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一切追求都已经追求过了，一切目标都已经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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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一切追求都已经追求过了，一切目标都已经失去了

2018 年 4 月 25 日 人物张月

在接触过余秋雨的人眼里，他确实呈现了某种分裂，才华和弱点同样醒目，前者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后者把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

去往远方的路上，他走过通途，也遇过歧路，「该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愿意（走）了。」

文｜张月

编辑｜刘斌

前一晚没睡好，余秋雨发了点起床气，说好的拍照不乐意去了。

「我照片拍的太多了，当时在凤凰卫视每次出去半年，天天拍无数的照片，到处都拍，永远在拍照，不想拍了！」

工作人员好说歹说，把老头儿哄到了摄影棚。摆了几个pose，他高兴了起来，「央视说我是中国最上镜学者。」

亲自删掉了闭眼的、反光的、脖子歪的、看上去有点假的照片之后，他叮嘱工作人员，一定要把剩下的照片发给妻子马兰看一下，「让她看看我拍的怎么样。」拍摄结束，他做了总结，「拍照很开心！」

余秋雨今年72岁，放在上海，这是一个可以申领一张老年公交卡的年纪。但他似乎不曾老去，除了头发有些花白，听力有点下降以外。他腰杆依然挺直，服饰一丝不苟，作为一个爱漂亮的上海人，有着严格的自我形象管理。四月的上海飘着小雨，工作人员想用文件夹帮他挡雨，他说别别快拿开，「影响我形象。」

然而，他那么爱惜的自我形象，早在漫长的时光里变得复杂难辨。自1992年出版《文化苦旅》以来，他获得了巨大的声名，影响了几代人的阅读趣味，也在声名的巅峰之上遭遇断崖，急转而下。他在多年后回忆，「余秋雨三个字，当时成了这片土地上什么样的闲夫走卒都能来咬一口、啄几嘴、又能以此度日的三字诀。」

一些人自觉经历了偶像的幻灭，长大后不愿意承认曾受过他影响，一些人依然一本又一本地读着他的书，帮他一次次登上畅销作者的榜单。

在接触过他的人眼里，余秋雨确实呈现了某种分裂，才华和弱点同样醒目，前者把他带到了最好的地方，后者把他扔进了最糟的境遇。

他沉寂了很久。书还是一本一本在出，去年出版了《泥歩修行》后，他说要封笔了，「我写的书已经书架上都放不下了，我再写就不对了。」

他最新的动静是在喜马拉雅FM上开了一门中国文化课，讲中国文化的世界身份。对于这次高调亮相，他说自己不是重出江湖，而是从远方归来。

去往远方的路上，他走过通途，也遇过歧路，「该走的地方都走完了，不愿意（走）了。」坐在《人物》记者对面的沙发上，他缓缓地说，背后的窗台上，雨声淅沥。

直觉

空空荡荡的录音室里，余秋雨戴着耳机，一个人对着麦克风，手里抱着一个文件夹，里面是前一晚熬通宵写的讲稿，装订得仔仔细细。

他讲到老子和孔子的相遇：「稀世天才是很难遇到另一位稀世天才的，他们平日遇到的总是追随者、崇拜者、嫉妒者、诽谤者……只有真正遇到同样品级的对话者，才会产生着了魔一样的精神淬砺。」

在新开的音频课里，他的表达还是精英式的话语，不讲笑话，不跟古人开玩笑，「因为中华文化在当代世界的重要性，这个问题本身是很严肃的课题，我不能把它变成一个滑稽的课题，到处滑稽，到处讲笑话，那是不可以的。」

偶尔他也会停下来，对着空无一人的录音室说：「各位同学会不会觉得我讲的课程有点难，需要很多的知识储备，那我现在就要来宽大家的心了。」

在喜马拉雅FM内容高级制作人顾文豪看来，余秋雨有一种很稀有的想象共情能力，「我们没有想到一个70岁的老爷子这么自如。」

归来再入江湖，他似乎还是站在了潮头。从纸质出版到电视节目，再到音频付费，每一步，余秋雨都踩中了时代的节拍。

喜马拉雅副总裁张永昶说之所以请余秋雨开课，还在于他的大众影响力很强，拥有丰富的媒体经验，曾经担任《秋雨时分》主持人，又担任青歌赛评委，对于内容和表达都游刃有余。

这种恰如其分的表达能力，在余秋雨声名未显的时候，就已经露出端倪。上世纪90年代，复旦的老师蒋孔阳请余秋雨来讲课，教室里围的水泄不通，听完课的学生们很惊叹，都说没见过这么会讲话的，他能把一些抽象的美学和哲学概念，用通俗的语言表达出来，并且完全脱稿。

