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代码即法律”到“法律即代码” ——以区块链作为一种互联网监管技术的法律分析

本文论述了从“代码即法律”，即产生法律效果的代码的传统概念到“法律即代码”，即将法律转换为代码的新兴概念的转变。“代码即法律”是指随着数字技术的出现，代码逐渐成为规范互联网用户行为的主要方式。

代码与法律相比可以更为有效地执行规则，然而因为法律规则具有模糊性和灵活性，有时很难将其转化为代码形式，代码也有其局限性。不过长远来看，随着区块链技术以及智能合约的发展，在规范互联网用户行为问题上代码将会比法律发挥出更大作用。

楔子：法律与技术之间的耦合关系

法律与技术通过各种方式，相互产生影响。他们通过复杂的、彼此独立又相互依赖的制度体系相互产生作用，因为两者都或多或少地有助于规范个体的行为。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法律与技术之间的关系不断演变经历了4个不同阶段。

第一阶段，信息数字化过程，即将纸张和墨水变为计算机可读信息，这一阶段正在火热进行中。

第二阶段，决策自动化过程。世界各地政府机构和企业日益频繁地将特定知识领域的规则转化为计算机表达形式，以自动化或半自动化的方式实现决策程序。

第三阶段，涉及两个方面：一是法律规则逐渐代码化，二是代码监管的出现。软件规定了特定的在线环境中的可为和不可为，相比法律，这样的方式规定得更为具体细腻，而且通常也执行得更为高效。

第四阶段，法律的代码化。在这一阶段中，代码不仅广泛应用于执行法律规则，而且还用于起草和阐述法律规则。

本文重点论述技术与法律关系发展的第三与第四阶段。其中第一部分主要论述技术与法律关系的第三发展阶段，包括代码的特殊性，法律管制的利弊以及当前法律规范管理代码的方式。第二部分主要研究技术与法律关系的第四发展阶段，包括区块链范式，区块链代码的特性以及区块链作为一种互联网监管技术的可行性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代码即法律

早在现代信息技术出现之前，技术作为执行的工具作用就存在了。技术并不是中立的，往往带有政治色彩。即使它们通常被定义为通用技术，其设计思路还是会决定应用的领域。

根据莱斯格的观点，存在四种不同的力量或多或少地有助于规范个体的行为，而这些力量往往不受任何一个独立个体的控制（Lessig，1999）。

法律通过法律规则和条例规范和限制个人的行为；社会规范通过朋辈压力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市场则通过供求机制鼓励或阻碍特定的市场行为；科学规范则通过限制个体的行为类型实现对行为的约束。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为规则的发展创造了空间，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行为可以通过软件得到调节。正如莱斯格在《代码即法律》中明确指出的那样，代码是互联网体系的基石，它有能力通过技术手段规范个人行为（Lessig，1999）。

就像任何技术一样，这些代码可能反映了某种政治利益，其设计方式可能对许多网民的在线体验产生重要影响。无论这些影响是不是有意为之的结果，数字环境为私营企业开辟了新的管理方式，它们试图通过将价值嵌入技术的方式彰显自己的价值取向。

如果这些技术最终被人们所接受（Woolgar, Cooper，1999），它们将会对普罗大众都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一）人工智能是一种特殊的代码

代码，特别是互联网代码所具有的特定功能与其他监管形式有着本质区别。

首先，两者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物理产品需要原材料和购买生产设备进行生产，代码仅仅通过计算机产生，并通过各种形式的储存设备和网络连接进行传播。

其次，软件制造商的准入门槛比很多传统制造业都低得多。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的成本接近于零。特别是在互联网这种跨国网络环境之下，代码可以跨国传播，在世界各地迅速地被复制或被篡改，即便是国家也难以阻止代码的复制与传播。

最后，代码规则可以事先对个人行为加以限制，即代码可以有效预防人们违反规则，预防作用甚至开始于在他们采取行动之前，这与传统法律规则的事后救济与执行恰恰相反。

（二）代码可以规范和管理社会——以版权保护为例

法律与技术之间的联系可谓错综复杂。一方面，国家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规范使用代码的用户行为，实现对互联网的管理。另一方面，代码逐渐广泛地用于规范各行各业，与法律一起发挥出越来越大的作用。

其中，版权保护是最具代表性的例子。代码成为整合和执行现有法律条款的重要手段。在版权领域，互联网的出现改变了版权保护协议发生作用的条件。

首先，在数字世界中，维护版权变得极其困难，因为数字作品极易被复制和传播。其次，数字技术促使自由文化运动出现（Morell，2012），这一运动主张自由复制、传播和重新合成作品的权利，但这些权利与著作权人的商业利益产生了冲突。

