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吴晓刚：城市就是中国社会的未来 | 缪斯夫人
►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吴晓刚
夫人说：
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城乡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城镇常住人口已经达到了6.9亿，占13亿总人口的51.27%。这也是中国有史以来城镇居民人数首次超过农村居民人数。目前，全国已经有五个城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十于个超五百万的特大城市。这些城市规模之大，甚至超过了很多中小型国家。我们印象中的农业大国、“乡土中国”，在不知不觉中变得遥远模糊，而一个个活色生香又光怪陆离的都市画卷正在我们每一个人面前肆意展开。然而，在享受更多的公共资源、经济机遇和生活便利的同时，城市的发展也始终绕不开一些通病顽疾：如高昂的房价，拥堵的交通，糟糕的空气，激增的外来人口，和脏乱差的“城中村”等。公众所关注的民生热点话题也越来越集中于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如学区房、住房保障、养老保险，收入分配，空气质量，食品安全等等。这些现实社会问题一方面使得地方治理面临严峻的挑战，但同时也为当代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素材丰富的研究观察室。
香港科技大学的吴晓刚教授是过去数十年推动国内社会科学系统的数据搜集和严谨的实证研究的领军学者之一，近年来他的研究更加聚焦一些更加地方性的研究，倡导以量化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以邻里社区为核心的比较城市研究。
2017年12月23日，《缪斯夫人》对话香港科技大学的吴晓刚教授，聊了聊他在过去十多年关于中国城市化和经济社会的研究。
访谈 | 何璇、张逸杨
责编 | 许多多
● ● ●
做研究的，常常有一种内在的焦虑，就怕自己过两年没有新东西可做。
《缪斯夫人》：你过去十多年在中国社会分层和流动研究领域里成果卓著，但也花了很多精力推动在不同的地方搜集一手调查数据。现在国内不少大学都成立了专门机构，建立学术调查数据库，并开放给相关研究者使用。定量社会科学研究者通过分析这些数据，写出很多东西来。你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和精力，申请经费，自己通过项目搜集数据？
吴晓刚：搜集设计好、质量高的数据库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纯粹是为了发文章、评职称、获得荣誉，这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先说说我的研究兴趣的发展。
我2001从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博士毕业，论文是关于中国的社会分层与流动。毕业之后的发表，一直是顺着这个方向走。我研究户口、单位等具体的制度安排对社会分层和流动的影响，以及市场转型过程中这些制度的作用如何式微的。我现在总结为“一户一位”（户口和单位）的研究。我用的数据主要是UCLA的导师Donald Treiman和中国人民大学搜集的“当代中国生活史和社会变迁”数据。这两个调查是有一定的联系，都是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查（恰好，也是每户随即抽一位）。
做研究的，常常有一种内在的焦虑，就怕自己过两年没有新东西可做。2003年到香港工作后，我想到自己的分层研究向两个方向研究。一个是教育研究，因为教育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非常重要。另一个是城市研究，缘由待会再说。先说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兴趣。2006-2007年度，我获得美国教育科学院（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NAEd）的Spencer基金会的博士后研究奖励。当年好像是从全世界200多个申请者中，选中了18个，我是唯一一个来自北美之外的。这个基金会很土豪，除了给你寄一张支票之外，还每年举办一些retreat（静修） 活动，我可以飞到美国去参加。NAED会也会邀请一些大牛教授，参加分组讨论，给年轻学者职业发展的指导。现在回想起来，收获还是蛮大。比如，我今年在上海纽约大学作社会学访问教授。我第一次听到纽约大学有在上海发展的想法，就是曾任纽大校长、美国国会众议员的John Brademas2007年秋季在华盛顿参加我们的一次小组讨论会上提到的。这样，我有机会接触到分层领域之外真正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的东西，也萌发了搜集一种不一样的数据的想法（基于学校调查的数据）。2008年春香港科大正好有一笔内部资金。我就写了一个计划，拿到了几十万块钱。作为试点，我的打算是在北京做几所大学，在上海做几所中学，我也就在这两个地方有点关系。
