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 | 新竹交大前校长张懋中：求学问，需学问

作者 | camel
编辑 | 唐里

“当你真做到一个好题目的时候，你很难停下來。你会有那种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感觉，一步一步地向前行，你似乎知道它一定能成，停都停不下來，真是妙不可言！”

张懋中教授是那种「观之儒雅，就之可亲」的学者，但当谈起他的研究经历却两眼放光，在其文儒的外表之下透示出一份特别激动。

现年68岁的张懋中是美国工程院院士、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的讲席教授兼电气工程系系主任，也是新竹交通大学的第 11 任校长。

张懋中教授对高速半导体组件和高频无线及混合信号电路在通信、雷达、联结、影像等系统的研究贡献卓著。其所研发的砷化镓功率放大器制成的手机信号发射器在全球使用量已超过500亿台，为无线通讯产业界及学术界带来开创性的贡献，荣获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IEEE)会士、美国工程学院院士(2008)、中华民国中央研究院院士(2012)以及美国发明家学院院士(2015)等荣誉。更曾获美国IEEE David Sarnoff Award (2006)及英国IET J. J. Thomson Medal for Achievement in Electronics (2017)，表彰其在近代高速电子学的先驱成就。

 

1、台湾 AI 发展

在张懋中就任新竹交大校长职位期间，促成交大与阳明大学合校。阳明大学是台湾地区最好的医科大学之一，张懋中表示，两校合并之后，双方最有兴趣做的事情是 将医学数位化 ，“我觉得这是整个世界的未来，也是我们人类的未来，值得我们共同去开发”。

近几年「人工智能」在研究领域和产业领域都进入了新的高潮，国内诸多高校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纷纷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培养人工智能人才。台湾地区也不例外。

在2018年，新竹交大成立了台湾地区的第一所人工智能学院，并在今年暑假之后开始招收第一批学生。 在台湾地区最引人入胜的是两个问题，一个是AI+农业，一个是AI+医学。 因为台湾的农业非常发达，但从事农业的人口却下降很快，这是AI最容易发展的一个方向；另一方面，将医疗AI化，是台湾地区最为紧迫的事情。这两个方向都是结果导向。

如何发展呢？张懋中认为AI的发展应该是软硬兼施，既需要有算法的支持，同时也要有芯片的发展。而台湾地区在AI方面， 最有优势的领域是半导体 ，因此他们期望能够借助半导体所产生的智能来发展这两个主题。“这也是我作为一个髙校教育者最大的兴趣。”

张懋中表示：“人工智能学院是一个全新的学院，我们的发展模式有点像MIT的方法。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完整的师资以前，我们先要求我们的电机、资讯、管理、科技、法律各方面的学院都派教授来支持，譬如说我们有30个教授缺，我们先请15个其他学院但已经在做AI的教授过来，让他们过来帮忙。初期是这样。长期的话，当然要逐渐的装备自己。”

2、求学问，需学问

张懋中教授不仅仅是一位学者，同时对教育也有深刻的观察和思考。

在接受采访中，张懋中讲述了他在对比了中西教育模式后的观察思考，即： 当前中国的教育，学答太多，学问太少。

“长期以来，台湾的教育，据有民国以来的优良传统，但是近年来的趋势，在教育方面可以用一句话来讲‘学答太多，学问太少’。”

李政道先生曾讲“求学问、须学问，只学答，不学问，非学问”。“学问”是要学怎么发问？怎么问到一个有意义的问题。

张懋中表示：学答太多，讲得偏激一点，就是只学答不学问。这有很不好的一面。台湾地区的代工生产业世界排名第一，但是因为只学解决问题，不学定义和架构问题。所以尽管台湾在半导体产业方面发展很好，但它却不能够定义未来。在科学方面也是如此，你看我们的数学家，老是求解决各种外国数学大师所定义的猜想。但我们自己从不猜想，只是解决费马或希尔勃特的猜想。 我们必进一步，从只能证明别人所提的猜想，到提出猜想让别人去解，让别人觉得有意义来做，我们就进阶成功了，在求学问上、在做产品上都得要往前定义未满足的需求。 ”

张懋中举例史蒂夫·乔布斯。许多年前乔布斯就说我们需要iPod, iPad、又需要iPhone，当时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才不需要”。但几年之后你发现大家都用了，你也不得不用。实际上，他已经替你定义了它。他不但定义了产品，他还定义了你使用这些电子设备的生活方式和内涵。

“近代中国我们似乎还没有出过这样的人。我们是等欧美先驱者把问题提出来之后，才去帮他们解决问题。这本质上就是在替他们打工。我们自己不能定义未来产品，或未来世界应该怎么样，这个很麻烦，我们华人300多年来对科技缺乏重大的贡献。 可能是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去学答而从不学问。这是我们近代教育里面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我们未能教育出具备定义未来的能力和勇气的领导人和先驱者。 ”

