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院士谈科学家如何处理科研与科普关系?

2018 年 9 月 4 日 科学出版社

除了创造,科学家影响世界的方式还有很多,比如科普。数学家林群针对科普工作的重要性曾作过一个形象的比喻:“科普工作就像把一块石头投进水里,波纹涟漪会慢慢展开,影响很多人。”


也因此,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走出实验室,肩负起科普的重任和使命,力求让科学走出象牙塔,在社会上生根发芽,让更多人热爱科学、感受科学的乐趣……


科学家应该如何处理科研与科普的关系,如何看待与公众的交流过程,科普经历对科研工作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听听院士专家们如何说。


林 群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廖万清 中国工程院院士,海军军医大学皮肤性病与真菌病研究所所长


杨焕明 中国科学院院士,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理事长


段树民 中国科学院院士,浙江大学医药学部主任


周忠和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


1问:认同科普是科学家的天职吗?科学家如何兼顾科研和科普?


林群:科普应该是科学家的天职,而不是可有可无。上世纪70年代末的时候,我去德国访问,德国科学家跟我讲,一个好的报告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要让大学生甚至中学生都能听懂;第二部分是研究生和专家也听不懂的部分,这是你的最新成果;第三部分应该是连你自己也不懂的部分,因为那是没有解决的问题。这给我很大的冲击。之后我作演讲,首先在第一部分下功夫,让中学生、大学生都听得懂我在干什么。你会发现要做到这一点也很不容易,要下很大的功夫,甚至需要千锤百炼。


廖万清:科学家不仅要钻研与探索高精尖的知识,还有义务将科普知识传递给大众,特别是医务工作者,他们肩负守卫人们健康的职责,应该与患者站在同一战线,共同战胜疾病。医务人员可以利用出诊的机会,将疾病的预防、治疗等知识,传递给患者和他的家人,还可以通过参加义诊、撰写科普文章、参与健康类视频节目等方式宣传本专业的医学知识。此外,还应该学会运用互联网,将深奥的医学知识通过新兴的传播方式,深入浅出地传递给受众。


杨焕明:我认同科普是科学家的天职,是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应该做科普。但这不是硬性规定,不是绝对要求。一定要看是否适合,要跟科学家的爱好、特长相结合,比如有的科学家科研能力很强,因为性格原因,不喜欢也不适合做科普,就不应该强求。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具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是两翼。打个比方,科学是种子,公众就是土地,科学首先要让公众接受、认同,撒在这样的土地上才能生根发芽,才能真正造福于人类、服务于民生。再好的种子撒到水泥地上、撒到石头上,连缝都找不到,那科学不是白做了吗?


科普没做好,影响一个专业、领域的发展,这样的教训有不少。要知道科普并不只是知识传递,也不只是给普通公众做,也有可能是向科学管理者、决策者而做。科学管理者、决策者不可能对每一门学科都很了解,我称这些人为行外专家。向他们做不好科普,如何说服他们,如何有效地参与科学决策,如何帮助将科研经费分配到合适的地方?


段树民:我觉得科学家有义务做科普,因为科学最终是要造福人类,科学研究也需要寻求政府和民众的支持。兼顾科研与科普的话,首先,科学家本身良好的科研工作是做科普的一个基础。当然,有些科学家自身专业水平不是特别突出,但他对科普非常有热情,做科普也很好,但是一定要能保障科学传播的准确性。


每位科学家的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有人非常擅长做科学传播,也许不需要花费太大的时间和精力,就能写出较好的科普文章来。对于更多的科学家来说,与媒体建立良好的合作是个好办法。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接受媒体采访或者录制电视节目,既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也能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能够节约时间,提高效率。当然,还要对采访稿件进行严谨的把关。


