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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楸帆的微信头像是一只从银河中探出头来的鼹鼠，他自己用电脑做的。
聊到神剧《爱死机》里我最喜欢的“Zima Blue”时，他说：“我也喜欢‘Zima Blue’。”
这位年少成名的80后，集科幻作家、编剧与科技行业从业者等诸多标签于一身。从1997年开始，他的科幻作品就开始在圈内接连获奖——从《科幻世界》杂志的“校园科幻奖”，到“星云奖”“银河奖”，如探囊取物。其中，2013年获得星云奖的《荒潮》，如今已经被翻译成了八种语言。今年4月，他还去了美国耶鲁大学和杜克大学，为这部旧作进行访问宣传，该作已被改编为英文剧本，同名电影已在筹备中。
这位年过而立的作家在和我对话时，把两只手机整齐叠放在桌角，周身依然散发着学生气。
从科幻“粉丝”到擅长获奖的科幻作家
陈楸帆自幼儿园时代就开始翻看《知识就是力量》。得益于开风气之先的政策和地理优势，陈楸帆九十年代生活的广州，就可以收看香港电视台播放的国外影片。那时他就被《星际迷航》里的史波克击中，这位不苟言笑、凡事讲逻辑的角色，为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好奇心爆棚，整日天马行空“胡思乱想”的中二少年，突然热血地有了创作冲动。
真正进入科幻创作的契机从16岁开始，那一年他发表的人生第一部科幻作品《诱饵》就斩获国内少年科幻一等奖，这与特德·姜在布朗大学时候所有稿件都被退回的命运截然不同。
2000年，陈楸帆以汕头市文科高考第一名的成绩就读北大中文系，他入学两年后，一名叫郝景芳的女生进入清华读物理，后在该校经管系获得博士学位。
十几年后，同好不同龄的科幻迷弟迷妹，都将国内外知名科幻大奖收入囊中，原本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开始有了交点——实际上，众多的科幻作者的命运，都是在雨果奖和星云奖进入中国网友的视野后被戏剧化改变的。科幻作家在大奖的光环之下，有了“天才”的人设。
曾就职于谷歌和百度等科技公司的陈楸帆有着独特优势——他更懂得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表达逻辑，有更多的机会参与科研交流，也比同类作者更易接触到最前沿的科技动态。
这福利并非独一份，同为科幻作家的刘宇昆[1]和特德·姜[2]也都曾在微软从事technical writing的工作，这使他们自如而顺利地游走于现代科技和科幻创作之间，创作一部又一部既具科幻范式，又合乎基本科学原理和前沿科技发展方向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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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小说中天然的“未来感”，仿佛某种指引未来的神之意志，大众对科幻作家们预测能力寄予的厚望也曾成真——比如，亚瑟·克拉克[3]很早就预见到未来会有一台“机器”，人们可以在上面获取到“中央图书馆”存储的信息。知识、新闻和怪奇事物都可以通过这台机器来找到。这在克拉克当时所处的时代及熟知的语言体系里没有合适定义，但这就是互联网搜索系统的雏形。
在科幻构建的幻想世界里，最高智商的物种就是了解思维机制，确切认识到自己了解事物的过程。无比精微、没有循序渐进，直接领悟极限。交流的方式不是狭义的语言，而是一种接近无限正确的思维方式。
科技或许从未成熟，但是一刻也没有停止成长。
国内科幻作家受到的赞誉，离不开年岁同样增长的“高质量”粉丝的日复一日地加持。
“与国外老龄化的‘硬科幻’粉丝不同的是，国外很多的‘硬科幻’迷都已是爷爷辈，会带着自己的晚辈一起参加世界科幻大会。”但国内最初关注科幻作品的这一拨人中，绝大多数来自于大专院校，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陈楸帆说，“有很多科幻作者本身都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研究方向也会广泛涉足哲学、人类学、社会学领域。”
