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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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由《中国电化教育》杂志授权发布
作者：南旭光、张培
摘要
在以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体系支撑和推动下，人类社会正迈向智能化时代，面临着新的生存空间、组织形态和行为模式，也将推动传统社会形态下组织治理模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该文在分析大数据智能、群体智能、跨媒体智能、混合增强智能、自主智能系统等智能化发展的一些新趋势以及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呈现出智慧性、整体性、动态性、协同性、透明性等新特征的基础上，从社会结构改变、社会场景重构、社会主体演化等方面阐释了社会智能化对高等教育治理形态的影响与改变，并基于此研究了智能化驱动高等教育治理习题的影响与改变，并基于此研究了智能化驱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趋势与形态，提出了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习题变革趋势与形态，提出了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创新变革的路径设计思考。
关键词：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特征；治理变革；路径设计
一、引言
伴随着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机器学习、虚拟现实、可穿戴设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理论新技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飞速发展，人与自然、科技也在加速有效融合，人类社会正在向以网络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等为核心的新信息时代转型，一个以智能科技、数字经济、信息社会为表征的崭新的智能化时代悄然到来，是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信息文明之后的一种更为高级的社会形态。这种重大的转型对人类社会的塑造将不亚于一万多年前的农业革命以及三四百年前的工业革命[1]，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数据驱动的“智能革命”。尽管发端于工业时代的信息革命的影响还未消化完，但是智能化社会却已经表现在整个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各个层面，而且由此形成的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正在引发链式突破，把我们的社会治理层次和水平提升到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度[2]。在这样一个由物理空间、人的社会空间和赛博空间构成的三元空间中，人类活动的秩序、社会生产与社会组织之间彼此关联的形态都随之发生重构，社会生态系统或组织治理体系也必然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和模式升级，其治理过程将趋于更加科学化、更加精细化、更加智慧化。
纵览我国近三年所颁布的与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有关的一系列政策，“智能”无疑是一个高频词汇，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就出现了24次，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又再次提出加强新一代人工智能研发应用。由此可见，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智能技术和智能化日益增强的时代。与此同时，这场数据驱动的智能革命已经广泛渗透进了高等教育领域，不仅驱动着人才培养模式重构、教学模式创新、组织流程再造、质量评估变革，促使高等教育走向个性化教育、精细化教育和智慧教育发展阶段[3]，还使得高等教育的治理也面临着智能化时代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是因为，高等教育系统作为一个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同构性的社会子系统，其改革创新发展与技术进步密不可分[4]，其治理行为内嵌于整个人类社会结构之中，在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的过程中，高等教育治理对象、治理主体、治理模式、治理机制等就必然随着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化。