我当时想找人大CGSS合作的一位老师，不巧他正好要调离人大。正在一筹莫展之际，北京市教工委的一位领导，正在找人民大学的冯仕政老师做一个首都大学生思想状况的调查课题（其实我90年代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经常被拉去设计问卷）。我们决定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好好设计一下这个项目，使用多阶段分层抽样，获得一个对全市大学生具有代表性的样本，这就是“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Beijing College Students Panel Survey, BCSPS）的由来。做了两期之后，我们觉得实在太累，既要找钱、又要组织实施调查、还要出东西对资助方有交待，就把这个项目交给了人民大学，由机构资助，一共进行了5期追踪调查。今天人大调查与数据中心的另外一个品牌项目CEPS, 也源自于此。清华大学后来也做了一个大学生的调查，也与这件事有一定的联系。BCSPS数据，最近才陆陆续续出了一些东西。
我2007年在香港科大拿到tenure（终身教职）后，不想总是玩别人搜集的二手数据。除了上述的研究外，我开始关注香港研究。起初是因为教授科大社会科学部研究生的两门定量方法课程，需要用一些与本地相关的数据做例子，这样比较能够引起大家的兴趣。同事给了我一期香港人口中期调查的数据，我自己看看也觉得很有意思。当时，香港社会的民生问题矛盾开始暴露，特别是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年青人的社会流动和政治参与问题，大陆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等等。这些都是我的研究领域，只是换了一个场景而已。我受到香港本地一些年长学者的鼓励，试着申请项目资金。2009年获得港府中央政策组和研资会公共政策战略研究计划五年期400万港币的资助，成立了“香港科大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 发起了“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这是香港第一个住户追踪调查，其实就是一个研究项目，并不是学校资助的。我当时也没有团队，在香港这样一个对隐私高度重视的城市做追踪调查（非常困难），而且我与本地社会也没有太多联系。当时觉得太难了，就想把钱退回去不干了， 但是最后还是硬着头皮上。
这个关于香港的研究项目，耗费了我个人职业生涯中最宝贵的8年时间。你看看我的履历，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发表，也没获得过什么荣誉。有一些新的研究项目资助，其实都是用来养这个团队的。没有人要你去做这个，也可以对付一下。但这8年还是尽心尽力地去做了。回想起来，还是有一种内在的满足感。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第一是建立了一个中心（即CASER）。 中心每年与上海大学合办定量社会科学方法暑期班，还组织翻译了SAGE的绿皮书。第二是办好了一本英文SSCI杂志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CSR)。这本创刊于1968年的杂志，我把它改名了，变成英文匿名评审的杂志，过去几年内的影响力大大提升。第三是完成了几个项目，主要是HKPSSD （三期），也包括参与首都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的设计。HKPSSD只要求我们做两期 （2011和2013），我们自筹资金做了第三期(2015)。2017年，我们又获得了港府研资会的协作研究基金(Collaborative Research Fund)的资助。这个基金，一般都是给理工和医学研究项目的。科大人文社会科学，之前只有一项获得过资助，就是当时的社会科学部主任边燕杰老师领导的CGSS项目。最后是培养了一批学生。项目没有固定人员，只有靠我的博士研究生。过去8年，有十个博士从这里毕业。他们现在活跃在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的主要研究机构和高校。
做研究、搜集数据，虽然说是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但更要有“引领”之意。
