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和法律："换头术"背后我们应该思考什么？

11月19日，央视网发布视频新闻《中国教授完成全球首例人类“换头术”耗时18小时》，在中国哈尔滨医科大学任晓平教授的指导下，一项名为“异体头身重建术”的手术在一具遗体上进行，持续了18个小时后，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完成，连接了切断的脊椎、神经、组织和血管。对此，意大利神经外科专家塞尔吉奥·卡纳韦罗表示，此次手术的成功意味着，我们距离未来人类活体头部移植手术又近了一步。

 

头移植的伦理及法律问题成公众争议焦点

 

众多媒体跟进报道，从技术、法律、伦理等多个角度对所谓的“换头术”进行分析，甚至发起接受度调查。舆情与新闻报道同步升温，更在任晓平21日公开批评媒体过度解读后，出现井喷式发展。我们联合清博大数据进行了舆情分析，“换头术”舆情在11月21日出现峰值，之后网民议题集中在异体头身重建术、媒体报道规范、任晓平回应质疑的动机、“换头术”的法律和伦理问题等方面。对“换头术”的态度，网民以中性情感为主，占比55.02%，负面情感和正面情感分别占比26.13%和18.86%，可见，“换头术”引发的争议较大。

 

异体头身重建术的医疗价值受肯定，几家欢喜几家忧。部分网友对本次世界首例人类头部移植手术的意义表示肯定，认为这项手术属于对脊髓神经移植再造的科学研究，能帮助修复人体受损的脊髓神经，在干细胞技术成熟之前，有望治愈截瘫病人。也有网友对异体头身重建术表示恐慌，“新鲜尸体”“头移植”“换头”等血腥词汇给人造成心理不适，更有人担忧“换头术”成真且普及后，“有钱人花钱买命”，经济地位的差异将造成生命安全的不平等。

 

媒体盲目贴“换头术”标签，被批消费公众注意力。媒体想当然给异体头身重建术贴上“换头术”的标签，俨然科幻影视情节成为现实，引发广泛关注。在任晓平澄清手术“只是完成了临床前模型设计”而非“换头术”后，媒体一下转为网友攻击的靶子，被批以简单词汇定义专业的医疗问题，既不尊重研究成果，又会误导公众；更有人指责媒体为了点击量过度解读，甚至以“造谣-传谣-辟谣”的模式操纵议题，消费公众注意力。

 

任晓平被指为出名炒作，嫁祸媒体。在21日的媒体见面会上，任晓平称“换头术是媒体追求新闻效应的产物，实际不存在”，并将他所做的人类第一例头移植外壳实验模型称为“医学史的里程碑”，能为今后头移植实施，提供科学问题、技术问题解决方案。部分网友表示，手术只是在遗体上进行，“换头和换身体是一回事”，认为任晓平所述与媒体报道并无二致，批评正是他夸大其词，才招致媒体的过度渲染。

 

头移植与法律、伦理存在冲突，所涉社会问题饱受争议。有网友认为头移植挑战了社会伦理接受度，首先，公开在遗体上进行人体头移植外科实验，有违中国“死者为大”的文化传统；其次，追问换头之后的身体及生命归属，接受手术的双方谁作为主体一方，并为另一方负责。他们批评任晓平作为科学家也要讲伦理。也有网友援引任晓平列举的心脏移植、手部移植案例，认为这些器官移植已被社会接受，头移植是同样的道理，只要不做非法的人体试验即可。更何况，医学就是在争议中进步的。

 

科技进步的伦理尺度在哪里？

 

本次“换头术”新闻广为传播期间，新浪微博“@头条新闻V”发起换头手术接受度调查，称“超半数网友支持”，现实世界也确实有人在用行动作出选择。

 

选择：有患者改选传统疗法，有家属甘冒伦理风险。俄罗斯计算机工程师瓦雷里·多诺夫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他全身萎缩、骨骼畸形、身体状况逐年恶化，原计划接受人类头部移植手术。就在今年上半年，多诺夫改变了计划，他将选择传统疗法改善自己的肌肉萎缩症状。

 

尽管任晓平宣布近期的手术只是头移植模型，和“换头术”还有距离，但是辽宁女子王智仍然希望肩部以下全部截瘫的父亲接受手术，成为“换头术”的中国第一病例。考虑到伦理方面的问题，她表示愿意承担所有风险。

 

挑战：“换头术”冲击现有社会规范，是跨学科的系统性问题。“换头术”能否到来还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但它对现实的冲击不仅仅限于医疗科学的范畴，更对人们的认知和社会、伦理尺度发起挑战。如《新京报》就头颅移植手术伦理把关程序评论，术前的伦理和安全评估是一个不容绕过的关口。即便现在不可能获得社会和公众的理解，但至少要获得伦理审查委员会的采信，才有可能批准这样的手术。光明网则就机会公平问题发问，在可供移植的头颅有限的情况下，究竟谁才有能得到这枚头颅，或者说是“重要的”身体得到了头颅，还是“重要的”头颅得到了身体；

 

就网友关心的公开在遗体上进行人体头移植外科实验的伦理问题，卫生主管部门尚未就该手术实验表态。需要注意的是，头移植目前在遗体上进行，已经超出国家卫计委发布的《涉及人的生物医学研究伦理审查办法》的规范范围，显然，我国的医学伦理建设存在空白。

 

更核心的，头移植牵涉的身份认证如何确定，这又是法律问题。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梅兰介绍，从法律角度，对术后自然人的身份认证可能会按照“身体认定说”，目前法律对自然人的认定是整体的认定，即在自然状态下出生的由身体和大脑组成的人，没有对完全割裂的部分进行认定的规定。但鉴于实践中对一些患有特殊疾病的人，例如脑死亡的植物人、丧失自我意识的无行为能力人，只要其心脏不停止，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是不影响其作为一个自然人的法律地位，其身份关系也能够得以维续。

 

法律认证依据又和医学认证依据不一致。在医学界一般会认为“大脑支配着一切”，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外科主任医师刘如恩分析，因为人体活动来自于大脑中有意识的支配，所以“换头”后，接受者保留的是自己的头部，意识还是自己的，并通过自己的意识来支配别人的躯体。据此，术后患者的身份应该是头部提供者身份。可见，“换头术”牵涉的远非医学问题，而是关联技术、社会、伦理、法律的系统性问题。

 

镜鉴：跨学科探讨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与法律问题。不久前，香港汉森机器人技术公司设计的人形机器人索菲亚被沙特授予公民身份，加入人类籍。这款机器人能够与人谈话，甚至进行眼神交流，并声称未来想去上学，成立家庭，并毁灭人类。在科技以近乎调侃、颠覆的方式介入人类生活时，人们开始进行社会层面的严肃思考。针对我国人工智能的技术、伦理与法律研究现状，中科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李真真曾提醒：“我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可谓与世界发达国家‘同步’，但伦理和法律研究则严重滞后，这种‘缺位’会制约我们未来的发展。”

 

中科院院士张钹曾表示：“智能机器不是代替人，而是要协助人做好工作”。人类发展科学技术的目的是服务于人类社会，造福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发展科学技术过程中，不能囿于单一的专业学科，更应对整个社会进行宏观关照，这既是科研的前提也是全过程性要求。回到“换头术”本身，在解决技术问题之前，医学界更应与社会学界、法学界、伦理学界乃至传播学界进行跨学科交流，做好科学研究的伦理及社会规范准备，让一切科学技术为人类带来利好而非争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