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昆夫妇印象记｜科学春秋

2017 年 11 月 4 日 知识分子 姚蜀平

编者按

姚蜀平女士在上世纪80年代在中国科学院政研室（后改为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中国科学院的发展史，曾有机缘采访和拜会了许多科学家前辈。她用系列文章追忆所接触过或采访过的一些科学家，作为对老一辈科学家的怀念与追忆。本文为其中一篇。

撰文｜姚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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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到一篇两位记者的采访纪实，写的是对固体物理学家黄昆的家访，以及被“赶”出来的经过。该文写道，在其家的十几分钟，黄昆夫妇只在翻阅报纸，黄昆仅说了一句话：“如今的报纸太厚了，翻起来比看还难。”他的夫人李爱扶说的唯一一句话是：“我想知道你们什么时候走？”

比起这两位记者，我要幸运得多；我没有被赶出来过，却有过嫌我拜年晚了的埋怨。

我与黄昆及其家人相识于上世纪70年代后期。说来黄昆还是我的远亲，我母亲和他母亲都是姓贺的湖南人，应算是本家。按辈分我该称他为舅，我表姐是那样称呼他的，还告诉了我他家地址。不过自从第一次见面，我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称呼，开口就是“黄先生”。我母亲家谱和黄昆母系家谱都提及，贺家从浙江迁到湖南后至第五代，共有八子，其中五子贺长龄和六子贺熙龄最出色，分别以第一和第二名考入翰林院，被称为“兄弟翰林”。那时湖南每逢“打春更”，打更人会边打边唱“读书要学贺长龄……”。我母亲先人是二子贺椿龄，到她那辈，香火已经传到第十代，不知黄昆母亲属于哪一支。记得1959年夏天，母亲带我和我的四姐去香山，远远看见黄昆一家人，当时母亲说，“那是福姑外婆的小儿子和他的英国太太。”姐姐问母亲过去打招呼吗？她摇摇头说：“福姑外婆不在，不过去了。”母亲称黄昆母亲“福姑”，我们称呼她“福姑外婆”。李爱扶后来知道，怪我当初为何不去打招呼，还说那样我们可以早认识20年；不过，后来我的家庭多有变故，料也帮不了多少忙（指文革中他们二人都被关押时，孩子们还是邻居到食堂买馒头帮忙度过的）。她还提及，他们二人保留下来仅有的英国人习惯，就是喜欢户外活动——周日全家大小一起去爬山，从孩子刚会走路就开始。从早年爬远郊人迹稀少的山，后来更多的是爬香山，最后年迈时只爬颐和园的万寿山，选的山头越来越低……

►图1. 1959年黄昆与夫人李爱扶登长城（半导体研究所图）

我母亲和他母亲熟悉，后来我和他的夫人，那位他从英国带回来的英裔中国人李爱扶，以及他们的小儿子——抱歉，我始终不知他的大名，一直跟着他父母称他为小弟，也相处很好，前面提及某年拜年去晚了，老大不高兴的就是这位小弟，说那天晚上一家人都以为我会去而我没有来。后来只好记住初三一定要去拜访；他们家习惯都是初二去其二哥黄宛家与母团聚（黄宛是阜外医院著名的胸腔外科专家）。

1975年我调到高能物理所，在高能探测器“气泡室”的研究室工作，由于去得晚，接手了无人愿意承担的低温、绝热、真空及安全等工程项目，而我又毫无低温常识，于是第二年我去北大物理系低温实验室实习了一个月。那时我已经去过黄昆的家，也认识了李爱扶，我们两人是中午在北大物理系食堂买饭时相遇。李爱扶知道我要在物理系实习一个月，让我以后午饭时到地下室去找她，一起去食堂。那个时期李爱扶是在北大物理系工具材料室工作，专管收发工具及电子元配件，而非像一些报道所说，她是物理系的“电子学工程师”或是“实验员”（有可能1959年刚进北大时曾经担任过），据说是由于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并无正式学士学位，黄昆坚持她不可被授以“教授”头衔。我在北大物理楼地下室找她时，她确实是在工具材料室当收发人。每当有人来领东西时，总会学着她那四声不准的外国人腔调述说要求：“我⑷要⑵两⑷个⑴电⑵阻⑷”——括号内是四声发音，这种中国话是典型老外式。那些模仿她声调说话的物理系学生或年轻同事，说完都会和李爱扶相互含笑而无不愉快。看着她那温和的样子，我对来领材料的人悄声说：“你学的挺像！”来人也小声回应：“她从不生气！”

