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 | 他们重走了八十年前的南大西迁路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上海进攻，南京危在旦夕。
1937年9月23日，教育部批复“准迁重庆”。
1937年10月上旬，国立中央大学教职工迁徙开始。
1937年12月初，日军逼近南京，中大农学院牧场技师王酉亭组织工人，用学校发放的安置费，将学院大批良种牲畜装船，开始“动物大迁徙”。
1937年11月25日，金陵大学开始第一批内迁。
1938年2月，金陵大学师生全部迁到成都华西坝。
1938年11月下旬，王酉亭率“动物迁徙队”抵达重庆。
从南京到宜昌，从宜昌到重庆，从重庆到成都，其间直线距离约1640公里。
八十年前走在这条路上的，有从锡澄线撤退下来的军人，有向内地逃难的百姓，也有背着书包，拖着行囊的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师生。而这条浸透过无数血与汗的道路，在今天南京大学的校史中，被称为“西迁之路”。
2017年7月，为了庆祝建校115周年，南京大学共青团委员会成立了“115周年校史”重大暑期社会实践调研专项，政府管理学院15级的程昊和其余七名团队成员共同组成了“青年的脚步：重走南大西迁路”分队，将这一千六百多公里又走了一遍。
“大家都听说过‘联大长征’，却很少有人了解‘中大西迁’。”
西南联大是中国学术史上一段重要的记忆。受抗战爆发的影响，1938年4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长沙联合大学西迁至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闻一多、朱自清、冯友兰、钱穆等学术巨擘也都在这场翻山越岭的迁徙之路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西南联大校舍）
“但是除了联大长征外，其他高校抗战时期的西迁历史并不为人熟知。”在聆听南大校史讲座前，程昊身边的同学对于南京大学前身——国立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西迁历史都并不了解，大家更熟悉的还是西南联大的故事。
“于是我想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这条西迁路重走一下呢？用自己的脚步去找寻南大的这一段历史，来表达对母校的感情，也让更多人对此有所了解。”
（西迁重庆后的中央大学沙坪坝松林坡临时校舍，经过42天日夜施工，可容纳师生千余人，创造了建校史的奇迹）
因此这个夏天，程昊和他的团队沿着八十年前一批人的足迹，以暑期社会实践的形式，将这一千六百多公里又走了一遍。
程昊将这一支队伍取名为：“向西，向西”。
7月8日 南京 小雨
团队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开始探访原中央大学、金陵大学的各个旧址。
在国立中央大学旧址（现东南大学四牌楼校区），繁密的梧桐遮蔽住了大多数老建筑，只在浓浓的绿色中留出一些灰色的墙面。
（以原中央大学校友吴健雄女士命名的健雄院）
百年时光荏苒，以中大校友吴健雄女士命名的健雄院至今仍保存了当时的面貌，对比老照片，依稀可以想见当年建筑楼前学子人来人往的情形。从前被日军轰炸过的教学楼，如今也都修复完缮。
与中大旧址的欧式建筑风格不同，虽然是教会学校，金陵大学旧址（今南京大学鼓楼校区）里的建筑多为中国古典样式，斗拱枋檩随处可见。庭院中古木参差，仿佛也有江南园林的影子。
（金陵大学旧址中的建筑多为中国古典样式）
在团队成员党茂洋看来，大家所走的每一步，都是对历史的重新丈量，四牌楼、鼓楼、丁家桥，所行的每一处，都是对时光的追溯。
来自 15级政府管理学院的高骏 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哪怕今天的交通条件已发达如此，离乡也总是一件很伤感的事情，更不必提当年的中大师生，轮船每行一里，这种悲伤便会加深一些，再从无线电里听到国军节节败退的消息，不知何日才能重回中大的校舍，这种悲凉的情绪想必已然是无以复加了。”
南京七月的梅雨仍在下着，不知许多年前中大与金大师生西迁时，是否也在这样的雨天里？
7月9日 宜昌 晴
9月1日由Christopher Nolan执导的电影《敦刻尔克》即将在国内上映，电影根据二战期间的真实事件“敦刻尔克大撤退”改编。英国政府和海军发动大批船员，动员群众营救被德军困在敦刻尔克海滩的40万盟军士兵。
(电影《敦刻尔克》剧照）
而在东方，同样发生在二战期间的“宜昌大撤退” 则被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但与英国不同的是，“宜昌大撤退”没有政府支持，完全依靠当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与他的船队，冒着日军的炮火和飞机轰炸，面对即将进入枯水期的长江，仅仅耗时四十天，便完成了抢运战时物资和人员到四川的工程，从而保存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命脉。中大与金大西迁，也属于其中的一部分。