从1999年开始，余秋雨参加了凤凰卫视牵头的千禧之旅，跟随车队，走过了埃及、以色列、巴勒斯坦、约旦、伊拉克、伊朗等国家，实地考察恐怖主义控制地区，坚持每天写一篇专栏。

在此之前，很少有学者与媒体有如此深度的合作。在《文化苦旅》的责任编辑王国伟看来，那是余秋雨全面拥抱大众媒体的开始。「《文化苦旅》刚出的时候，他对于媒体还是拒绝的，后来和媒体越来越接近。我觉得他是个入世的，不是一个坐冷板凳的（人）。」

如果说《文化苦旅》一炮而红的年代，是中国从文革断层走出来之后的纸质出版的高峰时刻，那么到了20世纪末，电视的广泛普及则将人们带入了一个新的传播时代。而恰恰在这一时刻，余秋雨又开始介入了电视制作，包括千禧之旅、后来的国际大专辩论赛、青歌赛，以及数不清的各种电视专访与对话，他又一次赶上了时代转变与传媒转型的红利。

「他（余秋雨）是一个有传播意识和介质敏锐度的文化人，他非常清楚地知道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传播中心的，他就会适度地让自己做调整。」顾文豪说。「当然时代大势不是他能去算的，而是说他的直觉很好，敏感性很好。在这些方面他不是一个太保守的人，他有些时候好奇心比较重，有时候他愿意试一试，音频付费也是这样。」

苦旅

当然，余秋雨的口才落到笔下才最令人惊艳。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余秋雨写作出版了包括《艺术创造工程》、《戏剧理论史稿》在内的一系列学术著作。

原《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张英曾多次采访过余秋雨，迄今都还记得看了余秋雨的《艺术创造工程》后的感受。他告诉《人物》记者：「他写得非常美，你要说哪一个人能够把理论用那么激情洋溢又那么美的文字，把艺术非常枯燥无味的东西解释得那么清楚、形象和感性的话，余秋雨可能算一个。」

这些著作为余秋雨在学术圈赢得了声名，也帮他开启了仕途。他先后出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

仕途一片光明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在谷底挣扎。当时他住在上海龙华一个简陋的两居室，每逢下雨，家里就漏雨，身体也不太好，常常生病，情绪总是低落。家旁边挨着一个殡仪馆，朋友常开玩笑：「觉得自己不行了，用不着向殡仪馆叫车，自己慢慢走去就是。」

比起病痛，更焦灼的也许是精神的撕裂感。他曾在《家住龙华》一文中写过当时的状态：「已经被书籍和学问铸就了一大半生命，又要分匀出去一大半来应付无穷的烦人事。每件事都是紧迫的，无可奈何的，甚至是堂皇庄严的。」他只能在敲门声和电话铃不会响起的半夜，用凉水抹一把脸，开始看书写作。

当时他读康德，看到一句很触动的话：什么叫自由？自由是一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的多寡。「其他都是假的，就是一个人完全自由地支配时间有多少，对我来说真正的自由就是我自己能控制多少时间。」

就在那段不甚自由的苦闷时间里，余秋雨完成了《文化苦旅》的大部分写作。当年时任上海知识出版社常务副总编辑王国伟还记得看到《文化苦旅》手稿时的场景：「扔在书房角落里，像一堆废纸，有杂志的复印件，有他手写并修改过的，还有几块内容用糨糊粘贴的，稿子上满是别家出版社各种色笔画画改改的痕迹。」

没人觉得那会是本畅销书。在王国伟之前，余秋雨曾把原稿寄给多个出版社，但都杳无音讯。一位不愿具名的出版社编辑告诉《人物》记者，他还记得副主编看到《文化苦旅》原稿的评价：「散文不是这么写的。」

当时流行的是专栏式的城市散文，更关注情感和日常生活，对于更宏大厚重的表达，市场并没有表现出太大的兴趣。有出版社想把《文化苦旅》做成一本放到旅游地卖的小册子，余秋雨非常不高兴，拒绝了。

