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数学

2019 年 7 月 5 日 全球创新论坛

从建国初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具，到改革开放后激人奋进的光荣象征，再到90年代后让无数家庭欲生欲死的升学利器——数学，这个常被誉为“有无用之大用”的特殊科学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落入凡尘”，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背后隐身于历史的细节，远非一门学科的发展变迁史那么简单，它饱含着中国在探索现代化上的弯路、思索和成就。

作者：火柴Q

来源：甲子光年（ID：jazzyear）

1978年，一位“全民偶像”横空出世。

他不会唱跳、rap和篮球，沉迷推理、演算与研究。这是位戴着厚重眼镜，个头不到1米7的瘦弱男子，一位于6平方米斗室内十余年如一日独自攻克200年难题“哥德巴赫猜想”的男人。

1月20日，《人民文学》刊登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默默无闻的陈景润一夜爆红。

此文详细描述了陈景润“餐霜饮雪、踏破铁鞋、无尽攀登”，挑战数论明珠的过程：

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两个月后，当此文作者徐迟再去中关村看陈景润时，见证了什么叫“流量就是力量”：

陈景润搬出了6平方米的锅炉房，有了独立办公室，来自全国各地雪片般的信件足足装了几麻袋，还有一叠放在屋子最里边，特意用杂志盖着。

徐迟问陈景润这叠信件干嘛另放，陈景润很不好意思：

“那里装的都是姑娘们写来的信，有的愿意为我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有的表达了爱慕之情，有的表示要和我终身生活在一起……我担心别人看到了不好。”

陈景润工作的中科院数学所也一时门庭若市，堪比粉丝接机现场，其中既有想当面鼓励陈景润的热心民众，也有带着厚厚数学草稿的民间爱好者。

这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为数学痴迷，也不是最后一次。

从建国初社会主义的建设工具，到改革开放后激人奋进的光荣象征，再到90年代后让无数家庭欲生欲死的升学利器——数学，这个常被誉为“有无用之大用”的特殊科学在历史的岁月中逐渐“落入凡尘”，与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背后隐身于历史的细节，远非一门学科的发展变迁史那么简单，它饱含着中国在探索现代化上的弯路、思索和成就。

数学究竟意味着什么？

2013年，“数学滚出高考”成为微博热搜，《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回应说：

“一个缺乏数学思维训练的民族，往往只能徘徊在前现代的思维状态之中。”

本文将分4个部分，展现数学文化在新中国的流变：

1.数学有用：理论联系实际

2.数学光荣：奥赛赢得光荣

3.数学之利：升学绑架家庭

4.数学之力：商界呼唤数学

数学有用

1946年，在西南联大任教的华罗庚受苏联对外文化协会邀请访问苏联。

这是一次“颠覆三观”的旅程。让华罗庚大为惊讶的是，苏联大学里，数学系学生的占比远高于国内。

在与格鲁吉亚教育部长库波拉特兹的交流中，华罗庚问出了心中疑惑：这么多的数学系学生，出路怎么办？

库波拉特兹也是一位数学家，他一句话把华罗庚问哑了：

“您是一个学数学的，难道不知道数学家是多么有用吗？”

华罗庚会问出苏联人觉得天真的问题，有着时代背景：在华罗庚的记忆中，民国时“全中国数学系每年的毕业生不过二三十人”（实际上有几百人，华罗庚可能只算了顶尖学府）。一度因家贫辍学的华罗庚学数学主要是因为兴趣，并未多想数学和实用主义、国家发展的关系。

而彼时的苏联，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有组织地把数学运用到大量工业领域。这个传统数学强国制定了完善的人才培养计划，批量生产着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用的数学人才。

华罗庚的苏联之行，扭转了他对数学的想法，也预示了建国初“全面学习苏联”的中国数学基调：数学有用。

50年代，在建国第二年放弃美国优厚生活回国的华罗庚，已成为新中国数学的旗帜。

他一边继续探索“纯数学”领域，一边积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数学的用场》系列科普文章：

