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一句名言:“一切都是经济!蠢蛋!”我们不妨剔除其中的脏话,把这句话改一下:“一切都是趋势!”
趋势,趋势,趋势!这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每个人提出的挑战。
来 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01
2012年,中国16-59岁的劳动力总人口达到峰值,意味着人口红利在中国的正式结束。由此,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就必须从早年的简单生产要素拉动,转型为创新拉动。
创新,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在2012年正式登上历史舞台。也正有鉴于此,我们提出“2012年之前,谁创新谁死;2012年之后,谁不创新谁死”。
从那时到现在,已是5年过去了。但当我现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大脑里浮现出来的,不只是过去5年里的情形,更多是未来5年乃至10年的各种情形。
原因只有一个:从现在开始,未来5-10年,科技革命改变我们的速度将更快,力度将更猛!在这股潮流面前,任何想固守原有形态,抑或只想通过改头换面,投机取巧获得“新生”的举动,恐怕都将难以为继。
新一波浪潮中,
中国企业如何渡过难关?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委员,研究员):过去中国的企业在做生产决策的时候,是从中国视野来看。一旦进入全球的合作,就越来越多地进入全球视野。
新一轮的科技革命,有先发优势、后发优势,但有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全球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高端人才,仍然是集中在美国、日本、欧洲,创新的资源、人才,美、日、欧是最多的。
中国的企业寻求同美、日、欧科学、创新、人才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使用投资、并购、跨国并购的方式,把研发中心、咨询中心、通信中心、人才中心设在美国、日本、欧洲。
这样可以在科技创新、知识积累方面,了解到美、日、欧最先进的学校、人才、企业在想什么和做什么,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紧密地交流和合作。在美、日建立起研发创新的机制以后,我们把国际上新的概念、实践、技术引进来,过去是引资本,现在是引技术。更重要的是引进制度和方法。
邱震海(时政分析专家,凤凰卫视评论员):前几年,美国发明了页岩气技术,极大改变了美国自身的能源需求和世界能源格局。这种核心技术的发明,其终极的推手居然是美国的一些中小企业。这是美国企业创新的活力,更是一种制度红利。
我很难想象,中国的中小企业能具有这样的创新活力。当然,中国有大型国企,但大型国企能否借助自身的实力实现这样的创新呢?
张燕生:这是一种最好的“弯道超车”的途径。人类社会最前沿、最新式、最有活力的东西和中国现代产业结合,这种结合会带领中国现代产业体系和企业进入到世界创新的前沿,并且形成先发优势、形成基础。
可以吸引这个领域全球最优秀的人才,团结全球最优秀的企业,把新产品做出来,销售到全球最需要的市场。中国在这个过程中,培养出一大批跨国公司。
中国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正在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经济,深度融入世界,中国的企业开始在多国建立研发中心、人才中心、设计中心,开始在多国建设自己的品牌专利和销售渠道,真正把张瑞敏讲的主流产品、主流品牌、主流渠道在全球市场建立起来。中国人全球化的综合运作能力和创新能力,会有非常显著的提高。
邱震海:如果遵循这个逻辑来做的话,这些企业至少要有相当规模。对中小型的民营企业来说,这个境界可望而不可即。
张燕生:对中小企业来讲,是可以在一个不长的时间里培养出巨无霸的,好比中国的阿里巴巴,美国的微软、Facebook,小企业把握住商机,是可以造就大企业的。
另外,舒马克讲的那句话“小的是美好的”,不一定非得把企业搞成巨无霸,也可以只做小企业。
另一方面,小企业也可以在供应链、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等方面形成产业链的合作模式。不一定非要谁都变成操盘者,可以变成供应链体系中间不可或缺的一环。
这是一个非常有活力、有弹性的体系,而且从结构来讲,它是非常灵活的组合方式,因为小企业在这个过程中是不会被固化的。过去在传统的生产中间,要给德国奔驰提供一个零部件,奔驰走哪儿、你走哪儿。
在互联网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这些小企业,本身就有很强的创新精神,有很强的灵活性和适应能力,而且它们本身就对新一轮全球化和新一轮的数字技术革命带来的碎片化的需求、个性化的需求、本地化的需求非常敏感。
看起来我是北京的一家小企业,但我的供给是要满足全球的碎片化需求、个性化需求和本地化需求,实际上是全球化的企业。用它的智能化、工业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构建成它的“小的是美好的”这么一个王国。
由于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浪潮已经展现,中国的中小型企业在敏锐把握趋势这一点上,其实与美国中小企业的起点是相同的。在这个时候,谁能抓住把握趋势,抓住机遇,谁就能够获得先机。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有一句名言:“一切都是经济!蠢蛋!”我们不妨剔除其中的脏话,把这句话改一下:“一切都是趋势!”