为了保护著作权人的经济利益，许多发行平台开始使用数字版权管理（DRM）系统和技术保护措施（TPM），希望通过一系列控制访问和限制复制等机制，限制终端用户对数字内容的使用（Samuelson，2003）。

数字版权管理系统的优势在于，让著作权人通过技术手段指定用户访问或消费作品的方式，从而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利益。但这种做法也有弊端。事实上，许多法律条文因无法和技术结合而被技术系统所忽略，这往往对终端用户不利。

例如，除防止侵权以外，许多DRM系统还会阻止用户合法访问或复制作品副本，因为代码很难区分出用户的不同类型和不同目的，例如用户到底是终端用户还是图书馆或者公司，他们是用于教学、非商业还是研究用途。无论是不是有意为之，这些技术手段都会极大地损害在线访问和传播信息权。

当然，人们也可以通过代码规避DRM系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许多国家颁布了反规避规则，禁止人们在没有得到相关著作权人授权时，利用技术手段规避技术保护措施，这些规定已经被纳入1996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Besek，2003）。

作为一种解决数字领域中版权执法复杂性更有效的手段，代码可以用来强化法律，法律可以用来确保代码无法规避或篡改，达到保护代码的作用。

最后，代码可能会引入新的规则，这些规则与现行法律之间不存在直接联系。例如，许多P2P文档在代码中嵌入了共享规则：用户只有共享了文件才能下载更多内容，从而强化了用户之间某种形式的合作。其实代码对在线行为的规范作用要比这个大很多，例如在线服务提供商经常通过代码或算法来改变或影响用户的群体行为。

（三）法律可以规范和管理代码

与早期网络独立的支持者所持观点相反（Barlow，1996），完全独立的互联网空间其实并不存在。

在法律特定管辖范围之内，在线运营商是合法的经营实体，无论是否愿意，软件开发商和设备制造商都要受辖区法律的约束。而在线运营商的法律责任则是一套内容广泛的法律责任制度，在该制度中，在线运营商不会因在其基础设备上通过或存储的内容而承担任何形式的民事责任。

不过《美国千禧年数字版权法（1998）》、《欧盟电子商务指令（2000）》以及《欧盟信息社会版权指令（2001）》激发了一种趋势，而且影响至今——在线运营商中间责任的限制越来越基于权利人主观意愿的判断。 

二、法律即代码——以区块链为例的说明

代码即法律，如今这种说法变得很时尚（Wu，2003）。这些年随着互联网日益普及，我们对数字技术的依赖日益加深，通过技术规则取代现行法律和法规的趋势开始慢慢形成。

因为，法律法规只能通过国家干预进行事后救济，而技术规则可以通过代码进行事先预防。法律与代码在互联网社会下的功能和作用可谓高下立判。

然而，将法律规则转化为技术规则的做法并非易事。法律规范是一种本质上模棱两可、用语言书写的一般规则；技术规范与法律规范相反，它只能通过代码表达，也必然依赖算法形式和数字模型。

所以，代码规范比其包含的法律条款更为具体，也比较“刻板”。

将法律规则纳入技术规则是一个复杂而微妙的过程，不仅可能会对法律制度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可能实际影响到我们对法律的看法。

虽然在数字世界中，代码越来越多地模拟甚至取代法律某些传统职能，但是在过去的几年里，特别自区块链技术和智能合约出现以来，法律也逐渐显示出代码的一些特征。

（一）区块链的兴起与智能合约的发明

众所周知，区块链的兴起源于比特币的发明与引入。

区块链是一个分散的数据库，依赖于一组加密数据来确保记录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存储在区块链中的数据不能被追溯修改，因此区块链的状态只能以用户协商的方式进行，即得到超过50%网络节点的许可才能更新。

从这个意义上说，区块链是密码性安全的附加数据库，不需要任何中间商或清算组即可运行。与专门用于分散支付系统的比特币区块链相比，现代区块链架构，如2014年以太坊（Ethereum）开发的新型区块链平台，引入了其他功能，它允许将小的代码片段直接部署到区块链上，由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分散执行。

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尼克·萨博（Nick Szabo）首先提出了智能合约概念。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 简称SC）是一种计算机协议，它可以帮助人们通过区块链上的简单交易与其他人或机器建立合同关系。

根据萨博将代码植入合同之中的设想，智能合约无需建立在交易双方的信用基础之上，从而实现一种自我执行，这样就可以提高交易效率并消除传统合同关系的不稳定性。

除了可以提高交易的速度和效率之外，智能合约用机器理解的计算机语言编写，所以其内容比传统合约更为准确。智能合约旨在模拟合约条款的逻辑，它能够自动执行特定的协议条款，通过集成的执行机制提供无需相互信任的交易。

因此，智能合约可以支持合同履行，通过将法律义务变为自动执行的交易，从而减少谈判、核实、执行成本。

（二）区块链代码即法律

与其他技术一样，区块链也不是完全中立的，作为一种具有特定架构的技术手段，不可避免地具有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