《缪斯夫人》：所以是否可以说，你过去在香港科大应用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这个平台上所做的工作，包括HKPSSD项目，既有历史的延续性的，也是实证社会科学研究在香港落地生根的尝试。很多学者认为做香港研究太小了，做香港研究，在国际上发表论文很难。这样时间、精力和资源的的投入是否值当？
吴晓刚：接着上面的继续说。做研究、搜集数据，虽然说是在不断积累的基础上，但更要有“引领”之意。所谓“引领”，不在于“大”，动不动就是全中国；而在于“远”和“深”， 要有前瞻性，看得远；要有针对性，问题抓得准。我们的基于学校的大学生代表性样本的追踪调查，虽然只限于北京，应该是第一个，后来才有类似项目的跟进。我们在上海倡导的以定量的方法从事都市社区研究，2017年完成了“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具体信息等下再说），听说也有其他高校在仿效。所谓“引领”就是要在别人想要做之前，你就知道要做什么。2007年时，谁会想到后来香港的政治与社会变化呢？那时候，香港的年轻学者，都忙着转型做大陆研究。一个大陆出生的学者，做香港研究，无异于professional suicide （自毁前程）。香港没有严谨的社会科学研究所需的微观数据，而我们的研究填补了一个空白。有价值的资料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我们的HKPSSD项目，在2014年非法占中爆发前一天，完成了新增样本的调查; 非法占中运动结束后，又对所有的人进行了第3期的跟踪调查，有很多有趣的资料等待挖掘。
在HKPSSD样本设计时，我觉得不应该把它看作一个区域研究的设计。记得在参加一次研讨会上，和我有同样背景的经济学者提问说，“你不是大陆人吗？为什么要研究香港？”我说我做的是社会科学研究。我也意识到单单说香港的局限性。所以在设计的时候，把HKPSSD也看作一个城市研究项目，体现顶层设计的可比性。例如，我们将邻里空间因素考虑进来进行抽样，因为这体现了城市研究的一些特色。我们采用的邻里单位是“选区”（District Council Constituency Area），因为政府为选举事务会时常发布选区层次的人口社会经济特征。我们在第一、二期， 因为当时特殊的政治氛围，对政治态度和选举的问题，问的不多。但是在新增样本和第三期及以后的追踪，搜集了很多信息，可以与”选区”这个空间单位连接起来。
我们希望找到一个突破口来做城市研究，用以比较中国不同城市的异同。我们在过去的几年把这样的研究思路也拓展到国内的城市研究。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实施的“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简称SUNS），参照借鉴但不拘泥于国外同类项目的设计，更明确地体现了这种城市研究的思路。项目已经于2017年完成第一期的调查。HKPSSD和SUNS都是大样本的数据。前者有3000多户，8000多人，后者有5000多户家庭，10000多人，来自全市180多个社区。
我们现在做的是，“‘小’城市、大样本”，把单个的城市，放大了，仔仔细细地看得透一点，做得深一点。还有比较研究的视角。HKPSSD和SUNS项目数据已为沪港比较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缪斯夫人》：你似乎与上海与香港有着不解之缘由？你如何评价这两个城市？它们有何相似之处，有何不同之处？HKPSSD和SUNS项目在目前阶段的一些有趣的研究发现么？
吴晓刚：知识社会学告诉我们，研究者的研究兴趣都深深地打着他生活经历的烙印。社会研究者尤其如此。我从农村上学出来，有幸在中国最具现代性的两个城市生活、工作。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在上海，第一份学术工作在香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在上海市政府研究室工作过一段时间，有机会从一个独特的视角，观察了这个伟大的城市脱胎换骨历程的开篇。我申请到美国留学，被UCLA录取之后，原本是要参加（已故）成露茜(Lucie Cheng)教授的一个亚太城市比较项目的，但后来项目没获得资助，露茜又回台湾接手家族事业，最后不了了之。我2003获得香港的教职之后，有一笔自主使用的项目经费，我记得就是做全球化、城市化、和外来移民的居住隔离。这项工作放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头看来，现在的研究，包括分层、移民、教育、香港研究，还能连成一体，并没有走得太远。
又回到前面提到的研究“引领性”的问题。要研究中国社会变迁，未必需要全国性的数据。北京的不少学者特别具有这样的使命感，搞得研究北京的人反而不多，出不了名。其实城市就是中国社会的未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会生活在城市，特别是集中在大都市。很多引领社会潮流的的东西，都是在大都市首先出现的。所以，大都市是光怪陆离、快速变迁的现代社会的观察室和实验室。我们可能还是研究原来的题目，如不平等与贫困、移民融入、住房、教育、婚姻、家庭、劳动力市场等，只不过要在更加具体的场景下来研究，把严谨的定量分析建立在一定的感性认识的基础上。