我从没见过她生气，也许是我记住黄昆曾对我说过：“你不能说她做的饭不好吃，她会生气的。”我遵循此理，从未惹她生过气。那个月我们总是一起去物理系食堂排队买午饭，再跟她回家吃饭。饭后她还让我和她并排在卧房大床上一起睡午觉，她的生活方式早已中国化，午睡是必须的。起初我有点不适应和不好意思，不过看着她的真诚而自然的态度，也就随她了。每天中午我们俩一起打饭回她家、吃饭休息，下午两点一起走到物理系。在那些日子里，我逐渐知道些许她的过去——她的家乡在英国威尔士，父母都已经去世，家中还有两个哥哥，她是小女儿；自从1952年离开英国，从来没有回去过。她说这些，没有表现出任何哀怨或不满。她说话总是细声细气，行动不慌不忙。后来看到北大物理系教授甘子钊，也是黄昆早期的研究生对她的评价“最最任劳任怨、最最朴素、最最和气的老大姐”，我举双手赞成。而她本人却不喜欢人家说她是典型的“贤妻良母”，撇着嘴说那是“封建思想”。我很想看看她早年在英国的照片，可惜只剩下几张她的家人旧照，她说，许多老照片和国外来信，“文革”时，都被自己或是北大来的人销毁了。

他们是在英国里斯托尔大学实验室里相识，她在该校物理系读本科，黄昆正在那里读博士学位。后来黄昆拿到博士学位后，去利物浦大学做博士后，她也跟着去了利物浦大学（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她跟黄昆导师弗洛里希（H.Fröhlich）做些行政工作，并继续帮助黄昆做物理计算，还一起发表过文章，即有名的“黄-里斯理论”。她从没有说过她为什么会爱上黄昆，做出大胆的抉择以及她的家庭反应。只是说：“后来黄昆要回中国，我也跟他去；他是1951年走的，我是第二年1952年到的中国。”她特别提及，黄昆（她永远连名带姓地称呼自己先生）要求我跟他去中国，要一切按照中国人的方式生活——包括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和穿和中国人一样的衣服，要遵从中国的一切生活习惯。她一一答应。她说就是当初来时，太着急想说中国话，结果没有按照规律把四声学好，来的时候只有20多岁，本应学好一门外语的，可是她学中文心切，只想赶快当个百分之百的中国人；她自己也觉得，二十多年下来，说话还是这个腔调，多少有点遗憾！

她的名字是黄昆二哥黄宛给起的。婚后他们有了两个儿子，直到1958年，家庭妇女都参加工作，李爱扶才走出家门，参加了街道工作，1959年去了北大。他俩在家只说中文，不说英文，所以两个儿子都没有掌握这门本来可以顺手得来的专长，否则后来多少也有一技之长。这其中有李爱扶学中文的紧迫感，也有黄昆一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的因素，当然中国当时的大环境更为重要。

黄昆1951年10月回到中国，正好赶上抗美援朝热潮，当时进行划清同帝国主义界限的教育，在知识分子中，特别对那些归国留学生，重点批判“亲美、崇美、恐美、反共、反苏、反人民的思想”。李爱扶是1952年4月从英国来的，来自那个被批判的帝国主义阵营。当年全国开展三反运动，在科学教育界很快就转到批判资产阶级思想，随之第一次大规模触及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全面展开，其目的是“要争取和教育多数科学家、打击少数坏分子、团结改造高级知识分子。”上海科学院竟罗列出21条科学家们必须改造的思想。这些对刚刚回国的黄昆来说，既是初长见识，也是敲响警钟。

黄昆进入北大时，经院系调整的北大物理系，已有饶毓泰、叶企孙、周培源等著名老教授们；不过黄昆在北大讲课很快就出了名。因为学生知道教物理的是位刚刚从英国回来的、颇有建树的教授，都以为一定是位老先生，不想走进教室的是位30岁出头的翩翩男子；而一开口，竟是地道又漂亮的北京话——那是黄昆从小在北京长大练就成的，这些都让听课的大学生大为开心；再加上他讲课用心又有学问，故颇受学生们的欢迎。

1956年短暂的喘息后，1957年反右运动高压来临，黄先生此时表现得极为谨小慎微、沉着冷静和不动色张。当时北大16楼北面的一片树荫，是最活跃的地方，被称为“北大海德公园”，那里除了是大字报的海洋，也是辩论鸣放的场所。在发表演讲热潮中，学生要求他们尊敬的黄昆教授出来讲话，可是黄昆没有出现。后来一批批学生涌到黄昆家里去请他出来讲话，他一反往日欢迎学生上门的常态，此时紧闭大门，谁也不见。最后实在无奈，在学生簇拥下来到那片树荫，作为亲临英国海德公园的见证人，他对狂热的学生们说：“那个海德公园——其实没有什么影响！发什么言，随随便便，谁也不当回事，政府更是不理会……”