周忠和:尽管我赞同要鼓励科学家去做科普,但我并不认为科普就是“天职”,不是所有科学家都必须去做科普。科学家这个职业,最基本的工作是科研,这是他们的看家本领。当然,很多科学家还要承担教学的任务。其次,他们需要做一些服务类工作,比如评审活动,社会兼职,也包括科普传播,但这更接近于一种副业。我不认为科学家不做科普就是没有社会责任感,不能这么轻易地给他们扣帽子。


倡导科普是一回事,但不能强求。事实上,也并不是所有科学家都有兴趣且擅长这么做。的确,有一些伟大的科学家同时也是出色的科普作家,可那毕竟是少数。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科学家、不同的职业发展阶段,情况都不一样。我们要尊重科学家自我选择的多样性。


那么,在同时面对科研和科普工作的时候,我认为最好的做法,是结合科学家自身的特点,在比较短的时间里用更有效的方式来作一些贡献。比如,就算时间很紧张,针对社会上非常关心的科学热点话题,我们可以花不多的时间和媒体交流一下,适当回应公众的关切,这是不过分的。再者,随着技术手段的多样化,借助移动互联平台,改进我们的科普传播方式,让它更有效率,惠及更多的大众,这是可以做到的。


2问:在科学家养成过程中有必要增加科普技能的培训吗?


林群:有必要。以现在的课本为例,往往都是只讲定理不讲道理,只讲证明不讲发明。这种教学可以知其然,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快速培养大量专家;但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不能培养发明家、学者。


这个或许可以来回答报纸上经常讨论的“钱学森之问”。以我的专业来说,跟微积分的关系最密切。像牛顿—莱布尼茨定理,大学教材里只讲定理不讲道理,不讲是怎么发现的。比如我们都知道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书里把定理写上,然后给个证明就完了。可问题是:你怎么想到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三角形有大有小、有高有矮、有胖有瘦,可无论什么样子,三个角加起来都是180°。我现在研究生考试面试学生,都问这个问题,很少有人能答出来。


有一位领导曾经非常直接地批评我们,你们写的儿童读物连我都看不懂,我的研究生也看不懂,恐怕其他专业的院士也看不懂。这其中有个问题应该就是写的不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用得到的问题,人家花很多时间听也得不到什么结果。所以说科普还应该是“内容为王”。


廖万清:可以增加培训,特别应该增强基层医务人员的科普能力。


杨焕明:在科研工作者培养过程中,增加科普技能的培训非常必要。这种培训当然不是让他们以后成为“网红”,成为社会活动家,更不是告诉他们如何打着科普的幌子做有商业利益的宣传。科技界的人才应该是全面的人才,在国际上人才培养里有leadship的能力培养,如果不讲领导能力,那至少要有communication skill。在学生时代,就要教会他们处理好跟导师的关系、跟同学的关系,不至于造成心理或工作上的障碍。


段树民:目前,国内科普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国际上很多优秀的科普作品,做得很有深度,又通俗易懂、不失趣味,我们在这方面还有差距。这一方面与我们的科学家的表达能力、与媒体的互动能力还不够强有关系,另一方面媒体也负有责任,也许是投入不够,也许是没能找到合适的科学家来合作。所以,对于科学家和媒体来说,可能都需要学习。其实,公众对科普还是很感兴趣的,如果我们能用做大片的精力和资金投入去做科普,创作出高质量的科普作品,相信是会受到公众欢迎的。


周忠和:有必要,但我认为不见得就是科普技能,而是广义层面的沟通技巧。科学家除了要面向公众,更多时间需要面对大同行,面对整个科学共同体,面对政府决策者。后者需要的表达能力和前者其实是相通的。


国内科学家在自我表达,与不同群体沟通的能力方面,整体是有欠缺的。西方科学家在这方面就比较有优势,主要原因是来自不同的文化和教育。他们在学生阶段,就很重视报告、演讲的训练,如何让更多人理解自己所做的事,并且获得支持。我在美国留学时,就受过类似表达技巧的一些训练。


目前从大趋势来看,基础科学的价值和意义还需要加强宣传,科学伦理也需要更多的公众教育。因此,提升科学家与各个群体的沟通能力是有必要的。



3问:如何看待与公众的交流过程?你的科普经历对科研工作产生过影响吗?