我记得我出国之前，有个学者写了一本书，叫《城市季风》，主要讲的是北京和上海的文化差异。作者显然在北京和上海都生活过，主要是一些感性的认识，但是没有实证的分析。至于上海和香港，这两个城市有什么相似之处，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想我一时半会也未必总结得出来，总结得好。但是，有一点，说起中国的“双城记”，我们自然会想到的是香港和上海。一个百年不到的银行（汇丰银行，HSBC），就是以这两个城市命名的，自然显示他们之间血缘的亲近性、可比性。但是这两个城市也有一些重要的区别。比如，上海有强大的政府，有下至居委会的层级组织，在香港则没有，尤其在社区的层面。我有的时候对学生说，香港是中国研究的control case（对照组） 和一面镜子。比如我们有一篇文章，比较1959年之前和之后逃到香港的难民（包括在HKPSSD数据里），对照那些没有离开广东的样本，来看经历大饥荒对后来健康的影响。此外，也可以比较有没有全民退休保障（上海有而香港没有）对老年人的健康福祉的影响等等。
但是我们的研究之所以被称为城市研究，还是因为这些项目设计时都特别空间因素与社会属性的交互。在西方城市研究中，城市人口研究中的空间分化和隔离及其社会后果，有着大量的经验研究。我们的研究一是要看有没有空间的分化，二是看空间分化会不会带来空间分化效应，三是看亚洲社会和美国社会比起来的空间分化是否有差异，并做出解释。
《缪斯夫人》：你刚才谈到城市研究中需要对空间性的关注，是否说的就是“社区研究”。能给我们解释一下社区研究、城市研究、和全国性的研究之间的关系吗？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专注城市研究，特别是社区研究？
吴晓刚：是，也不是。第一，先说城市调查和全国性的调查的区别。现在，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如中国社会综合调查（CGSS），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 （CLDA），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等等，可以通过公开渠道取得。这些全国性的调查，一个最大的短板就是针对性不强，因为中国的地区差异实在太大，对全国具有代表性，必然丧失一些地方个性的题目。我们做定量社会研究，要有直觉。直觉来自于我们生活的日常世界，对研究的现象有深入的了解。针对特定的城市的调查，优点在于比较聚焦，样本量又足够大。全国CGSS样本量为10000左右，但我们的上海样本就有10000左右的样本量。假如我要做移民问题研究，如果用全国数据的话，这一万人中分布比较分散，由于地区差异，这些数据之间怎么对比就是一个问题，并不是简单的东、中、西地区的控制变量就能解决的。上海的SUNS抽样数据中，外来人口就占了1/3以上。我们可以分析，这些外来人口住在哪、在哪工作、小孩在哪上学的数据，他们与本地人比有什么差别，他们内部有什么差别。这些是全国性数据中没有的，也是全国调查难以获得的。对住房问题的研究也是如此。
我们的数据对全国没有代表性，但是可以挖得更深一些。如果我们觉得地区（城市）差异中也可能有很多有趣的故事，那可以将这个研究扩展到其他相关的城市，即我前面讲的比较城市研究。 这种研究思路和逻辑，更有点像定性研究中的个案扩展法。不过这里我指的是，对单个城市的context（情境），有深入的了解和设计得很好的研究，再扩展到其他城市：假定context发生变化之后，我们原来观察到的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是否会发生变化。
第二，城市研究和社区研究是什么关系？我们要突出城市研究的长处，找到和全国性研究相区别的特殊性，不在于其代表性，而在于聚集性和深入性。正是因为人口空间的聚集性，我们才可以更小的地理范围（“街区”，neighborhood）内来研究我们感兴趣的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和社会问题空间性的关注，可以溯源到城市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西方城市社会学文献中的“街区”(neighborhood)这一概念，或者可以翻译为“邻里”，但在中国城市情境里更通常用的是“社区”(community)这一名词。这一概念，最初是燕京大学学生在1933年介绍美国芝加哥学派创始人帕克的社会学时，用来翻译英文 community而创造出来的一个新名词。我觉得前辈学人创造新词还是蛮有功底的。这个概念包括“社”和“区”两方面的属性，即指以地区为范围，人们在地缘基础上（“区”）结成的互助合作的群体（“社”），用以区别在血缘基础上形成的亲属群体。但是，community的英文本意，更强调的是其“社”性，而非“区”性。所以我们说搞定量社会科学的，也可以是一个社区（共同体）。