王国伟把到处碰壁的《文化苦旅》从角落里捡起，安排一位已经退休的编审，用稿纸誊写清楚，仔仔细细读了一遍，觉得这本书写历史大事件，把历史事件和自我感受完美结合，很有细节美。

总编辑支持王国伟的判断，但就是有些担心未来市场销售前景。最终，王国伟说服了总编辑，不但出版了精装本，新书首发仪式定在了当时上海最大的新华书店，「一开始我们就给它高定位的登场。」

市场反应超乎寻常的热烈，首印的一万册在三个月内售罄。许多名家给了很高的评价，余光中说：「中国散文，在朱自清和钱钟书之后，出了余秋雨。」白先勇说：「余秋雨把唐宋八大家所建立的散文尊严又一次唤醒了。或者说，他重塑了唐宋八大家诗化地思索天下的灵魂。」

金庸则把他和鲁迅并立，「北京有年轻人为了调侃我，说浙江人不会写文章。就算我不会，但浙江人里还有鲁迅和余秋雨。」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最畅销的时候，零售商都得搭配着买其他书，才能抢到出版社的配额。他觉得这本书的成功是天时地利人和，人们刚刚走过一个信息短缺的时代，当时又盛行「文化热」，这本书恰好满足了这样的阅读需求。「拿到现在互联网时代（出版）的话，可能就没多少人会读。」

《文化苦旅》真正从畅销书到长销书，是在进入了上海的中学之后，王国伟注意到，《文化苦旅》有很多铁粉，是上海各个中学的语文老师，还有全国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出版社敏锐地开始把营销重点调整到教育部门和学校，《文化苦旅》的不少篇章被选入各类语文教材，同时进入中小学阅读推荐书目，从此，一代又一代的学生变成了余秋雨书目稳定的购买群体。

王国伟后来约过几位中生代的优秀学者，试着写类似的文化大散文。他们努力了半年，没有写出来。最后大家都表示，「这是属于余秋雨的能力，我们不具备他这个能力。」

《文化苦旅》

风波

参加完凤凰卫视的千禧之旅后，余秋雨成为了全中国的文化偶像，进入自己的高光时刻。

上文提到的那位出版社编辑记得，当时和其他几家出版社争夺余秋雨书目版权的战况。接待他们的是余秋雨的助理，对方用半只手跟他握了手，简单说了句：「你们回去写一个出版方案。」

他回去读完了余秋雨所有的书，绞尽脑汁写了好几天，终于如愿拿下几本书的版权，社内一片欢腾。

新书的首发仪式定在上海，「余秋雨当时已经是上海的文化标签，不敢说万人空巷，但也是盛况空前了，年轻人老头儿老太太，来的人特别多。」主编担心地问他：「你准备好了吗？别变成治安事件。」他们还安排了余秋雨的演讲，由于人太多，不得不租两个场地，一部分观众在现场观看，另一部分只能看电视直播。

那是余秋雨如日中天之时，然而好时光短得让人叹息。千禧之旅结束没多久，北大中文系学生余杰发表《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一文，声称余秋雨在文革中参加过「石一歌」写作组，写过极左文章，称他是「文革余孽」、「文化流氓」。

之后有人开始调查余秋雨到底在文革中做了什么，有人批判余秋雨的文化考察不过是「文化口红」，有人揭露余秋雨著作中有一百多个文史差错；这种讨论甚至进入了私人领域，余秋雨与马兰三不五时就要「被离婚」一次。

余秋雨回忆，舆论最激烈的时候，有一次他和马兰上街买菜，马兰走外侧，他走里侧，经过报摊的时候，马兰拽着他急急往前走。他觉得不对劲，停下来扫了一眼，看到了惊悚的报刊标题：《余秋雨是文化杀手》、《艺术的敌人余秋雨》、《余秋雨为什么不忏悔》、《剥余秋雨的皮》……他看得脊背发凉，一个曾经视他为宠儿的媒体时代就这样仓促结束了。

和余秋雨相交二十多年的林东记得，余秋雨当时在私下对这些事表现得云淡风轻，别人不问，他也不提，别人问了，他就简单说几句，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愤世嫉俗。