林群:关于有效的科普,我想讲一个故事。有一个仙人到村子里发金砖,有人拿一块,有人拿两块,有人拿了九块还不走。仙人说:你拿了九块可以世世代代享尽荣华富贵了。这个村民说:“我一块都不要,但你要把点金术教给我。”


科普是一种知识的传递,但与大众之间的交流也会反哺科学研究。求面积是微积分要解决的一个主要问题,我想了很久,最后用油饼和油条来作说明。什么是微积分呢?微积分其实是解答油饼的面积等于一根油条的高。那对我的科研有什么影响呢?我做了微积分求面积的表,可以直接查就行了。


廖万清:科普和科研是相辅相成的。医务人员在诊断疾病的过程中,就可以发现很多疾病的发生不仅仅与个体基因有关,还与环境、饮食存在一定关系,这就能促使我们进行科学研究。


医学科普更多还是应该由专业的医生将知识传递给公众,但是这种传递并不是自上而下单向性的,而是双向互动的。医学专家可以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解答公众的疑惑。当然,在进行科普过程中,医务人员一定要注意科普群体的特征,针对不同群体,应该采取不同的科普策略。


杨焕明:跟公众的交流过程是很好的学习过程,让人真正理解“想盛出这一杯水就要有一桶水的准备”这句话。


科普不是自上而下的知识传递,因为科普活动会接触比较多的人,能看到行外专家、局外人对自己这一行的理解,这是科研非常需要的。科普活动特别是一些面对面的报告,能及时得到很多反馈,行外人的很多问题把行内人都能问住。


段树民:做科普当然会对科学家自身的科研工作产生影响,最直接的就是它会给你一种动力。我们作出一项成果,能够受到社会的关注,公众认为它对自己有帮助,这会给科学家带来很大的成就感。就拿我们自己的研究团队来说,有好的文章发表或者受到公众关注,学生们都特别高兴,觉得受到了激励。同时,公众的目光也是一种督促,提醒我们要不断深入地研究下去。


周忠和:科普的内容本身需要有权威性,这样才能让大众相信和认可。不过,科普的态度应该是平等的。而且,科学家应该用更能让大众接受的方式去传播,避免用僵硬的、教导的方式。科普要讲究通俗、艺术。


坦白说,尽管我愿意做科普,但做科普的确会挤压科学家的时间,所以也常常很纠结。当然,科普对科学家也有正面影响,比如说,能让他们得到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尤其在西方,这意味着能争取到更多社会资源的资助。


归根结底,做任何事都要有一些实效,让自己觉得有成就感,这样哪怕有一些损失和牺牲也是值得的。


4问:你愿意走到聚光灯下成为科学家明星吗?


林群:中国最知名的科学明星应该是华罗庚、陈景润,但这不是科学家本身能决定的,需要很多方面的努力。像陈景润就是因为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才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的。我做了一些工作,也有人叫我“微积分爷爷”,但我也只是在很小的范围内作一点贡献。要打造科学家明星,需要媒体和很多其他方面的共同努力。


廖万清:我不愿意走到聚光灯下,因为实在没有太多时间。医学专家一定要在本专业的领域进行科普,而不是面面俱到。并且一定要将最先进前沿的医学知识传递给公众。当然,医生的天职还是治病救人,进行科普,利用碎片化的时间,在个人精力允许的前提下,可以尽情地发挥。


杨焕明:我不愿意成为科学家明星,至少现在不愿意。这不是说我不愿意做科普,我们当年喜欢科学,除了社会、家庭原因以外,也是受益于科普。老师教给我们科学知识就是一种科普,作为一种回报,我们也应该做科普。以前我也做过一些科普工作,有前辈就告诫我:你的当务之急是在国际有影响力的刊物上发表文章来反映你的工作,不要过早搞科普。我也认同。科研和科普应该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来完成,年轻的时候还是应该先做科研。做业务的科学家真的时间太宝贵了,科普还是等等吧。