现代城市社会的兴起，本质上是对社区性的反动，或者说，现代（城市）社会关系的匿名性(anonymous)、表面性 (superficial)、暂时性(transitory)，不可避免地导致“社区”这个概念中“社”属性的弱化，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城市主义导致社区的衰落。社会学史上有个德国社会学家叫滕尼斯，他写过一本著名的书Gemeinschaft and Gesellschaft，即《共同体与社会》，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就是由共同体（社区）到社会的转变。城市社会中住在一个特定的小区内的人，未必需要有一定的社会交往和联系。西方城市社会学中关于街区效应的大经验研究，更加强调的是“社区”的空间（即“区”）属性。当然，他们也未必一定没有的社会交往和联系。我们可以空间为基础来研究城市，把邻里的“社”性当作一个经验性的问题。我们的香港HKPSSD和上海SUNS的项目设计，就体现了这一思路。
简单的说，定义一个概念，有外延和内涵。定义一个社区，空间、区位是外延，社会联系互助是内涵。在城市社会中，后者是有待资料经验证明的。我猜，这也是一般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中，通常用邻里街区而不用社区这个概念的缘由。
《缪斯夫人》：社区研究在推动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和本土化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以吴文藻、费孝通为代表的“燕京学派”， 关注农村社会、乡土中国，提倡社区研究，人类学的参与式观察和定性分析来探究社会制度和内在机制，曾经创作了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段辉煌时期。你虽然也用“社区研究”这个名词，但却用大规模抽样调查和定量数据分析的方法，个人直觉似乎与这一学术传统有所相悖？
吴晓刚：学术研究和发展本来就是一个继承与创新的过程。我曾经关注过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发展史。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吴文藻和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批学生倡导“社区研究”，提出了社会学研究本土化的议题，并产生了一批丰硕的成果。据我的阅读，吴文藻当年提倡“社区研究”，实际上是对早年燕京大学传教士社会学(missionary sociology)所积极推动的社会调查活动的一种纠正。在吴文藻看来，无论是定县社会调查，还是北京人力车夫调查等，都是对社会情况的搜集和描述，没有理论的指导。所以他主张通过社区研究，以结构功能主义的方法去理解一个社区，如“解剖一只麻雀”。 “燕京学派”代表性的研究，如林耀华的《金翼》、《凉山夷家》、费孝通的《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等等，往往是针对对单个地域社会的田野研究和观察。这些地域大都在是农村或近郊农村地区，故称之为“社区”并无不妥。这可以说是“社区研究”的1.0版。
1979年以后学科恢复重建过程中，费孝通先生起了领导作用。可能是受他的影响，这种类型的社区研究起步较早，一直占据国内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而且还延展到对城市社区的研究。这样的研究传统，存在着两个问题。一是每个研究都是个案研究，而个案之间的差异是没有可比性的，知识很难积累。第二是研究讨论主要停留在学理层次，用一些社会学的概念，把一些社会现象发生的前因后果描述清楚。事实上，1.0版的“社区研究”运用功能理论和社区研究的方法，主要关注的是“文化”和“制度”，而不是“社区”本身。
社区研究需要比较，因为不同的社区是不一样的。在“燕京学派”开启中国“社区研究”的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社会科学研究的视野、方法和技术手段都可以为社区研究注入新的元素。如何整体把握和刻画异质性，跳出社区个案的思维，重复累加个案，定量研究方法自然不能少。我们在香港和上海搜集的包括邻里街区、家庭和个人等多层次的追踪数据库，可以用于社区层次上的分析，更可以结合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行政数据进行深入分析。人类学的视角和研究固然有用，而在社会学、人口学以及公共治理的角度上，我们更强调整体把握社区的异质性及其对个人结果的影响，我把基于城市社区的大规模数据收集和对数据的分析，称之为“社区研究”的2.0版。而强调社区研究则是将城市研究的与全国性研究区分出来的重点。城市研究需要体现出城市的特征，需要一定的当地知识，而不是把全国调查的调查范围缩小。研究结果也可以为资源配置、公共管理、公共服务提供支持信息。这是社区研究在参与基层社区治理中能起到的很重要的作用。
