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善文的“类比”戳痛了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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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研君说

导语

我们该人文的时候用科技忽悠，该科技的时候用人文忽悠。我们是一个文科生和理科生彼此鄙视的国度。其实彼此彼此，文科生没逻辑，理科生没文化。人文和科学真的要二元对立吗？我们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更加“重理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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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老喻在加 孤独大脑（ID：lonelybrain）

1、

高博士的一篇讲话戳中了不少人，不同人的痛点不同。我向来对宏观、政经毫无兴趣（本人是无害良民），无意指点。不过“类比”这个词儿，真的很好玩儿。

先过一下高博士的话：

中国人如何理解世界呢，包括很多受过教育的精英在内，中国人认识世界是两根支柱，一个是阴谋论，没法平心静气很客观去看待这个世界，另一个是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

比如去杠杆，我们的市场官员媒体理解它就是收水和放水，用类比理解世界很大问题在于类比是极其不精确的，忽略了大量复杂的细节，很多时候面目全非，牛头不对马嘴。

只说“用类比来理解世界，用打比方来理解”，让我翻译一下上面这段话：

1、我们没有“数字化的自然科学”的土壤与文化；

2、早熟诅咒：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

3、我们喜欢用占星师式的、没有因果关系的隐喻式推理；

4、我们该人文的时候用科技忽悠，该科技的时候用人文忽悠；

5、我们天天琢磨弯道超车（类比式的），不爱走正道（第一性原理式的）；

6、善于创造性山寨，然后试图摧毁原创；

7、我们缺乏某种“心原力”；

8、不愿意做吃饱了撑着的事情；

9、不愿意为自己无法享用的树荫种树。

2、

我在孤独大脑最早的文章《思维框架》里，提及了这个话题：

在TED演讲上，主持人问Musk：你是如何做到的？这些工程（上述那几家公司）是如此的天壤之别，规模上又都如此牛逼，那么一个人到底如何才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创新的呢？

主持人问：你的秘密武器是什么？

Musk答：

“我在想存在一种好的思维框架（a good framework for thinking）,那是物理学的东西，你知道，有点儿像第一原理推理（first principles reasoning），总体来讲，我认为存在...将事情缩减至其根本实质，并从那里开始向上理论，和类比推理刚好相反。”

“在我们的生命的主要阶段，我们一生都在进行类比推理，这基本意味着复制别人对待微小变化的方式，而你必须那样做，否则，从精神层面来讲，你就无法度过这一天。”

让我们先看一下，什么叫类比推理。

类比推理亦称“类推”。推理的一种形式。根据两个对象在某些属性上相同或相似，通过比较而推断出它们在其他属性上也相同的推理过程。

它是从观察个别现象开始的，因而近似归纳推理。但它又不是由特殊到一般，而是由特殊到特殊，因而又不同于归纳推理。

分完全类推和不完全类推两种形式。完全类推是两个或两类事物在进行比较的方面完全相同时的类推；不完全类推是两个或两类事物在进行比较的方面不完全相同时的类推。

这块我们不深究，简单对比概括一下：

• 演绎推理是由一般到特殊的推理；

• 归纳推理是由部分到整体,由个别到一般的推理；

• 类比推理是由特殊到特殊的推理。
  

以2009年国家公务员的考试题举例。

题目：杂志对于（  ），相当于（  ）对于农民。

A．报纸 果农   B.传媒 农业

C．书刊 农村   D.编辑 菠菜

分析：因为我们难以从题目中断定两词之间的关系，只能逐项代入，然后再类比两词之间的关系。通过代入我们发现“杂志对于编辑相当于菠菜对于农民”。两者间都是“产品和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因此答案是D。

看起来类比还是一种挺高级的东西嘛，高博士和钢铁侠为什么要批评呢？

类比，作为思维的主菜和配菜，区别还是很大的。

这又要说到“科学”话题。

3、

近1000年前，当欧洲仍处于“黑暗”的中世纪，北宋人沈括建设了一个巨大的天文观测台，和一个华丽的浑天仪，并发起了“大数据”采集工程：每晚3次测量行星的位置，并持续5年之久。

然而，沈括并未利用这些数据去推导控制行星行为的数学规律，而是（在编制日历之外）试图找到星相与现实世界线性的、简单的、无所谓因果关系的关联性。

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的“天文学”一章开篇就说：“希腊的天文学家是纯粹的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热爱者（托勒密即如此称呼希帕克斯），他们和本地的祭司一般没有固定的关系。与之相反，中国的天文学家和至尊的天子有密切的关系，在政府机关的一个部门供职，依照礼仪供养在皇宫高墙之内。”