而且科普也是一门学问,特别费时间。科学家做科普只能用业余时间,打打边鼓。科普需要专业人员来做。科学家可以给科普工作者讲科学知识,请他们把这些知识转化成普通老百姓能接受的产品。


段树民:我觉得倒不一定非要当明星。科学家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人去做科普都不是为了追求自己的名声,或者靠做科普来成为网红大V,吸引眼球。而且,科学家的名声主要还是靠同行的认可,同行都不认可的话,我相信他也不会被公众和政府认可。


周忠和:我认为我不适合成为明星科学家,我更擅长一个人思考。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志向不同,选择也不同。明星科学家也很好,只要他是凭借自身的实力和权威性,顺其自然地获得社会的认可,而不是靠包装炒作。这个社会还是很需要有影响力的科学家来引导公众的。


5问:如何看待霍金在业界的成就和在公众传播中的贡献?


林群:我个人非常认可霍金的成就,特别是他在科普方面作出的贡献。也有人持不同的态度,理由是他没有拿过诺贝尔奖。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霍金提出了关于宇宙的很多设想和理论,这些暂时没有办法验证,所以他拿不到诺奖。但他启发了很多人对于宇宙的想象。而想象力是科学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爱因斯坦也不是因为相对论拿的诺贝尔奖,但你能说相对论不伟大吗?


廖万清:霍金是一位残疾人,他对科学研究执着探索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通过他的论文、书籍等,我们学习到很多知识。但是我们也应该辩证地看待,他的一些预言也并不一定正确,毕竟科学技术是不断发展的。


杨焕明:霍金在业界的成就是公认的,同时他在公众传播上又做得那么出色,他用他的成果和知名度来做科普,效果非常好。但科普是否做得好,不能作为科学家评价的标准。


段树民:我对天体物理不够了解,所以对霍金的学术水平没法作出准确的判断。霍金的成名确实与一些因素有关,我觉得主要是因为他患有如此严重的疾病,却拥有那么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在天体物理领域很有造诣,得到了大部分同行的认可。


当然,或许与其他很多科研成就更突出的科学家相比,霍金的名气更大,显得有点“名不副实”。但我觉得他的科普做得好,而且用坚强的毅力与病魔斗争了几十年,还能够一直坚持科研理想,关心人类和宇宙的未来,就这一点来说,他是非常让人感动和尊敬的,也能给人们很大的激励。


周忠和:我不是这个领域的科学家,无法评价他的专业成就。但是,他在公众传播领域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除了传递科学知识,最重要的是,他身残志坚,为全世界科学共同体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社会形象,能影响很多年轻人。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科学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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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普及长期以来一直推动着科学事业的进步和发展,谱写下了人类光辉的历程。而今日的大学也义不容辞地成为了大科学时代与大科普格局中不容忽视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大学科普已经不可或缺。《科学的发展与大学科普》由科学的源起与大学的诞生,数学、物理学、化学等基础学科的发展历程,科学实验与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国内外具有代表性的科学奖项,大学科普对科普创新的引导五个部分构成,并以大学科普和创新教育为主线,旨在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以帮助更多的读者开阔科学思维、扩展科学视野。


(本期编辑:安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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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0月生,安徽蒙城人。1982年毕业于蚌埠医学院,1991年获日本九洲大学博士学位。2007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为浙江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神经生物学研究,在神经元-胶质细胞相互作用、突触发育和功能等研究领域做出系统的创新工作,尤其在胶质细胞信号分子释放机制、胶质细胞对神经环路和突触可塑性的调控等方面取得重要研究成果,以通讯作者在Science等国际著名杂志发表系列研究论文,在神经科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改变了人们对胶质细胞功能的认识。2008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2010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指导的学生多次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多次担任973首席科学家。任J Neurophysiol等六个国际杂志编委,中国神经科学学会会刊Neuroscience Bulletin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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