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顶级财经智囊团观点集锦：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 | 原子智库

中国经济50人论坛素有“中国顶级财经智囊团”之称。中国经济50人论坛于每年2月份举办年会，论坛成员将悉数出席并发表对于宏观经济、产业发展等多个方面的观点。上周末，中国经济50人论坛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主题为“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参会人员均为50人论坛成员，他们来自政学企界的高层人士，彼此相熟，现场气氛融洽，畅所欲言。本文集锦了此次论坛上的精彩观点，和读者分享。全文约10000字，阅读需要9分钟。

楼继伟  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高质量发展

楼继伟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

 

楼继伟表示，我国经济仍旧处于换挡期、阵痛期和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此外，又进一步叠加了“中美经贸摩擦”，下一步要对面的比较大的问题是国际规则重塑的摩擦。

 

在谈到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时，楼继伟强调，不能都认为是此前“6万亿的时候造成的”，“实际金融自己的加杠杆是2012年第四次金融工作会议以后，大幅度推地方融资平台造成的”。“我觉得这是失误的，现在造成了重大的金融风险”。

 

他认为，高质量发展有利于稳经济。但有一些做法是行政运动式的方法，这会对“六稳”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比如运动式的治污，关了再说。当然中央已经纠正，不能一刀切，要法治化，而且是层层往下越来越放大，这些都在纠正”。

 

“行政运动式的去产能，煤钢产能在‘去’的过程中，由于安置职工，国有企业是要比民营企业难得多，因此在同样污染获得安全标准之下，‘去’的民营企业比较多。后来PPI大幅度上涨，成本向中下游传递，中下游的民营企业比较多，感觉负担沉重”，他分析称。

 

“去产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其中重要的一项任务，他认为应多运用市场化、法治化手段，在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下下工夫——用改革的办法完成。

 

再谈到产业政策时，楼继伟认为，产业政策在经济早期发展阶段起到了一定作用，但后来，产业政策的实际作用“不敢说都是正面的”。他以汽车为例称，产业政策是支持“三大、三小、两微”。结果“两微”破产了，“三大、三小”基本都合资了。

现在“三大”民企的汽车、自主品牌的汽车基本是在产业政策的围剿和缝隙中成长起来的。“（吉利）到外面收购了沃尔沃，我不评价它的战略对不对，但是这个做法就说明被围剿的这些企业有实力”。他认为产业政策应该转向普惠化、功能性。

 

在谈到党组织在民营企业中的作用时，楼继伟认为有一段时间“被炒作”，认为“党的作用代替公司的决策，对民营企业的信心影响很大”。

他引述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我们在有党员的各类企业里建立党组织，目的是为企业的党员提供管理和服务，团结凝聚员工遵纪守法，遵守企业规章制度，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这也有利于企业的加强管理，有利于推动企业健康发展”。

 

“这些话我觉得很多人都不知道。另一方面被炒作，你再看看总书记的讲话，很多东西如沐春风，都是这些话，真正实事求是的，我认为这是纠偏”，他说。

 

楼继伟强调“六稳”之中，稳预期很重要。

都阳  稳就业的含义与政策

都阳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都阳表示，从当前的劳动供给主导情况来看，维持低失业率的目标下难度不大。从长远发展的角度来看，要维持劳动力市场的稳定，还有其它更重要的目标，因此稳就业的政策最好能做到二者权衡。

 

他提到，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的最低目标是，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的目标范围内。稍高一点的目标是，维持低失业率的同时，还要保持劳动参与率的稳定甚至提升以及就业总量的增加。

从长远来看，应当在工资水平保持相对稳定、适度增长的情况下，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保持经济增长的动力，更好地应对社会老龄化问题，以及保持可贸易部门的竞争优势。

 

他表示，根据测算，守住底线目标的难度不大。实现第二个目标难度相对大一点。如何实现长远目标则是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由于老年人口增加，老年人口的赡养需要正在劳动的人的生产率不断提升。

