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师念友忆当年——我与物理系 | 周末大家谈
作者：孙小礼（1953年毕业于北大数学系，1955年到物理系担任物理数学方法教学任务，后又转到哲学系工作）
1950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数学系。数学系是我报考时填写的第一志愿，物理系是第二志愿。
数学系一年级的主要课程和物理系相同，两系在一起上课。赵访熊教授的微积分讲得很生动，每堂课还发给我们他亲自刻写的讲义，条理非常清楚，但是我对开课不久就讲的“德式分划”(Dedekind cut)却感到难以理解，不但没有引起兴趣，心里还疑惑： 这么玄而又玄的东西，能有什么实际用途？
对物理课特别是实验课，则很感兴趣。霍秉权教授的普通物理，几乎每堂课他都带来一些教具，为我们作生动的演示，在讲解牛顿力学第一定律时他所演示的小球斜面实验我至今印象深刻。记得第一堂物理实验课是学习测量，郭敦仁先生讲怎样写实验报告，张泽瑜先生讲什么是“有效数字”，我觉得真有道理，真开窍！我的第一次实验报告受到了郭先生的当众表扬，他说我们这个实验小组的三位女生(刘秀莹、张锦炎和我)的实验报告都写得认真、清楚。以后每次实验报告我都写得很用心，也常受到郭先生的夸奖。记得有一次我因患病而漏上了实验课，郭先生说可以约定时间让我补作。于是由余兴坤先生单独为我安排了一次实验课，内容是惠斯通电桥。这堂课我收获特别大，因为原来我脑子里只有中学物理课本上画的惠斯通电桥，而现在则是在实验室里亲手操作，感觉大不一样，感受到了直接接触实物的乐趣。
由于我和陈水莲(数学系三年级)同住一间宿舍，很自然地，同她的男朋友郭长志(物理系四年级)渐渐熟悉了。对这位老大哥的多才多艺、诙谐幽默，特别是他作为乐队指挥的那种一丝不能苟、半拍不许差的极其严格的作风，使我从心里感到佩服。有一天，他对我说：“你对物理感兴趣，我有一本好书给你看！”这本书就是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合著的《物理学的进化》(刘佛年译)，我刚看了头几页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原来探索物理世界的奥秘就如同福尔摩斯的侦察破案，真难，也真有趣。
一年级的暑假，物理系二年级的诸国桢想约几个同学一块学习一本俄文物理书，殷宗昭、潘怡航约我一起参加。每隔几天聚会在气象台下的草地上，诸国桢领着大家一块研读。这样读书一举两得，既学了俄文，又学了物理。
我对物理的兴趣已明显地大于数学，同学们都奇怪我当初报考时为什么不以物理系作为第一志愿，因为入学时就已知道我的考试成绩是完全可以录取入物理系的。于是我同一些同学和老师商量如何转到物理系去。物理系二年级的孟宪振主动对我说，他或许能够帮我忙，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物理系的系主任孟昭英。在第二学年开学前的一天早上，孟宪振领我到他家，他要我独自上楼去，向他父亲恳切陈词。没有想到我刚说明来意，孟昭英主任就不让我说下去，毫无商量地说： “现在一律不允许转系！”
无奈，转系念头只好作罢。在周围同志们的劝说和鼓励下，我决心认真攻读数学。渐渐地，对数学的兴趣也逐日增长。
1952年6月，教育部应国家之急需宣布两个重大决定；一是立即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一是理工科大部分系科1949、1950年入学的两届学生分别提前一年毕业。
清华大学的文、理科全部转入北大，我于1952年10月成为北大数学系三年级学生，这一年正好是郭敦仁先生教我们理论力学课，他讲课非常细致清晰，听他的课，不但不会“坐飞机”，而且能引起兴趣。特别突出的是，他关爱每一个学生，耐心地解答每一个问题。他那和蔼可亲的眼光、循循善诱的神态，如今还历历在目，不但我忘不了，所有当年的同学都有同样深切的感受和同样亲切的记忆。
1952年我一到北大，就被任命为数学、物理两系的学生党支部书记(因为我原是清华理学院学生党支部书记)，所以开会很多，有时不能不耽误上课。一次郭先生发现我缺课了，托同学带话要我去找他。我去了，他问明原由，立即拿出纸笔，为我补讲了这次课的主要内容，接着考问了我几个基本概念，他对我的回答表示满意，说我脑子很清楚，“是真懂了”，鼓励我好好学，相信我一定能学好。这使我很受感动和鼓舞，学习信心倍增。当时郭先生为我单独补课的情景，我至今记忆犹新。
