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桌︱舞台背后的人
前年年初，收到佟振宝与孟烟鹂的婚帖，欣欣然抹了脂粉赴约。推杯换盏，眼波流转，两张红中叫罢摸两张白板；市井断肠处，黏浊的黑，空洞的白，落红纷扬无数。那是南国剧社《红玫瑰与白玫瑰》的重制版，谢幕之后，脑海里依然是甲乙红玫瑰，摔倒了，再将自己扶起。
今年五月，《红楼薄命司》在南京保利大剧院举行演出，宣传手册上赫然印着：“一个有关所有女性和永恒女性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舞美诡谲，经典解构与后现代性交姌，纯粹的自己和永恒的女性碰撞在一起。“无论是2017，或是1754那个甲戌，身为女子，只有十二种薄命。”
“您对自己的作品满意吗？”
“舞台上，尤其是自己的舞台，从来没有令我完全满意的东西，只有值得学习和被影响的，反复让自己感受，激发，有新意的东西，”孔德罡说，“我希望我的剧本，只要出现在舞台上，就是对这个世界的一次反抗。”
“写《红楼薄命司》是整一年前，满打满算三天多一夜。计划是一周写完，白天咖啡馆写，晚上休息。然后我去了三天咖啡馆，然后最后一天打不断了，连夜在凌晨一点写完，一边写一边窒息。好久没有这么想说事情了，几乎都没有多想。写完我就明白这是一份初心：只是想把自己听到的故事说给别人听。”
“我们明明什么都知道了，可我们就是想谈谈。这就是《红楼薄命司》里的大部分的对话。我们聊天的意义在于，我们有情绪要表达，我们想告诉别人我们努力过了，我们不是不在乎的。人间没有巧合，人间只有早已经做好的决定，以及如何妥协。”
这样一部由全女性卡司呈现的经典改编之作，在上演之初便因其女权主义色彩而引起热议。孔德罡直言，面对《红楼梦》纷繁复杂，多元读解的文本，“有些沉默必须被打破”。
正如孔德罡所说，《红楼薄命司》中核心的「女权」概念，指向的是权利的另一面，那就是「责任」：也就是说，《红楼薄命司》讲述的是在说她们得到社会广泛认知里的「平等」之后，背负和应对与其权益同样重要的责任的故事。借此，这部作品所希冀的是展望、预测一个「女权」社会对女性生存的根本意义。
“女性和女性的纠结几乎是这个世界上最残忍又同时最美好的东西。永恒女性，永远指引我们向上，只要这个世界还有天生而来的不公正、歧视和权力的压迫，那么我相信，始终在抗争着的《红楼薄命司》的每一秒钟都是有意义的。”
除了《红颜薄命司》，孔德罡心中另一部最满意的剧本是2015年的《东方快车》。“有个朋友特喜欢东方的剧本，说我终于是在做“艺术”了。”
“东方是我写过最好的故事，却也是被形式杀死的最不好的故事。”相比先前多次对于爱情主题的尝试，这部侦探悬疑剧别出心裁地选取了未来主义后现代的风格视角，采用极简大胆的时装、重金属乐队与电音、以及多媒体设计共同呈现了一场极致的感官盛宴。故事背景设定在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东方快车谋杀案》的一百年后，也就是2034年。“新世纪的革命终于到来，传说中的天下大同和末日审判同时发生；人类进入了道德的最高峰、科技的最顶点，西方苟延残喘，而东方正璨若灯塔。”
“我也许再也不会有一部作品那么自我、那么放纵、那么不顾一切，这是我经历的一堂生活课：你不能逼迫生活给你什么，无论如何，要相信这个世界，要接受这个世界。就像三年后，做出相同主题，却更加唯美而浪漫的《超越星辰》时，自己想到的还是当年那每一个零星，但永恒绽放的瞬间，从现在，直到永远。”
“越过月之山，潜入影之谷，走吧，向前走吧——如果你真的寻找着黄金国？”
自2012年南国剧社重建至今，孔德罡参与制作了九部话剧，既有对经典文学作品的重塑与再创造，更有充满隐喻与实验性质的原创剧本。如今在南大就读文艺学博士的她直言，南大有目前看来最能理解创作者的最好的观众。