 

谈到如何稳就业，他认为，通过深入了解结构性失业，有可能更精准地制定政策。鼓励劳动力流动有利于在就业困难的时候促进就业。另外，可以采取一些失业保险体系改革等被动性的措施，从而保持就业平衡。

黄益平  金融政策应尊重规律 加强统筹

黄益平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

 

黄益平表示，从国际范围来看，我国金融体系有两个特点，第一是银行主导，第二是政府干预比较多。“这样一个体系，过去支持中国经济增长40年，保持金融稳定，应该说没有太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金融体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比较擅长于支持大企业，不擅长支持小企业；比较擅长支持制造业，不擅长支持服务业；比较擅长支持粗放式的扩张，不太擅长支持创新型的增长”。

 

在他看来，上述金融体系对支持金融增长比较有效，但当前我国经济面临转型、追求创新型增长时，金融体系也应所有转变，而上述体系在本质上对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则存在着一定的歧视性。

 

一方面对国营企业的担保，其实就是对民营企业的变相歧视。另一方面，正规部门把利率压得很低，这就使得能够真正服务于民营企业的银行数量变得更少。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变得更多。

“如果它们要融资，就必须要到非正规市场去，这时非正规市场的利率就会变得更高。所以民营企业融资难和融资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在中国这个问题很突出”。他总结为，上述问题是由于金融体系的特征和过去的金融意志相关。

 

如何打破上述困境呢？黄益平认为，首先，利率市场化很关键。“我最近刚刚从外地调研回来，一个大银行的分行告诉我，上头给他压了任务，今年要给民营企业放50亿贷款，但是要求利率一定要压在5.3%。他问我怎么做这个风险定价？我回答不出来”。

 

第二，发展直接融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非常重要，但“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以后，小微企业的融资问题就解决了？想都不要想”。他强调，“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根本上还是要回到银行，这就存在风险定价的问题”。

黄益平认为，利率市场化要解决取消不公平的担保问题和解决风控。“银行和金融机构要学会去做风控，面对没有抵押资产，没有长期的数据，没有担保的企业，如何为它提供融资”。

 

第三，黄益平认为，应规范非正规金融部门，但是不能消灭非正规金融部门。“影子银行也好，金融科技也好，确实带来了一些风险，但实际上实体经济对它们是有需求的，它们是金融市场化的一种实实在在的体现”。

张晓晶 

传统体制是最大灰犀牛—杠杆率风险的视角

张晓晶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

张晓晶表示，现在市场上在传各种灰犀牛，涉及到债务和杠杆率的最多，我们能不能解剖一下灰犀牛，看看我们的风险到底在哪里。

 

我国提出去杠杆政策以来，虽然有些负面情绪，但取得的成绩不可否认。在2008-2016年，每年的杠杆率上升12个百分点以上，在2017年得到控制但仍在上升。杠杆率首次下降出现在2018年，但是中国经济也为此付出了一些代价，去年金融市场上有各种各样的声音，甚至是恐慌。

 

宏观杠杆率的下降主要是来自于谁的贡献？是企业的贡献，也就是企业部门的杠杆率。从实体经济来看，政府的杠杆率是微升的，居民杠杆率上升非常快，只有企业部门杠杆率出现了下降。

他认为，这其实是个好的现象，因为中央在提出结构性去杠杆时，重要的点就是去掉企业的杠杆，同时去掉地方政府的隐性杠杆。

 

具体来看，民营企业在企业去杠杆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企业杠杆率下降的过程中，最大的贡献是来自于民营企业，因为大家发现，国有企业的微观杠杆率，也就是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实际上在下降，总体判断去杠杆的贡献来自于非国有企业。

 

杠杆率的风险到底在哪儿？从整个结构来看，中国的杠杆率大概240%多，有的会高一点，说250%多，但总体来讲相差不会太多。这个数据是跟美国的杠杆率很接近，中国目前的杠杆率接近于美国，说明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在治理上还是有很大问题。