“宇宙之大，粒子之微，火箭之速，化工之巧，地球之变，生物之谜，日用之繁，无处不用数学。”

1954年高考之后，华罗庚又撰文恳求年轻人考虑数学系：

去年和前年的高中毕业生中，有许多在数学方面是有才能的，可是他们都投考了其他科系……这对我国科学的发展和工业建设都是没有好处的。我以过来人的资格，要求对数学有才能的高中毕业同学在投考大学的时候，考虑把数学填入第一志愿，并选择数学作为终身的专业。

——《和投考大学的同学谈数学专业》

但4年后，当时看过华罗庚文章的青年，却迎来了动荡不断的校园生活。

随着大跃进开始，对数学实用性的强调走向极端，纯数学的价值遭到全盘否定——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不再是意见之争，而成了政治问题。

当年7月21日，武汉大学近400名数学系师生开展了一场大批判，成为席卷知识界的“拔白旗”运动的一部分。

拔白旗，又叫“插红旗”。指将“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的做法。

在武大数学系，最大的“白旗”是时任党总支书记的齐民友。

齐民友的“陈腐观点”包括：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科学；数学该有理论和应用的分工；数学要经过严格学习，出不了土专家。

批判派指责，在齐民友的“统治下”，武大数学系十一门专业课“九门根本不知道用处；另两门不知道如何用法”。

近一个月高压后，齐民友投降认错，给全体师生做了三次检讨。

不久后，华罗庚本人也陷入风波。

由于武大的拔白旗运动被树为先进，北大、中科院纷纷学习经验。时任中科院数学所所长的华罗庚虽已十分支持应用数学发展，但在红旗派看来，功不抵过，华罗庚有一条不能抹杀的“罪状”——他把陈景润调到了数学所，支持数论研究。

陈景润当时已开始研究数论里的经典难题哥德巴赫猜想。在“理论联系实践”的大风潮中，这类纯数学研究被认为是搞“古人、洋人、死人”的东西，毒害青年。

此后，华罗庚名义上虽还是数学所所长，实际已靠边站。“小白旗”陈景润也被发配到中科院大连化学所，开始了“洗瓶子”生涯。

大跃进和随后而来的十年动荡，让新中国的第一代数学家无法挺直腰板地解释究竟“什么样的数学研究是好的研究”，只好在受政治波及较小的两弹一星项目上秘密贡献着力量：

中科院数学所的冯康在1960年苏联专家集体撤走的情况下，指导“绝密123”任务组，求解了玻尔兹曼方程——这是原子能反应堆计算中的重要问题。4年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冯康是背后无名功臣。

数学所搞控制论的关肇直，则在1970年升空的东方红卫星一号项目里担任轨道设计和测定任务。在十年动荡中，关肇直又通过“抓革命、促生产”等巧妙方式，为同事争取了部分业务时间。他直接领导的卫星轨道定轨、惯性导航、细长飞行体制导等研究不仅促进了当时的国防技术发展，也保存了一批技术团队。

而作为关肇直、冯康名义上的领导，华罗庚的处境却很尴尬。

早在1946年赴美时，华罗庚就负有考察美国原子弹的任务，从学术能力上，他是两弹一星的不二人选。但华罗庚在大跃进后不再受信，1966年底，他又被批判为“反动学术权威”，在数学所扫楼道、扫厕所，没资格参与最重要的工作。

1967年，在批斗暂时缓和后，或许是利弊权衡后的权宜之计，华罗庚选择了另一条实现“数学有用”的路径：深入生产，推广“双法”。

双法，即华罗庚从“斐波那契”与“黄金分割”等数学方法中总结出的“统筹法”和“优选法”——指导一系列管理和生产流程，为工农业生产服务。

从打麦场设计、水库建设，到工矿企业中的实验工艺改造，双法在国民生产的各个领域有许多应用。1972年起，华罗庚组织了“推广双法小分队”，跑遍了全国28个省市的一百多个县，上千个工厂、矿山和村庄，总计行程约20万公里，被称为“一次和平年代普及推广科学的新长征”。

