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孟母们的困境
因为当年冲冠一怒为雾霾、学习郑和下南洋，带娃多年旅居在澳大利亚的我，时而会被国内遭遇类似困境的妈妈和准妈妈当成咨询对象。有趣的是，让妈妈们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对象，也在逐年变化：从最早的空气污染和食品安全，变成后来的幼升小和学区房，而最近一桩，则是Ayawawa和她的石头剪刀布理论的甚嚣尘上——“怎么能让我的闺女在这种把女性往尘埃里踩踏的环境里长大？”
毫无疑问，对于在语文课本里学过孟母三迁的传统故事、又在金庸小说里领悟到“侠之大者，打不过，逃！”之武学真谛的受过高等教育、向往自由美好生活的一代中国女性来说，移地而居几乎成了最理性的选择之一。而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最适合女性生活的国家排行榜”（Best Countries for Women）和“最适合当妈的国家排行榜”（Best Countries to Be a Mother）上分别排第8和第9的澳大利亚——考虑到此类排行榜基本上前5名永远被北欧5国花样霸占，这成绩相当不差——在过去几年中成为中国大陆新时代孟母们迁居的热点，也就一点都不令人意外了。
根据澳洲移民局的统计数据，从2011年到2017年，移民澳大利亚的中国女性人数远远超出男性
然而，生活在澳洲的孟母们，日子到底过得怎么样？她们的焦虑，真的像移民中介软文以及她们自己在朋友圈中展现的那样，在这个“橘子与阳光之乡”就此烟消云散了吗？
对于这个问题，我向来觉得，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甜头与苦处，欲说还休，千丝万缕，不足也很难为外人道。但另一方面，却也会越来越频繁地犹豫自问，面对粉饰焦虑、贩卖焦虑、消费焦虑的汹涌热潮，知情者的沉默，又会不会变成另一种帮凶？
说来也巧，一份最新发布的关于澳洲华人移民心理健康状况的报告，从一个侧面，帮我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一种颇有诚意的解答。
由澳大利亚咨询公司DiverseWerks执笔的这份题为《中文生命热线可行性研究》（Chinese Lifeline Feasibility Study）的报告，是在提供自杀干预服务的全澳慈善机构生命热线（Lifeline Australia）和关注精神健康的桥爱慈善基金会（Bridging Hope Charity Foundation）的委托下，基于相关研究综述和对在澳华人移民的2080份问卷调查结果的分析而得出的。
根据收集到的数据，研究者为这些接受调查者的主流勾勒了一幅小像：
来自中国大陆，居住在悉尼周边地区，已经拿到了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留权，年龄在40到44岁之间的女性——除了居住地这一条，简直就是我本人。
就在这些被调查者中，68%的人，在此前3个月中，本人或亲朋好友经历过巨大的压力或情绪困扰。
让她们最焦虑的是什么呢？几乎和国内这一年龄段的女性没什么差别：
养娃太难！
工作压力太大！！
钱总不够花！！！
两口子老吵架！！！！
甚至，有12%的人表示，感觉日子过得比在国内还累！！！！！
然而，由于语言和文化的障碍，当遭遇这些情绪困扰时，只有不到四成人表示，他们曾经向朋友、家人、宗教团体和其他地方寻求过帮助，求助于医生乃至专业心理医师的人更是微乎其微。更多的人（63%）选择将这些负面情绪隐藏起来，留给自己消化。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微信的存在，本来是可以帮助天各一方的亲人朋友拉近距离的，但因为担心“丢脸”和“被人笑话”，许多被调查者在极度焦虑的时候，却会在微信朋友圈里表现得格外欢跳，自己切断了自己的求助之门。
研究者还发现，春节对于那些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女性来说，尤其是个敏感时刻，一位被调查者指出，来自家人和朋友的社会与文化压力，常常会令她游走在崩溃的边缘。而当年为照顾孙辈而以父母移民方式来澳的老人，也是另外一个十分脆弱的群体：语言和文化差异本来就已经构成巨大障碍，随着孙子孙女长大、进入高年级，他们与世隔绝、甚至被忽略、虐待的风险也会逐渐增加。