北京高校教授以上被划右派的有192人，科学院高研划了11人。黄昆身在高校却逃过一劫，可是他的高足被打成了右派。他在该学生戴帽会上的批判词是：“……分到半导体还不高兴，认为做晶体管不符合兴趣，希望能理论联系实际，今后还是有前途的，不要自暴自弃。”

在大跃进反权威的狂热中，他于1959年入党。事实上，中央组织部从1956年就开始考虑高级知识分子入党问题，那年召开知识分子会议后，全国高校讲师以上的党员数量明显增加，仅北京22所高校，就吸收了66名正、副级教授和98名讲师入党，黄昆在此后入党也不足为奇。

但之后的十年“文革”，在反对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浩荡声势之下，他不可能再逃过一劫了。想想在此大环境之下，他们怎敢在家教两个儿子英语？孩子开口就是English会带来什么灾祸！

“文革”时黄昆夫妇都在最狂热的北大。黄昆被污蔑以前参加过国民党，审查隔离早一些、长一些，后来下放到昌平县基地，穿着工人装整天刷烧瓶、焊电路。李爱扶也被关押，时间比黄昆短。在两人都被关押的日子里，孩子们没人管，还是邻居帮着在食堂买馒头给孩子们吃。老大毕竟懂事一些，多少在文革前还学了些知识，后来上山下乡走了，恢复高考后也考上大学；结婚后，夫妻两人一起去美国念书了。小弟从小调皮，小学时代被放羊，成天爬树抓鸟。可能是为了照顾他们，小儿子没有上山下乡，而是给分配到街道副食店，和一群大妈们一起工作。大儿子长得像父亲，可是小弟完全像母亲——高高的个子，金发碧眼高鼻梁，十足的一副外国男孩模样。记得一个晚上，他突然到我住的设计院筒子楼来看我，家家门口堆放着蜂窝煤的狭窄昏暗楼道上，径直走来一个“老外”，着实把满楼道正在蜂窝煤炉前做饭的邻居吓坏了，小弟也惊叹我住在这个似贫民窟般的一间屋里。

也许副食店主任看他年轻有力气，把他分到肉食部；可以想象，这样一付外国面孔的英俊少年，穿着白围裙，站在柜台后面举刀砍肉、切肉、卖肉该是何等景象，每天都会引来一群围观者；孩子们埋怨父母从小不教他们英语确也有情可原，否则在文革后学英语的热潮中，教英语也是一个职业，更是一大出路。

以后，我曾为了科技辞典的编译及物理学史的撰写工作去他们家请教黄先生，在谈工作之余，他常会主动插上几句过去的事。他说自己从来不是什么好学生，懵懵懂懂地一路读上来，直到在燕京大学二年级时，同宿舍室友是个犹太学生，他的那套生活方式和学习习性，让自己恍然大悟——原来生活还可以这样，学习也可以那样……自此以后就整个人变了，这一变就成就了后来誉满全球的黄昆。当然不可否认，他的原来潜质就在那里，曾经寄居在身为燕京大学哲学教授的伯父家，伯父督促他除了做老师指定的题目外，还要做所有数学课本上的题，这不仅使他的数学有所长进，重要的是激起他对科学的兴趣。从他简单几句话中，感悟到他敏锐地捕捉了时机，改变了自己。

他说起在西南联大时，特别提及与杨振宁的交往（当时应该还有张守廉。被人们称为西南联大“三剑客”，不过黄昆跟我只谈及他们二人）。黄昆述说他和杨振宁，他们常在昆明小街上，走进一家茶馆，找到角落的一张小桌，一人坐一边，冲一壶茶；如果没有课，就会坐上一天，各人看各人的书，各人做各人的题，有问题就讨论，有不同见解就争个面红耳赤。抗战中的昆明人善待流亡学生，老板不赶他们，他们才有可能以茶馆为图书馆来学习。那时的联大校舍及设备都简陋——唯有教授和学生是优秀的。晚上他们又住在同一间宿舍，常常继续讨论和争论。他说时，好像很是享受，似乎还沉浸在那段难忘的日子。

