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评估是复杂的,而且往往是有争议的。它来自于危险呈现,它的特点是可能发生的不理想事件及其结果的不确定性。很少有像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这样不受欢迎的结果。几十年来,关于可能影响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风险的特定情况、政策和武器,已经写了很多。这些问题的性质和用于评估的风险分析方法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了很大的变化。
认识到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带来的风险,2020财年国防授权法案指示美国国防部与美国国家科学、工程和医学研究院签订合同,进行一项研究,探讨风险分析方法的性质及其在评估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风险中的应用。
本报告是该研究的第一阶段,它讨论了风险,探索了风险评估文献,强调了风险评估方法的优点和缺点,并讨论了一些公开的、支撑美国安全战略的假设,这些都是在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背景下进行的。研究的第二阶段将扩大重点,包括分析风险分析中的假设和方法在美国安全战略中可能发挥的作用。第二阶段的研究将产生一份保密报告和一份非保密的摘要。表S-1详细介绍了委员会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其两个阶段的工作中都不包括进行风险分析。本报告也不会涉及当前的地缘政治事件,如俄罗斯2022年对乌克兰的入侵,尽管这些事件说明了在国际冲突中了解核风险的重要性。
美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已投入大量资源和时间,试图了解和减少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风险。美国战略司令部的现任指挥官以及核裁军运动者都断言,核战争的风险仍然非常真实。对于核和放射性恐怖主义的风险,也有类似的说法。此外,随着新技术和新对手的出现,这些风险正变得更加复杂。
为了确定与核恐怖主义和核战争有关的威胁和后果,分析人员在对核战争或核恐怖主义进行风险分析时将面临许多挑战。委员会确定了可能导致核战争的七类情况:预防性的、先发制人的、升级性的、催化性的、意外的、未经授权的和误报的。委员会还确定了三类可能导致核恐怖主义的情况:简易核装置、放射性散布装置或放射性暴露装置,以及对核设施的破坏。这些类别的情景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因为各类别之间也可能发生其他互动,例如意外和误报情景之间。这些依赖性必须反映在任何风险评估中。委员会确定的情景类别在此作为例子,并不是全部;然而,分析人员必须包括他们能够设想到的所有情景类别,以便风险结果不会被低估。对使用核武器造成的直接物理后果的估计,依赖于基于核物理学、过去的经验、核试验数据和其他可用信息的数学模型。关于核武器的一些物理影响(如对伤害和死亡的直接估计),人们已经知道了很多,尽管有些影响(如火灾、现代城市环境的破坏、电磁脉冲影响和气候影响,如核冬天)还不是很清楚或难以量化(弗兰克尔等人,2015)。评估使用核武器的社会、心理和长期影响的方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类应对其他灾难性事件的行为的代用数据。使用这些方法的分析通常包含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强烈的相互依赖性。
委员会研究了与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有关的风险评估和分析的历史,包括探讨历史上为了解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风险所做的尝试,以及在评估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总体风险时所涉及的重要不确定性来源。来自历史文献的关键见解反映在本报告中,但一个明显的差距是缺乏对核武器的物理影响不太了解的知识,以及对使用核武器的心理、社会和政治后果的评估和估计。
在做出各种决定时,风险信息可以成为决策者的重要投入,包括确定优先事项、制定新的政策或程序,以及分配资源或时间。在自然和工程系统中,特别是当统计数据可用且可靠时,基于事件样本频率的风险分析可以很容易产生对未来风险的估计。然而,正如美国国家科学院以前的研究报告所指出的,将传统的风险方法用于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直接证据有限;背景的不确定性很大;以及智能的、适应性强的对手(NASEM 2016;国家研究委员会2008,2011)--是一个重大挑战。在许多假设中,对这种情况下的风险评估必须考虑到行为者的意图和利益、他们的能力、他们可用的信息和情报,以及他们的适应性反应--所有这些都可能难以评估。
委员会认为,风险指的是四个关键问题:
1.会发生什么?具体而言,什么会出错?
2.这些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有多大?
3.如果这些事件发生,有什么潜在的后果?
4.这些事件可能发生的时间范围是什么?
