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对产业发展的贡献还远远不够 | 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之四

2018 年 4 月 12 日 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

►基础科研的阿喀琉斯之踵何在？图片来源：pixabay

编者按：

阿喀琉斯之踵（Achilles' Heel）——这一神话中英雄的唯一罩门曾被习近平总书记用来形容我国科技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不足。

从实际来看，我国基础科研的实力在不断提升，论文数量也以升至世界第一，“软实力”增长迅猛。然而在“软实力”向着实际转化，变为科学技术、产品等“硬实力”方面，却一直有所欠缺。李克强总理也曾以圆珠笔头为例，点明了中国在产业化方面存在的问题。

那么，中国在“由软变硬”的过程中存在哪些问题？又有哪些解决的途径？就在最近由中国科学院学部、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主办的《科学与社会》杂志上，来自中国各大院所的学者针对中国基础科研存在的短板进行了集中剖析。《知识分子》对这些学者的观点进行整理、编辑，形成《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文章，以期为中国基础科研的发展、改革提供借鉴。

今天推送的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最后一篇文章，探讨中国基础科研的转化之困。

整理 | 吕浩然

责编 | 李晓明

· 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系列 ·

一、投入短缺之惑

二、不以成败论英雄

三、项目与评价“一把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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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却投入不足、功利化、“不允许失败”等方面，中国基础科研的短板也应在科学的转化层面上有所考虑。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曾用“阿喀琉斯之踵”来形容我国科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的现状，反映到实际，就是基础科研的转化之困。

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机械学院周恒教授以物理学方向的技术转化为例，道出了中国基础科研在转化上的薄弱。“像力学应面向工程技术或其它重要领域的实际需求，如气象、海洋、风沙、船舶设计等等，提炼出对一类问题有共性的力学问题而解决之。就科学或技术工作者来讲，则要从实际问题出发，分析提炼出其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并在基础科学的层面上加以解决。”然而，能够成功解决共性问题的基础科研还很少。

两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王越教授也提到，什么叫基础研究？是基础性的研究，还是现在大家共识的寻找科学规律的研究。现在我们的科学评价指标，所体现的到底是专门找科学规律的基础研究，还是科学规律和知识应用相结合？“我想，有些问题不能且难以绝对区分开的，即，它是一个对立统一体。”王越表示。

从人类的长远发展来看，科研都是为人类的发展奠定基础的，这是根本，但是涉及到具体问题，需要区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所以科学研究的性质可能还要具体分一下。比如说纯基础研究，即科学规律的发现，不能过分强调应用，但其中有一部分最终是要应用于人类生活和社会经济领域的，那么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有一部分就叫应用基础研究，相当于中国科学院很多老一辈科学家提出来的技术科学。

王越指出，应用基础研究一方面为技术的发展提供科学的规律，另一方面又为技术找科学规律，支持技术的可持续发展，“因为技术创新如果没有规律或机理的支持是不可能有突破性的，所以单就基础研究到底是基础性的研究还是纯基础研究这个问题来说，就是一个非常的复杂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甄别的了”。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赵兰香研究员也从产业角度加以诠释。她提到，在产业层面，我国“以科学为基础”的产业明显缺失，大部分产业是基于“效率驱动”的。而我国的科学对产业发展的贡献远远不够。

就在2017年底发布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了“不充分”、“不平衡”的问题，其中的一个不充分的表现，就是我国科技基础仍然薄弱，原始创新和系统集成创新能力还不够强，核心关键技术的自主知识产权占有率偏低，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核心技术的企业不多，大量的核心关键技术依然要靠进口。

2017年8月29日，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的《科技胖龙：中国创新驱动因素的比较研究》一文也谈到了中国科技创新，文章用科技“胖龙”的说法谈论中国科技创新的情况，提出中国科技活动还存在着统计数字上的“虚胖”，“高增长，高水平的投入，并没有转化成原创性的技术成果产出”。

对此，赵兰香表示：一方面是我国基础研究的快速增长，一方面是创新驱动发展对科技基础的强烈需求，二者日益凸显。在这样一种发展态势下，如何把科技活动快速发展的态势转变为对创新驱动战略的有效供给成为重要议题。

作为基础研究，其主要矛盾也必然发生变化。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与改革开放的开启和深化相适应，我们最重要的是跟踪学习，不断缩小与世界先进科学发展水平的差距。“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者”常用于评价我国现在科技领域新的变化，也反映出这样一种思维模式。

未来30年，中国进入从富到强的新时代，创新型国家建设对科技的期待日益高涨，基础研究活动面临的主要矛盾相应地转变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强烈需求与现有知识体系效用的差距，因此如何塑造高效的知识体系应成为未来的选择。对此，赵兰香指出，以下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第一，以夯实基础作为基础科学发展的重要前提，厚积而薄发。我们经常使用现在论文发展情况，与国外在若干领域进行比较，实际上我们的比较不应该是这几年的比较，而应是长期积累的比较。我国基础研究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是总的积累量的差距。

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在R&D经费中的比例一直在5%左右徘徊。近年来，我们的基础研究更多的是用比较低的成本产生论文而已，那些需要高投入的研究，往往出的成果很少。在大科学时代，真正需要资金投入的研究工作还有很多。让基础科学得到应有的地位，这是我们科技强国建设最重要的基点，需要真正把基础科学作为国家重要战略资源对待。

第二，改善基础研究的体系结构。未来基础科学要加大投入，但不是一个简单的在现在数量上的叠加，需要优化结构，从体系的角度关注基础科学。首先从执行主体结构来看，我国企业在基础研究中比重过低，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在赶超过程中，企业对基础研究的投入都占有相当的比重，包括韩国、日本，都曾达到40%多。谁在做基础研究，就会产出什么样的基础研究成果。因此需要从执行主体结构关注我国的基础研究体系。

第三，以制度创新赢得未来。基础研究活动模式正在发生新变化，适应新趋势，适时调整我们的政策导向，是我们赢得未来的新契机。首先是融合创新，包括学科交叉，知识、技术、产业之间深度融合。融合已经代表了重要的趋势，很多的科学前沿领域都建立在学科交叉上。现有的措施中并没有有效促进这种交叉的形成和发展，亟待关注；其二，以协调创新的模式，凝聚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优势力量，形成全创新链，以大协作促进大创新，也是未来科学发展的重点。

“短期的收益并不必然带来长期增长，我们更应关注长远的收益是不是越来越多，这也许是基础研究活动的魅力和使命。”赵香兰总结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