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中国机长》

将传奇故事搬上影院银幕。

那是劫后余生的惊险传奇故事，是新闻报出后的集体鼓掌与庆贺，也是社交网络充满民族自豪感的狂欢。

2018 年 5 月 14 日，四川航空 8633 号班机从重庆江北起飞，在 40 分钟后到达约 9800 米的高度巡航时，驾驶舱挡风玻璃突然破裂脱落，飞机瞬间发生快速减压。

一瞬间，超出人体接受范围的低温、让人难以行动的大风、噪音、通信困难、机件故障、紧急下降高度限制……生死攸关的状态下，条件艰难，时间紧迫。 在正副机长的努力下，飞机最终在 35 分钟后安全降落。

飞机降落后多家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社交网络上也尽是对“中国机长”的赞誉。

这是中国第一起驾驶舱释压事件，而在世界民航史上也有过类似的事故和传奇。 1990 年 6 月 10 日，英国航空 5390 号班机驾驶室挡风玻璃突然脱落，机长半个身体被高空气压吸出舱外失去意识，最后在多方工作人员的努力下航班终于安全降落。

这件事后来被拍成了纪录片，录入《空中浩劫》第二季第一集的“Blow Out”。 国内一家航司的资深飞行员告诉 PingWest品玩，这档节目是他们民航学员必看的下饭视频之一。

同样是惊险事故和传奇，川航事件自然也少不了电影公司关注。 与英航事件的纪录片不同的是，它被拍成了电影《中国机长》，戏剧性更强，受众范围也更广。

距离事件才发生不到一年，《中国机长》就已宣布定档，将于 2019 年 9 月 30 日上映。 上映之前，PingWest品玩在杜比实验室的邀请之下，见到了该片导演和后期制作机构 OneCool 的负责人，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背后的制作故事。

把“整架飞机”从天空中搬到片场

2018 年 5 月，原型事件发生，很快片方决定要拍摄这个题材； 8 月，剧本通过备案审核。 留给整个主创团队的时间并不多。

尽管时间很紧张，但包括导演在内的团队都在开拍前多次前往四川，与刘长健机长等机组人员交流，张涵予、欧豪、杜江等演员也在四川航空培训中心接受了专业训练。

演戏这件事，天赋和努力哪个更重要？ 陶虹在接受采访时是这样回答的： “我觉得你要是有天赋的话，一定要百分之百的努力； 你要是没有天赋的话，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干别的。 ”

演员是这样，导演、编剧等其他影视创作职业也是一样。

“我从小不太喜欢看文字，就看图片。 ”

对图像和视觉敏感的特质，在导演刘伟强身上很早就有所展现。 他在导演之前以摄影师出身，曾负责多部王家卫电影的摄影工作，如《旺角卡门》和《重庆森林》，都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摄影”提名。 执导后也产出了不少代表作品，如《无间道》、《头文字 D》等。

现在大部分电影在拍摄前都会用电脑模拟场境及镜头运动做拍摄准备的小样，而刘伟强在拍摄《中国机长》前选择了更传统的方法： 找画师将自己脑海中的影像先画下来。

如何将飞机移动画面通过镜头展现出来，是其中一个难题。 故事发生场景是在机舱内，空间狭窄，极大限制镜头的位置； 另一方面，飞机的晃动也需要模拟出来。 刘伟强为此跑到了美国向其他专业团队学习，了解到对方通常是在平台上搭出一截机身。

“我说不行，一定要超越他们。 ”

最后片方斥资近 3000 万元，制作了 1:1 的同型号模拟机，重量超过 20 多吨。 川航工程师在这个过程中帮了不少忙，与多位工程师和科学家反复沟通计算，将机身分为头、中和尾三部分，设法使三者连接并同步运动。

模型高度还原真实飞机，也就意味着机身内部的空间会和现实中的机舱一样紧凑，刘伟强采取的办法是在需要时打开机顶，用长轨道拍下不同角度的镜头。

刘伟强还给工程师团队提出了一个“更过分”的要求——他想要实时操控这架模型运动。 没想到工程师们真的给他做出了一个操作程序，只需要捧着 iPad 两端上下摆动，飞机便会随之摇摆。

这也意味着，放置模型的拍摄场地不仅需要占地面积大，对高度空间也有较高要求。 最终团队选择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拍摄，飞机模型最高离地最高达 20米，机尾升高到 15 度。

片场还配备了高压液态管和高强度风筒，可释放出高达 10mpa 的气压、喷出接近 8 级风力。 又是整个空间晃动，又是高压大风，拍摄环境对演员的身体素质要求可想而知。

刘伟强表示，他们在挑选演员时最先筛掉了心脏病患者和高血压人群，担心他们爆血管。 最终选定的演员，也需要在开拍之前的三个月内每天早上跑步，现场还配备了医疗团队密切关注演员身体情况。