所以，简单地说，以个案为主的传统社区研究需要升级到多个社区的定量比较分析，社区可以作为分析单位；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志趣要通过社区研究，从农村转向城市，从定性转向定量，从个案研究转向量化数据甚至大数据。另外一方面，以分析大规模抽样调查资料的定量研究则需要置于地方化的特定情境，需要更加接地气的研究。这些想法，可以过“社区研究”2.0版来推进。
《缪斯夫人》：现在各个学科领域都在谈大数据，国家领导人最近也提出要“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加快建设数位中国”。你刚才讲到社区研究要利用定量数据和大数据。可否更具体地社会学研究，社区研究如何拥抱大数据时代？
吴晓刚：我们需要关注大数据，但我们又不能盲目崇拜大数据。有的人，小数据还没弄明白，就开始夸夸奇谈要玩大数据。一方面，沿着我前面提倡的城市社区研究的思路，我们的大样本的抽样数据已经太肤浅了，我们需要更好的研究设计，使得搜集的数据更有针对性，有助于我们对社会现象更深的理解。这是我们为什么主张通过城市社区研究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变迁。另一方面，城市特别是都市地区，又是人类活动的密集区域。不但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积累了良好的行政数据，而且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行为轨迹数据也越来越容易获取。我们可以把我们通过调查搜集的微观个人、家庭数据、和人口普查数据、政府行政数据和匿名个人的大数据，在空间/社区的层面上整合在一起。
另外，我们也可以考虑在特定社区，引进非传统的资料搜集方法（例如手机应用程式）来补充和验证我们通过问卷调查搜集到的资料。总之，有了清晰的思路，大数据可以为社区研究可用。所以，这里“空间”还是关键。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现象，都可以通过空间连接起来。这些工作，可能是未来社区研究的3.0版和4.0版。
“新古典”都市社会学
《缪斯夫人》：听说你的研究团队，把现正在做的这些工作和未来要做的工作，称为“新古典都市社会学研究”。可否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称其为“新古典都市社会学研究”？旧在何处，新在何处？
吴晓刚：这是我们在研究组讨论时，提到的一个名称。中国的城市化和经济社会转型，对都市社会学提出了很多老问题，也提出了很多新课题。早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由于南方棉花大量涌入北方工业城市，带来了大量社会问题，芝加哥学派由此崛起。原来我们打算叫“新都市社会学”，后来发现，这个名称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有人用了，主要是批评芝加哥人类生态学派的。我们关注的问题和视角于芝加哥都市社会学派很相近，邻里这个概念，不是新的东西。他们做的研究是“古典”的。
“新”意在于，我们研究中国城市的社区时，一般将社区定义为“居委会”/“村委会”这个层次。中国城市的居委会（社区）被看作是国家行政组织在基层的延伸，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自发的、自主的、自治的组织，而在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社区更典型的形象是横跨于国家和社会，成为城市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要将这些关于中国城市社区的研究与社会学中社区研究的学术脉络连接起来，最为接近的大概应该是上述“政治经济学”传统的延伸，而非简单的空间概念。第二，当社会生态学这个学派出现的时候，主要利用的经验数据是人口普查的汇总数据。现在我们的数据来源更加多元化了。 基于大规模的微观调查数据、行政数据、人口普查数据，不同层次的数据，在空间上可以进行整合。通过区域层次数据与个人层次数据的整合，既可以做与个人行为相关的研究，也可以看个人行为和社会情境之间的关系。最后，城市社会学研究还可以与大数据结合，通过新型的手段搜集和整合传统面访不可能获得的资料。这是需要通过我们的研究工作来充实其内涵。但是核心还是对空间因素的强调。故名“新古典”都市社会学。
《缪斯夫人》：除了上面提到的，你未来还有什么研究计划？
吴晓刚：泛泛而谈的户口、单位、社会分层研究会告一段落。在比较城市研究项目里，下一个比较有趣的，而且可与香港相比的城市应该是深圳。