毫无疑问，在这种社会治理与信息技术愈发深度融合的治理环境中，智能化既是提升高等教育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的客观要求，又是推进高等教育治理创新的基本途径之一。那么，在智能化时代，如何通过深化各种智能技术的应用，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形成有效的社会治理，良好的社会秩序”“提高社会治理智能化”的要求，切实推动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成为当前高等教育领域的一个重要课题。基于此，本文在分析智能化发展趋势及智能化时代的社会治理特征的基础上，力图探寻我国高等教育治理在智能化时代正遭遇哪些重要影响和冲击、面临哪些深刻的变化和趋势、拥有哪些可行的选择和路径。
二、智能化发展趋势及高等教育治理特征
未来几年，在新发展理念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图景必将切换到一个全新的“操作系统”。而这种新的“操作系统”正是由一批层出不穷且迭代速度飞快的现代信息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强烈需求共同驱动的。在当前时代，支撑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智能化社会转型的人工智能技术或“工具箱”呈现百花齐放的态势，智能化发展至少具有五个方面的趋势，让智能化时代的社会治理也显示出五个方面的特征。
(一)智能化发展的新趋势
1.大数据智能。大数据智能是通过使用数据挖掘和机器学习等技术对巨大、多维、完备的大数据进行深度学习，实现从抽样学习向全体数据学习的转变，从强调高密度知识的学习向价值稀疏知识学习的转变等，让传统的因果关系分析向分析事物之间强相关关系转变，从而获得有价值的知识或信息，并通过数据驱动实现描述智能、预测智能以及引导智能[5]。目前，大数据驱动的智能深刻变革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价值规范，已经在量化投资、风险控制、精准营销、交通优化、健康管理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当然，大数据智能领域还有一些技术瓶颈需要突破，如数据驱动与先验知识相融合的智能方法、基于认知的数据智能分析方法、非完全与不确定信息下智能决策基础理论与方法等。
2.跨媒体智能。跨媒体智能是为了从单个通道数据的学习发展到多个通道数据的学习，基于视听感知、机器学习和语言计算等理论和方法，通过跨媒体感知、认知、分析和推理把数据转换为智能，实现像人的大脑和感知系统那样，可以对包括文本、语音、图像与视频等在内的多个媒体对象进行处理，以极低功耗来高效地表达外部世界的复杂结构。跨媒体智能主要围绕跨媒体感知计算理论而展开，从视、听、语言等感知通道出发，利用机器学习方法、语义分析与推理技术等，以“大视角、大跨度、大信息和大服务”为特征，从跨媒体中获取不同维度的知识，建立跨媒体知识图谱，并形成统一的跨媒体语义表达的框架，以期能够习得超越人类感知能力的跨媒体机器自主学习技术。
3.群体智能。群体智能要实现从单体智能到群体之间通过协作而形成宏观智能的转变。由于单个个体难以完成复杂的任务，如果通过大量个体组成的群体协同而完成，则表现出群体智能。群体智能相对于单个个体的复杂任务具有更强的灵活性和鲁棒性(即在扰动或不确定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它们特征的稳健性)，其主要优势是没有全局控制，典型的示例为蚁群优化算法，这为复杂问题的求解提供了新的途径与新的思路。在万物互联时代，社会系统从封闭和计划走向开放和竞争，人、机、物都可连接在一起，形成融合的“群智空间”，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相互赋能增效[6]，涌现出超越个体智力的群体智能形态，共同应对挑战性任务，特别是开放环境下的复杂系统决策任务。
4.混合增强智能。尽管人工智能在搜索、计算、存储、优化等方面已经具有人类无法比拟的优势，但在外部环境的感知、推理、归纳和学习等方面尚无法与人类智能相匹敌。如果将人的作用或人的认知模型引入人工智能系统[7]，将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进行相互沟通与融合，则可创造出更为强大的人工智能，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典型的混合增强智能。混合增强智能强调的是外部智能体信息的融合对人们从数据中获取智能的重要性。在混合增强智能系统中，生物体组织可以接受智能体的信息，智能体可以读取生物体组织的信息，两类信息可以实现无缝交互和实时反馈。混合增强智能系统可进一步融合生物、机械、电子、信息等领域因素，形成有机整体，从而提升系统的行为、感知、认知等能力。
5.自主智能系统。自主智能系统是利用机器在计算、存储、决策等方面的特有优势，通过无需人工干预的先进技术进行操作或管理的人造系统，可以有效感知与融合无人系统所在的外部环境，同时可以根据感知的外部环境信息进行自主决策，且能适应复杂变化的外部环境。自主智能系统具有自主性和智能化两个最关键的特点[8]，通过应用各种人工智能技术，如图像识别、人机交互、智能决策、推理和学习等来实现与人类行为的协同，从而取代人类的部分重复性劳动，目前主要包括无人车、无人机、服务机器人、无人车间或智能工厂等，可以实现动态感知、智能决策、协同控制、智能行为规划等，自主适应不同场景以及动态变化不确定的场。
