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岁这一年，在世界尽头寻找答案
以个人有限的精力和生命，去探寻关于终极问题的答案，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夸父式的徒劳。但只须想到这场追寻始于人类文明发端之初，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便可知已经做过的一切不仅不孤独，而且值得。
2016年8月，乘坐菲律宾渔船穿越南中国海
30岁这一年，我做了三件事：飞到距北京6400公里的明斯克，面对面采访一位曾经的记者同行。乘坐一艘8米长的五人小渔船，航行在当时全世界最富争议性的海域。第一次踏上决定了我职业道路的那个国家。
那是2016年，也是我为《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的第二年。我去拜访的那位昔日同行是新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那片海域是当时还深陷在国际仲裁风波中的南中国海，那个国家则是开启后“冷战”时代的象征之一——伊拉克。进入小学之前的那个冬天，当我从电视新闻里第一次听到“海湾战争”这个名词时，就想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为什么会爆发战争？”为了寻找答案，我把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当作了报考大学时的第一志愿。而30岁之前经历的所有一切，仿佛都是在为最终的抵达做准备。
阿列克谢耶维奇这样对我描述她年轻时代的记者生涯：
“在那时，我最关心的是人们心灵深处的想法，而在我供职的报纸和杂志，要将如此抽象的主题灌注在日常报道中终究是不容易的。但回想起来，那毕竟是一段充满趣味、令人怀念的经历。我去到白俄罗斯的许多地方，和形形色色的人接触、交谈，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状态有了更深刻、也更全面的了解。这为我后来的写作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2016年夏天，阿列克谢耶维奇到访北京时，手捧3个月前我采写的关于她的封面故事
这和我本人的感受不无重合之处：在本科的第三或第四年，我开始意识到国际关系理论仅仅是对现实的抽象化浓缩，是一种人们赖以认知世界的大比例尺“地图”，但绝不是世界本身。“地图”上标记的那些山川、河流、大海的符号（它们在不同时期曾被称为“权势政治”“进攻型现实主义”“软实力”或者其他诘屈聱牙的术语），在初学者眼中或许已经足够为现实中发生的一切提供逻辑自洽的诠释路径，但它恰恰可能是一个陷阱——发明并使用这套符号系统的，是“人”这种复杂而脆弱、认知水平有限、时常为地穴中的光影所迷惑的生物。当研究者在从事他所认为的“剖析”“提炼”和“总结”时，那些与人自身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有关的要素往往也被一并剔除出去，最终得到的是一套拙劣模仿牛顿力学体系的“不变的铁律”。但要让这套“铁律”生效所必需的预设前提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根据它们既无法还原出历史的面相，也不足以为未来提供可靠的指导。显然，在这幅抽象、简约的“地图”和完整的真实之间，存在一种巨大的张力——“《战争论》之父”克劳塞维茨称之为“迷雾”。
尽管阶段性地提交“地图”或许是国际政治这门学科存在的缘由，但在远端的地平线上发出召唤的其实是认知人类自身的执念：现存的一切学科，无分人文、自然科学抑或社会科学，几乎都始于古典时代人们对“我是谁”以及“我应当如何生活”的追问。当我作为一个大一学生开始学习国际关系史时，第一讲的内容是修昔底德和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那位伟大的希腊人并没有事无巨细地铺陈他对整场战争的看法，只用了一个拟物化的表达——那是一种“巨型的运动”。国家作为一种由无数个人汇聚成的有机生命体，也会经历成长、衰老和死亡，也会陷入突发性的意外。而战争无疑是其中激烈程度最高、也最具消耗性的“运动”。
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无常的命运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裁断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力、最卑劣的出卖，都会在战争进程中一一浮现出来，并一次次地将这场“运动”推向新高度。当和平时代的人们施施然地谈论“理性”“文明”时，战争以一种强横的方式将人的“另一种可能性”暴露在它自身跟前，并迫使它接受这一点。我想，这也构成了我在儿童时代，因为连续几个月关于海湾战争的新闻报道，就对伊拉克、战争乃至引发战争的原因产生兴趣的根源：那一切和我本人身处的和平环境太不一样了。或许也是基于类似的感受，当托尔斯泰在塞瓦斯托波尔亲身经历过漫长而残酷的围城战之后，他写下了一个二元对立式书名：《战争与和平》。