即便如此，正式开拍时还是有不少演员因为飞机的剧烈运动而直接在片场吐了，饰演机长的张涵予在驾驶舱内更是“每天喝风喝到饱，根本不想吃饭”。

流水的题材，铁打的后期制作伙伴

影片素材拍摄完毕，进入后期制作阶段，刘伟强需要不定期地前往泰国的一家影视工作室，监管后期制作工作，及时与后期负责人沟通。

工作室名为 OneCool，不知道的人可能会以为它是一家泰国本土企业。 实际上，这家机构由古天乐与朋友 Bobbie 在 2013 年合作成立，中文名为天下一后期制作公司，也就是天下一集团的前身。

Bobbie 在香港出生，曾先后在邵氏电影、先涛数字制作等多家影视企业负责后期制作工作。 尽管 OneCool 成立只有 6 年，但大部分成员都是直接来自 Bobbie 此前带领共事多年的团队。 王家卫等香港知名导演都是这支团队的长期合作对象，内地也有不少影片专门到泰国找他们做后期，如《让子弹飞》《红海行动》《匆匆那年》等。

Bobbie 表示，对后期制作人员来讲，一家公司要成长一定要遇上好的客户，比如刘伟强、王家卫、林超贤等，才能使自己不停留在舒适圈，“我们比较幸运，一直都遇上要求很严格的导演在推动我们进步”。

Bobbie 和刘伟强第一次合作是 1996 年的电影《风云》，到今天，他们已合作了有 23 年之久，早已成为熟悉彼此的伙伴和朋友。

▲左为 Bobbie，右为刘伟强

“OneCool 跟刘导的关系就像是，刘导的作品永远都是 OneCool 的小白鼠。 因为每次有新的技术，包括杜比全景声和杜比视界，刘导都是第一个尝试并采用的导演之一。 ”Bobbie 说道。

在电影开拍之前，刘伟强就已经决定了后期的安排： 使用杜比视界和杜比全景声技术，后期也一定要和 OneCool 工作室合作。

“故事取材于真实事件，所以整体的调色取向，会以自然为主导，令观众更有代入感。 杜比视界从质感来讲，我觉得是现在为止最好的。 同样的素材，例如对白、音乐、特效，杜比全景声会增加空间感，让声音设计师有很大想象的空间。 ”

OneCool、杜比和刘伟强三方，已经在多年的顺利合作之下形成了一种互相成就的稳定组合。

对 OneCool 来说，好导演能推动他们进步，使用优秀的新技术也能跑在行业前端； 对导演来说，OneCool 团队懂得他要什么也能做到，杜比视界的高对比度和丰富细节加上杜比全景声的沉浸式音效也能帮助他更好地说故事； 对杜比来说，优秀导演能妥善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 ，OneCool 也愿意投入高成本搭建设备，这都是很珍贵的资源。

技术是工具，也是引领者

“我是第一个采用杜比全景声的华语导演之一，当一个导演需要全方位学习很多东西。 ”

即使是“传统老电影人”，刘伟强也在追赶着最新技术。 技术是影视创作者表达创意的工具，而进化迭代的新技术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输出创意，甚至扩宽创作空间。

刘伟强导演向 PingWest品玩举了一个例子： 在杜比全景声出现之前，他们想要拍出有人从房间一端走向另一端的场景，必须拍摄他的脚步移动画面； 但现在就可以直接用声音对象的移动来实现这种效果，从而将节约下来的画面时长留给其他镜头，传达更多信息。

“当年有人形容杜比全景声是 3D 的声音，因为它多了上方的维度。 更重要的是声音对象定位更加准确，通过每一个音箱独立发声准确呈现声音轨迹，（使得音效方位）移动很顺滑。 ”杜比实验室大中华区内容与行业合作总监柯永德介绍道。

这种技术上的提升有时也能反向刺激创作者，让他们萌生出更多的创意灵感。 如毕赣在《地球最后的夜晚》中使用 3D 技术来描绘梦境的体验，刘伟强则在《中国机长》中通过低音炮来营造飞机从地下俯冲穿过的体验感。

Bobbie 举了另一个例子，他认为杜比全景声最高级的应用作品是在《地心引力》。 片中有演员在太空边漂浮移动、边对话的场景，在支持杜比全景声的影厅中，观众能听到演员的声音随着方位变化而移动，仿佛演员就在自己四周移动。

这部影片在当年也取得了奥斯卡的最佳音响效果和最佳音效剪辑奖。 杜比实验室柯永德表示，“以往对白的声音总是在观众前方，而阿方索·卡隆是第一个敢把对白变成声音对象、在影厅前后左右移动的导演。 ”

随着未来影视制作技术的发展，我们将能看到更多类似《阿凡达》《地心引力》这样的标志性作品，打破原有制作方法局限，以全新的形式为观众营造更真实的沉浸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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