风险分析可以是一个强大的工具,用于澄清假设;对复杂的、相互关联的因素进行结构化和系统化的思考;描述不确定性;并确定可能需要哪些进一步的证据或信息来为将要作出的决定提供信息。然而,使用风险分析方法来评估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总体风险是困难的,原因有几个。
除了本报告正文中详述的具体结论(并在第8章中列出)外,委员会还得出了三个总体结论。
1.过去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例子很少。因此,几乎没有什么直接的证据可以用来对两者的概率进行经验性的估计。
分析师们试图通过应用不同的方法和使用多种信息来源来描述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以补充这个有限的证据体系。同样地,历史记录中包含了有限的核或放射性恐怖主义企图的例子,对核恐怖主义风险的分析也常常借鉴这些例子。有限的直接证据所带来的不确定性,由于人类的意图、观念和动机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而变得更加复杂。鉴于所涉及的重大不确定性和决策者可能采取的不同风险态度,整体风险分析的政策相关性并不明确。
虽然人们对核武器和放射性武器的物理后果有很多了解,但对其间接后果的了解并不充分。这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基础设施、气候和心理方面的影响,这些影响受到这些武器的直接物理影响。
这些因素之间的动态相互作用是复杂的,对它们的分析方法也不太发达。关于这些影响的直接证据很少,这对评估国家或恐怖分子使用核武器的后果是一个挑战。即使是广岛和长崎的轰炸也只提供了关于涉及现代核武器的冲突的可能性和后果的有限信息。
从专家那里获得的信息往往是评估与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有关的一些风险的全部资料。分析师和决策者需要意识到这些信息的来源,意识到专家可能在分析中引入的偏见和限制,以及这些信息对风险结果的影响。尽管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某些方面可能对充分应用这些方法构成挑战,但可以从其他风险分析学科中借鉴专家征询的最佳做法。
2.可能导致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情况很多,涉及许多相互依赖的因素,对其风险的评估往往取决于许多专家和行为者的能力、价值观、看法和意图。
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风险部分取决于威慑的有效性,它反映了所有相关方的能力、信念、动机、意图、预期战略和信息。在危机的阵痛中,信息的不可得性和不准确性可能会增加侵略者和防御者所面临的风险。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情景的风险因有关国家或行为者的理由或发起原因、使用的武器类型和数量以及目标等许多其他高度相互依赖的因素而有所不同。由于存在大量的情景可能性,它们通常被归类,并作为具有一些关键共同因素的情景类别进行分析。
评估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的总体风险涉及不同情景的可能性和后果的巨大不确定性。对这些不确定性的评估和沟通对管理这些风险所必需的政策决定至关重要。然而,风险分析的价值并不仅仅在于评估整体风险。风险分析可以为许多与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有关的较小规模的问题提供宝贵的意见。许多分析旨在确定各类情况的相对或比较风险(例如,核设施被破坏的风险与放射性暴露装置的风险相比较;或确定与不同投资或设计变化相关的风险降低),或解决决策者面临的具体问题,如:: 一个特定国家的核储备的可靠性是什么?汽车边境口岸的某一型号的探测器检测到特定水平的辐射的概率是多少?哪些核设施应该被检查,多久检查一次?对于涉及重大不确定性和需要做出资源限制的决策的风险管理问题,评估与不同选项相关的风险变化有助于为决策提供信息。
分析师在风险分析中不可避免地要进行假设,包括对风险问题的定义和框架的假设;哪些模型可以有效使用;数据的可靠性;以及对手的能力、意图和潜在行动。战略假设可以帮助界定风险问题的界限。一些战略假设涉及风险的性质或程度,风险驱动因素的影响,政策或行动是否增加或减少风险,美国面临的威胁的性质和种类,以及最可能发生的情况。战略假设还包括美国境外的核战争风险。
3.不同的风险评估方法或多或少适合于不同的情况和目标。
委员会确定了以下与分析这些风险有关的方法,并审议了这些方法的适用性和局限性:
正如风险分析中的结构、参数和假设可能会给风险分析的结果带来色彩一样,风险信息的评估、框架或呈现方式对该信息在决策中的理解和使用有很大影响。当产生风险分析结果的方法和假设是明确的,过程是可复制的,对分析过程的信任是建立的,结果是针对决策者所面临的真正的问题或决定时,风险分析结果是最宝贵的。
风险信息可能是对决策的一种有价值的输入,但它不会也不可能支配决策,因为决策还取决于偏好和风险态度。除了风险之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如法律、政治或预算的后果和限制。新兴技术,如新的武器系统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在迅速改变风险和威慑的格局。美国的核态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考虑到了新的威胁、涉及不同美国对手的发展威慑战略、技术进步、核军备条约和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环境。美国对核恐怖主义风险的评估也同样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考虑到了新的威胁和新兴技术。
随着有关核战争和核恐怖主义决策的背景继续演变,风险评估将继续成为分析家和决策者的一个宝贵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