华罗庚（左二）在一把扇子上给双法推广小分队的陈德泉、计雷演示关于梯级水库提水问题的解决途径。（来源：新华社）

这是一段数学家挽起袖子，弄脏双手的艰辛历史。1975年，华罗庚在大兴安岭推广“双法”时因积劳成疾心肌梗塞，昏迷了6个星期，一度病危。出院后他写下“壮士临阵决死，哪管些许伤痕”，又投入一线工作之中。

1979年，回国后首次出访西方的华罗庚在伯明翰、巴黎等地多次演讲总结双法推广经验，主题是《为百万人的数学》，海报贴满街头，中国应用数学的景象震惊西方。

讲学途中，外国朋友问：“华教授，您一定成了百万富翁了！”华罗庚笑答：“我的确很富有，我在这十多年里获得了巨大的、前所未有的精神财富。”

华老的乐观精神令人动容，但相比两弹一星，华罗庚在双法推广期间做出的成果分散而琐碎：比如在上海炼油厂解决了“硅片清洗液”的配方问题；把某个扩建工程工期从30天减为5天；把军工用的某降凝剂凝固温度从零下38度降到零下41度；减少了丰收期多台收割机并用时的等待时间等等。

改革开放后，有人回顾这段历史，为华罗庚的转型感到惋惜：“大跃进之后，他的数学生涯就结束了”，“双法很简单，用不着这么大的数学家”，“他如果留在基础数学领域继续深入、培养人才，才是对中国数学真正的大用”。

1997年，首位华人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在清华大学做《中国数学发展之我见》演讲时说：

“中国近代数学能够超越西方或与之并驾齐驱的主要原因有三个：一是陈省身教授在示性类方面的工作，一是华罗庚在多复变函数方面的工作，一是冯康在有限元计算方面的工作。”

丘成桐所强调的理论数学，是总结中国近代数学成就中最容易看到的扇面，而在扇面的另一面，是新中国第一代数学家们不得不承受的负重：

满目疮痍亟待建设的国土之上，数学家们不得不在追求学术桂冠之外，承受着政治夹缝中需要时刻“自证价值”的枷锁。他们艰难进行着研究和建设，并未在当时获得应有的回报；而其中的倔强者，甚至在动荡十年里因自己的坚持被拖入深渊。

如今回看，建国初期被推向极端的“理论联系实际”，是中国数学学科发展的一段弯路——走向极端的“数学有用”，是一种低效率的“数学有用”，它导致一系列后果：分工不合理，才能不匹配，理论研究被打压，人才培养被扰乱，因而应用上的发展也缺乏后劲。

不知是否是历史的呼应，1950年，华罗庚从旧金山岸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决定回国。那艘船抵达香港时，他意气风发地写下一篇《告中国留美同学的公开信》，似乎正是他未来几十年命运的预言：

“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朋友们，我们都在有为之年，如果我们迟早要回去，何不早回去，把我们的精力都用之于有用之所呢？”

华罗庚（后排左二）在回国的轮船上

数学光荣

1972年的一天，已被调回数学所的陈景润被叫到研究室开会。按规定，每个人都得发言，陈景润不知讲什么，摆起总不会错的那几句，批判美帝国主义狼子野心不死云云。

一位同事赶忙拉了拉他的衣角，小声提醒：中国要跟美国建交了，毛主席还接见了尼克松总统。

陈景润一脸懵逼。按当时新闻记载：他如闪电般呆住，嘴里喃喃，真有这样的事？

随国际形势一起变化的，是陈景润本人的命运和中国数学的走向。

中美建交后，“洋人”的东西可以碰了，哥德巴赫猜想不再被批判为“古人、洋人、死人”的东西，纯数学研究重获认可，“数学有用”的风气为之一转。

1973年，关于陈景润的内参递到了上面，高层意识到对哥德巴赫猜想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在国际上也是“拿得出手”的。这一人类共同的智力挑战，就像撬动大球的小球运动一样，有超越政治的普世意义。