(二)智能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特征
上述人工智能发展的新趋势或者新“工具箱”，在加速人类社会从二元空间秩序向三元空间秩序的转变的同时，也显而易见地为智能时代高等教育治理赋予了智慧性、整体性、动态性、协同性、透明性特征。
1.智慧性。当“治理”遭遇到“智能”，就必然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让整个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从直接和经验模式转向大数据支持模式，让科学决策、智慧决策成为治理的核心，从而基于人类和机器的广泛联系与沟通在政府、高等院校、市场和社会之间构建出有效的“智慧治理”运转机制，激发出以现代信息技术或智能工具为支撑的最佳行动能力。高等教育治理的智慧性还体现在可以充分有效地集合各类参与主体的集体智慧，突破了治理个体的知识、经验、理解力，并借助智能技术所具有的灵活性、自主性、智能化，融合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模式识别、人工智能等技术来模仿和学习人类的思考方式和思维模式，增强治理主体和治理行为的自主能力[9]，让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成为一个智慧系统。
2.整体性。在以往的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因为个体主义思维方式的滥殇、治理模式碎片化、组织机构功能裂解化、数据信息孤岛化而导致了有限理性阻碍了治理科学化的实现。在智能化时代，万物互联将是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加之大规模开环应用的发展，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力量，挖掘出万事万物的数据价值，可以有效解决造成这种有限理性的信息缺失、信息量不足、信息割裂等问题，让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从破碎转向整合、从分散转向集中、从单一转向多元、从部分转向整体，通过重新整合整体性治理架构，在一系列明确且彼此增强的高等教育治理目标中找出一整套在各参与主体间搭建良好关系的工具[10]，使高等教育治理整体上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强的灵敏性和更快的响应速度。
3.动态性。伴随着社会环境日益多变，社会中的各类要素则以一种更加迅捷的速度在更为广阔的社会空间中流动，人类社会也因此越来越充满着不确定性和风险性[11]。在传统的高等教育治理模式下，要全面了解复杂多变的动态环境中有关事件的发生及变化情况，无论从时间、精力抑或是成本方面来说都无法实现。而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则可以借助大数据、云计算、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基于各类移动终端、智能传感器、智能感应装置等，实现从信息搜集、数据挖掘、知识传输到政策制定、决策支持、信息反馈等环节的连续进行、即时完成，从而及时全面感知、识别日益繁杂的社会事项，可以实现对高等教育领域有关问题的及时发现和及时处理，满足高等教育各治理主体日益精细的动态治理需求。
4.协同性。智能社会必然是一个多元世界，是多主体、多层次的复杂系统结构，存在着不同力量的竞争，也有着不同力量的合作，自然也需要不同力量的相互制衡，这就需要在多元主体之间建构起相互信任、彼此依赖、双向互动的新型合作协同关系和互联互通的网络治理格局，促使社会及其子系统内部力量会得到有效整合、外部力量会有效集结，最终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共治。智能时代的高等教育系统利用万物互联的智能技术打造信息资源互连互通平台，终将会走入一个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合一、人机走向一体化的时代[12]，及时准确捕捉多元主体的不同诉求，将有效提升多元化主体参与高等教育治理的存在感和获得感，从而激发这些治理主体更加注重以高等教育系统的公共利益为导向的治理动机。
5.透明性。大数据驱动的智能化社会，追求高度被感知的责任和透明，其内在逻辑在于实现信息的有效公开和数据的科学运用。在智能时代，借助发展日新月异的智能化技术和工具，高等教育治理可以实现让治理数据开放、让决策过程留痕、让政策制定理性、让治理全程透明，既有助于约束治理主体的自利性和机会主义动机，更能提升高等教育治理的前瞻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依靠数据做出的预测、研判、决策和创新则必然走出依靠拍脑袋决策或随意性决策的“黑箱”，将不确定因素转变为社会主体看得到、听得懂、信得过的可视化、透明化信息更能激发效率，从而赢得各参与主体、社会公众的信任和信赖，形成更优的治理方式、治理模式和治理机制，让高等教育治理将更加接近“善治”的目标。
三、智能化驱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及路径思考
(一)社会智能化对高等教育治理形态的影响与改变