后来他们分别考上庚款留美和庚款留英，黄昆1945年赴英，在英国度过6年时光，先是师从大师级物理教授莫特（Nevill Frank Mott）——他1977年获诺贝尔物理奖。黄昆从博士导师那里受益无穷，影响了他的后半生。其后黄昆曾在爱丁堡大学短暂停留，遇到另一位物理教授玻恩（Max Born），玻恩也是科学界一位大师级人物——奥本海默是他的学生，海森伯及泡利曾做过他的助教。玻恩教授有过几个中国学生，他对他们印象极佳——这要归功于他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彭桓武之优秀，其后陆续来的程开甲、杨立铭也很杰出。黄昆并非玻恩的学生，他在爱丁堡大学逗留了半年，当时玻恩正在写一本关于晶格的量子力学的书，他已经不年轻了，还有许多其他科研及教学杂事，自叹无力完成这部理论著作。此时他接触到黄昆，发现他“颇有天赋”，便把未完成的手稿交给黄昆，希望他能合作完成此书。黄昆对晶格动力理论既有兴趣、也有研究，对协助完成此书开始心动。

不过黄昆并没有一下子就接受这位大师的合作建议，他看了书稿后，提出了个人见解——他要做的不仅是完善原书稿，还要加上自己认为重要的部分。玻恩教授倒是很豁达有度量，不仅接受这个晚辈的条件，还把自己一些凌乱的手稿一起交给他，任他去修改和补充。此书即为后来享誉国际半个世纪的《晶格动力学理论》。

黄昆开始修改和补充书稿了，可是在书稿尚未完成的1951年，他突然决定要回到阔别六年的祖国，让玻恩教授大吃一惊又非常失望和担心，力劝无效。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这颗正在冉冉升起的科学新星，断然离开研究环境极佳的英国，回到刚刚结束多年战争的中国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也有历史渊源可寻。

早在1947年，黄昆完成博士学位时，就曾给他的硕士导师吴大猷写过信，表达想回国工作的意愿；当年即收到北京大学聘书，请他到北大物理系任教授，黄昆认为这个聘书与他给吴大猷写信有直接关联。不过他当年没有回去，是因为有利物浦大学博士后的机会，而玻恩教授也对他表达了合作写书的意愿。

可是，为何四年后的1951年黄昆又要匆匆回国呢？那时他与玻恩合作的书还没有完成，李爱扶也没有准备好，他从没提及过有任何党的地下工作者动员他回国。

他回国是因为物理大师饶毓泰的召唤及自己的良心所致。

1951年黄昆正在修改玻恩交给他的书稿，他收到了饶毓泰邀请他到北大物理系担任教授的邀请信。饶毓泰是中国物理学界“四大名旦”之首（其它三位是吴有训、叶企孙和严济慈）。他早在1913年赴美，先后就读芝加哥大学（物理学学士）和普林斯顿大学（物理学博士）。1922年回国，先在南开大学创建物理系，1933年任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主任及理学院院长。抗战时，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大学在昆明合而为一，众多优秀物理学家云集的西南联大，饶毓泰仍然被公推为物理系主任，当之无愧“四大名旦”之首。黄昆到联大时，已经在燕京大学完成了大学物理学业，他是被葛廷燧介绍去联大物理系当助教的。作为物理系系主任的饶毓泰，知道物理系已经有足够的优秀教授，并不十分需要助教，遂建议他继续学习并做研究，黄昆就拜吴大猷教授为师攻读硕士学位，并兼任其助教，而吴大猷本人又是饶毓泰的得意门生。黄昆结束硕士学位之时，正值抗战末期，寻找工作困难，还是这位物理系主任饶毓泰帮他觅得天文台的研究助理工作。所以饶毓泰对黄昆来说，是恩师，也是指路人。如今，中国不打仗了，新中国也成立了，饶毓泰直接写信邀请他回北大教书，怎能不触动他呢！玻恩一再挽留，也没有说服黄昆留下来。

按照玻恩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说法，似乎黄昆把未完成的书稿退还给他，自己回国去了——“他要参加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还说黄昆是个“共产主义信徒和唯物主义者”。其实黄昆走时，还是完成了前一部分书稿，所以《晶格动力学理论》上册不久就在英国出版了；黄昆带回了该书的后半部分，及他精心补充的三章；还有心地带回了一台老式打字机，就是为了继续写完这部书。他回国后没有辜负玻恩的期盼，继续耕耘，1952年书稿终于完成了，准备寄到英国，此时又出现了麻烦。