居民杠杆率现在大概是53%左右，在全球范围内还不算非常非常高，当然近几年增长比较快，也是一个风险。最主要是来自于企业部门，企业部门杠杆率将近160%，这个水平在国际上首屈一指，可能排名第一。

 

企业的杠杆率为什么会这么高？他表示，问题在于我们的政府杠杆率太低。所谓“太低”是显性杠杆率太低，中国才36%、37%左右。这么低的政府杠杆率加上一个这么高的企业杠杆率，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企业杠杆率160%左右，其中将近55-60%左右是融资平台以及相关的隐性债务。这些部分本应该可以纳入部门的，如果纳入政府部门，政府部门杠杆率现在会上升91%以上。没有纳入的原因是中国有了新的《预算法》。

 

而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最终的杠杆率的风险来自于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合在一起的总杠杆，这个杠杆率是非常高的。如果我们把它合在一起变成公共部门杠杆率的话，实际上它现在已经超过了我们私人部门杠杆率。

这样的现象在国际上是少见的，除了日本比较典型，就是公共部门杠杆率超过私人部门杠杆率，其它很多国家都是私人部门超过了公共部门的杠杆率。

 

他表示，有人说国企杠杆率高是大的风险，有人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大的风险，但是他认为最主要的是传统的体制。间接融资为主不是高杠杆率的成因。效率低下是传统体制的结果，而不是成因。

 

如何稳中求进地去杠杆？他建议，第一要稳，从需求侧要稳。稳住总杠杆，必须是中央政府来发力来降杠杆。第二是进，传统企业的弊端必须通过改革的方式把它消除。

李扬  把地方政府债务关进制度笼子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李扬表示，目前中国经济形势比较严峻，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愈演愈烈。他认为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最近30年，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需求不振，私人部门不愿意投资，因此形成了非常特殊的宏观平衡的循环，公共部分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的方式把居民储蓄筹到手里进行公共投资。

“最先出手的是日本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的债务迅速提高。但是到了全球危机之后，中央政府也撑不住了，它必须由地方政府同时发力，而且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大部分是集中在地方，所以日本地方政府的债务呈现跳跃性增长。

到2007年出现了地方政府类似美国的地方政府破产的情况，但是日本的体制又不能破产，所以在2009年出了一个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管理法，从此之后走向了正轨“。

 

李扬介绍，日本地方政府的资金来源有四个：中央政府的财政融资资金、地方公共团体金融机构资金、市场公募资金、银行承兑资金。在李扬看来，上述结构非常值得中国学习，因为在这个结构里有两个是来自银行的，“恐怕在中国做金融是回避不了这样一个现象的”。

 

李扬强调，特别值得中国学习的是成立日本成立了地方公共管理金融机构——由地方政府共同出资专门为地方政府提供长期廉价融资的金融机构，相当于是专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政策性金融机构。

它的贷款流程审批严格，需要提供申请，需要审定，需要发放贷款，然后再现场回访等等，这一套程序证明了是比较有效率的。

 

李扬还强调，应向日本学习三点。第一，中央政府统一规范、统一组织、统一监管地方融资，现在还没到能放的程度。第二，银行应当从背后跳到前面来，应当规定它是可以为地方政府债务融资，但是要有严格规定。

第三，可以成立一个专业化的、政策性的为地方政府融资的机制。“这样就可以把地方政府的债务放到笼子里”。

刘元春  合理投资增速的几个标准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当前投资下滑速度比想象得要快，基本上构成了一种断崖式的变化。这样的下降是否哦合理？稳增长的合理目标是什么？刘元春提出了一些判断标准 。

 

标准之一，静态宏观平衡的视角。刘元春认为，投资的变化必须在短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间平衡，这个平衡决定于居民储蓄、政府节余、贸易赤字、被动存货投资的变化。我国居民储蓄率在2008年左右达到高点，储蓄的增长速度呈现阶梯性、趋势性下滑。