在智能化时代，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很多方面都对传统社会产生着实质性重塑，“智能”甚至被认为是与土地、劳动、资本同等重要的新型生产要素，生产生活方式则出现以智能化为标志的新变革，产业布局、生产方式和分工体系受此引导形成新格局[13]。下面分别基于这三个方面的技术要素阐释社会智能化对高等教育系统及其治理所引致的变化。
1.网络技术让高等教育系统结构转换。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把其所具有非中心性的结构自然而然地赋予给了人类社会结构，打破了传统社会所具有的自下而上或者自上而下的信息渠道和管理方式，形成了可以在任何节点均可实现直接进行互动沟通的新型网络结构[14]，这就在垂直层面突破了原有社会结构的等级层次，也突破了传统社会所依赖的基本逻辑架构。从整体上看，网络技术的应用促成了高等教育系统网络化结构的形成，使得传统治理模式下的科层制逐渐向非科层、非中心的扁平化结构转换，这种更加平等的社会结构可以确保不会因为少数社会节点遭到破坏而导致整个社会网络被摧毁。一方面，传统的高等教育系统结构在非中心非科层的网络化社会结构下也逐渐发生分解而网络化，源自于威权管理模式下的单一的稳定信息渠道逐渐消解，转而被多元化的网络渠道所替代。另一方面，网络结构所具有的强大传播、整合和监督能力为高等教育系统带来了更为强大的资源链接、多维协同能力，更能有效增强与经济社会的对接能力、根植能力，激发综合活力和自我发展能力。这种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的转换，正是顺应了“节点治理”的理念，不仅仅让高等院校“拥有什么资源”很重要，让其能够“链接什么资源”更为重要。这种新的网络化思维模式要贯穿于高等教育治理的全领域和全过程。
2.大数据技术让高等教育治理场景重建。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在本质上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真实世界的数字化重建，让人类拥有了在长时间和远距离跨度下对现实事物的精确重建能力，它可以让身处遥远的管理者不需要依赖传统的管理体系便可获取精准的现场信息而实现跨越时空的社会场景精准再造，可以让多维信息被长期追溯并有效保留其内容和精度而减少治理体系的强度、密度和成本投入，可以让现实资源具有更强的匹配性与适应能力而减少治理体系对资源匹配的依赖，从而可以重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一方面，具有大容量、多维度、处理高速化、价值密度低等特征的大数据现在同时兼具技术属性和社会属性，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技术性概念转化为一种新的变革力量，从一项工具转型化成一种新的理念和制度，它与创造共享价值具有密切相关性[15]，可以创新高等教育服务与产品、拓展高等教育市场，重构高等教育价值链和生态圈。另一方面，借助大数据技术，通过充分挖掘高等教育领域的大数据资源、构建大数据共享平台，将高等教育治理体制和机制有效地转化为一种能力，以数据说话为主并以信息证据与政策证据为导向，调动高等教育领域政府、高校、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协调处理好彼此之间的关系，增强高等教育治理决策、执行、控制及创新发展的活力。
3.人工智能让高等教育参与主体拓展。人工智能就是让人造机器表现出智能性，可以像人一样思考、像人一样行动，其本质是人类在数据处理的基础上创造的一种复杂数学函数，面对复杂的人类社会信息输入，可以瞬时响应并能进行自我判断，以致模仿出人类的行为甚至具有自我意识。对高等教育而言，这种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人工智能在改变社会形态、产业体系的同时就是在改变高等教育。首先，人工智能的出现让大量的生产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新的产业革命必将淘汰旧的工作模式，又会带来大量新的就业岗位[16]，人类社会需要更多效率更高、专业更精、能力更强、创造力更卓著的多样化劳动者。其次，人工智能让劳动力资源结构发生巨变，近乎无限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却让人类社会的知识资源出现相对不足，推动人类向更高级阶段进化，加速人类发展进程。第三，当机器智能不断嵌入人类社会之后，一种新的普遍的人机混合社会形态就会形成，机器可以实现自主收集信息、判断、决策和行动，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主体。以上所有这些问题不仅会引发高等教育系统结构、知识结构、就业结构的重构，更高智力水平的人类、更多的智慧体、更专业的社会组织等必然会让高等教育领域的参与主体和治理主体得到更大程度的拓展，高等教育治理将更加复杂化，需要更有效的多元参与主体协同机制。
(二)智能化驱动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变革趋势与形态
众所周知，传统时代下包括高等教育在内的社会治理所呈现的基本架构与逻辑可以这样描述：自上而下的等级式科层架构、管理的宏观与微观相对分离、自然人是管理体系的最终主导[17]。但在智能化时代，以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支撑体系无形之中驱动着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发生变革，就其趋势和形态而言，有如下三个方面。
