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天才的陨落：怀念马丁•魏茨曼（上）

魏茨曼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天才。 他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永远在挑战学术界最前沿的问题，挑战已经建立的见解，挑战人们不能认识的问题。

文丨许成钢

每次收到我的老师、哈佛大学教授、诺奖得主奥利弗•哈特（Oliver Hart）的邮件，我都非常愉悦。 但是8月29号这天，当我打开他的邮件的时候，却异常震惊： 我的老师老友、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马丁•魏茨曼（Martin Weitzman）以一种令人悲恸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作为学者，魏茨曼是学术界公认的最杰出的天才。 魏茨曼的研究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从来不做常规性的工作，不做和别人相似的工作，不做大众性的工作。 他永远在挑战学术界最前沿的问题，挑战已经建立的见解，挑战人们不能认识的问题，永远站在创造性工作的最前沿。 他做的每一项工作都具有高度的创造性，他的每一项工作都会引起来众多学者的追随，或辩论，他进入任何一个领域都会是在那个领域里走在最前面的人。 但是魏茨曼在学术界之外又非常低调，以至于中国的百度百科中，都找不到他的词条。

像魏茨曼这样重要的人物，通常《纽约时报》会在去世的次日发布讣告。 但是因为一些必要的手续，魏茨曼的讣告一周之后才得以发布。 这篇讣告对魏茨曼在环境经济学的重大贡献做了较好的介绍，但忽略了他的其他重要贡献。 与此相关，对他自杀的原因也介绍得相当片面。 我希望本文对他在环境经济学以外的贡献做一个更全面的描述。

✦友谊的起点✦

通常，人们叫他马蒂。 在我们30多年的友谊中，我们从最初的师生关系、论文合作者、逐步发展成为非常亲密的朋友关系。 我在哈佛求学的时候，他最初作为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在1986年到哈佛大学来访问，讲授“比较经济制度”这门课。 我和钱颖一、王一江、李稻葵等听了他的课。 茅于轼、樊纲等访问学者也旁听过他的课。

1986年前后，哈佛大学试图聘请他过来。 据我的了解，哈佛大学希望他来领导俄国研究中心（世界上最重要的研究俄国的学术机构之一）。 但是为了专心研究，马蒂不愿担任行政职务。 在拖了很长时间后，哈佛终于让步，大约1989年，马蒂成为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及俄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而不担任行政职务。

在魏茨曼讲课之前，雅诺什•科尔内在哈佛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刚刚结课。 当时在学术界，科尔内和魏茨曼是公认的比较经济学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学者。 科尔内是来自体制内的影响力最大的学者。 魏茨曼是在西方影响力最大的。

在课堂上，他是一个非常严厉、非常难以接近，甚至有一点怪癖的人。 但是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特别真诚热情，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 在陌生人面前，他甚至会非常腼腆，这也是他如此有成就却又在大众里不为人知的原因。 魏茨曼轻易不跟人多接触。 但真的跟他接触以后，会发现他对人非常的信任、特别的温暖。

他的课程的考核方式是写两篇论文。 在写这两篇论文的过程中，我跟魏茨曼有了直接的一对一的接触。 我的一篇论文写的是英国产业革命相关内容； 另一篇论文分析中国的联产承包制的激励机制。

写第一篇论文的时候，他非常坦率地批评我说： “你的英语真不怎么样（You English is not great） 。 ”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让我感到很冷漠。 而他表达不客气时常爱说“you are more than welcome，”又让我觉得既温暖又想笑。

写第二篇论文的时候，我应用了在埃里克•马斯金（Eric Maskin）的课上学来的机制设计理论，从激励机制的角度分析为什么中国联产承包制提高效率。 魏茨曼为此专门与马斯金讨论过，核实我的分析方法。 他如此的认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他对这篇论文非常兴奋，不但给A+，说是很好的博士论文的基础。 虽然后来我没有继续这个工作，他的强烈的鼓励对我意义重大。 无论是批评还是鼓励，他都给人特别强烈的感受，色彩炽烈。

在我博士毕业时，拿到几家学校的聘书。 犹豫不决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开玩笑地说，把你的目标函数写出来，把你的约束条件写出来，你自己解这个优化问题。 弄得我哭笑不得。

正是那时，魏茨曼对我正在做的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作产生很大的兴趣。 这让我有点吃惊。

✦与魏茨曼的合作✦

魏茨曼对中国乡镇企业感兴趣，有深厚背景。 在相关领域，他曾经做过一系列重要的研究工作。 他在80年代出版的《共享经济》一书，曾经名噪一时。 他说的共享经济和今天的互联网没有任何关系。 他说的是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共享关系。 传统上，经济学最强调的核心概念是所有制，而他更强调利益相关者。 他试图设计一种制度，可以让利益相关者能够共享他们共同努力带来的好的成果。