但张英写的《余秋雨片段：1963—1980》发表之后，接到了余秋雨的电话，「他说你们被一些人利用了，我冤深似海，我好比窦娥一样冤，我好比当年阮玲玉一样冤。」

张英的文章被外界认为基本厘清了余秋雨那段历史。他证实余秋雨亲自写的，只有两篇措辞并不算太过头的文章。

然而，对这两篇文章，余秋雨依然否认了。余秋雨说，自己那时候只写过《世界戏剧学》一书。「我面对着重重的灾难，咬着牙齿编出了一本《世界戏剧学》，直到现在还是全国在这个领域唯一的权威教科书。」

在张英看来，余秋雨是个完美主义者，不能容忍人生的一点点污点，「这点上他不愿意低头，他觉得低头他就是被判了罪名一样，成为人生的污点。」

外界对余秋雨的攻击还有一件事。上海《咬文嚼字》一位编辑，找出了余秋雨书中的一百多处文史差错，在报纸上刊发后，余秋雨认为是双方理解的不同，并非自己犯了错，再次引发舆论围攻。

王国伟记得，《文化苦旅》出版后，确实有读者写信来指出一些典故的使用错误和个别字的笔误。「其实事情本来不大，如果发个简单声明，欢迎并感谢读者找出书中的错误，如经核实，就在加印时修改。这就是大家风范了。」

他认为，再大牌的作家也是经不起语言学家挑剔的。事实上，反击和辩护的结果，反而让读者忽略了文章本身，让人的感觉却是他拒绝批评的态度。

关于那段舆论最黑暗的时期，余秋雨现在的总结和十几年前并没有太大变化：「有十几年时间所有的媒体都在骂你，这个太可笑了。现在要问的不是说余秋雨如何被骂，要问为什么他们要糟践余秋雨，因为他名声大，因为他做的事情太辉煌了。辉煌谈不上的话，至少他做的事情较为重要，那些人就来了。」

张英反思过当时的媒体环境，「客观来说，当时几家市场化媒体报道一边倒，报道倾向性偏向批评者，不够客观中立。这会导致余秋雨进一步的反弹，他反应一过当，双方激化，就没法再回到那个原点了。」

高峰之下

淡出的日子里，他还在出书。诸多争议，似乎并没有影响余秋雨三个字在图书市场上的号召力。

去年三月，余秋雨来北京领了作家出版社颁发的「超级畅销纪念奖杯」，奖杯上镌刻着「4200000」的数字，这是他和作家出版社合作18年的销售总量。

繁荣的数字之外，他的新书似乎有些寂寥：依旧畅销，却不再像早期的书那样引起广泛的讨论。420万册的销量里，卖得最好的是2000年出版的《霜冷长河》和2002年出版的《千年一叹》，分别再版70多次，销售量都达到了120万册以上。

《千年一叹》之后，余秋雨的新书主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回忆作品，以《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到了》为代表。另一类是对以前作品的改写、增订和结集，以《游走废墟》、新版《文化苦旅》、《寻觅中华》为代表。

2007年出版的《游走废墟》囊括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借我一生》三本书里的精选。2008年出版的《寻觅中华》里，余秋雨对以前的文章进行了大幅度的改写，增补了一些关于中华文化基本经络的文章。2014年的新版《文化苦旅》，是对旧版的改写和增订。

有书评人士认为，从2004年出版《借我一生》起，余秋雨的写作流露出越来越多的自我化倾向——在那本书里，他讲述自己的家族历史，以及对那场舆论风暴的回应。

到现在为止，王国伟都觉得，余秋雨写的最好的书依然是《文化苦旅》，因为它是个非功利写作，是余秋雨十几年的积累，「他也没想到以后会成为畅销书，就是把自己的读书和考察写下来，所以他的写作状态非常好。《文化苦旅》畅销了以后，写《山居笔记》总会带有一点对这个书的以后销售上的期待吧。后面的书都写得太快了。」

「读者是有感受力的，他能感受你写作的那个状态。」王国伟说。

在他看来，《文化苦旅》之后，余秋雨发生了一个写作面向的变化，从精英写作转向了大众写作，「他是为大众阶层写作，不是为学界写作。大众需要煽情，大众很喜欢他的东西，所以他的书每本都能卖得好，那么带来的另外一面，精英就对他就是一片批评声。」

张英也有同感，他买过余秋雨所有的新书，「从学术成就来讲，我觉得他还是在吃老本嘛，后面没有太多新的突破。散文也是，《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是高峰了。」