（ “重走南大西迁路”团队成员在“宜昌大撤退”纪念碑前合影）
程昊的团队了解到，在西迁过程中，民生公司在运送开赴淞沪战场的军队后，曾将一批客运船只提供给中央大学师生，负责运送多达500只木箱的图书仪器。
站在“宜昌大撤退”的纪念碑下，团队成员们眺望着汩汩东流的江水。
而八十年前，中大的师生们同样在此远望东流的长江，一路向西。
在队长程昊看来，即使有更便捷的交通工具支持，这样一条一千多公里的西迁路，还是显得十分艰辛。“更不要提当时中大师生，他们当年面临的条件，比我们艰苦多了。”
来自台湾“国立中央大学”的大四交流生郭秉善，没有想到这一路的背后竟藏了太多太多的历史往事。他和“向西，向西”团队一起，依靠一张老照片，在重庆大学沙坪坝校区内找到了如今在电子地图上都不见踪迹的中大旧址。
（西迁后的中央大学“七七抗战”礼堂）
这是一张拍摄于抗战时期的照片，画面中的“七七抗战”礼堂巍然矗立在山城的土地上。在抗战期间，这座礼堂是国立中央大学开展集会、演讲之地，也是自由精神与民族精神碰撞之地。
“松林坡？不知道。”
“七七抗战礼堂？我来重大这几年都没听说。”
“中大西迁这件事我在校史馆里看到过，可是我也不清楚那些遗迹在哪里。”
在团队成员高骏的日记里，这样的回答构成了他们寻访的常态。
7月12日，团队在校区内无意间发现了一座三层小楼。楼房外墙的砖块已经脱落，墙上的油漆也已褪色，门窗玻璃许多也已破碎。
("七七抗战"礼堂今貌）
照片里原来礼堂雄伟的正门无处可寻，可以看见的是门口悬挂着的红色告示牌——“此楼危险，禁止靠近”，灰黄的墙面上有粉笔书写的“这个不能拆！”字样。不远处的一块石碑，证明了建筑物的身份。
回忆见到礼堂时的情景，程昊说：“由于有门锁着，我就和郭秉善一起翻墙进去，透过窗子看见礼堂内有脚手架。心里好过了一些，希望脚手架是用来修缮保护礼堂的。”
相比于松林坡校址，中央大学西迁后建立的柏溪校区就显得更“无迹可寻”了。
沿着污水处理厂的外墙，团队找到了一条在路口竖着“内有毒蛇”警示牌的小路，在穿越这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时，许多同学腿上都留下了荨麻蛰过的痕迹。
(原中央大学柏溪分校）
山路崎岖，但程昊和他的团队还是找到了没于荒山野岭中的中央大学柏溪旧址。
台湾同学郭秉善在行记里这样写道：
“在這一片荒煙蔓草的土地上，總算看到了一棟殘破的木製小屋，迎面而來的是一個壯碩的老人……經過了一番溝通後，我們總算確定了眼前這棟破爛不堪的木房就是我們要找尋的遺址。
老人叫做廖龍雲，是退役軍人，現年68歲，和妻子離婚後被安置在這裡居住……在這邊住了十幾年。牆上還能見到說明中央大學西遷歷史的告示牌，但上面的字全都褪了色……這裡確實有立著文物保護的標誌牌，也說明了這裡是中央大學柏溪校區的舊址，但看著四周，湧上心頭的，卻是一股心酸。”
（ 没于山林之中的中央大学柏溪分校今貌）
据老人介绍，这栋木房原为中央大学柏溪校区教师宿舍，门口也曾是一条热闹的街道。除去之前的央大校友和东南大学部分探访西迁校址的师生，程昊的团队是老人十年间见过的第三批寻访者。
（团队成员与廖龙云老人合影）
老人说，他这十几年来依靠国家低保生活，曾经陆陆续续也有相关部门想要将旧址保护起来，但最后都不了了之。他在尽力维修，但破败的程度还是越来越严重。“我已经六十八岁了，我再也爬不动房梁了。这些年，我尽力了。”
为了表达两岸学子的敬意与感谢，程昊的团队将此次“重走南大西迁路”社会实践的旗帜送给了廖龙云老人。
找到原中央大学柏溪校区后，“向西，向西“团队又寻访了重庆大学内中大校友捐资修建的“中央大学迁渝纪念亭”和成都的华西坝校区旧址。
（ 中央大学迁渝纪念亭）
在团队成员们看来，重走西迁路是对历史的另一种铭记，罗家伦、王酉亭……这些逝去的人物在旅途中总是离大家很近很近。
（今四川大学华西校区内金陵大学等五所教会大学迁渝纪念）
西迁之后的中大与金大，仍然会受到日军的轰炸，钻防空洞也成了师生们的“必修课”。而在战火的硝烟中，中央大学与金陵大学坚持教学，西迁近9年，为国家培养了数以千计的专业人，遍布抗战和国家建设的各行各业。
（来源：南京大学官方微信公众号）
也许有一天，旧址会因时间的侵蚀，因为保护的不力而消失，但南京大学传承至今的校训精神却永远在那里。
诚朴雄伟，励学敦行。
1944年秋，各地知识青年响应号召从军抗战。中央大学中文系汪辟疆教授于沙坪坝校区作《从军行》二首。其中第二首诗是这样的：
闻君已恨从军迟，欲把樱花踏作泥。
我亦有怀征万里，送君先过石门西。
几十年后的今天，又有一批南大青年继续承载着这所百年名校跨越世纪的春秋繁露、起承转合的壮美乐章。在百余年的风雨征程中，一代代南大青年在历史潮流中搏浪淘沙，他们身上所蕴含的红色底蕴、所展现的南大精神，都是南大青年在时代面前的担当与坚守。
南大青年
社会实践团队 | “向西，向西”
图 | “向西，向西”社会实践团队；网络
文 | 奚炜轩
美编 | 王芹 曹清语 奚炜轩
责编 | 曹清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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