《什么是科学》写道：

中国天文学的礼学性质，为政治服务、为伦理生活服务这种基本的研究动机，规定了中国天文学的独特任务和独特内容。

如果说行星这种天空漫游者是希腊天文学亟待解决的问题，因而希腊天文学本质上是行星天文学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天文学本质上就是天空博物学、星象解码学、天文解释学。

自古以来，中国最聪明的智者观天象以知天下，预测人世间不可知的未来，迄今络绎不绝。

利玛窦在他的《中国札记》中说：“他们把注意力全都集中于我们的科学家称之为占星学的那种天文学方面；他们相信我们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取决于星象。”

从经书、从八卦、从文字、从星相、从抽签、从黄历、从五行、从属相、从时辰、从星座、从血型、从颜色、从数字、从左右、从方向、从节气、从山水、从房屋、从动物...，我们有各种“占卜之术”。大多无法逃离“错误归因”（逻辑谬误的一种）之嫌疑：

“你从两个事物可能存在相关性，就得出一个事物是造成另一个事物的原因。

错误在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事物未必有因果关系，可能这两个事物有共同的起因，或者两个事物根本没有因果关系，它们直接的共存只是巧合。一个事情比另一个事情先发生同样不能说明两个事物肯定存在因果性。”

现实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类不那么科学的思维模式，已经成为我们文化基因的一部分。

4、

西方学者分析为什么“数字化的自然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原因之一是：

哲学和宗教的态度分歧。中国的宇宙学家们没假设有某种不动的第一推动者通过自然法则来管辖宇宙，而是相信天体的行为与凡间的人类社会相关联。

在黄仁宇看来，20世纪之前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名与实之间没有成功地得到连接。《驯服偶然》的译者前言里，提及他的感慨：

中国传统的治国方式是“间架性的设计”，即不由它“自身做主摸索而成，而是由政治家鸟瞰的态度裁夺”。这种“间架性的设计”被认为是“超时代的政治早熟”。

正如李约瑟评价朱子时所说，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

这种理念应用于社会政治方面，则出现这样的情况，“一般政令上面冠冕堂皇，下面有名无实。结果则是中国的亿万军民‘不能在数字上管理’”。

未有牛顿，早有爱因斯坦，让我想起朱清时院士的演讲《物理学步入禅境：缘起性空》：

“这里海水与波浪的关系，正是弦与音乐的关系。它们也正是物质世界与宇宙本体的关系。当我弄懂了这个道理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敬畏和震撼。读到这里，你可能感到：科学家千辛万苦爬到山顶时，佛学大师已经在此等候多时了！”

朱院士的演讲有其具体语境，以及对宗教的敬意。却道出了不少人心底对现代科学的情绪：你们这一套，我们的老祖宗早就预测过了，等着你们吭哧吭哧地论证出来而已。

爱因斯坦曾经问一位纽约时报的记者：“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而大家又都喜欢我？”

中国有句话可以回答他：画鬼容易画猫难。

一个刺耳的声音响起：智慧的人啊，既然你早早守在山峰上，能否走下两步看看？

5、

我们坚信现今世界的许多成就都是来自我们老祖宗的。

例如我们的《周易》早就发明了二进制。

戈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德意志哲学家、数学家，历史上少见的通才，获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

他从年轻时候起，就通过广泛阅读了解中国传统文化。1697年10月,法国传教士白晋与莱布尼兹开始了通信。于通信中,莱布尼兹阐明了自己的二进制观点。 

1701年11月,白晋从北京给莱布尼兹回信，告诉他“伏羲六爻”的排列与二进制记数法的顺序相同，附上了伏羲六十四爻排列的木版图。

随后莱布尼兹完成论文《关于仅用0与1两个符号的二进制算术的说明,并附其应用以及据此解释古代中国伏羲图的探讨》。

莱布尼兹不是二进制的最早发现者。十七世纪初, 英国代数学家哈里奥特在他未发表的手稿中提到了它。1670年卡瓦利埃里又一次重复了这一发现。

莱布尼兹重新发现二进制的时间大约是在1672-1676年。他制作了一个纪念章，上面刻写着拉丁文：

“从虚无创造万有,用一就够了”。

由此可看出,莱布尼兹对二进制的极大偏爱存在神学方面的原因。在他看来,一切数都可以用0和1创造出来,这 正可以作为基督教《圣经》所说上帝从“无”创造“有”的象征。也就是说,从二进位制中,莱布尼兹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证据。

看看，人类天才也会陷入打比方的“类比”而不能自拔。

拉普拉斯普在《概率的哲学探讨》中论说：

“莱布尼兹在他的二进制算术中,看出了创造万物的影象……他想象：一代表上帝,零代表混沌；上帝由混沌中创造出世界万物，正如在他的记数法中用一和零表示一切的数一样。

这个观念太使莱布尼兹喜欢了，所以他将它提交任中国数学院院长的耶稣神父闵明我,希望因这种创世界的象征，而使非常喜欢科学的中国皇帝也转信耶稣教。

我提到这点，目的只在指出,即使是大人物的眼睛,也会被幼稚的偏见所蒙蔽!”