当时陈景润已患有严重的肺结核，毛主席亲自批复：要抢救，请文元同志办。

到改革开启的1978年，陈景润更是因《哥德巴赫猜想》一文成为大众偶像，才有了本文开头的夸张景象。

就在陈景润爆红之时，中国当时的灵魂人物邓小平正谋划更大的变革。

在中美有可能快速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关头，邓小平最急切的愿望不是贸易，不是投资，而是重启中西科教交流。

1979年7月，卡特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莱斯率团访华。在与普莱斯面聊时，邓小平建议美国立刻接受700名中国留学生，并希望未来几年，这个数字能上升到数万。

兴奋的普莱斯在美国时间凌晨3点打电话叫醒了卡特总统，特意告知此事。普莱斯本以为中国会和苏联一样担心留学生“叛逃”，但邓小平非常自信：

中国学生不同于俄国学生，他们忠于自己的国家，即使去国外留学后没有马上回国的人，从长远来看仍是中国的一笔财富。

此言不虚。会见普莱斯两个月后，邓小平在北京见到了一位已去国离乡29年的“留学生”——加州伯克利大学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国家数学所前所长、微分几何领军人物，陈省身。

陈省身不负期待，隔年，他就利用自己在国际数学界的影响力，组织了中美等9国50多名数学家齐聚北京召开国际数学讨论会，并同步组织了“外国数学图书展”。

1984年，陈省身正式回国，在其母校南开大学组建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为中国数学此后的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

至此，在充分开放的氛围下，中国数学开启加速度发展：

从1930年到1980年的50年间，国外一共只翻译出版了中国数学家的五本著作；而1980年到1990的10年里，已摆上书架的中国数学著作就有50本之多，若算上拟定出版计划则达百本以上。中国数学的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而与此同时，在民间，一群“小高斯”开始推动数学走入大众视野，并激发了民族信心。

从1985年起，中国开始选拔高中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IMO）。

IMO赋予数学以竞技性，而凡有竞技性的活动，中国人总会不自觉地与民族情感挂钩。

由于1985年的成绩并不理想，1986年1月，中国模仿苏联，在南开大学举行了第一届国际奥赛冬令营。当年夏天的IMO中，中国队成绩大幅提升：获三金、一银、一铜，团体总分跻身第四。

到1990年，北京争取到了当年IMO的主办权，中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奥数热。

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在内的主流媒体在冬令营前后就开始陆续报道赛事筹备情况。

当年的6位选手也不负众望。在7月15日于香山饭店宣布成绩时，中国奥赛领队杜锡録陆续抄得如下分数：42、42、41、36、33、35（IMO的满分是42分），稳了，稳了，这个一头乱发的中年男子忍不住哭了。

成绩揭晓，中国队五金一银，团体总分230分。第二名苏联是193分，和中国差了一个金牌（当年金牌线在34分左右，而中苏分差37分），再往后是174分的美国，和171分的罗马尼亚。