1.高等教育治理将穿透并优化等级科层制。社会治理体系的变革是在技术驱动和制度变迁双重作用下演进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更是如此。在某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或某一个社会形态下，相应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具有天然的合理性和稳定性。但是当数据驱动的智能化时代到来之后，高等教育形态与治理体系的同构关系被网络、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力量解构，传统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将逐渐演变成为网络化结构，在内部突破科层制而便于组织系统的深度整合，在外部则趋于扁平化而便于压缩管理链条。不管是内部的院校治理体制，还是外部的产学研合作体制，都将趋于网络化结构模式。当然，由于智能化的多维驱动，智能技术的应用让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治理主体可以在横向和纵向上强化自身的治理效率，开展跨越式的决策、执行和监督，科层的概念也藉由整个治理体系内信息流和命令流链条的优化重整而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多层级的管理链条按照“决策—执行”的逻辑必然被大大压缩[18]，这是一种智能社会下系统组织架构的新常态；原来相对静态化稳定性的组织体系和科层链条将随着动态任务的发布而变的更具灵活性，传统的刚性决策将趋于被柔性化决策所代替；传统的基于上下级关系的单向度任务链将随着数据流整合和场景重建而变成双向的，威权治理过程会变的更加透明和民主。
2.高等教育治理边界将被打破并修复功能。随着智能技术可以无障碍地重建人类社会的现实世界，高等教育领域的数字化能力也愈来愈强大，可以将基于现实采集、整合、存储的多元多层多维数据信息予以场景化重现，整个组织体系的信息也呈现全息化态势。微观层面的数据在向上传递的过程中可以被精确传递，逐级衰减的现象得到有效遏制，使整个治理体系的动态能力得到强化。因此，高等教育领域的上层组织及管理者，便从技术层面具备了对获取第一线信息和临场指挥能力，不仅可以充分依据数据实施决策和判断，更能实现对下属院系的需求做出及时回应，而下层组织的自主性和创造力也不再受到“随意指手画脚”的简单粗暴的束缚，因权力运行造成的不同层级间的紧张关系和对立情绪得到有效消解[19]，可以推动不同层级间实现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最佳状态。这就要求高等教育领域要对不同的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厘清高等院校和二级部门或学院之间的职责边界、现实空间治理和虚拟空间治理的边界[20]。高等院校要减少从微观层面对二级院系办学运行事务的控制，略去对细节的过分关注，提升从宏观层面对学校办学治校育人的洞察和掌控，通过更强大的资源调度能力和综合治理能力帮助下层组织或微观主体决策、执行。可以说，宏观和微观治理虽被分离但却带来了整个治理体系的功能修复，更体现了新时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逻辑。
3.高等教育治理将更注重多元化协同创新。智能化时代，机器人将参与到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不仅让治理过程拥有更强大的信息处理能力，还少了一些人类特有的“关系”意识，无疑会改变治理的内涵与外延，具有更高的效率、更大的绩效水平、更加强调法律的刚性，其管理水平比人来管理还要高。当然，这不会改变人类在治理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也不必为此过度担忧。智能化社会背景下，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深度交叉、融合、创新势必成为重要的发展趋势，让学科专业的边界愈发模糊，这就需要更加注重多学科专业的协同创新，更加注重产学研合作创新。与此同时，社会化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让高等教育结构和重心由传统社会模式下的物质与能源转换向智能化时代下的空间和时间而转换，无论在横向还是在纵向上都让高等教育与全产业链的多元协同变为内在动力。高等教育机构在智能化工具的辅助下，通过科学预测、系统捕捉未来有生命力的学科专业生长点，组织高等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等跨部门、跨领域、跨区域的精锐力量协同攻关，传统的学科学专业架构和院系组织模式必将发生重大变革[21]，不同属性、不同类型的多元主体或利益相关者会参与到高等教育治理。高等教育领域的这种多元主体互动和多元协同创新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必然需要在科学设计多元参与主体责权利的基础上，实现治理的协同、有序和多赢。
(三)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变革的路径设计思考