正在这时，校党委找我谈话说： 学生党支部书记一律脱产，做专职干部。我没有服从这一决定，我认为学生党支部书记以不脱离学习为有利，我自信能兼顾好工作和学习。其他支部书记都脱产了，唯有我这个数理支部书记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当然，生活是加倍地紧张了。大约在年底，支部改选，由物理系二年级的管惟炎任书记，我和王鸿樟、梁静国任支委。
根据教育部的决定，理科各系(生物系除外)三年级学生提前于1953年夏季毕业。因为1952年北大大幅度扩大招生，数学师资紧缺，所以我们全班同学几乎都留在数学系作助教了。
1953年秋季开学，我和丁同仁、朱德威分到微分方程教研室，参与胡祖炽先生微分方程课的教学辅助工作，后来还确定了进修方向，丁为常微分方程，我和朱为偏微分方程。根据教研室主任申又枨先生的建议，我们开始念一部俄文书，就是A.H.吉洪诺夫和A.A.萨马尔斯基合著的《数学物理方程》，这是经苏联高等教育部审定的大学物理系和数学物理系的教科书。每周在教研室举行一次讨论，书中的丰富内容经过讨论更加引人入胜，特别是申先生和胡先生常常在讨论班上提出一些启人心智的深刻见解。记得申先生曾经指出： 就好比算术中“四则问题”的求解找到了代数方法那样，傅里叶为线性偏微分方程的求解创造了“分离变数法”，无论波动方程、扩散方程、拉普拉斯方程都有了一种简便的统一的求解方法。
郭先生得知我的进修情况后非常高兴，他告诉我，他正在备课，也在念这部书，准备于1954年秋为物理系三年级开数学物理方法课，数理方程是这门课的主要部分；彭桓武先生于1952年和1953年曾先后在清华物理系和北大物理系开过这门课，他准备以彭先生的讲授内容为基础，参照苏联教科书加以扩充。他希望我以后能和他一起来作这门课的教学工作，我当然很动心。
大约在1954年春夏之际，有一天郭先生特地通知我： 彭桓武先生要作一个关于数理方程的学术报告。我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就带着吉洪诺夫的书赶去了。郭先生把我介绍给彭先生，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彭先生，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时，我就揭开书的封面，给他看我写在书上的名字，他以略带惊讶的口吻说： “你也在读这个书？”我说： “正在自学。”他连称： “好，好！”就上台作报告了。
1955年5月，在北大未名湖边遇见彭先生，他叫我随他到了物理北楼他的办公室，对我说： “你不是在学数理方程吗，我出个题目给你，是个海底电缆问题。”一边说，一边在纸上画，画了两条平行通向海底的电缆……，要我推导出一个计算电阻的公式交给他。
我满以为从吉洪诺夫的书上可以找到解法，然而翻遍全书，却无所获。我自己也琢磨不出一个进行计算的好方法。心里很着急，又快要生小孩了，预产期就在6月初，我只好求助于郭先生，同时去向彭先生“请假”。彭先生很不以为然地说： “我还没有孩子呢，你倒要生孩子了，我看你自己还像个小孩！”说得我面红耳赤，无言以对。
休完产假，我去找郭先生，他已经把问题解决了，给我看了写得非常整齐的几页算草，并向我讲解怎样先从物理上分析，然后寻找数学方法，他采用了一个关键的步骤： “保角变换”，使得计算便于进行。我好佩服郭先生，我学过复变函数，却没想到其中的“保角变换”可以这么巧妙地运用于这个问题中。我赶紧把郭先生的算稿送给了彭先生，并为自己没能向他交出答卷而感到万分羞愧。
经我自己请求，特别是郭先生亲自同数学系领导磋商之后，1955年9月我转到了物理系，成为理论物理教研室的一员。
我立即投入到数学物理方法课的教学工作中。我认真听郭先生讲课，课下协助他作教学辅导工作： 出习题、上习题课、作习题解答、每周给学生答疑等，每一环节都与郭先生商量。那一年我与郭先生每周至少见面三次，当时没有电话，如果郭先生发现某本物理书或数学书上的某个例题可以作为习题时，他就立刻到我家来，而我有或大或小的问题要向他请教，就随时跑往他家。我为自己能给郭先生既当学生又当助手而深感幸运，郭先生精湛的学识、严谨的学风，对工作、对学生的高度责任心，以及他那诚恳坦率、谦和热情的待人风格，都是我的学习榜样。
在我心目中郭先生就是我最好的老师。但是因为他多年有病，没有机会留学，以致1955年还是资深讲师，而学校规定像我这样的年轻助教，要有一位教授当导师，于是教研室主任王竹溪先生就成为了我的导师。对我来说，能有王先生这样的名教授作为导师，当然也是喜出望外的。