一群中国少年在IMO的小小战场上“制霸美苏”，让曾深感中外巨大差距的国人异常振奋。

官方给6位选手以极高荣誉：比赛后，中央领导人接见了参赛选手，由新华社采写的队员故事被收入初中语文教材。

1990年，中国邮电部为第31届IMO发行的纪念明信片

也是在奥赛中，黄冈中学一战成名。

这所位于湖北大别山南麓的高中，贡献了1990年IMO 六名参赛选手中的两名。《人民日报》特意在当年6月发布特写报道，对黄冈中学的数学实力点名表扬：

连续5年，该校理科学生高考数学成绩平均达90分以上，其中1986年人均达104分，高考数学平均成绩连年处在全省第一的位置。

——人民日报1990年6月20日第5版《人梯》

到1994年，因为曾给中国IMO贡献过“2金2银1铜”，《新闻联播》甚至在黄冈中学90周年校庆前一天于第五条位置播出了校庆消息——这是黄冈最辉煌的时刻。

由此，“数学好”，开始成为一种“民族天赋”和“中国标签”。

在80年代参观天津奥数学校时，陈省身就曾对学校负责人冯承德感叹：我也弄不懂，中国人数学为什么这么好？

在1988年的“21世纪中国数学展望”会上，陈省身甚至提出“陈省身猜想”——中国最有机会率先赶超国际水平的，是数学。

中国将来会成为数学大国，因为它有优越的人才条件；在西方，一流人才往往选择薪酬高的职业，如法、商、医。但是，中国的年青尖子人才还会选择数学。

——1985年，陈省身在伯克利期间与青年数学研究者的交谈

但80年代不是一个正常的时代，它浪漫过头，就像海子的诗，这是“一场春天的雷暴”。

久被拘束的中国人正处于与市场经济的热恋期，而它带来的不堪和问题还未显现。

数学，也面临着继续更迭的命运——很快，它将逐渐从智慧与荣耀的高峰滑落，以一种更现实的方式，嵌入中国人的生活。

数学之利

1990年，陈省身在天津见过的那位数学老师冯承德携妻子来到美国，在专收尖子生的奥克拉荷马州科学与数学中学担任数学教师。

彼时，欧美的顶尖中学已在有意识地引入中国的数学教育。欧美的中学校长们相信：中国人数学这么好，得从基础教育方式上找原因。

冯承德的儿子冯祖鸣也是数学老师，后来在波士顿安多福镇的美国顶尖私立名校菲利普斯埃克塞特高中任教，他教过的学生包括日后创办了Facebook的马克·扎克伯格，对其评价如下：

他是我们学校里挺好一个学生，但和数学竞赛没太大关系，当然他是想做数学竞赛的，但是绝对不是那种能得好名次的。

小扎变“小渣”，可见美国的精英教育里，竞争一点不比hard模式的中国小。

2014年，英国人也开始在更大范围内搞hard模式。

英国教育部计划投入4100万英镑，在8000所英国小学普及“中式教育”，一系列操作包括翻译上海数学教辅材料《一课一练》，请上海数学老师驻场英国中小学，在小学毕业考试中添加12*12乘法表等。

刺激英国人的是2013年底国际经合组织公布的学生评估项目测试结果：上海学生在数学上高居第一；而作为牛顿、罗素、哈代故乡的英国只排二十几名。

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在宣布这一计划时慷慨陈词：

在现代化的世界里，成功没什么秘诀。如果一个国家希望在全球的角逐中取得优势，孩子们能够具备竞争力、获得最好的工作，就需要数学和科学好的人——就这么简单。

欢迎来到“现代化的世界”。

中国真正进入“现代世界”的节点是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蓬勃发展，中国民众从80年代对纯数学献上热忱的浪漫岁月，快速进入对数学采取功利态度的竞争模式——摸索出魔鬼方法，取得了天使成绩，以至于成为近30年来欧美数学教育的取经地。

导致这次中国数学文化转变的关键转折点之一是1993年开始试点、1998年全面推广的“初中就近入学”政策，统一的小升初考试从此成历史，但各学校仍有一定择优名额，数学成了“潜标准”。

于是，数学，从民族荣耀的象征，转化为务实的新角色——升学利器。

在教育资源相对匮乏的中国，一场围绕数学的升学晋级赛和阶层跨越战就此打响。普通中国家庭由此进入了与数学紧密纠缠的时期。

在校内，“数学帝国主义”开始统摄中小学。

想必很多80后、90后都体验过“数学老师教体育”的奇观。这是数学老师的“替身攻击”——魔改课表。

1990年，《人民日报》报道黄冈中学时，还强调这里不搞“题海战术”：

他们没有加班加点，也不搞“题海战术”，更不在寒暑假补课。

但90年代中期后，《黄冈题库》名扬全国，成了一代人的童年阴影，也成就了出版方龙门书局。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1994年黄冈90周年校庆前后，密集来访的各种考察团往往背负秘密“挖角”任务——动员黄冈老师去武汉或南方。此后，黄冈又遭遇新课标改革、高考分省命题的打击，优质资源开始向中心城市集中，黄冈中学盛极而衰。近年来，荆楚大地，已是只闻华师一，不知有黄冈。