与“可能性”相对，战争也在持续地暴露人的“不可能性”。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失败的阴影时时藏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之中，“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一时尽现。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激情）、偶然性（“摩擦”）和政治目的（理性规划）这组三位一体构成了战争之神的全貌；通过对它的观察探究，几乎可以最直观地获得关于人类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认识，继而变得谦虚、清明。事实上，透过战争这样一种“反常”的高烈度政治行为，去探寻关于整个人类社会的某些答案，正是我在过去几年里频繁奔向世界尽头、深入现场的智识动机。
2018年7月，在阿富汗恰里卡尔，凭吊残留的苏军坦克残骸
在我19岁之前，这种探寻主要以阅读和思考的形式得到呈现。从2005年开始，在《现代舰船》和《战争史研究》两家杂志的垂青下，我获得了持续10年以上的自由写作和表达的机会，在读完本科和硕士课程的同时，形成了对海洋战略、地理政治学和军事史上某些问题的个人看法，并付诸发表和出版。而从29岁开始为《三联生活周刊》工作的经历，则使我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依旧是高密度的阅读、思考和写作，但不再简单依赖纸面资料；而是通过对冲突地区现场实景、以及那些活生生的“人”的近距离观察，建立一个更加立体的时空。必须承认，这是一种“内向性”写作；但我相信，类似的发问和探索，几乎曾贯穿在整个人类历史中。
2016年9月，在巴格达街头与一群参加阿舒拉节庆典的什叶派信众合影
在2015年秋天为周刊完成“抗战胜利70年”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两个封面选题的策划后，我的寻找答案之旅正式开始。两年多时间里，我和搭档李亚楠、张雷、黄宇曾经去到被混凝土防爆墙分隔成无数不相连空间的巴格达，出入于萨达姆·侯赛因曾经的行宫以及威权时代残留的无数灰烬中。在陷入内战6年之久的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我们小心地甩掉街角盯梢的秘密警察，和那些无望地留在孤岛之中的年轻人一起饮下一杯又一杯伏特加。在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圣城麦加和麦地那，我们与禁寺中虔诚的信众一起席地而坐，也凭吊了与大马士革始发站遥遥相望的汉志铁路终点站。而在两个星期之前，我刚刚结束一次险象环生的阿富汗之行，和一位过去仅闻其名的人物——大军阀希克马蒂亚尔父子有过近距离接触和访谈。
2017年8月，在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与政府军控制区最大商业电台FM Sham的员工交谈
这并不是旅行爱好者们会臆想的那种充满新鲜感和刺激性的猎奇之旅。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我必须持续地和焦虑感、不确定性以及层出不穷的突发状况（从某位海关官员一时兴起的责任心到翻译胆怯逃跑）做斗争：如同回到原初状态，一个人孤独地面对深渊，所能仰仗的只有无法验证的来自他人的善意，以及运气。所幸由于《三联生活周刊》的特殊环境和选题趣味，我不必将工作旅行和写作看成是一种事务性负担，而更多地把它们当作是一场宏大智识探索之旅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观察人类群体的旅程中，也进一步认知自己。
2018年7月，和摄影搭档李亚楠与我们的普什图司机合影
时间回到30岁那一年的夏天，我趴在那艘8米长、1.8米宽的菲律宾渔船的发动机舱盖上，从巴拉望岛驶入南中国海。在风雨、波涛和星汉灿烂的天幕下，渔船穿过那条无形的九段线，驶入北纬9度03分、东经116度66分附近，南沙群岛舰长暗沙与半月暗沙之间。午夜时分，当我在惊涛骇浪之中远远望见美济礁方向的暗黄色灯光时，突然回忆起10年之前，自己在军事杂志发表第一篇关于南海问题的论文时的情形。对个人来说，10年是生命中足够漫长的一段时间；但在世界尽头的那些岛屿、大洋和废墟上，一切似乎又改变的很慢。
以个人有限的精力和生命，去探寻关于终极问题的答案，从一开始就注定只是夸父式的徒劳。但只须想到这场追寻始于人类文明发端之初，并且一直延续到今天，便可知已经做过的一切不仅不孤独，而且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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