20世纪50年代初，政务院有了明确规定，全国所有送交国外的论文，一律先送科学院审查，目的是把政治关——包括立场、观点和保密。黄昆这份英文书稿送到科学院编译局后，审查者不懂科学，更何况这是一部厚厚的英文书稿，无法发表意见而被搁置下来。所幸此时调来一位新人，他是地下党出身、又曾是浙大物理系高才生，还是著名物理学家王淦昌早年的得意弟子——许良英。许良英调来编译局，具体工作就是负责对出版物、当然包括送往国外的论文做政治把关。他来到北京、来到科学院接手的第一份工作，恰好就是审查黄昆与一个外国人合作的这部书稿。许良英的物理和英文俱佳，重要的是，他还知道玻恩是谁人——那是享誉国际科学界的英国物理学家（玻恩在两年后的195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许良英翻了翻书稿，五分钟就解决了这个难题，认定这是部与政治毫无关系的纯学术著作，应尽速放行，还说了句：“可笑，这个也审查。”他表示中国有能和玻恩这样国际知名大物理学家合作出书的科学家，是中国科学界的光荣，此书不仅外国应该出版，中国自己也要出。书稿后来幸运地寄到玻恩之手，在英国出版了完整的、影响力至今不衰的《晶格动力学理论》。

除了饶毓泰的召唤，促使黄昆1951年回国的更重要因素，还是出于他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良心。前面提及，1947年，他就向自己的硕士导师吴大猷表示过想回国工作，那是他的博士论文导师莫特教授言教与身教起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召唤留学生回归时，逐渐看清楚也承认了：一个从国外大学毕业回国的人起的作用，不抵一个研究生毕业归国的人；一个研究生毕业就回国的人，不抵一个博士后，更不抵工作了几年归国的人；更加理想的是，已经做到学术带头人的水平，回来可以独当一面，开展研究工作；而最最理想的是，带头人带领一个班子一起回国，那就可以打开一片研究新天地，做出更有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和做出有高水平的研究成果。

这个道理，黄昆在读博士学位的时侯就悟出来了。他的博士导师莫特，是个被他称为“万人敌”的战略型科学家。黄昆认为英国有几个像莫特这样的科学家，就能支撑整个英国的科学研究事业。那么莫特都做了些什么呢？他的影响力在科学领域里无所不及，包括自己做研究、帮助学生和同事做研究、组织实验室内外的专题讨论会、参加国家各类技术委员会、介入各种工业检验，甚至筹款，既处理物理系内部事务，还出国讲演等等。当然最重要的是把握自己团队的研究方向，引导他们奔向科学前沿。黄昆当初在布里斯托尔大学的团队，不仅莫特本人197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几个当初并非十分杰出的同事，后来也陆续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而莫特1954年离开布里斯托尔大学到剑桥大学的卡文迪什实验室，担任了17年的实验室主任，旗下又有一人获得诺贝尔物理奖。

黄昆感到中国要想发展科学，融入世界轨道并走上前沿，必须要有莫特这样的“万人敌”式的人物。所以在和杨振宁分别一年后的1947年，为了回答杨振宁的来信，黄昆认真地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讲出了心里话：“中国有我们还是没有我们，还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回国如果能成立一个真正独立的物理中心，要比获得诺贝尔奖还重要。他实实在在地把献身于国家科学事业比个人取得成就看得更重要。像莫特这样战略型科学家，在美国最典型的是冯·卡门；在中国不是没有过，叶企孙最为接近，周培源、钱三强和钱学森也在某方面、某个时期多少起过这种战略科学家的作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都没有做到他们可能和应该做到的那种高度。

当我问黄昆回国后都做了些什么？他用两个字概括：“教书！”语气既无遗憾也不无奈，还有些许骄傲。也许当他回到中国，看到了中国的现实——他心目中的物理中心已经体现在中国科学院。而他是受聘于北京大学物理系，任务就是教书、培养学生，黄昆不可能做到“万人敌”，他却做到了“万人师”。

