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西南联大：中国知识分子的南渡时刻

2017 年 11 月 22 日 三联生活周刊 刘怡

作为文化和政治双重意象的“南渡”，籍由西南联大的战时经历，被赋予了新的内涵。

点击以上封面图

一键下单新刊「西南联大八十周年」

整组文章完成之时，周刊同事、原西南联大学生和老师王佐良先生的孙女王星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将封面主标题定为“南渡的星辰”，而不是更简洁、也更有古风的“昨夜星辰”？

我私下揣测，在1946年联大北归平津之前，受命为这八年战时经历起草纪念文字的冯友兰，恐怕也犹豫过应当选取何种意象作为总结。他最终用的是“南渡”一词——实际上，自两晋以降，每一代中国士大夫在面临异族入侵、山河沦陷的大变局时，都会把“衣冠南渡”、暂厝一隅作为当然的选择。冯友兰在纪念碑文中回顾：“晋人南渡，其例一也；宋人南渡；其例二也；明人南渡，其例三也。”及至抗战内迁，则为第四次。

位于昆明的云南师范大学内西南联大旧址（黄宇摄）

南渡的主体，表面上是知识人的肉身；再进一步，则为其承载的学问大道、诗礼文明。而在根源上，传统士人视文化正统为政权正当性的内核；文士不易其服，虽中原沦陷，国祚仍可得保全。从这层意义上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师生内迁西南，的确和东晋、南宋、南明士大夫的南渡一样，带有文化和政治的双重意味。战前中国宝贵的高等教育火种，和政府一同经历了南渡之旅，并随着抗战胜利，最终踏上晋、宋、明人未能企及的北归行程，可谓古今罕有。以此观之，联大的意义，首先在于对传统士人精神和风骨的延续。

滇越铁路进入云南的第一站是碧色寨站，联大师生当年就是从碧色寨下车，再换上从开远到昆明的列车而到达目的地（黄宇摄）

然而又不止于此。除去基于文化认同和家国情怀的民族主义本色外，联大师生还从未忘却为“北归”后民族精神的再造预备资源。这种预备，既包含了知识授习与校园内的学问推敲，还融入了对学术自由、人格独立的坚守，乃至关于“中国往何处去”的探究和实践。联大师生不惮于以“五四”精神的传人自居，在抗战后期大局已定的背景下，他们辩论和参与现实政治活动的热情反而有了更踊跃的提升。传统士人的文化自觉促使他们毅然南渡，然而他们的精神和头脑又没有被古老的传统所限制住。故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南湖是联大师生在云南蒙自办学时常去散步的地方，这里让很多人联想起故都北平（黄宇摄）

最重要的是，所有这些斗争和努力，都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背景下完成。当三校师生从已然沦陷的平津辗转抵达长沙时，登记的学生总人数尚不及平时北大一校的七成。在他们启程前往昆明时，又有四成人选择投笔从戎或返回家乡。长沙、昆明两地暂时栖身的校舍，都曾被日军空袭炸毁，“跑警报”成为每日生活的常态。当物价因日军封锁和金融崩溃暴涨上百倍之时，生活困顿的师生们仍未中止课堂授习。在小说《未央歌》中，单纯质朴的校园生活甚至被染上了一层浪漫色彩。正是在反差如此之大的环境下，孕育出了8位未来的“两弹一星”元勋、92位中国科学院或中国工程院院士、两位诺贝尔奖得主，成果蔚然。

位于蒙自的联大文法学院女生宿舍旧址（黄宇摄）

而这又是一所永远无法再复制的学校。因缘际会之下，20世纪前40年全中国接受过中西两种背景高等教育的三代学者，几乎齐集于此。其中既有以陈寅恪、刘文典、闻一多为代表的“1890后”，亦有兼领政学二途的钱端升、叶公超，更有年富力强的钱钟书、费孝通、吴晗。三代学人的年龄结构恰好是50岁、40岁、30岁左右，知识结构、学术视野易于形成互补，彼此之间的交流提携，成为学林佳话。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曾经深情回忆过抗战前后他在北京大学和陈垣、杨树达、闻一多、向达等学者共论学术的情景，谓众人“皆学有专长，意有专情。世局虽艰，而安和黾勉，各自埋首，著述有成，趣味无倦”。建立在三校合作、教授治校、学术独立基础之上的管理模式，则使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政治倾向的师生可以在联大院墙之内共存，甚至激扬文字、置喙国是，“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所拟纪念碑碑文）。如此情形，在时长不过一百余年的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实乃“异类”。

在知识青年从军热潮中，联大有数百名同学投身军旅，图为1944年，联大欢送抗日从军的同学（西南联大博物馆供图）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38年底抗战转入相持阶段，战前中国的100余所高等院校中有2/3以上被迫踏上流亡之路；西南联大的八年办学历程，灿若星辰，正是这段集体记忆的缩影和折射。如同联大哲学系教授贺麟在1941年撰写的专文《学术与政治》所言：“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在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