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单真的对阅读有益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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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单真的对阅读有益吗？

2019 年 4 月 17 日 秦朔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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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2609篇原创首发文章

写这篇文章的原有，与朋友圈内一则状态相关。

一日，并不十分相熟的某人在朋友圈褒扬了他认识的一位年岁稍长的女性，内容是后者近年的阅读书单，排列齐整大致有上百本，实在使他敬佩。

等我看过书目，却无法将这位素昧平生的女士看成一位标准意义上的读书人。

原因很简单，伊读的书虽多，100本里却恨不得有97本都是工具书或速食鸡汤，剩下的3本，也不过是早几十年就流行起来的外国小说。

这就好像凤姐形容自己有阅读习惯，然后你发现都是《读者》《知音》《故事会》。

在我的认知中，工具书的本质是工具，不是书。

如果一个人喜欢读工具书，不代表ta喜欢读书，也不代表ta会读书，更不代表ta是读书人。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建构对阅读的认识”比“直接选择什么书”更重要。毕竟一个人选择什么书来读，是ta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但在此之前，是非优劣的标准已然存在了，它虽从属于一个相对概念，却也不失根据。

就拿“小说”来说，在“经史子集”的分类里，“小说家”的著录属于史部。因此，无论任何年代、任何国度、任何思潮，评价一部小说是否是好小说，可参看它对于“局限性大”的“正史”和“零散无序”的“稗史”的补充程度，并以此估量其价值。

周汝昌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资料丛刊》的序言中写道：

“史者是记载从政者的功名勋业、名言嘉行、治乱兴衰……皆大事也；而小说者，乃是相对其‘大’而言，市井家庭、细事闲情、新闻异态……以至于个人性情、时代风尚……咸在其间，此二者相对而观之，则虽系一巨一细，却又一‘死’一‘活’——历史社会的一切情状，在‘正史’中是来不及也不屑于写的。于是，‘小说’承担了此一职责。”

这就是为什么，《水浒传》是好小说，《红高粱家族》是好小说，《百年孤独》也是好小说，而《小时代》不是，“起点中文网”那些修仙、穿越、玄幻不是。你去看郭敬明或“起点”那些“作家”，很难感受到他们成长和生活在哪个年代，其作品与历史、现实和未来是完全脱节的，故而难以产生真正的意义与价值。

所以，一个人选择《白鹿原》或是《好兵帅克》，都算是做选择；可若是选择“四十五度角仰望星空”或是“我去明朝当王爷”，就只能算是消磨时光。

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在读书的时候习惯走两个极端，一个叫做“彻底现实”，一个叫做“彻底消遣”。

在“消遣”面前，本与阅读理念背道而驰的“现实”，往往被看做是一种治学之举，这实在是滑稽的事。

白岩松去大学演讲时提过一个概念，即“大家应当去读无用的书”。当他看到台下学生纷纷在记他这句话，还即时批评了听众“实用主义”的惯性思维——若不扭转这种习惯，记再多也没用。

“实用主义”现实却不务实，它在一些地方或许有用，投入到文化生活却往往适得其反。

这里，白岩松强调的“无用”，恰与人们通常讲的“无价”的概念如出一辙——“无价”并非是“不值钱”，而是由于“太值钱”，所以才难以估价。“无用”也是如此，表面上“无用”的实际很可能有“大用”，只是囿于一些原因，较少有人意识到。

这里分享一个秦朔老师曾多次分享的“无用之为大用”的例子。

秦朔老师的大学同学吴晓波是当今最出名的财经作家，秦老师认为吴晓波的文章之所以广为流传，和对文本以及节奏的驾驭最为相关。吴老师早年特别喜欢沈从文与茨威格这一中一西两位作家，几乎把《边城》和《当人类的群星闪耀时》翻到烂，从中体会结构和节奏的作用。正是这些看似无用的书，塑造了这位财经作家明显区别于其他财经作家的特点，且它的不可替代性极强，堪为大用。

换言之，如果吴晓波也去读他那个年代的工具书、心灵鸡汤与知识付费，去读更多时人看来“有用”的东西，就未见得能养成今天这种行文的节奏。

可如果谁觉得这个例子就是告诉人们——想成为最好的财经作家，就去把那两本书翻烂——这就又大错特错了。

原因很简单，沈从文与茨威格的文字对吴晓波有启发，不代表他们的书对任何读者都有启发，也许对甲来说，能启发他的是契科夫；对乙来讲，能启发他的是王实味；对丙来谈，能启发他的是索尔仁尼琴；对丁来看，任何作家都启发不了他。

