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领域大国博弈激烈，2030年被视作关键“赛点”

2017 年 10 月 18 日 德先生

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中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相近，但是中国仍然需要提前考虑顶层设计和具体产能分布的问题。

人工智能在当下引发了一波研究热潮。日前，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办、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与上海市大数据应用研究会联合承办的“大数据智库与国家治理：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暨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第十五届学术年会学科专场”研讨会在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召开。来自各学科的专家学者就人工智能对未来人类社会带来哪些机遇、风险与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

人工智能为何突然火了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原总参四部副部长郝叶力指出，大数据、人工智能+网络安全的时代已经到来。人工智能不是一个新事物，人类第一次提出人工智能是在1956年。为什么现在突然获得爆发式发展？一个原因在于，现在计算机的处理速度已经和前20年完全不同了。它是高度的大规模并行计算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跳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人类已经进入大数据时代，“大数据+人工智能”让人工智能真正焕发出青春，真正提高了能力。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结合，这是未来的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和方向。在人工智能时代，如何应对其带来的国家治理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在国家治理的网络时代，我们应该直面挑战，统筹布局，把中国建设成世界一流的网络强国，把网络建设视为国家建设的关键环节。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应培礼表示，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影响到法律，引起法律教育、立法执法方面的变化。“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将“互联网+法律”的大数据平台建设放在了重要位置，华东政法大学已设立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接下来将会在政治学研究院下设人工智能实验室，开始探索法律服务方面的人工智能开发。

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终身教授赵鼎新指出，大数据的作用是提高自身认知，其在国防、反恐方面的意义是无穷的。他认为，社会学跟政治学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容易一刀切，而事实上，大数据是针对不同的变量，通过做取样问卷调查得出小数据。因此，调查成功的经验往往不是大数据，而是大数据里更有用的小数据。

中科院计算机所上海分所所长孔华威教授指出，计算机经常做一些跟产业有关的事情，但是真正做得好的，基本都跟生活有积极关系，比如，人脸识别等技术慢慢走进人们的生活。但他认为，现实生活和数字生活不能一概而论。现实生活的原子、分子，包括现在的大分子，都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但是在虚拟世界，人们生活的最基本单位与物理世界有着本质的不同。他举例说，ofo从来没有做过自行车，但通过共享单车，一下子把快要倒闭的自行车厂都激活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模式的变化，而是一种思维方式的变化。很多人常常会问，为什么上海出不了大互联网公司？因为数字世界的生存法则跟现实是完全不同的，在它那里数据就是“粮食”，你有没有足够的数据去喂养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中国的机遇和优势在哪里

上海政法学院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汪伟民教授指出，人工智能的应用是爆发式的，带来的收益很大，挑战也很大。在大数据时代，国家安全边界面临失控的问题，但同时大数据也提供了更有效的应对手段。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的发展将主导未来第四次工业革命。现在人工智能领域已经成为各国竞争的战场，目前世界各大国都有在人工智能时代争夺技术高地的规划。他认为，2030年是大国之间的下一轮战略博弈的时间点，这也是中国全面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时期。在人工智能领域，虽然中美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相近，但是中国仍然需要提前考虑顶层设计和具体产能分布的问题。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发展也面临着三个困境：伦理困境、法律困境和社会治理困境。而如何解决这些困境，将决定人工智能发展的方向。人工智能如果由弱人工智能发展到了强人工智能、超人工智能的时代，就会对社会治理造成非常大的挑战。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高奇琦教授以“人工智能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为题，对中美人工智能发展状况进行了比较。他指出，美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布局超过其它国家，形成新的单极霸权，比如其牢牢掌握芯片技术。但中国在发展人工智能方面也有诸多优势，譬如中国最重要的优势是拥有庞大而活跃的市场以及丰沛的人才储备。此外，中国的共生论以及人本文化相较于西方的末世论以及超人文化更具有包容性。所以西方给出的答案往往是困惑的，而中国从传统文化和自身实践出发可以提供一些新的思路。

人类文明才是控制机器人的镇妖宝剑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刘擎教授以“新风险社会的治理困境”为题，提出了人工智能给社会带来的治理挑战与困境。他认为，智能机器人再智能也只是一种机器。当前人工智能的智力水平还比较低下，但一旦达到人类智能，人工智能就会快速发展。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会给社会带来一些新的风险和治理困境，传统社会的风险是由自然环境带来的，而现在的社会风险是人类自身带来的。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引发了新安全困境、个人组织化治理的困境。例如，技术的进步导致社会分化、失业、技术歧视等问题。他以2016年美国大选因算法使同质人群集结投票为例，指出人工智能发展也会带来政治极化问题。此外，在未来，因为人机互动的频繁，将出现新的治理“残疾”问题。治理可能会存在一些盲区，一些非数据化的社会问题要么被遮蔽，要么被忽视。对上述问题，必须给予足够重视。

上海交通大学殷卫海教授表示，人工智能是最为锐利强大的双刃剑，它可能极大地提升人类文明，也可能成为人类文明最大的异化。他认为人工智能在解决能源、环境、医疗等瓶颈问题上有重要的贡献和价值，也将会对人类社会的就业、安全、心理健康、哲学、社会稳定这五个方面造成威胁，因此必须尽快建立发展战略，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他指出，人工智能终究是人类智慧的产物，人类文明才是控制机器人的镇妖宝剑。要想让人工智能成为人类历史的划时代之作，必须揭示理解人工智能的本质、价值和威胁，建立起系统的强大的价值标准以及应对战略。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王永全教授认为，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是相互交叉的技术领域，而当下人工智能的爆发是技术发展的必然。犯罪预防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紧密相关的。利用数据的搜集和处理，犯罪预警系统已经能够通过处理地区的数据，进而对某地区的犯罪进行预防。他也提到人工智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人工智能能够促进犯罪预防技术手段的提升，另一方面，这些手段也可能被犯罪分子利用进行不法活动。他还从法律规制上考虑了未来机器人犯罪的罪行量定的问题，指出人工智能时代的犯罪预防，应该由原来早期的打击向预防转变，而且要利用大数据进行驱动和引导。

上海市网信办政策法规处处长孙杰指出，大数据时代政府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数据结构性的失衡，数字化公民和公共数据服务。在大数据时代，政府的社会服务工作中心从以前的公共服务向公共数据服务转变。但是目前来自政府部门的数据资源开放度、关联度、共享度是不够的。为此，政府职能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转变：机构设置综合化，即进一步减少机构的设置数量，建立一个综合部门进行综合化管理；行政审批智能化，即审批链条内的每一个链条切成模块，每个模块之内设置一个类似问答的机制，每个模块的材料可以实现自助服务，所有的审批流程都是机器进行；基于大数据思维的事前监管。数据安全将是政府的核心职能，他建议从加快战略主数据储备、数据安全防护和数据安全法治化三个层面发展大数据，从而进一步促进相关研究的细化，让大数据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数据时代到底是什么发生了改变？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海洋认为，最大的改变就是数据成为了资源。数据资源是对人类行为规律和特定偏好的体现，通过掌握人类海量数据并深度挖掘，得出个体的偏好，甚至知道人们想要干什么。而“数据+资本+市场”已经成为完备的模式，推动数据处理技术的发展。他指出，数据是非消耗性资源，具有共享的性质。但是，大量的数据搜集将面临隐私问题，以至于进一步造成权力的转移，使得独角兽公司具有极强的数据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替代了政府的公关职能。同时，通过回顾全球治理规则的演变，他论证了数据作为一种战略资源已经带有全球竞争的色彩，其特性也将影响国家间的合作。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作者：王珍。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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