黄昆1951年10月回国，第二年就赶上1952年全国首次统一招生，大学大发展，仅北大物理系那年就招收了300名学生。那是金榜题名般的荣耀，录取学生的名字一个个登在报纸上，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北大物理系分出去了100个到气象专业，自己留下200个学生，按照成绩分成A、B两大班，A班成绩稍逊，B班成绩好，而黄昆就专门教这个B班，真有精兵强将、所向无敌之势。他从最基本的热学、力学、普通物理，教到全新的固体物理和半导体物理。当时刚刚流行苏联学制和苏联教材，可是教材还需翻译，老师现学俄文现翻译教科书的大有人在。可是黄昆有他自己的一套。他教百人大班，没有辅导老师，没有辅导课，自己编教材，还把个人最新研究融入其中。他的教学方法也非常独特，每堂课留下一点时间，或是随机提问（包括题外问题）、或是抽考（采用苏式口试法），或是课堂讨论（是质疑学生理解他讲课程度的测试）。这种不经辅导老师的直接接触，让黄昆对每一个学生都了如指掌，当然背后的艰辛也势在必然。一周三堂课，每次两小时，六小时的课程，他要花50—60小时来备课。正如他自己对学生说的：“我给你们讲一堂课，我要花十倍时间准备，因为我是第一次给这样的学生上课。“学校和教授都对学生高水平要求，结果入学的200个学生，仅有120人毕业。严师出高徒，毕业的那些学生，后来都是半导体领域的领军人物或骨干人才。

黄昆始终认为，教学和科研一样，也是可以钻研的。在深入研究许多问题的同时，自己会得到提高。黄昆后来还与他人一起组建了固体物理教研室和半导体物理教研室，在五校联合的“培训班”里额外培养了许多半导体新学科的人才，带出了几代半导体物理和固体物理带头人。他没有带回一个团队，却亲自培养了一个又一个团队，引领着他们不断攀向新领域的科学高峰。1957年，当他的同学好友杨振宁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时，学生们问他有何感想，他指着面前的学生们说：“我这几年，教了这么一批学生，还生了个儿子！哈，这就是成绩！”

曾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谈及他在1982—1983年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与哈佛大学数学系教授格里菲斯交往中得到的启示。那位美国院士教授说到二战后的德国，那时德国由于战前反犹和战败，数学水平由战前的一流降到底层，德国数学家们清醒地认识，短时间是赶不上的，下决心培养年轻一代，经过两代人的努力，才出了一个法尔廷斯。格里菲斯教授认为，急功近利不可取，中国数学界现在应该做两件事：一件是学习，学习世界上先进的方法和理论；另一件就是教书，好好培养学生，让后来人赶超世界先进水平。

英雄所见略同，黄昆就是在做这两件事——学习世界先进科学，同时教书育人。

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学部委员制，由院内外科学家们推荐本专业的候选人。黄昆被推选为233位学部委员之一，是当时最年轻的学部委员（36岁）。1956年，他参与了制定国家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规划提出重点四项紧急措施，其中就有半导体，其它三项是无线电、自动化和计算技术（实际上总共是六项，另两项原子能和导弹技术因属国防项目当时未公开）。为了应急尽快实现远景规划，需要立即培养一批半导体人才。北大、复旦等五所大学在北大联合开办了“培训班”，黄昆为班长，谢希德为副班长，许多中国最早的半导体人才就出自这个“培训班”。1956年在北大物理系，黄昆参与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半导体物理专业，当年就出版了《半导体和它的应用》；1958年，他与谢希德合作完成《半导体物理学》，1965年全面修订了《固体物理学》（因大环境推迟到1979年出版，1988年与韩汝琦合作出版修改版），1977年与其他教师一起完成《晶体管数字集成电路》，1979年与韩汝琦合作出版了《半导体物理基础》。1977年调到半导体所后，他给全所科研人员每周半天讲半导体物理基础理论，坚持讲了10个月。可贵的是，在任职所长又给科研人员讲课的同时，黄昆又一次站在科研前沿。1984年，他与同事朱邦芬合作对超晶格进行了深入研究，1988年，他们的“黄-朱模型”再次享誉全球。他的学生中，有三位科学院院士——甘子钊、秦国刚和夏建白，还有无数前沿学科的带头人。黄昆真正做到了学习先进科学，同时教书培养后辈。

1971年，杨振宁回到阔别多年的中国，提出要见的人名单中，就有这位西南联大的老同学。那时他们已经分别了25年。黄昆家太寒酸，似乎是在二哥黄宛家中见的面。

对在北大的岁月，黄昆特别跟我提过一事，那是1975年，邓小平要调黄昆到半导体所当所长，不久即开始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黄昆的一篇署名批邓文章，被醒目地登在《红旗》杂志上。他喃喃地对我说：“那又不是我要写的。他们让我写，我写的不合格，后来是军宣队和工宣队找人重写的。”（据悉是“梁效”写作组代笔）。1977年邓小平复出，理解黄昆所为非其意愿，很快重下调令。

