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从思想史的角度重新理解管理”。
其实也是秉持德鲁克的管理是一种博雅艺术的原则,试图从思想、从历史的角度理解管理。
主要分三个部分展开:中国思想、中国管理和中国企业。
一、看中国思想
大家都知道德先生、赛先生对吧?到现在正好100年了。
"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名词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提出的一大重要口号。
在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热血青年高举"民主"和"科学"两大旗帜,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并由此走向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
现在北大校园里还有"德先生"和"赛先生"的雕塑。
1958年胡适回到台湾的中研院担任院长时,蒋介石发表致辞时就讲到,只有德先生、赛先生还不够,我们还得再加一个东西,叫伦理。
但胡适当时没给蒋介石面子,上去讲话时直接就说,伦理是什么,能跟科学和民主相提并论吗?蒋介石面色大变,这是他们那个年代的互动模式。
但其实蒋介石是对的,科学、民主之外还有一样更重要的东西被人们忽视了,那就是信仰。
信仰的重要性,我们可以通过看它与科学和民主的关系来了解。
1.科学与信仰的关系
这里引用一句话:“微小的学识使人远离上帝,广博的学识使人接近上帝”。
从牛顿到达尔文,从哥白尼到布鲁诺,从爱因斯坦到爱迪生,都是虔诚的宗教徒。
有一项著名的调查发现,过去300年里近300位最伟大的科学家,其中92%都是虔诚的宗教徒,所以,这其中的关系就不言自明了。
2.信仰和民主的关系
这里也引用一句著名的苏格兰牧师的话:
“在苏格兰有两个国度和两个国王,在地上这个国度您是国王,在耶稣、基督的国度,您不是国王,您和我一样是上帝的子民而已。”
可见,信仰对民主何其重要。
我们知道,1688年光荣革命奠定了国会比国王大,法比王大的原则,但你可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从1638年开始,苏格兰人长老会他们经过50年的浴血奋战才取得这个结果。
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路标就是1648年有一个威斯敏斯特会议,这个会议确认了一个原则,即信仰比国王大,良知的自由比任何事情都更重要。
这是英国的历史给我们的启示。
再回头看中国,从1840年才睁眼看世界,但这100多年来我们真的看清世界了吗?这就要打一个问号了。
西方的经典,它是有正典和负典的,正典就是两希文明,希伯来和希腊。
正典相当于是他们的粮店,买主食的地方,但我们很多中国学者,或许是因为无知,也或许是因为浮躁,选择的都是负典,尼采主义、存在主义,各种后现代主义,什么结构主义、现象主义、东方主义。
当然,不是说这些东西没有价值,而是它不是粮店,它是药店,甚至是杂货店,它是无聊的人去买点小东西玩一玩的地方。
这是思想史的一个大的背景,给大家奠定一下基调。
中国人懂科学吗?这里也要打一个问号。
1923年,著名的科玄论战,最后梁启超和胡适算是划上了定音锤,胡适将那些关注科学之外的话题的人称为玄学鬼。
他说玄学鬼就像孙悟空,怎么翻也翻不过如来佛的手掌心。
如来佛是谁?就是德先生和赛先生。
但梁启超水平更高,他说科学的领域不管你怎么扩张,都无法涵盖到我两位先生的领域,这两位先生是谁?一位是爱先生,一位是美先生。
这两位先生上不承天子,下不理诸侯,这是梁启超最后的定锤之音。
所以,很多人都理解不到科学之外的这些重要的东西,他们把科学变成了科学主义,变成崇拜的对象了,这很恐怖。
因为真正的科学家不会崇拜科学,没有真理,只有一个向真理无止境靠近的过程,所以,这在学术上叫证伪主义。
一个理论,如果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驳倒它,说明它是伪科学,这个学问本身就站不住脚。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为什么?