“精英范儿”，这是中国科幻第一拨核心粉丝的受众画像。他们学历、逻辑思维起点很高，对科幻有极大的好奇心和近乎疯狂的热情，很多面孔在线下的活动中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他们对科幻和中国优秀的科幻作家有着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也严格遵守科学基本原理和立场。
他们喜欢用“碾压”这个词，好像新奇的观点和创意一旦不合乎科学逻辑就要被灭绝。稍有不合理的观点冒头，就会立即被嘲笑为“民科”。他们关注科普平台的每一篇文章，他们大多集中在知乎、豆瓣、果壳等平台和社区。甚至在社交网络上辩论、吵架甚至破口大骂并乐此不疲。
而在科幻作家获得国际科幻大奖之后，他们获得的荣誉不亚于奥运会上的健儿在原本国人不擅长的体育项目上斩获金牌。
但在2007年，刘慈欣还一度担心过自己是否能靠写科幻小说养活自己。
更遑论一部真正的国产科幻电影的诞生。
科幻小说到国产科幻电影的曲折演进
精英的关注将中国新一代的科幻作家推向了神殿。
他们严谨而挑剔、崇尚独立思考、有良好的个人审美、阅片广泛，热衷写影评发表时事评论。早期的科学松鼠会成员也有科幻小说的翻译，创始人姬十三自己也是科幻圈的重要成员。果壳网编辑中一半以上都是科幻迷、由果壳网孵化的“未来事务管理局”，正在逐渐已经成为国内较为知名的科幻全产业链平台。
科幻作家的作品，承载的则是耳目一新的世界观，合理的价值观，满足人性的前瞻科技，或者是哲学意义上人性的救赎。
不过，在刘慈欣的作品斩获世界级科幻大奖之前，科幻是一群小众人士的狂欢，说科幻迷们“是整个科幻产业至关重要的力量”也毫不为过——他们承担着将科幻的魅力和热度传导给大众的重任。
这种宏大的哲学叙事，命运一度没那么美好。而从《三体》到《北京折叠》的版权被开发成影视的消息到《流浪地球》上映之前，中国观众从未对中国科幻电影施以青眼。
《三体》版权开发迟迟没有进度，引发了大规模网络吐槽，这些负面影响也传导给了2015年时候的郭帆。当有人爆出《流浪地球》将会被拍摄《李献计历险记》和《同桌的你》导演拍摄的时候，引来的是一浪接一浪的戏谑。
这一切在上映之后全面改观。
《流浪地球》之所以老少咸宜，是因为经过精简的剧本设定极具中国特色：民族主义、回家、亲子关系等经久不衰的话题，有关刘培强的剧情走向符合绝大多数人价值观。这部科幻电影的成功，是中国电影工业化逐渐成熟的重要体现。
对于一部想成功引爆票房的科幻电影，粉丝的构成不该过于单一。陈楸帆认为，把电影拍给普罗大众，胜算会大得多：
“二次元，游戏，漫画都应该是辐射各种年轻人群画像粉丝的秘密武器，普罗大众远胜于曲高和寡，‘轻科幻’在未来也许会更容易被大众接受。”
但即便是拍给普罗大众，国产科幻片也有自己的难处：产业链不成熟、技术不熟练、观众审美被好莱坞驯化……种种阻碍不一而足。一位曾参与国内将武侠元素与奇幻题材完美结合的影片宣发人员告诉笔者：
“现在观众都是在好莱坞电影包围下成长起来的，对特效、技术都见怪不怪。但是中国电影的工业化还是刚起步，而且很多工业化的表现是体现在观众看不到的地方的，比如成熟的拍摄流程，有效率的统筹，强大的后期能力，可量化的各类标准……都是影片品质的保证，需要成熟强大，经验丰富，有资金保障的团队做到这些。
在营销方面，水准也参差不齐。需要更加侧重营销的话题性，不只是向受众强行灌输一个理论，而是希望抛出议题，让大家参与讨论，甚至发出自的观点从而影响更多的人。”
成本也是重要的掣肘，曾参与国内多部影片的男性资深制作人对笔者补充到：
“做科幻好莱坞一部几亿美金，国内几亿人民币都嫌多，所以你说什么最重要？以前有做特效的人说，如果国产片能给够美国的时间和钱，他们也能做到美国那么好。虽然未必如此，但也能基本反映一个情况：哪家公司有钱就有机会做出来，就像阿里投绿皮书，有钱或许还能买到奥斯卡。”
重新审视科幻产业“硬伤”
早在2015年，一家名叫诺亦腾的动作捕捉技术公司参与了《流浪地球》中的动态捕捉和预演方面的工作讨论，但最终没有合作。
从设定开始到如何做减法收缩，让呈现的故事架构更加合理，编剧团队六七个人一共改了几十稿；到后来的有资方撤资，项目随即遭遇了“资本寒冬”，之后靠吴京注资力挽狂澜……比起这些因为电影大火而广为人知的故事，曾担任诺亦腾品牌副总裁的陈楸帆更能理解和体会到《流浪地球》历经的艰难和苦闷——实际情况比各类媒体所宣扬的更难几十倍。
