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银禄：周恩来相忍为党

今年的3月5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周恩来120周年诞辰纪念日。就在昨天，执政党举办了高规格纪念座谈会，总书记习近平高度评价了周恩来的一生。

下边这篇文章，详细还原了“文革”中周恩来同江青的相种种博弈乃至冲突，从这些细节故事中足见彼时总理的不易。文章原载《同舟共进》2015年第9期，作者杨银禄先生，曾任江青机要秘书。

周恩来相忍为党

“文革”期间，我给江青当了将近6年的机要秘书，由于工作的关系，那几年，我接触周恩来总理的机会较多，所以，他老人家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

他的聪明才智、人格魅力、工作精力、决策魄力、超群的记忆力、非凡的忍耐力、正确的判断力、对人的亲和力、对己的自律力，使无数人折服。

另一方面，周总理委曲求全，相忍为党；执两用中，外圆内方。本文只谈谈周总理相忍为党的几件事。

江青不去，叶群早离

1967年国庆节前夕，阿尔巴尼亚政府首脑谢胡来华访问。当时中阿两国关系非常友好，安排到机场迎接贵宾的领导人名单中有周恩来、江青、叶群。无疑，江青是代表毛泽东主席，叶群是代表林彪副主席。

那天江青因身体不适，请假未去。叶群不知道江青不去了，便早早驱车到了首都国际机场。她到机场一看，别的迎接人员陆续到了，唯独江青没到，便对周总理说，江青同志没来，我也不奉陪了。周总理严肃地说，你走不得！

叶群对周总理的劝告和指示不屑一顾，就说，江青同志来，我们两个都是妇女，我才不感到孤单；她不来，就我一个女性，多么孤单啊！周总理听后，不高兴地板起了面孔：“这成什么理由？你既然来了，不能走。”叶群见正式请假脱不开身，就趁后来周总理没注意，偷偷地溜走了。

叶群回到毛家湾家中洋洋自得地对工作人员说：“他（指周总理）考虑的是外交，我考虑的是政治。反正我认准了一条：首长紧跟主席，我要紧跟江青！今后她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她不到的地方我也不去！”

周总理这次安排江青、叶群到机场迎接贵宾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从国际国内大局出发的。江青、叶群却只从她们个人的感受、利益出发。周总理度量大，宰相肚里能撑船，对此忍了下来。

总理卫士长成元功被“揪住不放”

1968年3月18日，周总理召集江青、李作鹏、杨成武、汪东兴、宋任穷等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见厅开会，研究解决东北问题。快到开会时间了，江青叫我给总理打电话，说她在家里吃了饭再去参加会议，晚到一会儿，我按照她的指示办了。5分钟以后，她又说到大会堂吃饭。我立即告诉她的警卫员孙占龙通知人民大会堂做准备。大会堂的同志就给她安排在小山东厅吃饭。因为小山东厅的位置靠近接待厅，饭后出来开会方便。正式开会之前，总理与先行到会的同志进行交谈。

江青一到大会堂就立刻找总理，总理的卫士长成元功就伸手示意，请江青到小山东厅吃饭。这时，江青误会了，认为成元功阻挡她，不让她见总理，就高声喊：“总理，你见什么人？为什么不叫我进？！”总理听到江青的喊叫声，不知出了什么事，便从接见厅出来对江青说：“你有什么事，到别的房子里去说。”

总理起身走进小山东厅，江青跟随其后。总理招呼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一块也进了小山东厅。江青还在不停地大喊大叫，说是成元功阻止她进入会场。总理只好让汪东兴把成元功叫进来，当面说清到底是怎么回事。总理自己退了出来。

成元功进去后解释说：“孙占龙来电话说江青同志来大会堂开会前先吃饭，在南门找一个地方，吃完饭再参加会，所以就安排在这个小山东厅，这里离会场近。”还没等成元功把话说完，江青就高声喊道：“你有什么权力阻止我见总理！你们都给我出去！”

总理的警卫员高振普见汪东兴、李作鹏、杨成武和成元功都出来了，就去报告总理：“他们都出来了，只有江青在里面。”总理推开门就进去了。总理对江青说：“成元功对你都讲清楚了。”江青打断总理的话，喊道：“他是你的一条狗，对我来说是一只狼。”

总理火了，严厉地说：“你像什么样子！你说的什么话！成元功是警卫局的处长，我谅他也不会对你怎么样，更不用说阻挡你了，你何必发那么大火，对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要相信嘛！”江青毫不示弱地说：“我管不了那么多，成元功这个人历史上就不是好人，不能用。”