“有些作品，我甚至暂时只会在南大演出；我也非常享受南大观众看完戏留下来和你讨论的热情和求知态度，以及黑匣子对于任何一个对美学有要求的创作者来说，都是最合适最为美丽的剧场。”
“您认为我们还应该做出什么努力呢？”
“要说努力的话，南大要做得只能是更好，这个要求已经和其他剧场完全错开了。对我来说，我希望南大、南大的创作者和观众都能够稍微少在乎一些「结果」层面上的意义，而更注意「过程」层面上的阐释。用更高的标准看，在南大得到欢迎的演出往往都还是有一些既定固有结构的。
另外，也许是社团体制原因，似乎有些剧社的演出还不能完全商业自主，不能售票，这个我希望未来能够有一定改变：去它的商业化，在当代搞话剧需要的这点钱的范围内，钱意味着创作全方位的自由。”
“我常说，在这个时代，做话剧的都得是有钱的疯子。那么既然你做了，你知道这样的人是少的，那你就做好这个疯子。你疯一些，这个世界美好的地方就会多一些，混账的地方就会少一些。
继续下去，你所坚持的，你所丢失的，都会以你想不到的方式回来，影响你所有的生活。原创，说出表达，尽自己的能力范围，改变一些什么，做一点，就能改变一点。做了的永远比不做的人高贵，不要满足于画出一个骄傲的制高点，然后沉溺于自己还没做出来的伟大作品里不可自拔，就好了。”
孔德罡的豆瓣账号简介里写着：“被人民群众广泛误认为艺术家，谁再说我是我跟谁急。”
“我想挑战自己，挑战大家，不被人说成是「先锋的套路」，同时让所有不寻常的表达让观众接受。
做出真正让自己觉得完美的东西，并且，大言不惭的，要引领审美：不是改变，而是让更多的人发自心底，意识到美的存在。
以及，让自己的每一个演员、每一位合作者，都能永远享受舞台的快乐和幸福。”
10月28日，北京牛栏山第一中学吉祥礼堂的舞台上，一个个白色的金属架子肃然竖立。接着这些架子被打散在舞台上，所有人都在这些架子里面穿行、挣扎，一群孩子穿着白大褂，用稚嫩的童声齐声喊着：“生老病死，没有法子。”
“那是一种非常无力，找不到出路的东西。”
那是“小十月戏剧嘉年华展演”的现场，演出的是邹昌宏执导的、由曹文轩老师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品《草房子》改编的同名话剧。
邹昌宏，儿童剧编剧、导演，南京大学戏剧硕士在读，作品有《唱大戏》《签字风波》《草房子》等，曾获得第三届“北京十月文学月”小十月戏剧嘉年华展演最佳导演奖。
“改编一个别人的东西比自己去写一个完全原创的东西其实要困难得多，”邹昌宏坦言，“我自己其实也特别有压力，这个剧本其实断断续续写了快一年半。”
《草房子》由九个独立章节组成，包含十多个主要角色。邹昌宏经过反复研究、分析后，决定将桑桑和杜小康的关系线作为主线，其他剧情作相应删改，并改编成了无场次话剧，引入了歌队的形式，加入了很多现代的手法，也第一次尝试了“三一律”的形式。
“后半部分我做了很大的改编，尤其最后‘药寮’的这个部分是我非常着重去处理的部分，也是我的一个追问。”与原著中桑乔带着儿子桑桑四处求医终于得治的结局不同，邹昌宏考虑到舞台形式对内心表达的局限性，在剧本里加入了新的冲突，让绝望痛苦的桑桑和爸爸说自己不想再治病了。
“然后父子俩有了非常强烈的争吵，桑乔气急败坏地要打他，但是鸡毛掸子举起来那一刻却始终放不下去。在之前桑乔尽管知道桑桑也许没救了，尽管陷入了无尽的煎熬，但是他还在咬牙坚持、强颜欢笑，但是当孩子亲口提出来不想治了的时候，所有支撑着他的东西一切都垮掉了。这样形成了一个情感的大高潮。”
在北京同期展演的另一部原创话剧《签字风波》，亦是邹昌宏的迄今印象最深的作品。
“我说我要写一个当代校园题材的故事，后来我发现就完全没有办法，我都小学毕业十三年啦！我对现在的小学生是什么样子都没有概念了。而且它不像是那种很有年代感的东西，有一些家国命运那种大开大合的东西，也不像成年人的世界，还有很多复杂东西很多纠葛可以去书写，小孩子的世界还是更简单的。所以就是，怎么在这种非常平淡的小学生活里写出‘戏’来。”