打比方有什么不好？如果能够帮助我们思考，引导我们发现未知，不也是为人类造福吗？

然而，至少在今天，科学家们不这样认为。

6、

古希腊哲学家留基伯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提出原子论：万物由原子构成。他的学生德谟克利特说，这些原子“太小了，因此我们无法感知到它们……它们，或者说这些元素……可见、可感知的物质”得以形成。

“原子论”看起来有惊人的远见和洞察力。但科学家认为他们只是碰巧撞上了一部分事实而已。

物理学家、诺奖获得者史蒂文·温伯格说：

“这些早期的原子论者看似相当超前，但是（一元论者们）‘错了’，德谟克利特和留基伯的原子理论在某种意义上‘对了’，这种对错之分对我来说并不重要……

如果我们不知道如何计算物质的密度、硬度或导电性，即使泰勒斯或德谟克利特告诉我们石头是由水或原子构成的，我们又能在理解自然的路上走多远呢？” 

爱因斯坦和因菲尔德用一个比喻描述了如此“希腊困境”--

古希腊自然世界的探索者们就像：某人非常想了解手表的机械结构（机制），他却只能盯着表盘和不停转动的指针，听着手表嘀嘀嗒嗒的声音，因为表盖无论如何也打不开。如果他还算机灵，他可以绘制一幅机芯图，为他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解释。

但是他……可能永远都不能用真正的机芯与自己绘制出的图纸两相对照。他觉得这样的对照不仅是不可能的，也是毫无意义的。

这个比喻同样可以用来揭开我们对祖先如谜般智慧的沉醉，例如阴阳理论、八卦的二进制、能量与气、混沌......这些预言看似领先数千年，但钟表的外壳依旧紧闭。太平洋的某个小岛上的巫师也许有更令人惊讶、更“精确”的预言，也许与“引力波、量子纠缠等等”更加形神俱和。

而我们，来到21世纪，却还在歌颂数千年前那些似是而非的含糊其辞。

7、

让我们回到主议题（否则我还会遨游很久）。

马斯克相信：“你必须能够把那些问题‘煮沸’才能从里面找出那些最基本的东西，这跟那种类比型的推理或者创新完全不同。”

他这话可能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指人们拘泥于渐进式创新；一层是指绝大多数人不能深入到问题的最内核，去从头思考问题的本质。

例如，研究者发现，人越“聪明”，决策出错可能性越大。

决策和智商并没有多大关系。智商越高，越容易产生“偏见”、“自动化反应”等，聪明人太擅长于总结、类比、发现（并不存在的）模式。

聪明人尤其爱犯“类比”的毛病，即：从一种模式中发现另外一种。不是不可以，但你需要从头演算、验证一遍，这就是马斯克所说的第一性原理。

“聪明”的投资者，也很容易掉入类比陷阱。绝大多数投资类理论和案例，都可归为此类。

但高博士所说、和我要讨论的，比这个还惨。

我们讨论人文问题的时候，喜欢用科学来类比，什么量子啊，测不准啊，各种编，各种套，你看世界上凡是有点儿啥新科技，别人实验室里刚有点儿影子，我们这边到处都有，卖给大妈的腰带啊，鞋子啊，梳子啊，全都用上了。

但是讨论科学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喜欢用人文。说你们研究科技这么久，什么二进制，还不是从我们老祖宗这里抄的？引力波我们下岗工人早就提出了，世界欠我们一堆诺贝尔奖。

科学进步的标志之一，是允许人们以反科学的形式乱搞。美国也不例外，他们的占星师的数量是天文学家的20倍。

但很少有像我们这样，是真的乱搞，敢把各种伪科学做成东西卖给你。

所以：

1、我们没有“数字化的自然科学”的土壤与文化；

2、早熟诅咒：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式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