一位读者从小读余秋雨的书，现在偶尔还是会读旧版的《文化苦旅》，每晚给孩子胎教的读物也是这本书。读完他最新的《泥歩修行》，她的感觉是：「秋雨老了，止步不前，但秋雨的读者在成熟，一直在进步，余秋雨的文字已经难以满足被他带着长大的那一部分读者的需求了。」

余秋雨最稳定的读者群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他的写作一直是在一个基点上，煽情啊表达啊可能对一个年轻人来说，是惊喜。但在我们这一代人来看，煽情就有点做作。」王国伟说：「一个作家只要有一本书就可以奠定他的地位，他可能后来写了20本、30本，但是都在高峰之下。余秋雨所有的书里，最好的就是两本，《文化苦旅》和《山居笔记》。」

在《借我一生》、《吾家小史》、《我等不了了》里，余秋雨用了大段的篇幅回应舆论的攻击和批评，王国伟感觉那是一种带着情绪的写作，「如果真是大师，应该平静地面对所有的批评。他太在意外界了，如果他还在意别人对他的批评、去反击别人的时候，他是永远不可能往上走的。」

现在的余秋雨，对于文字的表达有一种近乎偏执的自信：「这是我比较倔的地方，我跟出版社明确讲了，不能添字，不能减字，一个标点都不能改。这文章是很复杂的事情，它里边有节奏，有韵律，这是潜伏的东西，责任编辑是搞不清楚的，那怎么可能来改我的文章，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你再大的文章，李白也不能给杜甫改，杜甫也不能给李白改，大人物也不能改。」

「出版社坚持要改怎么办？」

「那就马上换个出版社。」

在王国伟记忆里，曾经的余秋雨不是这样的，「那个时候我给他改稿子，有错就改，跟他说什么都肯的。」

在他看来，某种意义上，现在的余秋雨活在一个自我构建的王国里，「他周边接触的这个圈子传递给他的信息已经把他捧得已经不得了了，没一个人真正地能以朋友的方式非常中肯地和他去讨论这些问题。」

茶饮

余秋雨目前没什么写作计划。他现在每天在家里写毛笔字，穿着红短裤，赤着胳膊，伏在案上写《离骚》或者《逍遥游》，几天几夜，茶饭不歇，写错就撕了重来，屋子里到处弥漫着墨的味道。

林东还记得，有一次余秋雨来北京，给她带了一幅自己的作品当作礼物。林东当时正要去看望另一位爱好书法的朋友，有些忐忑地征求余秋雨意见，能不能把这幅作品送给那位朋友，余秋雨愉快地同意了。「之后他再也没送过我字画（笑）。」

余秋雨没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累了就睡，醒了就做事，不进行体育锻炼，偶尔使用家里一个30块钱的意尔康健身器材，偏执地认为规律作息和体育锻炼并不能让人长寿。

他没有手机，别人联系他，只能通过助理和马兰。马兰是他生活里最重要的篇章，在三个小时的采访里，他提了75次马兰。结婚几十年，他与马兰互为拐棍，家里没有雇过保姆，一切家庭琐事，清洁、打扫、修理、买菜、煮饭、洗碗，全都自己做。以前是余秋雨换灯泡，现在岁数大了，换成了马兰。

他几十年都没去过理发店，头发都是马兰给剪，三下五下，剪的很快。「剪多剪少的，经常哈哈大笑。」

家里离菜市场有点远，通常是马兰开车，两人去买菜，他对菜市场各类蔬菜价格了如指掌。他练就了做饭的好手艺，典型的上海菜样样来得。有一次他同学请大家吃婚宴，他提早去了，把宴席上的几个菜都尝了一遍，说这几个菜都要重新做过，然后挽起袖子，把桌上的菜都重新调了味。

对现在的余秋雨来说，吃点什么，喝点什么，花是不是该浇水了，厨房是不是该打扫了，都是生活里很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听起来有点琐碎，但只要依傍着他们，就会觉得双脚落地，很难再被花言巧语拉的太远。」他说。