黄昆骑着自行车到半导体所去报到上班。大概衣着太普通，自行车太旧（还是26年前从英国带回来的），从中关村骑车来到那时尚在北京城里的半导体所想必十分辛苦，当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半导体研究所大门前，传达室老头以为他是从哪里窜出的老农民，拦住喝道：“老头儿，你干嘛，找谁？”黄昆老实回答：“新调来的，还没来得及办通行证。”此老头不识彼老头乃新任所长矣！后来还是王守武副所长出面黄昆才得以进所。

黄昆对一切都严格：对教书、对学生、对同行、对科研，乃至对家人。李爱扶自从1952年从英国来到中国，一直没有回去过。她也不像那些住在城里，工作在某些与国际相关机构的外籍夫人们，相互还有个来往，她真的很寂寞。我问过她，回过英国吗？她说“中国人不可以随便出国，我们也没有钱买飞机票。”他们不是真的没钱，文革期间黄昆是二级教授，月薪285元，他把200元交了党费，留下零头做家用，两个孩子老大不高兴，觉得父亲从说话到做事都太“左”。李爱扶说她父母已经先后去世，两个哥哥还在英国。我心想，难道两个哥哥又会步父母后尘，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小妹妹？

1978年，我听说黄昆要随中国科学院代表团到欧洲出访，其中除了瑞典，还有英国。李爱扶高兴地告诉我，“黄昆要去英国，可以见到我的两个哥哥啦！”可是我想说的是：“他们最想见的是你啊！”没有说出口。

我想到黄昆是最早的学部委员（后来的院士），那时科学院正在恢复重建学部，为了具体筹划和落实此项工作，院部特别成立了一个办公室，已经调到中科院担任副院长的钱三强先生，就是此项工作的主要负责人。我认识该办公室的一位钱副院长的主要助手，他是我在核工业部时的一位老友，我向他表达了我的考虑——黄昆28年前离开英国，带走了一位英国姑娘，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自己又踏上英国土地，那位被你带走的英国姑娘呢？她还在吗？如今在哪儿？为什么不跟你同来？我说，如果黄昆访问任何一个其它国家，他独行都可以（事实上，1974年，黄昆就参加了中国科学家代表团访问过美国，见到了恩师吴大猷，吴教授与他的另一得意门生杨振宁还专门在纽约设宴招待了黄昆），可是去英国就不同。李爱扶父母已经去世，可是她还有两个哥哥呢，还有亲戚呢；他们两人当初在两所大学的同一个实验室工作，还有认识的大学同事、同学及学生呢！他们难道不会这么想，不会这么问？我想，如果仅仅从亲情、从人道上来说，不会有任何结果，一定要换个切入点……于是我对钱副院长的助手振振有词地说道：“这不是黄昆个人问题，这是代表国家的形象和尊严问题。我认为黄昆这次去英国，应该带上夫人李爱扶。”由于我把私人问题提高到了国家层面，把此行说成是表现中国人同样注重人性、人道，关系到国家形象的外交问题，这番看似荒谬却又端得上台面的话，让那位老友首先点头认同，继而认为颇有道理；他又原模原样，还添油加醋地对钱副院长说了一番。钱老听后也认为言之有理，竟然在院里正式提出：这次黄昆重回英国，应该带上原籍英国的夫人，这样对国家形象有利。没想到，最后院里竟然同意黄昆此次访英，携夫人同行！

我从老友那里得知，已经和钱三强副院长谈了，似乎有点希望，就悄悄告诉了小弟。他兴奋不已。不过我一再叮嘱他，千万不要让你妈知道，万一不成呢？他点头会意，只是要我这些日子多来，告诉他每一个进展；他和我想的一样：如果父亲阔别28年再回英国，母亲应该一起去。当我从老友那里获知院部已经做出决定，李爱扶可以随行！我就迫不及待地去了他们家，不仅是报信，还要防止发生意外。小弟看见我进屋满脸喜气洋洋，就大喊：“成了？”我只顾点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李爱扶看着我们两人像在打哑谜，笑着问：“你们俩说些什么啊？”小弟迫不及待地告诉母亲：“您可以和爸爸一起去英国啦！”李爱扶一脸茫然，她想都没敢想过的事，怎么会发生呢？我们慢慢告诉了她整个经过，以及现在院部的决定，她听着听着眼圈开始红了，眼泪在打转，她强忍着，始终没有落下来。最后吐出一句：“这是真的吗？那不是太特殊啦？”我说，“你本来就特殊嘛！不是吗？”