因为它有不同的“分析层次”:个人层面、团队层面、组织层面、产业层面、经济体层面,规律都不一样。
没法通过“化约”的方式用个人层面的理论替代组织层面的理论,也没法用组织层面的理论去替代经济体层面的理论,而且很多社会现象它都是的“过度决定”。
比如李雷和韩梅梅离婚: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他们两脾气不配,都太暴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李雷是个凤凰男,现在社会地位高了,跟韩梅梅的关系就紧张了;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他们两收入都不错;
从社会人类学角度看,如今大城市获得异性的方式很多,何苦要结婚。一桩离婚案,可以有这么多的维度的分析。
所以,知道一个维度的原理后,往往它就会过度解读,它所有的原因加起来超过了100%,200%,甚至是300%。
那么,你了解的原因,80%以上就是最重要的原因吗?未必。
因为所有的加起来都超过300%了,这就是社会科学为什么如此复杂的原因。
还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地方是很多社会领域所谓的真理,它都是社会建构的成果。
比如,什么是美?锥子脸就是美吗?不一定。所以,它不是绝对的东西,大家认为股市明年会涨,都去买,果然,它就涨了,这就是社会建构。
社会科学比自然科学更为复杂,做学问的人要用一种更加低的姿态理解它,不要轻易把这些科学的人的逻辑拿到社会科学领域、管理领域来用,意义不大。
民主的进展,在中国还是蛮艰难的一个过程。
为什么?
首先,非常不幸的是,在我们向西方选择思想时,西方发生了一战,让我们对欧洲主流的东西产生了失望的情绪,然后把一些思想推给了我们。
二战不用说,就更让中国慢慢失去了与西方沟通的主流频道,所以,我们只能在黑暗中进行所谓“艰辛的探索”。
科学在中国毕竟有一百多年了,慢慢的上岸了,民主方面,我们至少找得到方向了。
但信仰的重要性,说实话,绝大多数中国人还没有概念,至少没有恰当的比例感。
日本是靠神道教,武士道教精神是日本传承几百年的家族企业背后最重要的精神资源,韩国是靠基督教,中国台湾靠佛教。
那么,中国大陆靠什么?这是我们要思考的。
另外,企业家有了信仰之后,怎么能够做到不是孤芳自赏,又能勇猛精进,还是很有挑战的,因为很多有信仰的人会变得很软弱,没有战斗力。
所以,怎么能够像美国的新教徒一样,像IBM的创始人沃森,像戴尔电脑创始人戴尔一样,像沃尔玛创始人沃尔顿一样,一方面对自我要求极其严格,另一方面,战斗力又无比强大,这才是信仰的正道。
结合中国实际,看一下科学、民主和信仰在中国企业界的情况。
比如说互联网的零距离说法,要把三位古典理论都颠覆了,泰勒的科学管理被颠覆了,韦伯的科层制也被颠覆了,法约尔职能管理被颠覆了,这完全是瞎说。
因为只要有分工就有泰勒制,只要有上下级就有泰勒制。做事只要分两个以上的步骤就会有法约尔职能的管理,怎么能被颠覆?
连微积分都没学过的人,都在大谈特谈量子纠缠、量子物理。
所以,比无知更可怕的是虚荣,比虚荣更可怕的是又无知又虚荣。
在过去四五年里,中国经济有一点迷失了方向,在互联网上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和资源。
二、看中国管理
我非常小心、努力,也非常谦卑地致力于把社会科学的内容揉到管理学中来。
从人类学上,走上面Positive的一条线,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下面那条线走Normative,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最后归结为宗教学,将其和管理联系起来。这才是做学问的正道。
不能说到管理就自创一大套概念或者是理论,因为这么多聪明人,琢磨了一百多年才有了现在的管理学。
我们要做的就是理解这些几百年才沉淀下来的学问,把这些领域的知识努力地揉到管理学中.
同时,管理也要努力避免另外一种倾向,就是的低龄化、幼稚化、寓言化的倾向。
这是从科学的维度去理解管理,再有一个维度是民主。
我做领教工坊跟中国最优秀的一批企业家打交道时发现,这些老板从来不跟向他汇报的下属做一对一的谈话。
我跟他说,你要跟向你汇报的那十个人做一对一的谈话,每个月做一次,甚至每一个季度做一次,你整个公司的绩效就会乘以两倍甚至三倍,但他就是不做。
你知道原因是什么吗?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是我打造的,你一个打工的跟我要一对一谈话,而且还要完全平等?
他根本受不了,内心深处能躲就躲,能逃就逃,有无数个借口不做这件事。
从这一点,就能看出在中国要真正懂得民主的重要性有多难。
所以,在中国做企业,怎么“为公司加冕”,想办法让创始人认同,公司比他大,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
为公司加冕可能很多中国人听不懂, 我想了大概一两年,换了个说法,我说在你内心深处,你是老子,企业是儿子,还是反过来,你是儿子,企业是老子?