王先生非常认真、严肃和负责。起初他和郭先生一起要我系统地进修理论物理方面的基础课，在教学方面，要准备在辅导两三遍后，独立开好数学物理方法课。后来他还要求我准备开一门计算数学课，我曾起草出一个教学大纲，王先生亲笔作了详细修改。
教研室秘书章立源工作极其认真负责，在郭先生的具体参谋下，他热心地帮助我拟定进修计划： 先自学〔苏〕塔姆著《电学原理》和〔苏〕史包尔斯基的《原子物理学》，听胡宁先生的电动力学课；自学或听热力学和统计物理课；然后学量子力学、原子核物理……。记得章立源按照当时的部署，满怀信心地对我说： “几年后，我们都应达到苏联的‘副博士’水平！”
在科研方面，王先生建议我结合电磁波的传播问题逐步开展研究，为此他介绍我专程拜访过吕保维先生。吕先生向我讲解了电磁波传播的基本类型，认为都很值得探讨，建议我先读索末菲的理论物理书中的有关部分。我认真阅读之后，在教研室作过一次读书报告，当我提出依据复变函数中的“残数理论”用无穷积分来代替书中的某个方法时，王先生、郭先生和在场的曹昌祺等人都很感兴趣，经过讨论，肯定了我的想法，这给予我很大的鼓励。过了几天，王先生突然兴致勃勃地来到我家，送给我一本很厚的英文书：Ionosphere，这是他刚刚在城里光华书店看到的一本新书，就立即买了回来，并且亲自送给我，然后才回自己家。当时我感动极了，不知说什么好，前辈的殷切期望鞭策我必须加倍努力。
在年轻人中，周光召业务出众，又身任党支部书记，是教研室里的“党代表”，他说话是很权威、很受尊重的。1956年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后，他认为教研室原来的规划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在党小组(周光召、胡慧玲和我是一个小组)和教研室都郑重阐述了他的看法，并且提出许多具体建议。一天晚上他专程来找我，动员我下个学期就上台讲数理物理方法课。当时我有些胆怯，怕准备不足。他鼓励说： “认真辅导过一遍，就是有准备了，胆子要大一点！”又说： “郭先生的业务功底非常好，应该尽快把他解放出来，不能老让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讲这门课，要多发挥他的作用，做科研，开新课。”既然这样，我只能同意周的建议了。经过一个暑假的紧张备课，我于1956年秋季开学时走上了讲台。
我一到物理系，就被指定为物理系三年级一班的班主任。记得1956年元旦上午，班长陆埮、团支部书记俞忠钰代表全班同学来向我拜年，还送给我一个新年礼物： 毛主席半身石膏像。这个石膏像一直端放在我家书柜顶上。这里顺便说一说有关这个石膏像的一个故事： “文革”开始，听说有人就因为家里的毛主席像破损了给打成“现行反革命”，而我家的这尊石膏像鼻子尖擦黑了，还有一点破损，我赶紧把它藏进衣柜，可是我这“黑帮”之家随时会被抄家，于是就把它藏到公用厨房的壁橱里，又怕事发连累邻居，但又不敢扔掉，因为从大喇叭中听到某单位从扔到垃圾里的主席像追查出了“现行反革命”。为此我终日惴惴不安，最后只好在一个半夜三更里把石膏像砸碎，碾成粉末，分散从马桶里冲走。这实在是迫不得已的“大不敬”。
话说回来，1958年春全校师生投入声势浩大的“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党委书记、副校长陆平在动员大会上说： 这次运动要解决学校中两条道路的矛盾，要兴无灭资，号召每个党员引火烧身，带头揭发，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肃清党内资产阶级思想影响……。很快，校园里的墙上、席棚上、甚至地上都贴满了大字报，物理系率先在大饭厅外面的墙上设立了一片“西瓜园地”，以便把揭发出的重大问题集中贴到这里。
我在物理系做党总支宣传委员却埋首业务的表现，加之1952年不服从组织决定的事也被揭示于众，于是我的问题就成为了西瓜园地里的一个“西瓜”。在党总支的安排下，我在全系大会上作自我批评，检讨了重业务轻政治的倾向，下决心要在今后工作中坚持政治挂帅。
紧接着双反中的“红专大辩论”，就掀起了“大跃进”运动，发动群众搞科研，办工厂，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为配合作宣传，我和龚镇雄一起编黑板报，办油印小报；擅长音乐的龚镇雄、会说相声的韩氏兄弟(韩汝珊、韩汝琦)等人把文娱演出也搞起来了，物理系好一派热闹景象。