当然了，包括我在内的古今中外的孟母们，大都富有“一切为了娃，困难不算啥”的牺牲精神。而且不容否认的是，澳洲的自然环境和基础设施，终究要比绝大多数国内城市更优美宜居，只要不择校，孩子就近上个学不算个事儿，不用为了本户口簿出尽百宝。所以对于当年在北京霾中咳嗽得差点儿一口气上不来就去见马克思、孩子在北京没户口没学上的我个人而言，求仁得仁又何怨，还真没啥好吃后悔药的。但凡事就事论事、见招拆招则可，千万别随便上升思想高度，比如为了追求性别平等、打破阶级固化这些锦上添花的进阶目标而连根拔起移民，便实在应该三思而后行。
就以男女平等问题来说吧，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新闻背后”（Behind the News）节目与墨尔本大学儿童身心健康项目日前公布的一项涉及1万余名学龄儿童的调查结果便显示，虽然是排行第8的适合女性生活的国家，但澳洲的女孩子从小学阶段起，就开始面临一系列不平等的待遇：与同龄的男孩子相比，女孩子被期待在家中承担更多的家务，更多照顾年龄小的弟弟妹妹和长辈，在学校和各种体育社团中，也更多地被分配给清洁打扫等杂务。但与此同时，能因为自己的劳动得到报酬——零花钱——的女孩子总体却少于男孩，而她们得到的数目也显著更少。尤其是在“高收入群体”——每周零花钱超过25澳元——中，男孩子更几乎呈现一种碾压性优势（11% vs 7%）。
这项研究之所以发人深省，原因在于，它几乎完美映射了澳洲成年人社会中的性别差异问题。根据澳大利亚职场性别平等机构（Workplace Gender Equality Agency）去年底公布的2017年度性别薪酬差距数据，澳洲女性的平均年收入，要比男性低26527澳元，而在金融和保险业，这种差异可以放大至31.9%。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即便是在医疗护理、教育和培训这些传统定义上以女性为主的行业，男性从业者与女性从业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也在逐渐拉大。
与此相对应、不好说孰为因孰为果的，则是2016年澳洲人口普查所呈现的另一个数据：澳洲女性平均每周需要从事5到14小时的无薪家务工作，而她们伴侣的相对家务劳动时间少于5小时。事实上，澳洲成年女性从事兼职工作的比例高居全球第3，而一个冷冰冰的“常识”是，一个通常的两个孩子的母亲，在最小的孩子上小学5年级之前（12岁），由于家务和育儿上的投入，通常都只能接受职场大门对自己彻底关闭的现实。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背井离乡的冲击，会进一步拉大这种差异。根据澳大利亚社会服务部（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网页上2018年5月18日更新、截至2011年的统计数据，虽然出生于中国的澳大利亚居民近半数以上属于技术移民，相对于全体国民拥有更高的学历，但在15岁以上的成年人中，就业率仅有57.1%，失业率——只包括主动积极寻找工作但无果的那些人——高达11%，而澳洲国民的对应数字为65%和5.6%。此外，中国移民群体的每周中位收入仅有328澳元，比其他外国移民的538澳元和澳洲本地出生居民的597澳元差了不止一点半点。关键原因在于，中国移民群体中存在着严重的“就业不足”（underemployment）现象，纸面上好看的最低小时工资和专业人士的行业平均年薪，当无门可进时，便成了无法充饥的画饼。
对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曾经在国内职场上体味过巾帼不让须眉滋味的中国“孟母们”，这可能是最大、也最难消化的文化休克，也常常构成最主要的焦虑来源。
当然，所有抽象数据与二手经验，都无法替代个人做选择，而在生活这条路上，没有谁可以真的以“过来人”自居，都是摸着石头前行的客旅。只不过，澳洲和任何地方一样，不是天堂，亦非地狱，只是人间，不能指望简单的空间转换就令游戏立时切换到简单模式。三迁所带来的种种变化与挑战，是古往今来的每一个试图效法孟母的母亲在每一个当下所承受的，但绝大多数人最后的结局，可能都是成为珠母——忍着砂砾摩擦的疼痛，尽己所能的去包容和滋养，只为了那或许有的一点沧海成珠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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