即便是任何人的文章都启发不了的那个丁，事情可能也没那么悲观。也许能给他灵感的是画家、音乐家和导演，也许他不适合从事财经写作，或是根本不适合任何写作，而是更适合去当一个银行家、摄影师、工匠或运动员。

只要丁在银行家或是房地产商的位置上，能做到杜月笙——一个帮派头子都有的尊重知识、尊重文化和尊重读书人的觉悟，而不是热衷于告诉大学生该选什么专业，社会也能运行得井然有序。

在我看来，在阅读的问题上，仅有态度是没用的，仅去投入时间也是没用的，重要的是形成自己的主观思考。阅读是一条没有终点的路，在这条路上从无捷径可走，那些拼命想“受启发”的人，实际仍未摆脱“实用主义”的阴影。

想“受启发”想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找人列书单了，多为“必读”、“不可不读”、“一定要读”云云。有趣的是，列书单这种事，并不只是当代才有的现象。

民国的时候，曾有报纸让鲁迅开一个“青年必读书”的单子，相当于今天知乎邀请某大V开知识问答专栏。鲁迅没有说“谢邀”，然后列一条分割线，吹一下什么资产的人对应读什么书，而是言简意赅地拒绝了这项请求，他的理由有两条，一是“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二是“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

鲁迅先生想来是对“青年”和“必”字反感尤甚，所以故意刺激某些人，但他心中的确是有标准的。有次鲁迅给一位朋友的孩子开国学入门书单，全在“子、集”二部，可见在“要少看”的中国书里，他也只是对“经、史”更有成见。

作家刀尔登还在书中记载过更多民国大家对于荐书的态度。

“梁启超开列的，除孟荀外，都是史部的‘大脑袋书’，在他看来，虽非治学，这些书也是中国学生的根基。其余如周建人开的全是外国书，林语堂的书单子文学味最重，徐炳昶只列了《伦理学》《几何学》这两种书，俞平伯‘绝未发现任何书是必读的’，便交了白卷，如是等等，可见开书目这种事，一向是将自己的价值推之于众。便是有公允之名的胡适，后来给清华开的‘最低限度国学书目’，一长一短两种书单，做得老老实实，还被梁启超批评为文学气太重。对什么是‘必读书’，意见分歧从来就是很大的。”

我曾在戊戌年与己亥年开列过书单，遵循的逻辑，是尽量避开那些畅销书。

我以为，已在市面上流传许久的，爱看书的人多半已经知道了，何必多此一举？选择小众而生僻的好书去推荐，才是真正的推荐。况且，畅销书只能代表这本书在市场上取得了胜利，不代表它更适宜此一时的文化生活，更不代表它对于真正的读书人更有价值——“翻翻各代的艺文志，便知记载实际知识的书，最容易亡佚，空言欺世的，倒世代流传。”

好书的标准，在“引领”，不在“跟从”。

今天我们形容一个人读书多，常用的成语是“学富五车”，它的出处，是《庄子》那句“惠施多方，其书五车”。

在惠子的年代，“五车”是什么概念？战国时的魏王墓曾遭盗，得竹书数十车，这数十车统共只有75篇文章。现存最早的分类目录，是《汉书-艺文志》，里面记载的所有的书籍，换成现在的标准看，大抵600种左右。换言之，汉代的知识分子，仔细读完天下藏书，也不过是耗费几年光景。南梁阮孝绪编写《七录》，书籍的书目比着《汉书》里的多了十倍，这才令读者“望而生畏”起来。

而到今天，网络红人和流量明星都能出书了，底线越低的，往往出书越快，有操持的，反而不觉得自己的著述可以示人。如此局面下，读书人应当做的不再是加法，而是减法。

那么，书单是加法还是减法？

对于会读书的人来说，书单当然是做减法，它是不必传习旁人的，更不必晒到朋友圈里；对于不会读书的人而言，书单无疑是做加法，且加再多也没有用。

一些人总以为读了某些书，就能立刻找到人生秘诀、进退法门与升迁机要，如此来看，无论向ta们推荐什么，这些读者都会失望的。因为根本不存在那种东西，这就好比买一本地摊秘籍练不成武林高手，请一个大牌外教带不动中国男足。

要言之，阅读是世上最不宜功利的一件事。自行读书也可，请人荐书也可，但真想有所脾益，就须先革除“吹牛”与“速成”的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