智慧与机器能力相结合以确保克制，因为自主决策存在贬低人类生命价值并导致非人化的风险。情感抽离可能提高作战效率，但会削弱同理心，从而可能加剧暴力。此外，责任归属变得高度复杂，引发了关于行为体根据国际法应承担何种责任的担忧。在实践中，人马协同模式确保人类参与关键决策。例如，人工智能驱动的目标识别系统可提供建议，但最终决定权仍掌握在人类操作员手中。

军事人工智能的伦理治理可以从历史上禁止化学和生物武器中汲取关键教训。相关国际公约确立了禁止无差别且对人类构成严重风险武器的国际规范。可以采用类似的、基于类别的方法，禁止具有不可接受的高群体伤害风险的应用，例如完全自主武器系统。然而，存在一个使这种类比复杂化的区别：人工智能本身并非武器，而是一种可集成到武器系统或用于其他任务的技术。这种双重用途特性使得禁令具有挑战性，因为用于军事行动的同一人工智能工具也可能应用于民用环境以提高效率。因此，传统的、侧重于限制技术本身的防扩散方法可能无效，治理反而需要针对人工智能的灵活监管框架。另一个挑战是需要让广泛的行为体参与进来，这使得协调变得困难。

俄乌战争作为一个先例，说明了人工智能如何能影响战略和结果。未来的冲突可能更依赖自主系统而减少人类参与，这引发了重要的伦理关切。随着大国加速对人工智能技术的投资，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似乎很可能发生。乌克兰战争也表明，小型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也能采用人工智能，这给战争带来了新的不确定性并改变了力量平衡。最终，战争的未来将取决于如何在人工智能的战略优势与其带来的道德和法律困境之间取得平衡。

结论与政策建议

俄乌战争展示了人工智能对当代战争的重大影响。双方以不同方式将人工智能融入其信息行动。利用深度伪造和人工智能驱动的聊天机器人来强化其叙事并塑造国内外认知。与此同时，运用人工智能支持的工具来推进自身叙事、反击信息传播并争取国际受众。

乌克兰的常规军事行动也出现了大量人工智能融合案例，包括利用人工智能面部识别来辨认阵亡士兵、利用语音识别算法预测敌军动向，以及使用无人机进行侦察和精确打击。西方的支持使得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得以在乌克兰进行测试。俄罗斯对人工智能的使用受到国际制裁及其所造成的技术差距的限制。尽管俄罗斯在无人机中应用了人工智能，但其在人工智能驱动的决策以及指挥、控制、通信、计算机、情报、监视与侦察系统方面的能力，据报仍不如乌克兰先进。

尽管如此，俄罗斯的政策目标包括通过鼓励军民合作来发展C4ISR能力。2022年，俄罗斯启动了国家人工智能中心，以评估各行业的人工智能解决方案，吸引了2000名参与者。另一项举措涉及评估可用于军事用途的民用信息技术解决方案（包括人工智能驱动的方案），并为此建立专门的研发实验室。此外，2023年12月，资金被分配给六个组织，用于建立人工智能研究中心以进行研究和培训。为解决资源限制，俄罗斯于2023年5月概述了到2030年实现“技术主权”的愿景，重点关注增强国内在微电子、机器人、无人机和软件领域的研发。俄罗斯国内微芯片生产商贝加尔此后成立了一个分支机构，专门开发人工智能芯片，以减少对英伟达等外国生产商的依赖。

考虑到现代战争的现实，拥有先进人工智能能力的行动方应为志愿者引入人工智能培训和指导计划，并分享其创新成果。2024年9月，北约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年度反无人机系统技术互操作性演习，涉及二十个国家和五十家公司，乌克兰首次参与其中。同时，发展反无人机技术也至关重要，包括能够自动探测无人机的视频监控系统、传感器和雷达。目前，乌克兰在战场上使用的美国技术有据可查的例子还不多，例如Axon公司的Dedrone便携式传感器。需要进一步的反无人机支持。

还应制定关于人工智能合法及合乎伦理的部署指南，以确保透明度、问责制并遵守国际法。这些指南将涉及平民保护、数据安全和算法偏见，同时保持人类对重要决策的监督——即所谓的“人马协同模式”。

为防御信息战中的人工智能部署，媒体科技公司应加强其内容审核系统，并改进算法以检测虚假信息和深度伪造。这可以通过识别网络流量中的异常（例如异常的登录行为）来实现。已有软件旨在检测社交媒体上人工智能驱动的活动，例如印第安纳大学开发的Botometer。它可以通过分析个人资料特征（包括连接、社交网络动态和随时间变化的活动模式）将X上的账号分类为机器人或人类。主要挑战在于如何将这些工具有效整合到社交媒体平台中，包括那些更具地域针对性的平台。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科技公司的普遍建议包括：教育公众了解人工智能可能被滥用的情况，并提升媒介素养。

然而，政策制定者的任务超越了眼前的冲突，并且因人工智能的双重用途性质而变得复杂。其他领域的先例假设有效治理不应禁止人工智能本身。相反，重要的是识别并限制人工智能最危险的军事应用，例如完全自主武器。这与《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形成对比，后者旨在禁止整类武器，同时允许和平用途。这种方法不适用于像人工智能这样的技术，因为其民用和军事功能深度交织。

总体而言，人工智能在俄乌战争中的使用凸显了其对于信息战和军事行动日益增长的影响。随着人工智能的持续发展，它将在塑造当前及未来冲突的战略和结果方面发挥越来越关键的作用。这种日益增长的影响凸显了各国需要共同努力，制定强有力的指导方针，以确保负责任地使用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