另一方面，张懋中提到“如果能够早一点出国的话，在学习如何定义未来方面就会比较好一些。”丁肇中先生就是一个例子，他在高中毕业之后便出国留学，后来凭着对物理学的开创性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

“因为在我们的环境里面呆久了以后，容易一天到晚去解别人已知问题或者是已解的问题。我们可能比当初提出问题的人做了更严格的证明或推演，或者作出更细的产品，都没有太大的创新意义。世人只会记得最初提出这个问题、定义这个问题的人。我们一点功绩都没拿到，我们不但没拿到奖，也没拿到红利。那我们是在干什么？ 我们就是规规矩矩地过代工的好日子？只求过一个平凡的小日子，这在台湾叫做‘小确信’。很可惜！ ”

张懋中认为，中国的教育之所以这样， 原因在于过于急功近利 ，这无论是在台湾或是大陆基本都一样，这是我们民族的一个特性。表现在我们的教育中就是，怎么样能够进排名最好的大学，怎么样能够出国留学，怎么样能够赶快拿到博士，至于拿博士过程中做了什么，好像并不重要。但作为对比，像乔布斯，他念了一年大学后就辍学了，这在中国看起来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们社会不能容忍这样的人，所以也没办法容忍进步。

张懋中补充道：“当然我并不是说学答不是好事。学答是好事，但是你不能花那么多的时间才学那么一点的学答的技巧， 你应该更有效的、更短的时间学到更多的技巧。这样子你才能腾出时间来去‘学问’，这才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事情。 ”

3、“影响因子”只是一种或然

张懋中是本年度未来科学大奖的评审委员，指出他们评选候选人主要看真正对人类文明和生活的“impact”（影响），即“对我们人的生活或知识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往后50年、100年还会有人记得”。

未来科学大奖在去年“计算机”方向选了林本坚教授，“很简单，没有他的话，半导体的摩尔定律老早就结束了。他的研究让摩尔定律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依然有效，不断精进，这是了不起的贡献。今年我们之所以选出王小云教授，是因为她是在加密、解密这一块做出了了不起的工作。这块重要不重要？当然重要，因为你要让网络能够顺利运行的话，必须要有能力掌握信息本身的安全性。王小云教授在这块儿对全世界都有巨大的影响，她把全世界认为标准的加密的方式给破解。本来认为譬如说都要10^20单位的时间才能破，结果他在10^3的单位时间里边给破解了，那就不行了，我们整个码就得重新来考虑。”

近年来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国内不断出现了不少科学奖项。张懋中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大家都是希望鼓励已经对于人类的文明和社会做了重大的改进贡献的人，这些人应该得到未来科学大奖的认可。”

“这样的话，大家就会比较鼓励真实的工作，而不是说我在Nature、Science上发表几篇文章。发表论文、有多少citation，可能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事实上，发表的几篇论文，在哪里发表，citation多少，impact factor 多少，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本质上来讲，impact factor 只是估计“可能造成影响”的一个或然率。 如果没有解决真正的问题，其产生 impact factor 的或然率可能是0。换言之，如果有真正的 impact ，完全不需要猜测的 impact factor。

 

4、那种妙不可言的感觉 

今年 7月张懋中从新竹交通大学校长的位置上退休。 问起他接下来的打算，张懋中表示，“我将回到UCLA，因为还有几件我认为比较有趣的事情，要赶快把它做一做。 ”

张懋中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整个通信频谱的趋势将是往高频走。 过去几十年人们用的电磁波频谱都比较低，电磁波的频率越低，波长就越长，因此传播距离和传播损耗相对较小，但是与之相对的就是天线等收发设备会更大。

“我们发现，位于超高频段微波和远红外频段波之间，有一段频谱（30-300GHz的毫米波频谱）兼有前面两种波谱的特点，但由于地球大气的吸收作用，在过去从来没有被人们利用。 ”该波段的波长为1毫米—10毫米之间，因此也称为毫米波波段（millimeter wave）。 张懋中表示： “我们认为这段频谱在未来会有无限的前景。 ”

张懋中介绍说，未来如果通信频谱的频率越来越高，波长就会越来越短，使用的电磁波就会呈现出“类可见光”的特性。 因此张懋中预测，过去用大口径天线这类组件来接收电磁波，此后接收器件可能会变成一种“介于天线和镜子之间”的器件。 他的团队研发出的砷化镓功率放大器也需要迎来革新。

当问起他为什么会重返科研第一线时，张懋中表示： “ 是这样子，当你真正做到一个好的题目的时候，你很难停。 你会觉查到那种在做一件对的事情的感觉，一步一步地走下去，你甚至知道它能成，停都停不下来，真是妙不可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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