3、我们喜欢用占星师式的、没有因果关系的隐喻式推理；

4、我们该人文的时候用科技忽悠，该科技的时候用人文忽悠；

5、我们天天琢磨弯道超车（类比式的），不爱走正道（第一性原理似的）；

6、擅于创造性山寨，然后试图摧毁原创；

7、我们缺乏某种“心原力”；

8、不愿意做吃饱了撑着的事情；

9、不愿意为自己无法享用的树荫种树。

8、

我们该人文的时候用科技忽悠，该科技的时候用人文忽悠。

我们是一个文科生和理科生彼此鄙视的国度。

其实彼此彼此，文科生没逻辑，理科生没文化。

人文和科学真的要二元对立吗？

我们比“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年代更加“重理轻文”。

我们的价值观里，仍然和先人们一样崇尚实用主义的手艺技能，鲜有去做吃饱了撑着的事情的悠闲天才。

在该计算的时候，我们算计；在该算计的时候，我们计算。--凡事计较投入产出。

格雷厄姆，巴菲特的老师，在他即将80岁之际，向一位朋友表达了他的想法：希望每天都做一些“傻事、有创造性的事和慷慨的事”。

这大概是乔布斯之“Stay hungry. Stay foolish”的另一种表述。

这块也不展开了。著名历史学家王汎森写的很好：

人文强调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如人的主体性及人的尊严、人之道德修养及各个方面自我提升或自我完善的自信与能力、以及人如何增进生命的丰富性等。近代的物质文明，追根究底也是为了丰富人的生命而产生的，怎么发展到现在变成好像是人文必须要尽可能与科技结合才获得其意义？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把人文与科技过度绑在一起，那么有一天某方面的“科技”出了问题，“人文”的部分该怎么办？

事实上人文常常是引导、刺激科技发展的重要驱动力，人类历史上许多有创新性的探索是人文的兴趣与要求促动的。譬如在数字典藏、地理信息系统（GIS）的技术发展中，有许多最新、最尖端的发展是为了解决人文方面所提出的要求。以统计学为例，过去总是根据假设仿真，但目前统计学有一个趋势，是对研究实际问题感到兴趣，而社会学领域中所进行的大型社会网络研究，透过实际、大量的样本发现人的联结方式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给物理、统计学者很多新的刺激。

人文与创造力之间也有密切的关系。我很喜欢阅读席勒的诗：“通过美的晨门，我们进入真的领域。”席勒可能是说艺术（如诗歌、戏剧）的经验更能用来唤醒人们，使其意识到自己的道德本性。但我主观认为这首诗也有另一面的意义，即通过“美”，也可能更方便地进入创造崭新知识（真）的领域。

9、

为防止各路杠精（难道类比一点儿用没有？难道美国人就不类比？），也说几个类比好的地方。首先类比作为一种推理方法，本身无罪。还有：

举例a：跨行业思考

例如，在线教育从业者，会使用场景类比分析法，通过类比音乐产业中的线上单曲销售，来探索这种模式是否对高校有借鉴意义。

举例b：利用心智的说服模式

例如拼多多说自己是“好市多”+“迪斯尼”。

举例c：作为学习的技巧

对于完全不懂生物学概念的小白来说，“原始且未特化的细胞、未充分分化、具有再生各种组织器官的潜在功能的一类细胞”可能太过于抽象，不如举个类比生活的例子：

一块面团，湿润时它可以捏成各种形状，捏面团的过程是分化、特化的过程，捏成的成品，就是各种组织细胞，而最初的面团，就是干细胞。

这样一来，即使是小白，也能听懂了。

你可能会问了：“这个概念，我明明是懂的，何必要简化到这种程度呢？”

不，这是有必要的。这种类比可以让你的理解更为牢固。早有实验证明形象思维在学生技能学习上的促进作用，此外，它还能提高人们的创造力，特别是在新颖性方面。

（这个案例是引用。）

举例d：作为思考的脚手架

爱因斯坦在一封信中回顾自己在思考一些物理学问题的经验的时候告诉对方：有时他的思考不以数字、字母为载体，恰恰用的是图像。

但你用完了要拆掉呀。

最后

爱因斯坦记性不好，在科学上，他偏向于第一性原理而不是所记得的结果出发来展开工作。例如，遇到与引力有关的问题，他从牛顿理论的基本公理出发，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前进，而不是试图记住已经得出的结论。

我没有查到爱因斯坦的“第一性原理”的英文原词，但猜测其与马斯克的“第一原理推理”是类似的意思。

罗伯特·克里斯说：物理学家要接受在作出决定之前进行调查的训练。律师、广告商和其他人则被训练成去做恰好相反的事：为证实已经作出的决定寻找资料。

芒格也是个超级物理迷，他的传记里这样写道：

芒格接触到了物理。‘它真是让我大开眼界’他说。虽然芒格只上了初级班，但解决问题的物理学方法却在他的脑海中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永远用最基本的方法去寻找答案——这是一个伟大的传统，也为这个世界节省了很多时间。当然，问题会很棘手，你必须学会任劳任怨地工作才能解决它们。

我一向喜欢这个词儿，对我，它意味着踏踏实实地坐下来，直到解决问题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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