我希望能对这三个典型性城市进行横向对比。目前已经做了不少关于深圳研究的准备工作，但是还没有关于深圳邻里社区和住户调查的微观数据。要是齐了，这个项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叫“深海港”研究计划，即深（圳）、（上）海、（香）港比较城市研究计划。目前，“海港”已经初具雏形，还缺一个“深”度。我们可以把之前关于不平等与流动、教育、移民、婚姻家庭问题放在特定的城市背景下研究，在一个清晰的、聚焦的背景下研究社会问题。可以把原来做社会分层的内容（“一户一位”）放到具体的地区进行深入研究，放在特定情境下进行比较。
此外，我觉得还可将社会网络研究的方法引入社区研究。当然，这一块，我还需要学习新的知识。
远期来说，我还希望比较城市研究项目要走出国门。希望有机会能把研究与“一带一路”的国家发展战略结合起来，通过研究沿线国家/城市的研究来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的社会。
最后，还在考虑，社会科学研究如何拥抱大数据，逐步在研究设计中引入大数据。
“学术乃天下公器”。
《缪斯夫人》：最近您开设了自己的个人公众号“启社2017”，为什么会想到要在这个时候开设这样一个公众号？什么是“启社”？如何理解“学术乃天下公器”？
吴晓刚：开设公众号的原因在于我们认为社会科学的成果不应该束之高阁，而应该用一般的语言在适当时候把研究推广给观众，理想的是以通俗易懂的“社会学散文”的形式与公众进行分享研究心得与发现。
我们与其他一般公众号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主要传播“基于自己研究”的知识，资料主要来自与于我们主导或参与的“北京大学生成长追踪调查”、“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上海都市社区调查”等等，议题涉及到社会不平等、社会流动、教育、性别、家庭、城市、移民、住房等等公众感兴趣的话题。
“启”意为“开民智”、“启蒙”。“启社”的含义是用语言传播知识，用严谨的社会知识与研究启发人们思考，深入理解社会问题，同时通过接地气的方式让公众能够看懂我们的研究。
“学术乃天下公器”。学术作为工具性目的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并不是唯一的目的。要明白自己的价值，真正的学术应该是有影响力的，能促进人们深入思考的学术。
吴晓刚
江苏镇江人, 现任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和公共政策学部教授，应用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创始主任, 英文SSCI 期刊(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主编，国际华人社会学会（原北美华人社会学家协会）会长。
1991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进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2001年获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博士学位。2001到2003年任美国密歇根大学社会研究院人口研究中心Mellon 博士后研究员。自2003 年起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教至今。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人口学、城市社会学和定量研究方法。他自2009年以来一直是“香港社会动态追踪调查”(Hong Kong Panel Study of Social Dynamics, HKPSSD)的项目主持人，并以上海大学“数据科学与都市研究中心”为平台，开展“上海都市社区调查”(Shanghai Urban Neighborhood Survey, SUNS) 项目。研究项目获得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NIH)、欧盟研究资助局(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香港研究资助局协作研究基金等大型项目资助。
制版编辑： 许逸｜
本页刊发内容未经书面许可禁止转载及使用
公众号、报刊等转载请联系授权
copyright@zhishifenzi.com
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点击查看相关文章
▼▼▼点击“阅读原文”，直达知识分子书店！
相关内容
微信扫码咨询专知VIP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