升学之战逐渐陷入恶性循环。好老师、好学生在名校聚集，形成马太效应。越集中，越竞争，越竞争，越集中。为了靠近中心教育资源，孩子们必须更加努力。

在校外，中国家庭对数学的饥渴，更是撑起了一个产值巨大的行业——培优。

2011-2021课外辅导市场规模（2018年之后为预测值），其中，数学作为主科占据较高份额。

根据教育部数据，2003年，中国已有培训机构10631个，参加培训人次近400万。

这一年，正在北大生命科学学院读研究生的张邦鑫已做了一年数学家教，看到商机的他拉上同学曹允东创建了一家课外辅导机构，取名“学而思”，之后更名“好未来”。

2004年，接受学而思培训的不到200名学员中有42人考取人大附中实验班，95%的学员进入了重点中学，学而思一炮打响，为海淀家长解决了心头大患。到第二年，学而思的营收就突破了千万大关。

好未来2012财年-2019财年营收

如今，好未来已是中国Top 2的教育培训机构，于2010年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30岁的张邦鑫成为美国纽交所最年轻的敲钟人。此后好未来营收一路长红，市值一度超过千亿，张邦鑫也一度成为中国80后首富。

“学习改变命运”，这是学而思最初的价值口号。这家教培巨无霸的快速崛起路，折射了无数中国家庭的阶层跨越之战。而同样把握住了这波商机的还有巨人教育、高思教育、学大教育等。

在数学教培这条巨大产业链上，另一个关键环节是各类杯赛。

90年代后，一系列官方小学奥数杯赛逐渐与升学密切绑定。华罗庚杯、迎春杯、希望杯、走美杯并称北京“四大杯”，走入无数孩子的童年。

走美杯有一个高大上的开端：

2002年，在陈省身和丘成桐的张罗下，四年举办一次的全球数学盛会“数学世界大会”落地北京。

除颁发菲尔茨奖等例行动作外，为激发青少年的数学热情，主办方特意安排了“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论坛活动，为来自20多个省市的近千名少年安排了多位数学大师的演讲。

但隔年，该论坛就变成了“走美杯”比赛，并一步步远离“美妙数学花园”，沾染升学人间烟火。

在2011年有关走美杯的课程报名广告中，宣传资料简明直白地回答了家长最关心的问题：“走美杯”对小升初有用吗？

“走美”公布成绩的时间完全可以赶上2011年小升初的时间……非常有利于中等水平的同学争夺高端奖项。

以上参赛信息，正来自学而思网校——教培、杯赛、升学，一个完美的商业闭环。

在各种奥数交流群里，家长发明了大量暗语：RDF是人大附、QHF是清华附，KB意味“坑班”，指能提前帮孩子占住重点学校招生坑的培训班，DZ是“点招”，即被名校提前招生。最令人喜悦的暗号是MD，密电，接到学校的密电，保送金牌令就不远了，孩子也就“上岸”了。

“上岸”一词格外形象地刻画了中国家长缺乏安全感的心理。升学有如诺曼底登陆，还在水里的人，天晓得未来飘到何处。

然而，过度的数学开发，长远看，并不一定利于数学人才的培养。

如果说美国、英国人担心学生不重视数学，中国的问题则是“太重视”带来的逆反心理——数学成了太多人学生时代不能承受之重，和挥之不去的梦魇。

2012年，随着《中国科学报》连登9篇“该死的奥数”系列文章，和央视对北京部分初中将奥数成绩作为入学标准的披露，舆论对奥数的指责达到小高峰。

2013年10月，“数学滚出高考”成为微博热门。16万网友参与投票，支持者占比达75%。

吐槽的集中点是“数学没用”：“工作这么多年了，就数钱用到过数学”，“学会加减乘除就足以混社会”。

中国部分学生对数学的“憎恨”，在2015年BBC出品的纪录片《我们的孩子足够坚强吗？中式教育》（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Chinese School）的一幕中可找到答案。

当来自中国的数学老师给英国孩子们讲三角函数时，一位女孩一脸困扰地说：l got what you do, but don't know why.（我知你在做什么，但不知为什么）。