这下他就能听懂了,说企业肯定是老子,我是儿子,可能是大儿子吧,责任、权利、利益大一点。
但我是平等的率领着一起来为这个老子,为这个共同的使命、价值观拼搏的团队的成员之一,这才是做企业的正道。
但一般企业家无法理解这个概念,更不用说立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你制定游戏规则,一定要按照这个游戏规则去做,不能上午刚制定,下去就改,这让大家怎么尊重这个制度的神圣性?
所以,中国企业家精神我们都有,中国最不缺的就是企业家精神。
那么,中国人缺的是什么?是职业化的精神,就是一对一坐下来,大家谈好合同,你给我A,我给你B,按合同去做,这是做企业最重要的精神。
如果企业不重视这种精神,或者不懂这种共同的价值观之上的职业化的做事方式,这样的公司是走不出去的。
你公司的愿景和使命是什么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是民族工业的复兴,你怎么让日本人、印度人、美国人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所以,一定要找到那个普适的价值观。有人会问,你说的普适价值观是西方的那一套。
这从来不是西方的那一套,美国人为什么更强调平等、尊重、信任、合作、分享?
因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你站在纽约街头一看,高矮胖瘦、红白蓝绿什么人都有,五湖四海的人到这个地方来,不按一个共同的规则怎么能行?
所以,它强调普适价值观,只是因为它率先进入一个国际化的环境。
所以,经营企业一定要记住一点,企业是介于公域和私域,它不是家庭,也不是国家,它是两者之间。任何企业都有社会性的一面,你必须既要向公域学习,也要向私域学习。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向公域学习这种规则意识,向私域学习对人的温情,对人的爱,这是企业管理之道的不同之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有企业都是社会企业,一个企业如果不是社会企业,那就不是公司,而是私司。
三、看中国企业
我们今天在皇家假日酒店开会,相信主办方选择这个酒店肯定是有原因的。
曾经金融街最好的酒店是洲际酒店,这个酒店接待了无数名人大腕儿,主办了很多高大上的活动和会议。
但今年3月份合同到期了,没谈拢,牌子换掉了。四月份我到了,就发现保安在骂人,训开车来的人;
一进去就发现前台的女孩子只顾低头玩手机;
而且大堂内弥漫着一股难闻的气味,我当时心里就倍儿凉,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你可知道,洲际酒店的管理规章就有很厚的一摞,现在人马都没怎么变,除了总经理和人力资源部的人变了,其他人马没动,怎么就一团糟了?
这就告诉我们,管理就是这么一个脆弱的东西,管理是反自然、反人性、反历史的?
1. 反自然。
有秩序的东西慢慢变得无秩序,比如一个花园,两年不去料理肯定会变成一块荒地,这是自然规律。
管理就是要跟这个规律作斗争,反自然。
2.反人性。
我们天生就喜欢看别人的缺点,看到别人骑自行车摔一跤就哈哈大笑。
但管理就是要逼着你去看人家的优点。用人用其短,天下无人可用,用人用其长,天下人人可用,逼着你去看别人的长处。
比如,我们都喜欢逞能,一有机会就表现,但管理者是不能逞能的,一定要赋能,要让别人去表现。
所以,一个企业领导者的领导力水平,跟你的企业内部开会时你的发言的比重、频率、先后顺序成反比。这是反人性的。
3.反历史。
最可怕的是反历史,为什么?因为生老病死是逃不掉的,企业也要遵循这个规律,最后都会死。但我们拼的是什么,就是晚一点死。
就像好莱坞电影里的英雄和歹徒纠缠了两个半小时,最后两个人都倒了,但最后英雄又爬起来了,他没死,或许第二天他就死了,但不妨碍他是英雄。
所以,我们拼的就是这种使命感,要的是一种类宗教的精神,一种圣徒精神。
如果没有这种圣徒精神是不可能长期坚持去做好工作的点点滴滴的。
马克斯.韦伯说,“没有新教精神就不会有资本主义的崛起。”
没有这批人拼命挣钱、拼命省钱、拼命捐钱,就不会有这些贪官污吏苦苦排队去移民的国家的繁荣,所以,它背后是新教精神。
大家都知道客观管理的创始人泰勒,他是虔诚的路德教的教徒,他拿着秒表掐着时间做动作研究。
每天早上,他会掐着秒表起床,掐着秒表刷牙,掐着秒表吃早餐。
你若想读懂德鲁克,就一定要懂他背后的理念。
他认为社会组织、社会制度都是为了更高的目的而存在,我们所谓的企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利润,甚至不是为了客户的满意度最大化,而是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而存在。
这个目的是什么?就是提高人、成就人、完善人。
哈佛商学院是被一批什么人长期主导?摩门教徒。
他们对自我要求极其严格,不喝酒,连茶叶都不喝,就是为了显示自我控制的能力。
IESE是欧洲最好的商学院之一,它的背后就是天主教最保守的教派。
所以,全世界最好的商学院它背后都有这样的信仰背景,如果你不懂这一点,那些所谓的方法、工具、技术,以及各种制度、体系、流程全部都是过眼烟云,就像洲际酒店一样,刚换一个月,就弥漫着难闻的气味了。
管理学是什么?
