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央行官网发布消息显示,美国标普全球公司(S&P Global Inc.)(下称标普)在北京设立的全资子公司——标普信用评级(中国)有限公司(下称标普中国)已获得备案。同时,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也公告接受标普中国进入银行间债券市场开展债券评级业务的注册。这标志着标普已获准正式进入中国开展信用评级业务。
公告同时表示,信用评级行业对外开放是稳步扩大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
事实上,中国向外资开放信用评级市场的消息,早在2017年6月就有了风声。直到现在,这项举措才算是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一时间,关于此事所带来的影响和意义,引发了广泛的讨论。
作为与金融联系密切的行业,信用评级时常徘徊在“公正”与“利益”的边缘。
纪录片《监守自盗》对此作过生动的注解。2008年经济危机时,就在雷曼兄弟倒闭的前几天,评级机构仍给与其2A级别的评价,这是一个可靠的投资等级。
虽然获得了很高的信用评级,但雷曼兄弟的资产却并没有那么“优秀”。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雷曼兄弟持有大量的次级债金融产品,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高风险的按揭贷款打包而成的证券化产品,经由一系列的包装和评级机构的背书,这些高风险的债券被当作好的产品卖给投资者。
网传“歌神”张学友在2008年巨亏4千万港币,就是因为投资了雷曼兄弟。之后,一改其“为陪女儿息影”的形象,在2009年立刻复出连拍3部电影,拼命赚钱。因为这件事,后来许多保险产品营销中,都把张学友拿来作为反面教材,称“万贯家财不如保单一张”。
雷曼兄弟的事情并非个案,2008年金融危机中的另外两大主角,美国的房地美和房利美,直到被“纾困”拯救时,都是3A等级。给上述这些公司以及经济危机中倒闭的许多金融机构评级的,就是三大国际评级机构——穆迪、标普和惠誉。
“三大评级机构藉由给与风险证券高评比,赚进数十亿元。最大评级机构穆迪的获利,在2000年到2007年间,增长了4倍。穆迪与标普,提出评比报告以获得报酬。他们给与越多的结构性债券3A评价,他们赚得就越多。”《坚守自盗》中,对于评级机构的获利方式做出了简单直白的说明。
国内的信用评级市场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去年大公国际“买卖评级”之事引起行业内外广泛关注,在媒体曝光的细节中,大公国际明码标价,“31家发行人交钱就能改评级”。公正,屈从了利益。
2018年,国内债券市场“天雷滚滚”,Wind数据显示,2018年违约债券119只,违约规模达1166.51亿元,在数量和金额上达到此前四年的总和。这些违约债券的评级还大都相当之高, AA级别都是最低等级。信用评级所起到的风险揭示作用,几近于无。
易观金融行业分析师田杰向独角金融表示,信用评级扮演了风险提前揭示的作用,而国内近期债券违约率上升,评级行业没有起到太强的作用,而且国内的评级机构的国际影响力实在太小,无法帮助国内机构规模化走入国际市场,债券评级机构与受评机构一方面是客户关系,另一方面又是评级标的,很容易形成价格恶劣竞争和不公正评级的情况,引入更多的竞争力和发展模式能改善市场中的不足。
田杰认为,“外资进入首先会起到‘鲇鱼效应’,其次会带来更多先进的评级技术和经营模式,在扩大竞争的同时也会扩大市场份额,总体来看是有利国内评级体系发展的。”
有行业人士进一步指出,“评级进场不是核心,评级如何能树立信用,才是核心。”
公开资料显示,我国的公司债券信用评级,主要集中在AA级至AAA级。与之相比,比如美国的信用评级,分布跨度就要大得多,基本上是呈现出BBB级和A级为主的双峰分布。《金融研究》上所发布的一篇题为《中国的信用评级真的影响发债成本吗?》的行业研究也表明,良好的信用评级并未显著降低债券信用价差,中国的信用评级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失去了公信力。
在2008年经济危机期间,许许多多的“富豪”尽管摧毁了自己的公司,让全球陷入经济危机,自己却全身而退。比如雷曼兄弟级别最高的5位主管,从2000年到2007年间,赚走10亿美元。公司破产,他们却保住了所有钱财。
“只有一个办法能避免这种事,就是采取更多的管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在《监守自盗》的纪录片中如此表示。
“与国外的信用评级公司相比,国内的信用评级公司,在风险揭示和风险定价方面,发挥的作用不明显。特别是在围绕改善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环境,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引导市场预期等方面,仍有明显的不足。”针对国内信用评级市场的现状,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如此表示,并建议,“当前,一些评级机构为了抢占市场,风控缺失,没有充分提示相关风险,监管层应对违规的信用评级机构给予严惩。只有通过加强监管,才能净化信用评级行业,提高相关评级机构的水平,同时也有利于债市的健康发展。”
除了监管,还可以有什么办法?前述提到的行业研究中,给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提出一些办法。比如:
引入平台付费模式,切断发行人和评级机构间直接的利益关联;
投资者付费,形成专门的评级基金来支付评级费用;
或者,还可以让评级机构拓展基于声誉资产的其他收入来源,比如出售评级出版物、评级报告、行业研究报告等,如果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获取大量收入,评级机构也会有更大的主动性来凭借专业能力树立市场公信力。
前述行业人士提出,“市场开放有利于公平竞争,那么是否能更负责任?这是对评级机构的考验。”这份考验中,国内的信用评级机构能否过关,仍有待继续观察。
来源:独角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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