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这个时代做调查记者

2018 年 8 月 19 日 三联生活周刊

文丨王珊

外界可能对记者行业有着天然的好奇心。所以，每次当一个朋友或者陌生人知道我是记者时，都会补上一句，你写哪个领域？每到这个时候，我都会想一想怎么介绍一下自己，自己究竟是写什么呢？杀人放火、冤假错案、保姆偷子、地下代孕、院长跳楼……后来，我想了一个很好的词汇，即社会事件，任何选题都可以概述在这个范畴之内吧。

我是做科学报道出身的，曾经有两年的工作都是联系科学家，对最新最热的科研成果、前沿进展进行科普性的解读，以方便读者理解。做到一年半的时候，我就发现，自己不喜欢这个工作了，这跟我想象中的记者是完全不一样的。在我的认知中，记者是在现场的、离事实是近距离的。当时，正好发生了天津爆炸，我那时第一次切实地体会了那种焦灼和坐立不安。在一波波记者奔赴到报道现场发来第一手新闻时，我能做的只是找专家解读分析相关的化学品特性等等。现在想来，很感谢当初所做决定，即从科学领域转到社会。

事实上，从性格上来说，我可能不太适合做社会记者。我曾经是一个白天胆很肥，晚上胆特别小的人，也许这是双子座的人格分裂吧。更直白点说，我害怕任何与死亡或者黑夜相关的东西。我记得小时候上学，早上五点多起床去上早自习，每次从家里出来之后，我都是一路小跑冲到学校去的，因为觉得只有到了学校可能一切才变得安全。我爸曾经打趣我说，每次他都能听到我密集的脚步声。一直到研究生毕业，我都会在晚上12点前入睡，因为坚信，如果睡不着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三联生活周刊》2017年第33期对李文星一案的报道

也不知道是工作后的哪一天，我发现自己的恐惧在慢慢变淡，可能因为从去年到今年密集地做了一些杀人放火的案件。山东青年李文星因为进入传销致死是我到三联做的第一个稿子。我是傍晚到的他所居住的村落，采访完已经是晚上8点。当时我正犹豫着要不要给之前送我来的出租车司机打电话，接我回市里。李文星的家人说大晚上，不放心我一个女生回去，留我住家里。当时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因为他的妈妈因为悲伤一直待在房间里没有出来——留宿可能会让我有采访到她的机会。

害怕是从我知道即将住的房间是李文星生前居住时候开始的。我的脑袋控制不住地浮想联翩，他死亡的惨状、情景，他在房间里的一举一动，甚至觉得他就隔着手边的窗户在注视着我。整整一个晚上我都没有合眼。第二天天刚亮，我就给司机师傅打了电话，奔向了高铁站，说逃离也不为过。一路上，我都能感受到自己的颤抖。到家里以后，我将家里的窗户、房门都关紧了，然后坐在床上大哭了一场，仿佛这样才能将所有的恐惧释放出来。

后来，我又相继做了各种类似的案件。直到有一天，在采访湖南学生杀老师事件时，我又留宿在了这个被杀老师的家里。也许是因为采访到深夜，实在太累了，我很快就睡着了，一睁眼就到了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从那时开始，我发现自己可能心理素质强大了或者说获得了某种免疫能力，做类似的稿子，晚上只需开展小灯就可以安然入睡。

会有很多人问我，你做这些，面对的都是社会阴暗面，是不是会有很多负能量。必须要认真说一句，不太有。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相对偏向理智和冷静的人，能够将工作和生活区分开来；另一方面则在于，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你能体会到采访对象生离死别的一面，也能感受到种种的温情和善意。

刘金心重新回到位于重庆解放碑罗汉寺隔壁的老宅（张雷摄）

比如做保姆偷子事件。刘金心一岁多就被家里的保姆偷偷带走，她的目的很自私，她曾经有两个孩子，相继夭折，算命的说她需要抱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作为镇命的工具，才可能有自己的孩子。在刘金心的使命完成后，她曾想将刘金心送回去，但害怕被发现就将他寄养在乡下的老家，从未尽过母亲的责任。在刘金心身体出了问题后，保姆又以“为他找寻亲生父母”的名义试图“甩包袱”。面对这样一个养母，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刘金心没在我面前说过养母一句坏话，还劝说生母不要起诉她。或许就是这些点点滴滴的善抵消了采访中的负情绪。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在采访时，还会遇到很多好心人的不计回报的帮助。在日本旁听江歌案庭审的时候，因为每天旁听的人很多，所以需要靠抽签的方式决定谁能够进入法庭。不得不说我是一个运气很好的记者，八天的庭审我有六天都拿到了门票。另外两次没有抽到，我就在裁判所的电梯前试图找人求让一张票给我。在问到第二个人的时候，刚听我说完，对方就把票递了过来，说“给你”。最后一天宣判我又没抽到票，好心人又将票让给了我。

关注江歌案，日本东京地方裁判所门前，关注事件进展的媒体和普通民众（曹梦植摄）

这些支持让我充满感恩的同时，又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我经常会想，如果一个人只能选择一个人生的话，做记者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个人生，是赚到了的事情。就像我的同事李菁所说的，做社会新闻记者得到的财富是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自己。我们在跟随一个个社会热点事件的时候，其实也是对当下社会以及人性的分析和观察。这些所见所得又能不断地丰富自我，促进自己的内心成长以及对事件的看法和判断能力。

关于我们这个行当，有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称呼，叫做“调查记者”。之所以提到这四个字眼，是想起了前段时间朋友圈转到疯狂的“调查记者已死”“中国调查记者只剩100多人”之类的话语。先说说调查记者这个词。我从来没有敢用这个词汇形容过自己，因为觉得背负了太多的象征和意义，像铁肩担道义，无冕之王、舆论监督者之类，总觉得自己还是刚入行的小白，需要再接再厉，才能去用自己的观察和笔在这个时代的人生百态中记录一二。

王珊在法庭外写稿（黄宇摄）

在我眼中，调查记者只是一个简单的职业，我以及我身边的很多年轻人都是因为喜欢才来做这个事情，我们想要的是努力的揭露真相，也没有见谁把自己是“调查记者”这样的字眼挂在嘴边。相反，是那些早已经离开这个领域的人却一遍遍为调查记者招魂，这多少有些虚伪的味道。有时候朋友圈见的多了，心里烦了，大家也只能互相安慰一句，先把手里的稿子写完吧。

前天，是三联生活周刊1000期的活动，活动结束后，我的同事土摩托发了一个朋友圈，是他和另外四位同事的合影，他说，“我来三联的时候这四人就在，如今已经过去了13年。”看完之后，我很羡慕他的这份执着，以及他们几人在一个单位相交13年的友情。我也希望自己能够在这个喜欢的行业内继续干下去，期待2000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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