管理学是科学,有系统的方法。而且这个系统的方法里包括全面、长远的视角、技术的视角。
管理更是民主,它需要高级的法治精神,你遵从的不是这个法律的文字,而是法律的精神。
不是在完全合同下去遵从,而是在不完全合同下去遵从,因为大多数雇佣合同都是不完全的合同,它无法规定你礼拜三早上起来做什么,给你多少钱。
而且,很多情况下,它不是合同,而是誓盟。
合同是协议A给B什么,B给A什么。
誓盟是不管怎么着,我就是A,这叫誓盟。很多最优秀的企业家跟员工签的都是誓盟,而不是合同。
就像结婚时的那句誓言,“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是健康还是疾病,我都要照料你,这叫誓盟。”
但最重要的管理是什么?管理是信仰,它一定对这个事业达成共识,没有共识就无法解决这三个问题:方向、协同和动力。
这三个问题都需要信仰的力量来支持。
再来看中国的企业,最优秀的中国企业暗合上述这个逻辑:科学加民主加信仰。
中国人对信仰非常陌生,但有一套制度系统我们是相对熟悉的,即党的干部管理、组织管理的这套原则。
中共的老师是谁?是苏共?苏共的老师是谁?是东正教。
斯大林就是东正教神学院的毕业生,列宁成长于虔诚的东正教教徒家庭。
东正教的背后是什么?基督教。所以,共产党的那套系统暗合这套人类文明的主流文化。
所以,在讲天主教、新教时比较陌生,但共产党的那套组织方针都能听懂。
阿里把这套系统就用得很好,2010年的三大运动,完全跟共产党一模一样的方法,然后再基于公司的人才管理的一些原则,再加上武侠文化,就有了今天的阿里。
华为,它的群众动员机制,它的干部管理机制,它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机制是从哪儿来的?
它长期以IBM为师,把IBM 2B的那套打法用得炉火纯青,再加上他们对美国军队的研究,就有了今天的华为。
还有一家企业,叫广州视源,他们是真的共产主义。
所有高管的钱都放在一起,所有的员工、团队开会自己决定自己的工资,你觉得你值多少钱,你就拿多少工资。所以,它在管理学界是一个非常值得学习的对象。
当然,也有一些别的选择,像福耀创始人曹德旺就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他是真正做到了不随波逐流,又做到了勇猛精进。
在90年代就把台湾的EMBA的所有教材通读了一遍,把台式的精细化管理用在了经营福耀玻璃上。
几十年如一日的做一件事,做好一片汽车玻璃。所以,他成了汽车玻璃大王,现在经济有点危机,大家都很担心,但他没有慌张之态,因为他早就做好了所有的准备。
再比如方太,学孔仁孟义学得非常到位,再加上他对惠普以及西方的人文主义的管理方式的学习,也融合得非常好。
还有我们现在比较年轻的一些企业家,也把基督教的思想和精益生产管理融合起来,取得了相当不错的业绩。
我从博士生读着读着变成了大学生,再读着读着变成了小学生,我发现原来管理居然如此陌生,我根本不认识它。
所以,在讲管理时,最后要回归到杜维明的三个阶段,我们做企业时,起初是各美其美,慢慢的是美人之美,最后要达到美美与共的这个阶段。
有些人说中国最好的企业是中体西用,中国理念,西方标准,这个观点我是不赞同的。
共产党这套理念是中国的吗?当然不是,但不影响我们去向它学习,不影响我们把它用到企业的经营管理中去。
最后,我们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大家理清思路。
真正理解什么是管理,管理背后的科学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民主的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信仰的维度又要求我们做什么,民主的维度要求我们做什么。
来源 | 公众号: 笔记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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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 智慧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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