“成元功在我那里工作多年，现在已经回到警卫局。由汪东兴去安排，你、我都不能决定。”总理坚持原则地说。江青想继续纠缠，总理推开门，顺便说了句：“今天的会不开了，我还有别的安排。”说完便离开了。江青没趣地走了。

江青回到钓鱼台，吃了晚饭，到17号楼看电影，快到第二天的4点50分了，叫我打电话给总理、汪东兴、张春桥、姚文元，通知他们立即到钓鱼台17号楼开会，也不说会议的内容是什么。凌晨5点左右，忙了一天的总理刚回到家，秘书向他汇报江青同志请总理开会，总理掉转车头很快就到了。我把总理领进大客厅，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早已坐在那里。

江青不紧不慢地说：“很对不起总理，白天我不该发火，今天把你们请来，我还是要说说白天的事。”看样子她是想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但是，她的性格哪能控制得住呢，便提高了嗓门：“成元功这个人不是好人，在延安他就反对过我。我有事找恩来同志，他就阻挡我，到西花厅他找我的别扭。这样的人，怎么能用呀，怎么能在警卫局？！”江青为了说明自己讲的正确，叫到会的领导表示意见，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都没有表态。

总理担心问题进一步升级，想降降温，进行冷处理，就说：“成元功对你没有恶意，他叫你去吃饭，他是过于热情，本来不是他的事，他可以不管，是热情出了毛病。成元功14岁就出来了，在我那里多年，我对他是了解的，工作由组织安排。”江青听了总理的讲话，自知得不到别人的同情和支持，就问在场的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惊恐地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都没有说话，都低下了头。

江青得不到支持，又节外生枝了：“你们警卫局还有坏人，那就是警卫处处长曲琪玉，他对毛主席不忠。警卫处的人好的是多数，像曲琪玉这种人是个别的，如果没有别的事可以散会了。”

总理紧锁着眉头，无可奈何地对汪东兴说：“有些事由你来做。”说完，转身走出了会场。

几天后，江青要整掉的成元功和被江青点名的曲琪玉，经汪东兴请示总理以后，一起进了中办学习班，后转入中办在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学校接受“劳动改造”去了。名为劳动改造，实为把他们保护起来了。

总理向江青请假

党的九大以前，江青连中央候补委员都不是，只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但她可以任意调动除毛泽东和林彪以外的任何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甚至政治局常委。她很霸道，谁都惹不起她，都让她三分。但她并不认为别人是因为尊重毛主席才尊重她，也不认为别人是有意让着她，所以不自觉地开始盛气凌人了。

1968年10月22日，江青叫我打电话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陈伯达、康生，还有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张春桥、姚文元，到钓鱼台17号楼看电影。总理因为工作忙，去不了，特意亲笔向江青请了假。总理的警卫员（也可以称作卫士）高振普著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这样写道：

1968年10月22日，总理在开会。我接到江青的秘书杨英路（“文革”时期江青给我改的名字--作者注）的电话，说是江青请总理到钓鱼台看电影。我马上写了条子送给总理。条子是这样写的：

总理：

杨英路问今晚开会的内容。江青同志提议今晚在钓鱼台看电影《智取威虎山》，请总理、伯达、康生同志参加，看完电影后再开会，是否可以。

高振朴（普）

周总理是这样批示的：

今晚八时到十时，我要与外交部代表团会谈，看电影请假。到十时半至五楼开会。（2014年12月26日，高振普同志将这张条子复印给了我作为纪念--作者注）

我把高振普同志的回话内容报告江青时，她不高兴地说：“算了，我们去看。”

观看乒乓球赛之前：“总理的工作太细了”

1971年7月9日至11日，周恩来总理同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在北京举行会谈。7月16日发表会谈公告，公告宣布，获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我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972年5月以前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同年10月20日至26日，周恩来总理同基辛格在北京再次举行会谈，为尼克松的访华进行具体安排。

1972年2月21日至28日，尼克松总统应周恩来总理的邀请，访问了中国。27日，中美双方就《联合公报》达成协议，28日，《联合公报》发表。中美《联合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

美国总统来华访问这一不寻常举动，让紧紧跟随美国的日本坐不住了。同年8月11日，日本外相大平正芳会晤中国上海舞剧团团长孙平化等，正式转告：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要为谈判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访问中国。9月25日至30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田中角荣访问了我国。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日本国政府联合声明》签订，两国自9月29日起建立外交关系。