此外，尽管区块链技术呈现出一系列区别于其他代码的独特特征，但它仍具有相通的代码属性。智能合约制造商的进入门槛较低，这为在未开发领域广泛进行实验奠定了基础条件。就像任何其他软件一样，智能合约具有高度的可塑性和适应性，使人们能够进行广泛的版本测试和同一智能合约的改编。

区块链跨越了国界，因为它们避开了对中央服务器的依赖与需求。智能合约在分布式节点网络上分布和执行，这显著降低了诉讼风险。

最后，智能合约能够事先执行技术规则，从而加强了代码监管的有效性，并可能带来的相应法律影响。

然而，目前区块链社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影响。

目前讨论主要集中在配置智能合约的技术方面以及如何让其在特定框架内实施等问题之上。许多智能合约支持者声称，合同条款可以通过区块链部分或全部自动执行，既具有自我强制力，也有外部强制力。

区块链的主要重点放在效率和优化问题上，以提供优于传统合同法的安全水平，并降低其他与合同相关的交易成本。

我们仍以版权保护为例。

版权法规定，在信息领域中，只有经过著作权人同意，才能对作品进行复制，这也被称为 “人为稀缺”原则。

多年以来，内容提供商一直依靠技术手段，如DRM系统或其他技术保护措施来限制可以访问的内容，还通过反复引用新的技术规则，以作为版权法的补充。

然而，大部分技术手段因为无法将两个数字文件区分而受到限制。通过利用区块链技术的透明度和不变性，我们可以把每个数字副本和区块链上的特定标记连接起来，这不仅保持了数字作品的唯一性质而且也便于作品的传播。

作者还可以将这些指令与其数字作品的特定权利相关联，并与所持数字指令相同的对象进行交易。

区块链技术借此可以在每个文件层面运行，并自动执行“人为稀缺”原则，这些功能都为数字领域中应用首次销售原则（First Sale Doctrine）奠定了基础，而且区块链技术不需要依赖法律合同或手段就能自动实现。

（三）法律转换成代码存在的问题

在过去的几年里，代码监管的发展势如破竹，因为越来越多的互动行为通过技术进行调节，代码也表现出比法律更高效的规则执行力。我们正逐步将法律的解释和适用与技术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基本任务。

但是，正如我们在DRM系统中看到的那样，将法律规则（Wet code）转换为技术规则（Dry code）并不是那么容易。

前者语言表达模棱两可，因而可以根据具体情形适用于无数可能无法准确预见的情况。后者具有严格的形式化语言特征，需要明确的类别，并且需要事先明确规定适用的方法和条件方可运行。

尽管这两种规则类型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将法律规则转化为技术规则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普遍，将法律写入技术、硬件或软件设备的做法也日益频繁。

然而，随着我们越来越依赖技术手段来执行法律规则，我们面临着法律逐渐代码化的风险，规则变得越来越格式化，因为这样才能更好地与技术结合以便实施。

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这种风险已经成为现实，至少在合同领域已是如此。

长期以来，代码中直接植入了合同条款，以促进其自动执行，如传统DRM系统。 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作为执行合同条款的一种手段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同时交易也越来越不需要实际的法律合同予以支持。

此外，随着智能合约的出现，代码不仅可用于执行现有法律规定，而且还可以用于对适用对象进行初步判断。

当智能合约与建立在区块链基础上的支付系统结合使用时，任何人都可以向相关权利人发送微交易，以便自动获得许可，获得关乎某项作品的相关权利。

集体管理组织也可以利用智能合约，以便作品在公共场所表演，演奏或展示时，自动收取版权人所应得的版权许可费。

因此版权许可费的分配可以通过更加透明和高效的方式实现，并向作者实时分发版权许可费。

更重要的是，法律甚至可以要求某些从业者通过智能合约完成他们所应尽到的关于物流或会计方面的义务，使法律要求的执行过程实现自动化。

鉴于此，如果在网络空间中“代码即法律”（Lessig，1999），那么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法律正在逐渐变成代码。区块链与其他技术不同的地方在于，智能合约实际上意味着取代法律合同。

它们不再被视为对现有法律规则的单纯辅助或执行机制，相反，智能合约的代码旨在将法律效果作为其主要功能。

因此，随着越来越多的合同条款以智能合约的形式实施，区块链逐步发挥了“监管技术”的效用——即可用于定义法律或合同条款并将他们纳入代码，予以强制执行，而不管是否存在优先的法律规则。

