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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17年中国经济是超预期的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上调4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如何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好,特别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加速结构性该对于中国经济明年经济增长甚至以后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
2017腾讯风云演讲暨原子智库年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祝宝良,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进行了中国宏观经济的展望。
全文大约4000字,大概阅读15分钟。
嘉宾
余永定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
祝宝良: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学家
朱海斌: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
中国2018年的经济会是什么样
朱海斌:2015年、2016年初的时候,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相对更加逼近明斯基时刻,但是在过去的一两年从过去悬崖边和开始往回退,2017年中国经济是超预期的表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上调4次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今年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大概在6.8%左右。我们看到在很多像原先市场比较担心的像金融风险、外汇、汇率、资本外流、金融风险,都出现某种程度的好转。
祝宝良:我想大概还是得益于几个原因,第一个是2005年以来我们采取的一些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对稳定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第二个是国内供给侧改革,把一些资产的价格、大宗商品的价格提高了。还有一些双创的措施,应该说整个经济结构在改善。还有一块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世界经济的复苏,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这几个原因,就使得价格上升,名义GDP上升,但是债务率在去杠杆的过程当中,包括影子银行处置过程当中,杠杆率是有所下降的。
明年2018年也要看这个,一方面杠杆率还是很高,要把杠杆率稳住。比如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我们可能要稍微处置一下,然后是企业的杠杆率不能过高。这样一来,可能投资增长速度会稍微降一点。房地产现在也在调控,市场还没有问题,投资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销售量会下来出口今年不错,明年增长速度应该还可以,但是应该比今年慢。
总体上看到,经济增长速度是应该往回落,但是经济增长速度在回落的过程当中,价格的水平有可能会略有上升。
朱海斌:我们注意到最近像今年尤其像民间投资,民间投资占整个中国投资的百分之六七十。在上半年一度回稳以后,下半年又重新下行。余老师最近也提到,要鼓励民间投资上行。在这方面,说说您对投资的展望,政府通过哪些途径可以引导民间投资的重新企稳?
余永定:明年的时候,我觉得一方面还要继续推进结构性改革,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如果不做结构性的改革,很多目标我们根本无法达到,这是一点。另外我自己倾向于利息率要低一些。
朱海斌:您是指名义还是实际的?
余永定:实际的。从去年以来做了一些调研,我接触了一些中小企业,感觉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很多种小企业由于某些内部或外部的原因,就陷入了债务陷阱,本来很小的企业由于债务就拖垮了。如果把利息率抬高,使得民营企业无法发展,对于经济是非常坏的影响。因为民营企业已经占到了中国GDP的60%以上,民营中小企业应该在中国的经济增长当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他们来讲利息率是非常重要的。在货币政策上,我觉得应该要把利息率压低一些,这样给他们注入活力。
从财政政策来讲,刚才我实际上已经提到地方政府可能出现了一种倾向,虽然你讲要降杠杆,但是我相信中央政府最后是给你兜底的,所以这时候的钱不借白不借,所以还要借。地方财政状况到底怎么样,我们还不太清楚。如果情况发生了比较严重恶化的话,中央政府恐怕明年财政方面要紧一紧。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两年经济的反弹很大情况上实际上是采取了比较宽松、积极的财政政策,有的外国学者认为是第二次规模小一点的刺激,我觉得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明年经济增长可能下跌。
如何把财政和货币政策结合好,特别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加速结构性该对于中国经济明年经济增长甚至以后的经济增长是非常重要的,是至关重要的。
朱海斌:您建议适当降低实际的利率水平,更多是通过降低民意的政策利率,还是允许相对更高的长水平?