趋势,趋势,趋势!这是这个时代给我们每个人提出的挑战。
02
“做最好的”——这曾经是企业经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相信在未来3000年里将依然如此。然而,我们就以诺基亚为例,为什么当它选择“坚守”而非“转型”,希望保持“最好的”地位时,面临的命运却是三个字:被淘汰?
面对变革,到底哪些该坚守?哪些该创新?企业究竟该怎么办?
“工匠精神”与创新是否矛盾?
邱震海:近年来提出“工匠精神”,企业中有很多浮躁的东西,以至于说我们缺乏“工匠精神”。
怎么理解“工匠精神”?到日本、欧洲看百年老店,确实有“工匠精神”,在非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几代人一直专注做一样东西,做到精益求精,这就是坚守。
无论企业、个人,确实应该区分清楚,什么应该在坚守中创新,什么应该在创新中扬弃?
张燕生:从我自己来讲,我是专注、持之以恒讲得比较多的。人生的经验告诉我们:万变不离其宗。无论怎么创新、怎么变化、怎么调整,“本”是不变的。
什么叫坚守?比如做投资,所谓的坚守就是真正了解投资的窍门,这就可能需要在投资的行当连续工作15年,这是起码的条件。然后第二个条件,15年连续作业以后是开了窍呢,还是迟迟开不了窍?这就是衡量人才的标准。
我们下一阶段追求的是高品质。高品质就需要坚守、需要专注、需要工匠精神。对企业来讲,非常需要一支高素质的员工队伍,只有员工做到精益求精,企业才能生产出好产品。
创新和工匠精神是不矛盾的。企业生产创新和高水平的产品,需要坚守、专注和工匠精神,但也要适应变化,使整个机制保持弹性、适应性和灵活性。
不然,就像我们现在做调研时遇到的很多优秀的企业,生产高品质的产品,但没有办法满足市场的需求,因此没有订单,有好技术有什么用?有工匠精神有什么用?对企业来讲,这两方面不是对立的,必须相辅相成。
如果把商场比作战场,企业就好比作战部队,它派出的侦查部队有最敏感的触角,可以触及市场需求的变化、消费者偏好的变化,反馈回来的信息传递给大本营。
大本营就把消费者的需求,转化为产品的设计、开发以及生产。但是产品质量要做到精益求精,大本营团队都是需要坚守、持之以恒和工匠精神的。
中国制造业最大问题:
大而不强,缺乏效率
邱震海:制造业转型,各国都在做,背景大致相同,尤其美国制造业的回流全世界都非常关注;德国提出“工业4.0”,中国也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
所以,创新关键,但制造业也非常关键。
张燕生:中国制造业从1949年到1978年,几十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中国有自己的手机、汽车、两弹一星,可以说形成了独立自主、不依靠外援,而且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化体系。
每一个行业都有共性技术和公共技术服务的机构,我们有242个科研院所,每个行业都有职业教育体系,商业技工、化工技工学校。问题是什么?所有工业部门的构建都是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构建的,不是根据市场需求构建的,因此是大而全,什么都有。
由于它没有市场机制、没有竞争的压力,因此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效率。它满足市场需求的能力不足,而计划和市场需求之间有的时候是脱节的。
因此我们开始进入1979年改革开放这30多年,中国制造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计划经济的制造业转型到市场经济的制造业。
这时突然发现,哪家企业能活,不是政府决定的,而是市场决定的。市场决定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怎么生产,这一切是由订单说了算的。
市场需要的是有竞争力的产品,竞争力既包括价格的竞争力,也包括质量的竞争力,更包括企业满足需求的能力。
邱震海:中国制造业的最根本问题,恐怕首先不是缺乏市场经济,而是其产品结构低下。未来35年中国制造业如何发展?