“只要前期的大方向一致，美学风格统一，叙事结构和整体感觉一致，就不会在执行的过程中有低俗化的可能。”陈楸帆认为，“是否摒弃原作者的重要思想是可以再在实际剧本中做探讨的，毕竟电影的时长固定，从原著到剧本是一个不断做减法的过程。”
所以陈楸帆把《流浪地球》看了三遍：“首映、带着父母看了一遍，之后带着朋友看了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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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虽然《流浪地球》寄托了太多科幻行业人的情感，但在严肃科幻迷看来，硬伤仍在。一位从清华物理系、从事人工智能安检领域创业的创始人与笔者谈起该片，依然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一个基本问题：“氢氧燃烧爆炸产生的推力不足推动地球，氢氧一直在燃烧，不用喷射，木星上闪电那么暴烈。”但他补充道，“瑕不掩瑜，这确实是国产科幻的最高水准了。”
科幻电影，是让我们在有生之年提前窥探未来的时空胶囊。
从一个极具创意的科幻点到动人的故事，需要缜密地重构世界观，绝妙的叙事能力，缺一不可。而“科幻点”一定要兼具最大的合理性和最大的震撼性，惊奇性，得到读者的共鸣就容易拍成电影。
历史上从不乏这类案例。
加拿大科幻教父罗伯特·索耶[4]和迈克尔·克莱顿[5]曾是朋友，当年他与克莱顿同时看到一篇通过蚊子血复活恐龙的科普文章，遗憾的是当时他过目即忘，但克莱顿紧紧地抓住了这个点子并转化成创作灵感，于是一部畅销上亿册，被改编成史上票房第一的科幻电影名著《侏罗纪公园》由此诞生。该片主要的科幻点是从琥珀化石里提取恐龙基因，重新制造恐龙。
经典的恐怖画面成为了全球青少年可望又可即的噩梦。
另外，与《流浪地球》话题对比最多的是《2001太空漫游》，两者同为“硬科幻”代表。
《2001太空漫游》由斯坦利·库布里克执导，于1968年上映，被誉为“现代科幻电影技术的里程碑”。该片之所以被称为硬科幻，是因为它对于人类在太空中状的态描绘格外真实，如寂静无声的太空、太空和飞船中的微重力状态、转轮内外的人工重力和失重场景等等，而在影片上映的次年，人类才实现首度登月。
米高梅曾如此宣传本片：“《2001太空漫游》中的一切都将会在今后30年中成为现实。”在《流浪地球》播出之后，CCTV-6频道也播出了这部史诗级电影，而在这部人称“科幻片终极作品”的电影中，人们能看到50年前的元老级“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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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产业的新触角
科幻电影是科幻产业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霍金曾说：“科技与科幻是双向交易。”二者双向供氧，科技的发展，也是让科幻电影化成功的基础。《流浪地球》的意义更多是在于借此打造一个科幻电影良性循环，这样就“从此有了可借鉴和学习的对象，无论是职人精神还是精益求精的技术。这关系到整个影视的升级。”但就中国科幻电影来说，就连实现这个目标也为时尚早，陈楸帆认为，“目前来看依然没有标准。如果有好莱坞式的电影工业化标准，那么经验复制，规模化都不成问题。”
一部科幻电影最重要的就是命题和思考，美学精益感，与观众的情感共鸣。“目前中国科幻电影从最开始的创作者来说，我们与美国是差一个数量级的，更别说特效，美术、道具等等的所有人才一直非常匮乏。”陈楸帆说。