余永定:如果去年问我,我的答案是非常简单的,应该让通货膨胀率高一些。因为去年是PPI是一直负的,现在PPI回升了。我们出现了菲利普斯曲线向左移的现象,就意味着可能出现滞胀,这就是一个挑战。所以不敢说让通货膨胀上去一些,只好说请中央银行的利息率还是要低一些。
朱海斌:2018年财政政策可能稍微宽松一点,地方债规模适度上升一些。但是余老师刚才提到,实际上我们在最近的一轮财政政策上,尤其在最近一两年是扩张的政策。从目前的财税改革来看,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巨大的动力,反正不借白不借,怎么把握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祝宝良:明年我们预期价格会涨一点,更多是成本推动的涨,这样就对货币政策带来非常大的挑战。如果应对通缩有办法,应对通胀有办法,应对结构性或带有滞胀的价格上升,货币政策真实的作用不大。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财政政策的作用可能就更大一点了。
这里面一方面包括减税支持改革,另一方面要解决应对经济下行过程当中基础设施建设速度下行过快的问题,这样我们是主张财政在这里面发挥作用。这个发挥作用不一定是中央财政出资扩大多少,主要是地方政府开天门、堵后门的问题,既然不规范的债务失控的状态,通过国有企业和平台在做,不如政府通过发一些专项建设债的办法,把需要政府做的事情做完。个人主张是增加一些专项债的办法。这些在预算里不纳入财政赤字,但是是有一部分资产来对应的,通过这样的办法来解决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跟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问题,这个办法更好一点。
未来一两年房价走势大概会怎么样
朱海斌:转到下一个问题,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是房地产,我们注意到最近的一些表述,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长效机制,然后提到多渠道供应、租售并举。从未来的一两年来看,意味着中国的楼市调控政策会不会出现一些更大的变化?或者更直白地说,未来一两年房价走势大概会怎么样,希望两个老师都可以回答。
祝宝良:昨天碰到任志强任老总也在谈这个问题。房地产的具体政策怎么调控,我不知道。但是十九大报告有两句话,第一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肯定有办法防止房地产过度炒作的政策出来,我认为这是房地产税的一个逻辑。第二句话,我们有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是什么呢?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售并举的住房制度。因为过去中国的房地产必须是土地供给是就一家,政府过来以后把土地给开发商招拍挂,渠道也是开发商,像潘总他们建完了以后再卖掉,就是这么两个渠道。
既然现在提出来要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那多主体是哪些主体?我觉得这是我们要研究的一个问题。我个人觉得现在提供土地的主体,比如说集体企业、农村建设用地,这是一个渠道。还有一部分,现在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当中,相当一部分工业用地可能已经要退出来了,这是不是个渠道,就是国有企业。还有事业单位、高校也有地,这些是不是可以供地的渠道。这些渠道来了以后,会不会增加土地的供给。一二线城市我认为是可以供出一些土地的,真正从供给端来解决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多渠道的保障都可以提供房子的供给,我理解的保障不是保障房的保障,而是住有所居的保障,你只要有住,我就让你有居的地方,是住也好、租也好、卖也好,这样来提供住房的渠道也会增加。
相应来看,我认为明年的房地产政策可以调整很多的东西,比如土地供给、租赁问题,甚至将来要发展租赁市场的房地产基金的办法,这个办法是根本性,短期不一定对抑制放假起太大作用,但是预期的改变可能比房价的改变更加重要,可能大家不一定过度炒房地产了,房地产的价格预期会改变。
朱海斌:还是非常复杂的,我听下来房地产税还是可能会加快进入正式阶段。
余永定:我补充一句,我对房地产问题没有专门研究,所以从来不敢专门发言。我自己感觉到中央已经下了决心,既然中央已经下了决心,中国房地产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制于中央政府政策的,我觉得明年房地产的价格是比较稳定的。我看不出暴跌的趋势,但是我也不认为会有什么很强劲的增长,会比较稳定。同时我想强调一点,我觉得中国应该尽早地推出房地产税、房产税,没有什么理由再拖了。现在IT技术这么发达,什么搞不清楚啊?只是一个意愿的问题。
推出房地产税,不但对宏观调控有积极作用,更主要的是对整个社会的政治生态都有好处。所以我坚决支持尽快推出房地产税。
对未来一年人民币汇率的判断
朱海斌:余老师刚才提到对于汇率方面,您一直是建议中国应该再积极推进汇率体系的改革。短期的话,就是要加强资本的外流管制。在这个前提下,您对于未来一年的人民币的汇率是什么样的判断?
余永定: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人民币汇率是比较稳定的。只要你管住资本跨境流动,我就不相信中国人民币会有大幅度下跌。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的外汇储备、中国的贸易等等各种各样的指标,可以说比世界上其他国家都要好,没有一个像中国处于这种地位的国家汇率会急剧下跌,不会的。
我个人感觉到央行可能采取了润物细无声的方法来对汇率的改革,过去要做一些宣誓,说出来之后市场就先慌起来了,现在是不是偷偷已经做了?我不知道。反周期因子的引入我搞不清楚怎么回事,是不是障眼法。原来我认为是不好的概念,这是不是好的概念,把这个引入就不管了,然后怎么变呢?就拿反周期因子的变化来解释就完了。我因为像副行长所说的我们已经停止了常态化的敢于,这个坚持下去我们汇率改革就成功了。我想明年或后年会看到央行是否真的已经让汇率浮动了,只要人民币汇率有上升的趋势,压力增加了,或者下跌压力增加了,就它升或降就实现了浮动汇率。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所有改革中,汇率改革是最容易的,不应该害怕让人民币汇率浮动。
朱海斌:由于时间关系,我们这一组的讨论就到此为止。感谢两位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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