2017年储蓄的实际增长速度基本上在5%左右，预计今年可能会回到8%左右。此外，贸易顺差全面收窄，从接近10%到现在只有百分之一点多。政府债务，特别是赤字率持续攀升，尤其是广义赤字率攀升得更为厉害。“

把这几个因素作为判断短期宏观平衡，从这些参数可以看到固定资产的实际增长速度这八年里面下降了19.7个百分点，国民储蓄率的实际增长速度下降了15个百分点，政府赤字率上升了6.6个百分点，经常项目顺差的顺差率降低了2.5个百分点”。

“当前投资增速下滑是具有趋势性的，但是数据的匹配性说明它已经超调了，可能会引发短期宏观失衡的问题”，刘元春说。

 

第二个标准是动态平衡标准。刘元春表示，动态平衡标准很重要的原理是本期的投资需求经过资本的形成就会形成下期的供给。因此不同跨期的投资增速的变化，有技术性的依存性，过度的下滑肯定会导致动态平衡的失衡。

 

从动态平衡角度来看，我国固定资产的增速，特别是从实际增速的角度来看，2016年到现在，基本上是断崖式的变化，动态失速的可能性非常大。

同时目前在动态失衡的过程中，我国的增长模式从出口投资驱动模式转为债务投资模式，导致动态路径的依赖性非常强，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就需要一个调整的阵痛期，“实际上是我们在债务投资模式调整中间，很重要的一个阵痛期，也是我们的变化期”。

 

此外，刘元春还提出了三条标准。他在总结时表示，第一，投资增速下滑具有必然性。第二，短近期存在着过度调整的风险。第三，储蓄增长速度依然在5%-9%的区间，投资增速不宜过高，也不宜过低，7%-9%的区间，在逆周期环境中是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樊　纲 

供给侧结构改革与需求侧宏观调控并行不悖

樊纲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樊纲表示，目前我国投资增长动力不足，各种增长要素都存在很多缺陷，劳动参与率也在下降、自主创新能力不足，更重要的是体制上还存在各种缺陷，因此需要供给侧机构性改革。

 

但不可否认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涉及体制机制，“需要天天讲、年年讲，有些事情可能一时半会儿见不了效，但是现在就得做”，在樊纲看来，这是长期性的措施。

“十八大三中全会定了那么多改革，这些年落实多少？这都是大家确实很着急的事情。但是你也看到了体制改革的难处就是它需要长期的坚持，长期地进行改革”。

 

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当长期性改革实现不了时，“短期要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樊纲认为，提出“六稳”就是在很多长期性的结构性改革做不动的情况下，需要采取一些短期措施维持稳定发展，而短期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需求侧的，包括财政的支出、货币的供应、利率、税率等等。

 

因此，在樊纲看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需求侧的宏观调整应该是并行不悖的。一方面要随时随地、时时刻刻推进改革。但是当经济出现波动的时候，也还是要理直气壮地采取一些宏观调控措施。

 

“发达国家、市场经济国家都是这么过来的，你想想他们这几年的宏观调控，就为了稳经济，负利率一下子执行那么多年。宏观调节起来也是毫不含糊的，一个件又一个件地采取各种措施”。

 

樊纲强调，不能供给侧改革迟迟不见效，也不在需求侧实行一些必要的调整、必要的调节措施。“这两方面都是需要的，当我们讨论改革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忘记，如果没有经济增长，一定的稳定的水平，很多改革也是难以顺利推进的。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有些人不改革的借口可能更强烈一点，我们怎么能够使经济保持平稳发展，才能实现长期的增长”。

 