相对而言，日韩两国则走出了一条成功道路。20世纪90年代，两国先后把新一代年轻导演送到好莱坞进修，他们更像是站在幻想和现实两个世界之间的伟大筑梦师。从内容端到技术端，从一个IP到完整的技术实现，这很像是造巴别塔。如今亚洲影坛，不断获得好评的也是这一批把好莱坞技术和经验带回国家的导演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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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幻电影产业，抱团取暖的意义远远大于竞争。毕竟整个盘子不算大，而且处于十分早期的阶段，我们要有信心一起做大。”目前从事科幻影视产业创业的陈楸帆与曾担任要职的公司都保持着良好的伙伴关系。“我倾向于签约年轻的作者，他们有鲜明的个人特质，坚持写作的冲动和极强的自制力，把他们培养好，可以推荐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郭帆曾说，好莱坞的考察经验让他更切实地理解了电影工业化的意义。当今中国电影体系中，从字体，格式，文件名都不统一，虽然这些是创意上的细节，但是不能否认这就是工业化基础不够完善的标志。
没有标准的东西就难以量化。毕竟，把科幻小说转化成科幻电影是漫长苦旅，从绞尽脑汁地剧本讨论到熬夜爆肝的特效设计，难度是指数级的。
橙视觉曾与郭帆在《李献计历险记》《流浪地球》两部电影中合作过，其CEO、视觉特效总监丁燕来认为，不仅在视效领域，在整个工业化方面，中美存在至少七八年的差距，追赶的难度不是技术而是树立中国特色的风格：
“我们与好莱坞的差距是存在的，往少了说也有七八年的差距，科幻新类型片的出现是必然，我们也一定要走这条路。多年之前，我们就在摸索很多东西。发现最难的不是技术，而在于视觉接受度的问题，怎么能做出中国自己特色的科幻片。所以，视觉风格探索是最难的。技术一定是会进步的，软件的使用一定会越来越简单，艺术修为比技术更加重要。”
这个过程从来不是一蹴而就，而是靠这些勇敢的人一点点改变的。
紧跟欧美技术or好故事先行
好莱坞电影精细入微的细节让人着迷，《阿丽塔》如星空般深邃的瞳孔无限接近人类。一个瘦弱的大眼萝莉满足了大部分人对暴力的想象。
但与此同时，国内的影迷对“故事性”也越来越挑剔，“视觉盛宴，思想荒原”的好莱坞影片越来越多。相近的梗和雷同的设定，常让阅片无数的影迷对电影产生“没有新意”“缺少创意”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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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伟大的剧情就是共情。
极具创意的故事在华裔、国内科幻作家笔下屡见不鲜，而且也走出了和国外不同的道路。
在末日来临之前，好莱坞大片展现的是如何逃离地球，而中国作家想象的是带地球一起流浪。电影《降临》原著《你一生的故事》华裔作家特德·姜，利用语言学破译外星人语言，从而可以预知未来，他构建了一个时间非线性的世界：现在和未来是同时存在的。其中也蕴含了东方式的“命定论”和哲学；《巴别塔》，在人类历史上反复被阐释，引用，变形。特德·姜写出了自己的科幻版，他大胆的描绘了一个天空的制高点连接的是地面的奇异世界。
如果说科幻小说是一粒种子，那么在成为一棵世人瞩目的参天大树之前，除了种子自身的爆发力，更需要周围环境的滋养。从科幻文本到电影的转化机会并不多，鲜嫩的橄榄枝仅会递给脍炙人口的作品，90%以上作者的作品最终都会以定额稿费的形式悄然宣告终结。能够继续走下去，有望被购买版权的少之又少，更何况被购买之后顺利开拍并且拍得好的概率更相当于头彩。
对科幻不同程度的热爱，是支撑这些作家们孤独而坚毅前行的动力。而完善的管理和体系才是最符合科幻文化发展的根本保障。
现在陈楸帆全身心投入专注科幻产业链中文学和IP方面的创业，“生命有自己的节奏，在合适的时间做最合适的事情”，“知名科技公司副总裁”“Google、百度市场经理”，早已成为过去式。
正如“Zima Blue”所讲，一个特异技能被无限开发、自由在宇宙极限环境中穿梭的高能艺术家花费了一生时间去寻找那一抹蓝。那正是人类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渴望：从对宇宙真理探索到最终回归初始的自我，找回最本真的快乐。
这大概就是陈楸帆喜欢“Zima Blue”的原因。
*文章为作者独立观点，不代表虎嗅网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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