“后来我回忆起来我小的时候有一次语文没考好，然后老师让拿卷子回去给家长签字。没考好肯定会被骂嘛，然后我就一直担惊受怕，第二天早上实在也不敢拿出来，就模仿我妈的笔迹自己签上交了。我直到现在还能回忆起来当时那种特别煎熬的心情，我就在想到底问题出现在哪里呢，为什么这样一件事情会对一个小孩子造成那么大的心理压力。我写了三个孩子，塑造了两个很有趣的父母的形象，最后就围绕这个写了一个剧本。”
排剧的日子固然煎熬，一个剧本就改了六七稿，每天都有做不完的细碎工作。午饭时常是半口面包，夜夜忙到三四点，即使在周末也没有休息过。“没有人要求我这么做，但是你自己知道你是要对这个作品负责，对这个演出负责，对这个舞台和台下的观众负责的。排练的时候每天都会冒出来各种各样的新想法，那个时候就会觉得哪怕让自己再多辛苦一些，也一定要让这部剧变得更好一点。”
“演出的时候台底下坐的都是小学生，其实直到演出前一秒，我站在台口心里都是砰砰跳的，一点把握都没有。没想到最后效果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反响特别好。我在后台跟朋友特别激动地抱在一块了。我写的是孩子们的日常生活，现在孩子们认可这个东西了。后来演出完了之后有媒体采访我，问我是不是自己也这么干过，才来的灵感，让我特尴尬，我爸妈还在看着直播呢，埋藏心底十多年的秘密就这么露馅了。”
“我自己其实跟戏剧接触还蛮早的，初中的时候读了《雷雨》，就开始自己尝试着写写小剧本。高考也有考虑过去读读戏文之类的，但是父母不是很支持，于是就转头想当一个作家，跑去读中文了。结果没想到开学第一课上，老师就告诉我们中文系不培养作家。”
本科时期的邹昌宏几乎一手操持起了学院里的戏剧演出，出任了话剧社社长。说起本科的时候排剧，他反复提到两个词，一个是艰苦，一个是热爱。
“我们一直在搞独幕剧，因为这样就可以在别人办演出的时候把自己给塞进去。我们自己想办演出怎么办呢？去找一个大一点的空教室——就这个还是得向物业走后门求来的，然后把桌椅搬空，在教室后面空出来一块大一点的场地，教室后面还有一个凸字型的凹陷，我就去学院里翻出来一大块旧泡沫板把那挡上，后面就权且当个后台了。
观众席的话，前面两排是宿舍里铺地面的泡沫垫子，后面两排是军训用的小马扎，再后面是上课的椅子，最后是课桌和放在讲台上垫高了的课桌。灯光效果就更简单了，“啪嗒”教室的灯推上去，亮灯；“啪嗒”教室的灯拉下来，收光了。
我们就是一直在这样的条件下排剧、演剧的，尽管太简陋了连我们自己也经常自嘲，但是大家凑在一起排剧的时候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支撑我们的真的就是对于戏剧那种非常赤诚的热爱。而且我们六月份演出，教室连电风扇都不能开，不然挡墙的泡沫板子会飞起来，所有人都满头大汗。
大三期末的时候，我们终于求到了一个小剧场来办一次自己的演出，那次演了七出剧，将近四个小时，演出的全部经费是大家筹起来的五百块钱，就这样我们还租来了一只追光灯。七个剧里有六个是我们自己写的，之所以一下子搞出来这么多，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再也得不到这样的场地了。
结果剧社里的演员都不够用了，工作人员更是没有，于是大家拉上了同学、朋友、室友、网友、学弟、学妹、男朋友、女朋友，全部都被拉过来参加戏剧演出了。搞到最后，检票的，化妆的，调场的，控制灯光的，放音效的，竟然没有一个人是我们剧社的成员。演出的时候，剧场条件也很有限，后半部分摆着椅子，前半部分大家干脆就席地而坐，场地也不大，放票的时候没有办法，还要限号。
但是当演出开始前黑场的那一刻，全场的观众欢呼声和掌声一下子起来了，经久不息。