但樊纲也认为，需求侧的调整一定是要有限度的，不能一说需求侧需要调整就变成“大水漫灌”。他还认为，08年金融危机时提出的四万亿政策并非“大水漫灌”。

“当时说的是两年的支出，当时是把两年当中一般的政府转移支付投资都放进去凑了4万亿，它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口径，但是真正里边的刺激政策，什么叫刺激政策？是无中生有，得用债务支撑的刺激政策就那么两三千亿，真正的大头不在这儿”。“为什么出现大水漫灌？是一年增长了6万亿的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樊纲表示。

 

上述问题表示，由于中央政府要承担宏观调控的政策，包括要防通货膨胀，防债务率过高，而地方政府不承担此责任，因此，中央政府在调控当中要把握力度，要由中央政府负责。

包括把地方债务等关进笼子里，让它起到该起的作用，地方政府的职责是地方发展、地方建设，宏观调控需要中央政府负起全部的责任，需要在热的时候压、冷的时候托，进行双向、逆向调节，这是中央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魏杰   稳预期与保持经济向好

魏杰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他指出现在有个现象，有钱了，项目也批了，可就是不干，就是因为预期不好，“稳预期实际上是很重要的一个稳”。

 

魏杰表示，2019年有两件事值得关注，第一件事，2018年是改革开放40年，40年改革的最大成果是使全体劳动者从无产者都变成有产者。

人们有财富之后，最大的担心是财富安全问题，2018年人们预期普遍不好的重要原因，就是感到财富不安全，现在找不到安全性的资产，不知道什么资产是安全的，所以比较恐慌。

 

他认为，稳预期一个很重要的内容是要保证财产安全，“现在老百姓对未来的预期很差，实际主要来源于财富不安全，稳预期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财富怎么安全。”魏杰建议，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不仅仅考虑就业和增长问题，还要考虑老百姓财富安全。

 

“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宏观部门要思考的问题，怎么样保证人们财富的安全，因为40年积累不容易，一旦出问题很麻烦。”魏杰还指出，2019年如果房价真要大跌，估计更麻烦。

 

第二个问题，2018年改革开放40年，一个重要的经济群体就是民营经济。民营经济对我们增长就业的贡献都在60%以上，就业贡献是80%以上，是一个庞大的群体。

魏杰称，这个群体的预期好不好直接关系中国经济的增长。但民营经济2018年是预期最不好的一年。

为什么出现这种声音？魏杰调研发现，民营经济不是要优惠，只要公平、平等。并提出了两个建议：

 

第一，能不能搞理论创新？现在民营经济理论不能解释，现在理论只讲必要性，不讲必然性，反复讲就业增长之类的，好像“需要我们是无奈的选择、消灭我们是伟大的理想”，我们没法接受这种理论。

 

第二，法律必须调整。必须保证法律的公平、公正。“现在同样一个犯罪行为，发生在民营企业、国营企业，法律准则都不同，怎么让我们感到不安。”魏杰表示，2019年稳预期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对民营企业这两个问题做出切实的调整才行，不能来虚的。

 

最后，魏杰表示，从2018年的情况来看，稳预期的这两件事在2019年一定要做好。一个是保证人们的财富安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结果，人们变成有产者，财富不安全怎么能安全？第二，民营经济的预期一定要提高，理论创新和法律调整必须跟上才行。

许善达 

调整国有资本布局是深化改革的关键之举

许善达 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

 

许善达认为，现在改革有很多措施需要做，但是优先的应该是考虑调整资本布局。

 

他进一步指出， 调整资本布局，第一项是调整国有资本划社保。

 

他认为，用国有资本降社保是国企也受益，民企也受益，因此降社保不是降国企社保率，是降全社会的社保率，这样就使国有资本的盈利、资本的价值，能够使全社会国企、民企都受益，而且使得国企的职工和民企的职工，包括农民工都受益。

 

中国社保缴费率高是共识，现在社保靠一般财政给补贴，这种方案也无法维持。所以，国务院2017年底做出决定，要划10%的国有资本给社保。但许善达认为，划10%是第一步，实际上10%是不够的。

 