而在向来引以为傲的IMO比赛上，中国近年也辉煌不再。

2015年以来，曾拿下19个IMO团体冠军的中国队连续4年无缘团体第一，引发了国内对“奥数没落”的担忧。

有人认为，这正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强力压制奥数，停办杯赛，取消奥赛与升学挂钩的后果。

也有人认为，从来不搞全国性小学奥赛，连中学生竞赛也相对松散的美国，却在最近4年3次获得IMO第一，这不正说明过去中国成绩是举国体制的产物？

正如丘成桐所说：“我教过好几个得过奥数金奖的中国留学生，这些学生的学问太狭窄，对考试有能力，对思想没能力，最后连毕业都困难。”

也许，是时候回归对数学的平常心了。

一篇曾被《人民日报》全文转载的“假新闻”，反映了90年代以来，围绕数学的“望子成龙”叙事：

这篇曾让无数人落泪的《母亲，我心中你最重》，以第一人称口吻描述了寒门子弟安金鹏如何在慈母的艰辛照顾下，克服万难，夺得1997年的IMO金牌。

如今已是北大数院教授的安金鹏，曾多次澄清此文严重不实，自己家没这么惨。但每过几年，该文总能翻红一次，其生命力从《知音》延续至微信，最近一次创造10万+就在2017年年底。

对中国家长来说，数学里有一个梦想，它无关数学，关乎上升。

数学之力

安金鹏夺得IMO金牌的9年后，另一个“别人家的孩子”也成功以满分获得IMO金牌——来自湖北华师一附中的神童，柳智宇。

2010年，柳智宇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北大毕业后，他放弃MIT全奖，进入京郊凤凰岭龙泉寺修行。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2018年，当柳智宇因龙泉寺风波下山时，中国社会对数学的态度又进入了全新阶段。

如今，数学在舆论中最大的“看点”，已不再是柳智宇们的天才事迹，而是阿里、华为等工业界巨头对数学的殷勤不断。

近几年，马化腾、马云、任正非等中国科技业的领军人物，开始频繁在各种场合强调他们对数学的看中，和对数学等基础学科发展大力投入的意愿。

“数学有用”重回舞台中央，但与建国初“数学有用”的内涵已不可同日而语。

急切渴求数学之力的主体，从政府转移到了商界。

对中国科技巨头来说，模仿他人经验已不再能带来后续增长，要想不下牌桌，必须掌握底层硬技术实力。他们开始求助于数学。

商业力量的介入，为当下的“数学有用”带来了新特质——合理分工，尊重产学研转化规律。

比起让华罗庚这样的数学家被迫转型的“数学有用”，中国科技产业更呼唤一种理论与应用，学界与工业界各扬所长，相互交流的新型“数学有用”，这才能真正撬动数学有力。

在这个过程中，亟需解决的核心问题是人才供给。

遁入空门的柳智宇，是高等数学人才流失的一个缩影：在别无选择的应试阶段，数学炽手可热；而到了研究阶段，有了选择权的年轻人却不一定钟情数学。

离开数学的缘由，有像柳智宇这样的个性选择，也有制度带来的群体性影响——中国学生以题海战术接触到的是苦涩的数学，磨掉了好奇心和乐趣；整体的应试教育，又长于培养智力，疏于培养心力，以至很多年轻人对人生目标十分迷茫，什么热学什么，什么好就业学什么。

偏偏数学研究又是个非常不经济的就业方向：

相比数学能力者可以跨界涉足的金融与计算机领域，以数学研究为生的收入低了几个量级。

近几年，国内几个主要数学研究机构的博士后薪资情况如下：

北京大学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年薪18万-24万人民币（税前）。（2018年）

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和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博士后：年薪16-24万人民币（税前）。（2018年）

中国科学院晨兴数学中心纯数学博士后：年薪30万人民币。（2017年）

上海数学中心理论、应用数学以及统计方向博士后：年薪15万人民币。（2017年）

而如果他们投身BAT技术岗位，可能获得数倍于此的年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