大约七八月间，总支书记张群玉找我谈话： 中央党校已同意陆平同志的书面建议，立即举办一个自然辩证法研究班，要求理科各系各抽一名党员教师去学习，物理系决定派我去。我服从了这一决定。这对我来说，确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我为自己中断了原来的计划，又影响到郭先生不得“解放”而深为遗憾。郭先生、王先生得知此事，都感愕然，却也只能表示尊重党的决定。
1960年秋，党校的学习尚未结束，张群玉副教务长要我提前回校，因为学校已决定，从这一年起，理科五、六年级都要上自然辩证法课，由张群玉挂帅开讲，然后就由我接着讲下去。
这时郭先生告诉我，数理物理课人手太紧，希望我能帮着带地球物理系两个班的习题课。这在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于是我在担负自然辩证法课的同时，与郭先生又在教学工作中愉快地合作了一个学期。但这也是最后一次教学合作，因为1961年4月在哲学系建立了自然辩证法教研组，由我当组长，任务十分繁重。
1963年学校制定了《重点师资培养办法》，我被选定为自然辩证法方面的重点师资，因而需要确定一位资深教授做导师。周培源副校长建议由王竹溪先生做我的导师，他说王先生不但在数学和物理方面造诣很深，而且在理论上很有见解。我把周老的建议告诉了王先生，当时他已是北大副校长，工作很忙，但仍欣然同意做我的导师。我为王先生再度成为我的导师而欣喜不已。
王先生向我提出了非常中肯的建议。他要我学习德文和法文，因为掌握了德文，就能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而这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需的；他很同意我想结合科学史上的重要事例来研究科学中的哲学问题，那么，法文就是重要的文字工具，因为很多科学史文献都是法文的。我觉得王先生的意见很有道理，决心攻下这两门外语。王先生还把自己使用和收藏多年的一本法英-英法字典送给我。然而1964年起我就下乡参加“四清”了，接着是“文革”十年，这个学习计划未能实现。
我从事自然辩证法研究以后，郭先生仍是一如既往地给予我热情的关怀和帮助。1963年我到物理系图书馆查找物理学哲学书籍时，郭先生对我说，他熟悉这里的西文书，可帮我查，我只须自己查阅俄文书目。果然，他很快就给我抄录了一份书单。以后，郭先生逛旧书店时也留意这一方面的书，有时还买了送给我，如今我还保存着郭先生给我的一本书，即著名英国科学哲学家M.B. Hesse的Forces and Fields。
1986年郭先生退休了。我告诉他，我很想研究傅里叶的成就和思想，连恩格斯都非常称赞傅里叶，赞赏J.C.麦克斯韦等人把他称为“一首数学的诗”。郭先生表示很有兴趣，于是我把我积累的有关资料送到郭先生家里，他看得非常仔细，并把有些英文文献翻译成中文。大约一年之后，我们合写成一篇文章，经过字斟句酌、反复修改之后，我才送给《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在1988年第6期，题目就是“傅里叶，一首数学的诗”。这是我与郭先生的一次很有意义的学术合作，内容涉及数学、物理和哲学。
本来我还有一些想法，希望继续得到郭先生的帮助与合作，但是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眼力越来越不济。后来我又向郭先生建议，是否写写回忆，回忆王先生，回忆物理系，回忆自己的经历。他说他写字已很困难，于是我承诺说，待我退休后，由他口述，我来笔录。没想到就在我退休后一个多月，敬爱的郭先生就与世长辞了。
从1950年到2000年，郭先生一直是我的良师，也是我的益友，我永远敬重他，怀念他！
在北大物理系90年的历史中，我的存在是短暂而微不足道的，然而在我的一生中，在物理系的三年及其前前后后，却是我非常珍惜而终身难忘的。我与物理系师长们、朋友们结下的深厚友谊将常绿常青！
本文选自《北大物理百年》第二版 沈克琦 赵凯华 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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