在通过技术视角重新反思法律的过程中，应当考虑许多重要问题。

首先，科技手段不能完全定义法律概念，法律概念也不能只通过科技这一种方式来定义，因为科技无法代替立法部门在立法程序中的民主讨论过程。

其次，法律制度需要确保该规则具有公开性、透明性、明确性以及普遍适用性，否则其合法性就会很容易受到质疑。

然而，代码的编程行为以私有性为主要特征，即由程序员通过代码形式实现对规则的表达。在智能合约之下，执法通过技术框架完成，因此经营方可能绕过这些法律保障，就像DRM系统通常绕过版权合理使用条款一样。技术合理的智能合约都将得到执行，无论它是不是合法有效的合同。

再次，虽然智能合约具有处理复杂交易逻辑的潜力，但许多交易最终必须与存在于物理世界中的人员或组织对接才能完成。正是在这些难以突破的问题上，法律体系对违约问题最具有解决力。

所以，在现实社会中智能合约也必须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才能达到与传统法律合同比肩的效果。

最后，我们应当理解用代码形式起草和详细阐释法律和合同条款的结果是什么，而非简单地将两者结合，这对我们来说十分重要。

许多法律规则的制定希望更具广泛性与通用性以适应不同情况，因为许多现实情形在起草时无法预见。这就是法律规则需要由法官解释和运用的原因，然后才能根据具体情况适用案件事实的原因。

鉴于法律规则所固有的含糊性和灵活性，如果不将这些规则正式化为更加规范的语言，以便机器处理和理解，那么就无法实现法律和合同条款的自动执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近年来法律条文的起草工作发生了重大转变。 法律条款和合同条款都在逐步明确化，措辞表达逐步精确化，法律解释也比过去更加中立。这样一来，法条就会更加容易地并入代码中，通过技术手段自动执行。

然而，这种日益形式化的发展趋势却违背了法律本应天生具有灵活性和模糊性的传统法律理念。虽然司法制度必须以中立和公正为前提，但追求客观的法治制度往往受到批评，因为法律的真谛必须要通过案件事实和法官解释才能得到真正理解。

三、结论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通过代码进行互联网监督和管理已经蔚然成风。

不断发展的数字技术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代码如今已经以各种方式调节和约束我们的行为。特别是在互联网上，代码应用于不同权利和义务的实现（Benkler，2006），以及价值观输出，对我们产生了深远影响。

而区块链技术的出现是向更加广泛应用的技术监管迈出重要的一步。虽然许多人认为区块链只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大空炒作”，但是不可否认区块链呈现出的新的可能性为实验和创新提供了一个全新领域（Reber ，Feuerstein，2014）。

在金融领域，区块链被许多金融从业者视为优化现有金融应用和支持新型金融技术服务，金融科技的理想技术；在物联网领域，区块链同样也是一项非常实用的技术，因为它可以让联网设备在同一竞争环境下相互轻松地进行交流以及交易（Hajdarbegovic，2014）。

不得不说，探索区块链技术的潜力令人非常兴奋，但也存在着一些我们细思极恐的情形。

就目前而言，鉴于这种管理方式具有执行规则的能力，加上其技术规则缺乏灵活性，区块链支持的设备还无法区分普通情形和可能需要特殊对待的例外情形。

法律本质上具有模糊性，这样才能使其应用于各种不同的个案之中。各种法律纵横交错，如同一张法律之网，构建出一个坚实的框架体系。这个体系还设计了各种限制和例外情形，用以适应社会的复杂性、不可预测性。

与法律不同的是，代码的执行非常严格，代码也具有很强的侵入性。因此，如果设计不合理，那么通过代码进行监管可能会事与愿违，损害个体权益。

迄今为止，法律已经找到了管理代码的方法，从而可以限制其潜在的破坏力。然而，区块链的分散性以及智能合约代码属性导致在法律责任和可规范性方面产生了新的难题。正如法律无法阻止生物病毒传播一样，法律也无法简单地通过一纸法令就阻止软件开发商的自主研发。

至少，我们应当谨慎审视自动化法律治理的前景，虽然它可能会开辟新的天地，但是我们还是无法完全预见它可能会带来的恶果。更为重要的是，虽然通过自动化执行法律我们可能获得更高的效率和提高公开透明度，但是也许我们最终可能会牺牲掉人类的自由和民主（Wright，De Filippi，2015）。

最后，正如莱斯格所说的那样： 

“未来，代码既是实现自由和自由主义理想的最大希望，也是最大威胁。我们既可以设计、编程、建造出一个网络空间，用以保护我们坚信的核心价值；也可以在这个网络空间中任由这些价值消失殆尽。我们既没有中间道路，也没有万全之策。代码不是被发现的，而是由人类发明创造出来的。”

作者简介：Primavera De Filippi，巴黎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常驻研究员；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助理教授。Samer Hassan，活动家兼研究员，西班牙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副教授，哈佛大学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人员。

编译：赵蕾，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邓楚伊，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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