美、日两国政府首脑来访问之前的一举一动，人们都很关注。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在日本名古屋参加了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以后，来我国访问并参加比赛。日本于1972年也派乒乓球代表团访问我国，对此中国政府和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因为全世界都被只有2.5克重的小小白色球所震动，即“小球转动了地球”。

有一天，周总理给我打电话说，今天晚上日本乒乓球队在首都体育馆与我国乒乓球队进行一场友谊比赛，为了表示重视，请江青同志参加观看。江青喜欢打乒乓球，又是总理通知的，我以为她会同意去观看的，没想到她却说，我不想去看，首都体育馆那么大，那么空旷，到处是风口，我怕风不去，你报告总理吧。

总理知道了江青不去观看的意见后，既没有失望，也没有不高兴，而是耐心地解释说，请江青同志去观看比赛，我是经过再三考虑的，并报告了主席，主席也同意江青同志去观看，不去不好。我晓得江青同志怕风，我提前到体育馆给江青同志打打前站，等我把进风的地方堵好了，温度调好了，打电话给江青同志再出发，请你报告江青同志，问问江青同志这样行不行？

我向江青报告总理的意见和做法以后，她并没有表现出不好意思的样子，也没有说句客气话，而是用威胁性的口气说，既然主席同意我去，我就去，如果把我搞病了，总理负责就是了，你把我刚才的话告诉总理。

我遵照江青的意见报告总理时，总理很克制，冷静地说，江青同志同意去就好，我会想办法把室内的温度和空气的稳定性控制好的，请江青同志放心。

当总理通知我们可以动身后，江青很快就出发了。因江青的住地钓鱼台到首都体育馆的距离很近，乘车行驶不足10分钟就到了。江青到体育馆时，总理已在门口等候。总理把江青引进休息室休息，不一会儿，就一起到看台上落座了。这时，铃声响起，友谊比赛开始。

首长们正在观看比赛，我刚参军时的连队指导员刘贵（他是转业到首都体育馆的，还是去支左的，我没有问--作者注），把我叫到一旁说：“今天总理是提前40分钟来到这里的，来了以后查温度，查有没有风，风是从什么方向过来的，并采取了很多阻挡风的办法，他还亲自到温度控制室，告诉工人师傅室内温度要保持在几度合适。总理的工作太细了。他是为了江青同志的身体才这样做的。”

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心甘情愿地为一位政治局委员打前站、搞服务--周总理太顾全大局了。

“倒周”风波

外交部有一份临时通报情况的刊物《新情况》。1973年《新情况》153期惹出了一场风波。

那年6月，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尼克松举行了会谈，并签订了一系列合作协定。

按照周总理的指示，6月16日，外交部美大司美国处副处长张再写了一篇分析文章《对尼克松-勃列日涅夫会谈的初步看法》，发表在《新情况》153期上。文章指出，美苏这次会谈的“欺骗性更大，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

7月3日，周总理从王海容处得知毛主席批评了这篇文章，当即致信外交部负责人，要求撤回该期《新情况》。4日，毛主席约张春桥、王洪文等人谈话，再次点名批评外交部：“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当年11月底到12月初，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所犯错误。“四人帮”借机对周总理发难，无限上纲上线。

1973年11月10日至14日，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再次访华，这是他短短两年时间里第6次访华。周总理多次与基辛格举行会谈。

基辛格访华的第三天，毛主席会见了他。会谈时基辛格说：“我已公开对你们总理和大使讲过，我认为他们（指苏联）特别要摧毁你们的核能力。”“我们已经决定不允许中国的安全遭到破坏。”

毛主席说：“它那个野心跟它的能力是矛盾的。”按主席的理解，基辛格这番话的用意是：如果苏联要进攻中国，美国愿意给中国以帮助，而不是美国深感苏联对它的压力，需要求助于中国。这也使毛主席感到不快。求助于人与让人求助，是不一样的。毛主席一贯对敌人强势，他要的是后者，而非前者。

11月14日凌晨，周总理和叶剑英同基辛格举行了第四次正式会谈，商定了“会谈公报”的措辞。结束会谈前，基辛格试探性地问道：“如果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核设施进行外科手术加以摧毁的行动，中国需要美国做些什么？”周总理说：“我们还要考虑，我们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决定。”

至此，会谈结束。14日《中美公报》发表，15日上午基辛格将离华回国。就在他要离开中国前几小时，突然提出要拜见周总理。得到消息。周总理马上打电话请示毛主席，是否可以进行这次会谈？反馈的答复是：“主席才睡，服了几次安眠药才睡着的，现在说什么也不能叫醒主席。”周总理深知毛主席的身体状况，无奈，决定和叶剑英一起会见基辛格。会谈时，基辛格再次提出前述那个问题。周总理按照原定的会谈口径回答：“此事需要进一步考虑，等以后再说”，并强调一切需要请示毛主席再作决定。