张燕生:把制造业推向世界前沿,需要三步走:
第一步从2015-2025年。
这10年要全面提高中国制造业的素质。包括基本的材料、基本的工艺、基本的设备和基本的制造能力,全都要从基础开始,为全面提高素质奠定基础。
制造业分为传统的制造业和先进的制造业,鼓励传统的制造业和新兴的数字革命深度融合,用智能化、数字化改变传统制造业的产供销,推动制造业的服务化。
制造业服务化是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既能提高研发能力、设计能力、资讯能力、人才能力,又能提高物流能力、商业流能力、资金流能力、人才流能力和信息流能力,也就是说用服务业的提升,即提高生产性服务和工业服务,以提升制造业。
这10年从国家来讲,开始使用我们现在讲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系列措施,核心就是提高效率和生产力。这个时候从国家来讲,结构调整要去产能、去杠杆、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增强制造业的素质。
另外,要鼓励包括钢铁、有色金属、铁路、化工、通信、工程机械、汽车、造船、航空航天等行业的国际合作和装备制造业的国际合作。鼓励通过“一带一路”,由13亿人口中国市场进入44亿人口“一带一路”的市场,由44亿人口进入70亿人口全球的市场。
鼓励在国内开展自由贸易试验区、开放经济试点示范区、开展自主创新示范区等,而且鼓励在海外开展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各种方式把中国由今天大而不强的制造业,转变为大而强的制造业。
第二步就是2025-2035年。
这个目标就高了,中国要成为世界制造强国,就要解决核心竞争力的问题,包括创新能力、品牌能力、渠道能力,也包括全球综合运作能力。
第三步就是2035-2049年。
就是未来35年末,中国制造业要成为先进制造行列的前端排头兵。第一个阶段是做大,第二个阶段是做强,第三个阶段是要走到世界制造业的前沿。
这轮科技、产业革命,
中国将面临怎样的战略抉择?
邱震海:我们正在经历科技革命的潮流,经济转型过程中,科技革命潮流可能是我们“弯道超车”的机会,这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能不能提供“弯道超车”的机会?
现在看到佛山好多中小企业做智能化,美国人提出组合网络空间和物理空间,就是把智能化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制造业上。2015-2049年的3个10年当中,智能化的潮流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环节,还是未来整体的趋势?
张燕生:从国际上来讲,德国西门子是工业4.0,它的智能化是把所有的工序、环节和流程通过智能化的链接构成智能化的整体,以此提高满足全球不同需求的能力,德国人的精益求精,通过精准的智能化来满足现在的、未来的市场需求。
但美国人跟德国人不一样,不是把工厂智能化,是把它的供应链、产业链、创新链,整个流程连接起来。比如美国的通用电气(GE)就可能走出一个工业互联网模式。
邱震海:有一种说法,说美国工业互联网和德国的工业4.0,表面上看殊途同归,但它们的切入点和目标是不同的,德国人想以互联网提高制造业,互联网只是手段。美国则是想把工业和互联网结合起来,最终推进它的科技发展。德国主要是制造业立国,而美国则主要是科技立国、金融立国。
德国和美国的竞争,最终鹿死谁手?中国怎么办?中国面临战略抉择,是选择互联网,还是像德国那样选择制造业?
张燕生:我们不说政府怎么做,不说“互联网+”,也不说“中国制造2025”,我们看中国企业的选择,就会发现中国文化是很有意思的,它是包容的,既有德国工业4.0的试验场,又有美国工业互联网的试验场,它把微观的和宏观的,糅到了一起。
很多企业层面上的试验,还在尝试第三条不同的路,不是德国的,也不是美国的,而是更适合东方的一条智能化发展的道路。
我在佛山看到一家家具厂在国内有600多万个用户,它把所有的工序和环节都做到了智能化链接,也就是德国西门子的4.0。比如产品的设计和涂料,还有销售、配送、售后环节,都能链接起来。
不仅对生产线能够进行智能化的控制和管理,而且对企业和顾客之间,包括商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人才流之间,也可以通过智能化链接,还可以把消费者的意愿、偏好反馈收集起来,然后把每一个顾客的信息反馈到设计部门、生产调度部门和控制部门,指导产品设计。
大数据、云计算,和智能化的供应链开始在企业层面上构建出了一个企业和顾客之间、企业和物流配送部门或者第三方物流之间非常成熟完善的线下体系。
邱震海:中国有广大的农村地区,市场需求应该很大。
张燕生:虽然有很大的需求,但是我们相当多的工厂智能化程度是不高的,造万吨轮船是用焊枪一块一块焊的,而德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造船,看不到一个焊工,他们是用智能化控制的生产线来控制的,然后组装装配。中国制造和美国、日本、欧洲至少应该有50年的差距。
邱震海:智能化是中国制造业做大做强的唯一途径吗?
张燕生:不是。智能化,它是一个机遇,智能化能改变运输效率、通信效率、链接运行网络的效率。
但仅仅智能化、自动化、数字化是不够的,还有新能源、新材料、新工艺。新能源、新材料有着非常广阔的前景,包括新工艺。“中国制造2025”是全面的提升,不仅仅是智能化这一个方向。
说明:本文原为正和岛(ID:zhenghedao)摘编自《2020大布局》,世界科技创新论坛(ID:bdqqcxlt)经授权发布,发布时有所删减、整理 | 编辑:Jenni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