连抹布的垂挂姿势都很重要。有的时候躺在床上，突然想起来厨房的抹布有一个角没挂好，于是爬起来，重新再挂。

看电视是个不能耽误的固定节目。他认真地看完了《琅琊榜》，觉得第二部没有第一部拍得好。现在最喜欢的歌手是华晨宇，觉得他是一颗超过了周杰伦的新星。

去年，他看到新闻里的一张图片，1937年的小女孩和2017年的小女孩在同一张图里，一边写着「那年乱世如麻」，另一边写着「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他眼眶湿润了。「搞艺术的人，他的心会比较软，这敏感和他的职业有关。」他说。

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余秋雨，他的周到细致都是大家公认的。

在饭桌上，余秋雨和陌生人打招呼的方式是：「侬是哪里人？」对方回答之后，他会熟练地说出该地的特产、风俗和文化背景，甚至当地官员的变迁，从而迅速打开话题。「吃过一顿饭，他就记得你是谁。」顾文豪说。

「他待人接物都会显得很体贴，很少有学者会愿意跟采访他的人保持那种体贴的。」张英说。

作家出版社的编审王淑丽和余秋雨合作了近二十年，「我接触过很多的作家，别人有时候不会在乎一些细节上的表达。但余秋雨对你是一种朋友的关系，他会问你的家人好不好，你好不好，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点拨你。」

2003年的时候，王淑丽的父亲得了癌症，又赶上「非典」降临北京，全城戒严。余秋雨和马兰第一时间给她打了电话，问她是否需要紧缺药品和物资，「他们怕我精神上承受的压力太大。」

林东说：「他对朋友的事情特别认真。你要是跟他说有什么事，说我需要帮忙，他会很上心地把这个事给你办好。」

在顾文豪看来，余秋雨骨子里有点老派上海人的腔调，「其实他有些江湖气的，就是他愿意帮忙的。」

余秋雨身边的人，都跟了他很多年。司机曾因为照顾家里的老母亲，经济上捉襟见肘。余秋雨给司机出了两个点子，「一，我给你找上海最好的养老院，二，她晚年所有的钱都我出。」最后他帮司机的母亲找了养老院，承担了全部费用。

林东觉得，余秋雨这些年没什么变化，「岁月催人老」这句话不适用于他，他似乎还是九十年代初自己刚认识他的样子，「这个人完全不脏，你知道吗，很干净。一个干净的人他不会说是被时间或者世俗的这些污垢污染的，我感觉是这样。」

余秋雨写过很多书，多到书架摆不下，也走过很多吉凶难卜的路，回望过去，他说：「我没有后悔自己过去走的路，一点没后悔。我呢，每件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做到最好我才能离开，就像一个人想走很多山峰一样，你没有跑到这个山的山顶，你很难说来过这座山了，就在山脚下晃晃这是不行的。我对人生没有后悔的。」

关于毁誉参半的大半人生，他不想总结，也不想给自己下定论，「对老年人最残酷的事情有几个，一个就是他明明生命快结束的时候，还要剖开他的肚子，剖开他的心脏挤压，这叫做残酷抢救。另外一个就是在他的名字前加个头衔，这都是最残酷的事情。他活着就是生命啊……我的墓碑上最好只有名字和日期，日期都可以不要有。」

如果明天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他希望早晨起来，吃一碗麦片稀饭，然后到湖边走走，不用特别的安排，安静地度过普通的一天。想了想，又补了一句，「当然我希望和马兰在一起。」

聊到衰老这件事，他说了这样一段话，「老年时代是诗意的时代，真正的诗意是在老年，因为他一切追求都追求过了，一切目标都已经失去了，剩下的就是像诗歌一般过日子。他拥有长天白云，拥有非常没有实际目的的美好的晚年，他又可以很温和地劝告很多年轻人，能够安静地过日子，这就是诗啊。」记者注意到，旁边的工作人员因为这段话，眼睛有些湿润。

他说：「我现在完全没有目标，因为遇到很多不好的事，也遇到了很好的事，所以就没有目标了，就是快快乐乐地过日子，让周围的人能够因为我过得更好一点。」

结束了一天的拍摄采访后，上海的雨依然没有停。窗外车灯明灭，车子里昏暗沉默，余秋雨的脑袋像小鸡啄米一样渐渐垂下，一会儿便传来了均匀的呼吸。不知谁的手机响了一声，他醒来，恍如一场大梦方惊，伸着脖子犹犹豫豫地问前排工作人员，「跟马兰说过了伐？我一会儿就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