无论是按照罗西瑙所定义的“一系列活动领域里的管理机制”，还是威廉姆森认为的“一种工具或制度框架”，治理都可以被看作是各种公共的或私营的个人或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而智能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更是一个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技术等要素的复杂系统[22]，是智能技术发展和社会多元治理动态耦合而成的高等教育治理框架。对于智能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创新路径问题，本文不打算从治理理念认知、治理模式选择、治理结构搭建、治理机制设计等角度谈，将另文予以研究。笔者所在单位近两年围绕内部质量诊断与改进工作，推进基于大数据智能化的现代大学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探索与实践，采取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本文便结合研究主题对其加以总结提炼，并围绕智能技术进步和社会转型发展这一条线索，沿着技术路径、场景路径与协同路径提出一些设计思路。
1.在科技创新和社会进步中强化高等教育治理技术路径。纵观人类发展和科技进步史，尤其是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之后，科技创新与社会变革的这种交互程度就越来越深刻，新兴科学技术的创新进步与社会发展政策的交互性也愈发增强，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科学与社会”或者“社会中的科学”更加体现出来“科学为了社会”的目标。科学技术的创新推动了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加速了社会专业化大分工的进程，在促进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社会变革。基于此，人类社会不仅关注对新兴科学技术创新本身的治理，更加从嵌入性视角强调关注整个社会层面的治理。鉴于高等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同构性具有强正相关关系，国内外高等教育的发展实践都已证明：一方面，创新是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高等教育的发展进步必然是教育创新和科技创新循环递进与协同发展的结果。时至今日，随着智能技术驱动高等教育发展的深化，智能时代的科技创新成果在日益惠及高等教育领域的同时，也自然而然地引发了新的利益关系，衍生出新的利益冲突。因此，高等教育领域也急需从智能技术与人类共生的角度架构高等教育治理的技术路径[23]，亟待引入更为系统完备的治理创新范式框架，从“技术—社会”逻辑回答化解智能时代利益冲突的治理规则、设计治理机制等，既促进科学技术在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的作用发挥，又能通过高等教育领域的有效治理促进智能化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2.在技术融合和制度变迁中确立高等教育治理场景路径。很明显，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一代智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驱动经济增长和社会转型变革的重要力量。这是因为，依据宏观经济增长理论，在一个动态的经济社会系统中，经济增长是由资本、劳动及技术进步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就意味着，当前社会对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取决于一系列先进信息技术等内生变量。当然，作为“适应性”变量的制度及其变迁也决定着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基于本文前面所做的分析，高等教育治理过程中应全面、纵深、有序地推进智能化信息技术革新和融合应用，必须从技术融合和制度变迁的双重角度对其治理模式、治理框架等问题加以研究设计和落实。一方面，要让智能化技术与高等教育治理深度融合，将其应用深入到的整个治理过程和每一个环节，以科学严谨的信息采集、挖掘、分析为治理前提，重现高等教育领域的过程性场景，增强跨层级的临场治理能力，提升信息流和数据流的双向多维网络化运行能力，成为高等教育治理能力提升和模式创新的根本动力。另一方面，智能化时代的高等教育治理要通过智能化信息技术的应用着力做好组织设计及重构工作，要充分体现去中心化、去权威化、去差异化、去中立化、去时间化以致去实体化，消除多元利益相关者互不信任的场景，建构一个跨边界、跨层级的纯粹的“信任”的验证机制[24]，引导、塑造、影响治理主体和各类参与者的利益诉求和价值选择。