而且2018年划的数量离国务院要求差得很多，据不完整统计，10%的概念大概有四到五万亿，但实际上，国资委公布的央企2018年只划转了几百亿，还没有到千亿数量级，离万亿差不多差两个数量级了。

 

“这是需要加大力度的，但是这个改革的工作难度特别大”，许善达指出，因为现在各地的缴费率水平是不一样的，不但各省不一样，有的市县也不一样，各地发放的水平也不一样，而且从省里来看，有的是收不抵支，有的收大于支，另外还包括央企的资本划给谁。

 

许善达认为，划国有资本降低缴费率，全国统筹这样一个方案需要很多的专家来共同设计，“而且推动这个方案，我觉得困难是非常大的”，他表示， 因为这涉及到所有的企业，涉及到所有的地方政府，包括涉及到央企，涉及到财政的收支平衡等等。

许善达认为，需要专家们的团队，还需要国家在政治上要加强对这一项改革的领导，加大力度才能完成。

 

“这一点如果做得好一点，做得快一点，在我们国家整个经济发展中间会起到比较大的一个积极作用。”许善达说。

 

第一，国有资本布局调整还可以在去杠杆的问题上发挥作用。

 

他表示要把国有资本从一部分非国计民生领域退出来，然后补充到国有资本一定要干这样的领域去充实资本金。这样能够降低它的杠杆率，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同时也给民营资本带来一个新的投资空间。

 

第二，民营资本自身也有资本布局需要调整。

 

许善达称，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拿着股权去质押，结果借了钱去炒股，去搞房地产，不搞主业，这样一种方向是不应该提倡的。应该提倡的是融了资以后去投入研发、投入科技，发展经济。他认为，调整资本布局是现在在改革各项措施里应该比较优先考虑的一项。

姚洋   中国需要适应低速增长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姚洋认为，中国要适应低速的增长态势。我们已经告别了出口导向的扩张型的增长模式，我们的工业化的顶峰已经过去了，去工业化已经开始，服务业成为了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部门，我们的人口红利进入了消退期。

 

他指出，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已经达到顶峰，在2006、2007年已经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下降，预计还是会进一步下降，“因为日本只有17%，美国只有10%，我们仍然是在18%左右”。

 

“去工业化也已经开始，”姚洋表示，中国在新世纪头十年工业增长相当于之前40年的增长，是无与伦比的增长，但是2010年以后，工业化就调转了，现在已经开始了去工业化。 与此同时，劳动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2010年达到顶峰，之后开始下降。

 

去工业化的后果是经济增长减速，外需增速下降了，服务业的技术进步率比较低，这是我们的挑战。但去工业化也带来很多好的后果，姚洋认为，这带来了劳动收入占比的上升，收入分配格局在改善，国内消费的比例在上升，储蓄占比在下降。

 

姚洋认为，和世界各国相比，中国这些情况并不特殊，日本的转折点是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它的消费率达到最低。日本和中国的情况相差不大，它的最低点是52%，中国是50%左右。韩国是1988年基本上是工业化顶峰结束了，日本也是在那个时候被迫转型。

 

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速度是什么样？姚洋称，日本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

 

1973年—1993年，日本增长速度平均只有2.8%，日本在70年代、80年代垄断了世界几乎所有的创新，但日本的经济增长率只有不到3%。“我们老说创新能够提高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其实创新是提高不了的。”

   张维迎   什么推动了中国40年的高增长  

张维迎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

本届年会的主题是：如何实现“六稳”，保持经济长期向好。而在张维迎看来，中国经济最需要的是“变”，只有变、只有改革才能“稳”。

 

据中国经济增长数据，2007年之前东部增长最高，西部和中部最低。2007年之后，则是西部增长最高，中部次之，东部最低。“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地方，恰恰是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最低的地方。由此，能不能由此得出一个结论，说有一个‘中国西部模式’。西部的制度有优越性，东部应该向西部学习？”，张维迎反问道。

 