从某种意义上，他感到中国的乡镇企业具有这样一种利益相关者形成的共享经济体的特点。 另一个背景是，魏茨曼作为犹太人，熟悉以色列的基布兹（农村的集体社区）。 那可以看成是成熟的共享经济体。 早在19世纪末，基布兹就在巴勒斯坦地区开始建立发展，每个基布兹里都包括了工业、商业、民兵，也包括教育。 以色列建国的国父们是各个基布兹的领导者。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以色列的基布兹和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在原则上是不同的两种制度。 以色列的基布兹是真正的由集体成员共同拥有，共同治理的，而中国的集体所有制实际上是自上而下由政府控制的。

乡镇企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大发展，从相当意义上，对经济学带有挑战性。 那时中国不保护私有产权，乡镇企业都定义为所谓的集体企业。 作为集体企业没有明确定义的产权。 但是乡镇企业当时的业绩非常优秀。 这个现象引起魏茨曼很大的注意。 他主动跟我提及，希望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那时候我才获得博士学位，刚刚开始学术生涯，而他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者。 他的主动让我吃惊。 在我的学术生涯中，与若干资深的学者合作过，但魏茨曼是第一位主动找我合作的学者。 对我来说，这个合作过程超出了这篇论文，也超出了这篇论文讨论的具体问题。 这个合作，在方方面面都对我有很大的影响。 这种影响伴随着我走到今天。

伴随着1989年秋季中东欧中央计划经济国家的全面制度崩溃，1991年苏联制度全面崩溃，转轨经济作为一个学科快速发展。 在1992年，转轨经济这个领域变成了热门。 1992年的欧洲经济学会的年会（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安排了若干转轨经济学的主旨演讲。 邀请魏茨曼主旨演讲中国乡镇企业； 邀请钱颖一和我主旨演讲中国跟苏联东欧改革的不同制度基础和机制（M型和U型组织结构）。 这是国际上，最早的高规格的集中讨论转轨经济学的学术会议之一。 由于各种原因魏茨曼（和钱颖一）不能成行，委托我替他做报告。 于是变成我做了两个主旨演讲，而我不是其中一篇论文的正式作者。 魏茨曼在这篇文章（发表在《欧洲经济学评论》上）的初稿中说，某种意义上，这篇文章是跟我合作完成的。 实际上，我们讨论的很多，但因为我挤不出来时间，魏茨曼一个人完成了这篇论文。 后来我们合作的论文，是在这个基础上做的。

在那个时候，绝大部分讨论经济转轨的学者是研究苏联和东欧的专家，研究中国经济转轨的学者凤毛麟角。 苏联和东欧的学者以及西方世界研究苏联的很多学者，就我做的报告提出了许多非常尖锐的挑战。 作为现象，人们普遍认为当时中国的现象不重要，不仅中国本身因为贫穷在世界上不重要，而且他们认为中国的那些现象也只是暂时的。 从理论角度，中国的现象更难以解释。 因此，讨论中国发生的事情，是极其重大的挑战。

✦中国乡镇企业✦

与魏茨曼合作的关于中国乡镇企业的工作，工作论文在1993年开始流传。 发表的时间是1994年。 这篇论文系统地把中国转轨时期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例如乡镇企业，与流行的经济学解释或结论做了锐利的对比。 后来人称的所谓“中国之谜”实际是这些表面上矛盾现象的总和。 但是，深入的经济学分析可以解释这些现象，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的“谜”。 这篇文章可能是第一个在文献中，把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作为一个重大现象来研究（以往中国经济在经济学里都不重要），并引起学术界广泛注视。 后来许多学者都相继在这个领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例如钱颖一和车家华，王一江和张春，李稻葵，等等。 魏茨曼和我后来讨论过文献中这些和我们互补的工作。

在魏茨曼的推动下，这篇论文的第二个贡献是试图引入后来称为“行为”（例如合作、信任）和文化等因素，结合博弈论中的无名氏定理，来解释表面上的谜，解释为什么在产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在某些地区（而不是所有地区）乡镇企业能够快速发展。

所谓的产权最终是为了解决激励机制问题。 解决激励机制问题有好多可能的方案，一种方案是产权的分配，另一种可能的方案是长期的互相往来带来的结果，但是后者的结果并不总是有把握的。 博弈论里著名的无名氏定理说，在“囚徒困境”类型的无限重复的博弈中，人们有可能会互相合作； 而在有限重复这类博弈时，人们不会合作。 但逻辑上，这个定理只证明了可能性。 实际观察是，某些地区在没有明确界定产权的条件下，当地的人们能在相当程度上互相信任，合作。 而且，这些地区往往都有悠久的商业合作的传统，如浙江温州地区（而在大量其他地区，则没有这些现象）。 我们猜测类似温州这类地区，人们世世代代形成了互相信任，或者建立了帮助相互信任的机制。 人的行为是在长期的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不同的地方，人们的行为可以是不一样的。 如果某个地方人们的行为更倾向于互相合作，这种无限重复的博弈就会帮助合作。