上午，周总理到毛主席住处，汇报会见的情况，毛主席听了汇报后，也没有提出什么不妥。可是第二天周总理就得到消息，外交部有人在毛主席处说他对外谈话说错了话，接着江青一伙进一步上纲上线，说周总理自作主张接待基辛格，这不符合外交原则，再说接待计划中也没有基辛格回拜周总理这项活动，而且总理对基辛格说了“谢谢”之类“投降性的软骨头话”。

毛主席本来就对基辛格“求助”提议不快，再听说周总理私见基辛格，更加不快，于是大发雷霆：这次中美会谈公报并不怎样，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他严厉地说：“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于是11月17日，周总理和外交部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应召到毛主席处开会，会上，毛主席对这次中美会谈提出批评意见，他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他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他的意见，批评周总理在外交路线上的“右倾投降主义”以及叶剑英同美国军方人员会谈的“右倾软弱”。

当天晚上，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主席对于这次中美会谈的批评意见，并介绍了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

会上，江青自以为“倒周”时机已到，攻击周总理是“右倾投降主义”。姚文元攻击周总理这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周总理忍无可忍，当场予以驳斥。

后来，听了江青等人的“谗言”，领袖进一步指示，由王洪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周总理、叶剑英的“右倾错误”。会议从11月21日至12月初，持续开了十几天，多次对周总理进行批评，周总理多次检讨都“过不了关”。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不见客，不开会，不化疗，不按时吃饭，一向注意仪表的他，拒绝刮胡子，日夜趴在桌子上写了撕，撕了写，写了又撕。因为老低头写字，他的眼睛肿了，脸肿了。坐多了，腿和脚也肿了。

高振普在他的《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一书中说：“为保密，会议场内的服务员只指定两人，其他人打下手，在场外等候。其中一位服务员进去送水，听到他们在指名批评周总理，她惊呆了，把几杯水倒翻在地，哭着跑了出来。以后再也没让这位服务员进去，连打下手也没她的份了。”“会议的特殊性，把我们提醒总理休息、及时送饭、及时送药的三项服务任务缩短为一项，只剩下及时送药了。有一次，我把药交给服务员，让她送给总理吃。她还给我空瓶时，避开我的目光，低着头跑进服务间。我觉得不对，紧步跟了过去，看她用手绢擦眼泪，她转身看到我，就止不住地哭出声来，对我说：‘他们还在批评总理。’接着愤愤地说：‘他妈的，我不干了。’”“我按捺不住难过的心情，强忍住要滚出的眼泪，压低嗓音，对她说：‘别哭了，别哭了！别叫别人看见了。’看实在止不住哭声，我就把她让进了隔壁的福建厅，‘你就在这里哭一会儿吧，有事我来叫你。’”

江青一伙批评周总理，是想捞一把政治资本。

主席直接踩“急刹车”

到了周总理十分艰难的时候，毛主席发现江青一伙要“倒周”的真正意图。因为江青一伙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让他感到不安了。他们要把周总理打进王明、张国焘、林彪等人的另册。这不是毛主席的初衷和本意。他对周总理的方针是“批评一下可以，打倒不行”。周总理如果再不回到总理的岗位上来，全党、全国政治、经济、日常工作就会乱套。

毛主席12月9日会见来访的外宾以后，对周总理说：“总理啊，你挨整了，听说他们整得不亦乐乎啊。”

毛主席在当天就找会议主持人王洪文谈话：“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不是总理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

很显然，毛主席对批评周总理的问题，踩了急刹车，下了死命令--此事到此为止。

请看《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中的几段话：“会议不停地开，会场内的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有时一次会进行七八个小时。我们等在外边更是坐立不安。”

“持续了几天的会，今天照例是晚8时开始，出乎意料的是，会议只进行了三个多小时就散了。这次总理不是第一个出来。先出来的是那些部长们，他们哭丧的面孔不见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看到我就主动打招呼，问一声：‘你好吗？’这一声‘好’，问得我心里顿时暖乎乎的，我猜想这会大概快结了……外交部副部长王海容更加直率地对我说：‘你又可以吃宴会了。’她以此向我透露总理又可以见外宾了。我一直提到嗓子眼的心落下来了。”

对于这么长时间的批评会、这么大的委屈，周总理后来并没有指名道姓地怨谁。为了顾全大局，他再一次忍辱负重、委曲求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