“大家可能都觉得很荒唐，中国模式的基本结论就是这样的。”张维迎表示，“（很多人说）过去40年，中国比西方增长好，有中国模式的优越性”。张维迎指出，上述观点的错误就在于把经济看成“静态”的，而经济实际上是动态的，“市场化是一个过程”。

 

“如果我们从过程来看，这个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张维迎表示，由于中国东部地区的市场化远早于西部地区，所以，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增长得越高。

 

此外，在国有部门方面，国有部门退出越快的地区，经济增长越好，而私有部门和外资企业进入越高的地区，经济增长也越好。“所有这些数据得出的结论都是非常非常一致的。”张维迎补充道，凡是“国退民进”的地方，增长比“国进民退”的地方要好，无论是按照工业资产的比重来算，还是按照就业的比重算，结论都是非常一致。

 

张维迎强调，中国未来的增长须依赖于创新，尽管刚刚起步，但通过数据可以看出，市场化程度高的这些地区，其R&D的投入就比较高、研发密度也比较高，新产品销售占总销售的比例也比较高，即越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创新的水平越高。

 

另一方面，按照人均政府部门来算，一个地区的政府部门越多，人均专利越少，越缺少创新性。“国有部门的教育比重越高的地方，人均专利也越少。其它的数据跟我们都是非常一致的结论，凡是国有资产比重高的地方，工业R&D研发密度就低。民企和外资企业比重高的地方，R&D研发密度就高。国有部门高的地区创新能力就差，民营部门和外资部门高的地方，创新能力就高。”

 

张维迎强调，“尽管我们有好多中国的特色，但是由于走了邓小平的改革道路，所以我们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不是由于我们有了那些中国特色，取得了好的成就”。

 

刘尚希 

以所有权结构化、社会化推进要素市场化

刘尚希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

刘尚希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素市场化改革的问题，而要素市场化的改革，其实涉及到所有权的结构化和社会化的问题。怎么通过所有权的结构化、社会化来推进要素的市场化呢？其实就是一个产权制度问题。

 

他指出，我国由于产权制度不完善，工业条件下的要素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的不够清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受到多种束缚，造成了要素收益流失、交易成本偏高、资源错配、生态环境、相关领域体制改革推进艰难的问题，妨碍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

 

刘尚希认为，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是市场高效运行的基础，要实现公有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结合，必须构建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这需要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开拓创新。

 

“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这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刘尚希表示，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但为什么说产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而并没有说所有权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他认为，这是因为所有权强调的是占有，而产权强调的是使用。占有是静态的，并不会带来财富。而只有使用才能创造财富，才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只有拥有产权，才可能真正地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产权才是市场经济的基石。

 

“我们一谈到产权改革，有的就认为是私有化，其实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理解。”

刘尚希表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公有制、私有制，要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要实现生产要素的市场化配置，都离不开产权这个桥梁、中介。离开了产权，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不可能实现的。要素不能优化配置，生产率也不能得到发展，那就谈不上创造财富。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产权和所有权划等号，产权源自于所有权，但是又超越了所有权。”他表示，在这个意义上讲，公有制、私有制是生产关系层面，产权更多地可能是在生产力层面，生产要素配置层面。

 

最后，刘尚希还就怎么推进改革谈到了自己的建议，以中央对地方的确权为主线，构建财产权和行政分离运行的制度框架。

 

他认为，中央对地方实际上没有从产权的层面上进行确权的，我们是国家所有，但是地方在管理，实际上行使的是所有权。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与地方对于产权，使用权、开发权、经营权、收益权等等在这方面没有做出明确的划分，导致权属不清晰。同时中央与地方产权不清楚的情况下，财产权和行政权混合在一起运行，导致市场在资源配置过程中总是受到各种行政权力的干预，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

 

“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一个基础性的制度，核心应当是推进产权制度的改革。我们要创新在公有制条件下的产权理论，来推进我们产权改革的实践。”刘尚希说。

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 易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