在改革初期，由于不允许移民，在没有移民的情况下，乡镇企业的人员都是当地人。 这些世世代代的互相重复的人际的关系就会产生合作。 但是，一旦允许移民，就打破了前面说的世代重复的地方的人际关系，前面讨论的激励机制就被打破。 以浙江省为例， 90年代中期以后，乡镇企业里出现了大量的外来移民。 这篇论文在将“行为”引入经济学研究方面，不仅有相当原创性的贡献，而且非常超前。 原创与超前，是魏茨曼研究工作的基本特点。 后来行为经济学发展了，成了经济学的主流之一，讨论信任与合作成了流行的做法。 但在90年代初，由于过于超前，很多人觉得这篇论文引入信任与合作很奇怪。 所以，一方面这篇论文曾经有相当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受到很大的挑战。

✦魏茨曼对我的影响✦

对于怎么做研究工作、怎么想问题，魏茨曼对我有着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让我终生受益。

在我刚毕业时，作为一名年轻的学者，面对压力，与多数年轻学者相似，我关心能否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在合作中，我和魏茨曼讨论这个工作的做法，如何满足顶尖杂志的要求。 但魏茨曼认为是不是发表在顶尖杂志，并不总是重要的。 他说： “这些顶尖杂志名字好听，但是那里边发表的文章，真正重要的，不超过1/3。 甚至值得认真读的，可能都不超过1/3。 ”他还说： “首先是这工作本身是不是重要。 ”我问他为什么我们不有意的去朝着顶尖杂志的要求去发展，他说因为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问题是个快速变化的问题，顶尖杂志的发表周期太长，而我们要的是快。 他认为，无论在什么杂志，我们的文章只要及时发表出来，就会有很大的影响。 事后证明，他说的对。 魏茨曼的这些观点对我一直都有很大的影响。

在与魏茨曼合作的过程中，另一个让我受益匪浅的方面是怎么写科学论文。 虽然他曾经说我的英语实在不怎么样，但在我们两人共同工作的过程中，他总是有意尽量让我写，而不是他写，几乎全部都让我写。 我每写好一个部分以后发给他，他再提修改意见。 他的修改也往往不直接在我的文章上改，而是把意见告诉我，让我再去修改。 有时候，他一个晚上要给我打几次电话。 这样反反复复地来回修改。

这个过程对我后来的写作非常重要。 魏茨曼说： “你在写论文的时候，不是一个人闷头推导和写。 脑子里要有一个辩论对手。 比如说你的辩论对手可以是斯坦利•费希尔（Stanley Fischer，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副行长，伯南克的导师，当时宏观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人之一，是魏茨曼在MIT的同事），你写的每一段都是在跟他辩论。 ”另一点就是关于文字本身。 我觉得英语不是我的母语，只要把论文的初稿写完，请他来做最后的润色就好。 但他让我完全自己弄。 他说 ： “写文章就像造一条高速公路，你得要让读者能在高速公路上跑起来。 可是你写的文章像是在路上盖了墙，挖了坑，让人家跑不起来。 这样的文章，谁会愿意读？ ”他还说： “古希腊的雕塑那么细腻平滑，那么完美。 可所有的雕塑开始做的时候都不是这么好的。 开始都是很粗糙的，后来一点一点磨成细腻平滑的。 写文章跟希腊雕塑一样，要一点一点地打磨。 ”当然，实际上最后文章还是由他润色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从师生、合作者变成很好的朋友。

魏茨曼曾经住在波士顿地区的牛顿镇，我去过多次。 后来他在波士顿东北的海边小镇格洛斯特（Gloucester）买了一个荒岛（潮水高时为岛，低时为半岛）。 于是，他离开城市，只身住在海边荒岛上。 依赖岛上的丛林，魏茨曼建造了一个天然的花园，一个完整的生态系统。 其他教授开轿车，他开一辆皮卡，车厢上乱七八糟地放着修理花园的工具。 秋天的时候，车厢里面落满了从树上掉下来的果子。 皮卡也用来运输作为有机肥料的马粪。 他如此痴迷地酷爱环境，格洛斯特镇还曾有人企图陷害他，说他偷盗马粪，把他告上法庭。 我开始以为魏茨曼只是特立独行，与众不同。 但慢慢地我越来越相信，他开辟荒岛之家，亲手建造荒岛园林，是他转型成为环境经济学家的基本部分。 他从心里爱环境，爱到把自己的生活直接放到环境经济学里去了。 （待续）

（作者系长江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更多文章

1	如何为待办事项区分轻重缓急：专家们的建议
2	美国市场喜欢中国动画电影小英雄吗？
3	外国超市改变在华经营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