3.在系统共生和多元共治中建构高等教育治理协同路径。在智能化时代，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社会发展的逻辑，都决定了开放性、多样性的重要性，任何社会系统的主体都更趋多元化，合作共治便是基于多元复杂的当代高等教育发展及治理场景提出的诉求。围绕高等教育治理，构建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格局，促使政府、高等院校、市场组织、社会团体和个人之间协同共赢的理念认知，立足国情和本区域的特色以及高等教育发展逻辑，建立多元共治的治理机制[25]。一方面，要重新定位高等教育领域政府机构、高等院校、行业企业、社会公众等各参与主体的职责与任务边界，积极加强大数据、物联网等智能化技术的应用，在各类利益相关者之间构建一个双向多维的分布式、去中心化的“自组织”治理网络，并通过技术进步与社会发展的良性交互，尤其是在政策制定层面引入更加广泛的利益相关者，激发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内在活力，形成良好的合作秩序，真正搭建共生、共治、共享的高等教育智慧化治理体系。另一方面，要切实改变高等教育领域传统的管理观念，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积极引导并组织高等教育系统内外部多元化社会力量的参与和响应，加快构建智能社会下多层次的高等教育治理渠道，重塑治理结构，增强治理机制的融合和协同，让分布碎片化、诉求差异化的意见表达能够在协同中实现一种迈向公平的“善治”目标，形成多元主体有效协同的治理格局和治理新模式。
四、结语
德国哲学家赖欣巴哈(Hans Reichenbach)曾这样评价科技的进步，它“已把人类的思维训练到能够理解以前几世纪中有教养的人所不能理解的逻辑关系”[26]。正如其所言，人类社会现在已经进入一个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时代，各种组织形态、社会活动都正在并将进一步发生深刻的重构，也就使得智能化治理成为未来我国社会治理的核心内容，是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对高等教育领域而言也毫不例外。面对着正在发生的严重的劳动替代和社会转型，高等教育体系结构、教育教学场景、办学参与主体都发生着深刻改变，我们不仅要认真思考并做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适应性转型准备，要正视人工智能在推动高等教育治理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更应该研究智能化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将要发生的治理变革。事实上，鉴于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社会的同构性，也只有让高等教育治理适应了这种社会转型，真正洞悉了智能化时代由物理空间、社会空间和赛博空间构成的三元空间及新型人机网络的本质，把现代智能化科技手段与高等教育治理深度融合起来，人类社会才能真正创造高度智慧的文明。当然，这便需要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系统设计智能化时代高等教育治理的创新变革路径，推动高等教育组织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改革，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智慧治理道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双一流”建设和健康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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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南旭光：博士，重庆工商职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张培：重庆工商职业学院，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我国在线教育体系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6XJA880004)、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职业教育校企双主体办学治理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GX-043)、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重点课题“大数据驱动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17-GX-042)的阶段性成果。
转载自：《中国电化教育》2018年第6期
排版、插图来自公众号：MOOC（微信号：openonl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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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缘的人终会相聚，慕客君想了想，要是不分享出来，怕我们会擦肩而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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