我觉得那一刻真的特别动人，好多人都知道我们是怎么一步步辛苦走过来的，他们是发自内心地为我们终于能有一个剧场、能办一个演出而高兴的。那一刻真的仿佛不再有什么演出者和观看者了，每个人都是这次演出的参与者和拥有者，每个人都是剧社的一员。
我至今仍然会常常想起那天晚上，我觉得那是我人生中最珍贵的经历之一了，四十多个演员，三十多个工作人员，几百名观众，大家完全不求任何的回报，仅仅凭着对戏剧的热爱，凭着对我的一点信任，付出了那么多辛苦，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一起聚起来跟我做成了这次演出。我心底里对他们始终是怀着深深地感激的，但我也充满了遗憾，那样一群人再也不会有了。”
“后来我们从原来一穷二白变得……依然穷依然白，不过好在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我们，甚至还有了一大群粉丝。”凭着这腔热情，加上身边老师同学的鼓励，邹昌宏终于还是将戏剧从业余爱好变为了专攻，走进了南大。
“进入了专业的学习，自然是能见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也看到了当今戏剧比较低迷的现状，但我现在还是想继续在这个领域走下去。我觉得在南大得到的最宝贵的东西是很多理念上的东西，很多前沿的戏剧观念，甚至是对人生社会的看法，我觉得这些是能够让我受益一生的。”
“我至今还是对舞台充满了兴趣和热情的，觉得舞台总是非常有魔力的。我在北京认识了一位老导演，七十五岁了，还在排儿童剧，也完全是出于这种兴趣和热情。他真的是让我非常敬仰的人，我希望我对戏剧的兴趣也能维持到七八十岁。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如果能做出来一点还有些价值的作品，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可，固然是最好的，如果做不到，那就甘心为别人去做一块垫脚石也好。
本科的时候，好多同学因为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戏剧，去做儿童剧，我成为了很多孩子的戏剧启蒙老师。有人受了影响，也开始备考戏剧的研究生；有人开始写起了剧本，做起了导演，但绝大多数人是不可能做戏剧相关的东西的。但我知道，有的人从此喜欢上了戏剧，成为了忠实的观众；有的人做了中学的老师，课余时间组织起了学生的剧社；有的人进入了普通的工作岗位，在偶尔的文艺活动里成了耀眼的明星；有的人因为排剧而结识，成了一生的朋友和知己；有的人把这段经历藏在心底，觉得自己大学的课余时光没有被白白荒废；有孩子原本害羞内敛，因为参与了戏剧演出变得开朗起来；有的孩子原本活泼好动，却因为戏剧喜欢上了艺术喜欢上了阅读；有的孩子让老师头疼不已，却让大家重新发现了自己身上的闪光点……
说句实话，这些事情到最后其实都跟艺术完全沾不上边了，但它却关乎一个个你我这样的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人生命运。我想如果能通过戏剧，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给别人去打开一扇新的窗户，给别人的生命里增添一点不一样的色彩，增加一些不一样的人生经历，也是很有价值的。所以有的时候，心底里还是会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很棒的事情。”
南大青年
图︱邹昌宏，“南国剧社”公众号
采访 | 辜悦扬、陆逸凡
文︱潘妍
美编︱祝畅
责编︱林玮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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