然后我们就商议一件事——如何不让黄昆阻扰这件得之不易的好事。因为据他以往的作为，他是那么严格地要求一切，包括自己家人，他会接受这个“特殊待遇”吗？我先安抚李爱扶：这不是你个人的请求，也不是黄先生的要求，是我瞎折腾出来的，与你们无关，所以也请你们不要干涉院部的决定。李爱扶对这个天上掉下来的好事还没有反应过来，她当然非常想回到阔别27年的英国，看望两个尚健在的哥哥、拜谒父母墓地以及故乡和友人，可是……她心里也害怕黄昆会反对，只是没有说出口。我说，如果本人坚决反对，院部不会强迫你去的，本来就是特殊事件的特殊处理，千万不要自己断了这条路。我们都在焦虑地等着黄先生回来。

黄昆回来时，已经知道了院部这个决定。他看到我们都坐在那里，大概也猜到我们也知道了，只是他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无可奈何地说了句：“这多么不合适，太特殊了。”我马上接过话：“你们本来就特殊嘛，李爱扶原本是英国人，离开自己国家二十多年，从来没有回去过；现在你回到英国，那里的每个人都会问你：你的夫人呢，里斯呢？你怎么回答？”小弟跟他讲了整个过程，我一再表明：这件事的起因，与你无关，与李爱扶也无关，不是你们的要求，请你不要反对；李爱扶应该跟你一起回去，既然院部都同意，自然有他的道理。小弟也一再对父亲说：“这事儿您就别插手啦，该怎么就怎么着！”黄昆看了一眼始终低着头、默然无语的妻子，最后没有表示异议，我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不久，在西直门动物园电车总站碰到李爱扶，我们站在一边说了会儿话。她告诉我，科学院决定她作为代表团成员之一出访；只是不去瑞典，自己单独直飞英国，在那里和访问瑞典后的黄昆及其他代表团成员会合，参加在英国的一切活动。她还告诉我，刚刚去百货大楼“置装”了。“置装”是那个时代所有出国人员的一种待遇。文革后，这些最早出国的人，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为了不丢面子，所派单位都会发给出国者一笔经费，到指定的王府井百货大楼顶层的“出国人员服务部”去订做一些必须的衣物，好体面一些出国。李爱扶作为科学院代表团成员之一，也享受了此待遇。我祝贺她终于能够回国看望亲人。望着她的背影，我想黄昆这么多年，把大半工资作为党费上交给国家，这次李爱扶的出国费用，说来也可算是自掏腰包呢。

后来她回来时，我去看望他们。黄昆感慨道：“伦敦和以前不一样了，所有的楼房都清洗得干干净净，有点不认识了。”李爱扶很高兴地告诉我见到两个哥哥的情景，他们和她想的一样——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面了；她随同黄昆回到英国，让所有亲友兴奋无比。李爱扶拿出一个菲利普牌的录音机送给我，她知道我正在练习英语口语，还说：“我们没有多少钱，只好买个二手货，不过还好用。”我从来没有想过、更没有提及过要他们给我带任何东西，忙说：“如果你们还有更需要送的人，不一定给我。”她不高兴了：“你不要就是嫌它是旧的！”我只好收下。那是台老式平面磁带录音机，毕竟是名牌，虽旧，但很好用。后来我还请她给我朗读录音了英文小说《简爱》，她念累了，黄昆会接着念上几段。可惜现在那些磁带不知所终，否则听听黄先生朗读《简爱》也会别有情趣。

一年后，我在黄庄看见李爱扶和一位高个子的外国男子在马路对过并肩走着，我猜想那一定是她的哥哥。我没有过去打招呼，不想打搅他们，只是为李爱扶高兴，她终于也有亲戚来访啦！后来小弟就要去英国，名为探亲，实为探路。他早已不在肉食部卖肉了，可是无学历和无专长的二十多岁人，着实不好找工作（据说他曾经在北大物理系实验室工作过，我不知详情）。那是改革开放后的年代，文革中被“海外关系”折腾够了的人，如今都纷纷借助这个“关系”想去海外探亲、求学甚至移民。申请私人护照人数众多，对他们批准倒不难，就是要排大队慢慢等候。小弟有点迫不及待，急于要去三十年前他母亲成长的地方。我看他焦虑的样子，想起我有个女公安朋友，便给她写了封信，不抱任何希望，因为她在一个远郊区的县公安局工作。不料她很快给我打来电话，说她有个朋友在北京市公安局护照科，或许可以帮上忙。她问我小弟的名字……我刚刚点燃的热情被一盆水浇灭；我告诉她，非常抱歉，我一直叫他“小弟”，还真不知道他的大名。不过我给了她三个线索：一是他姓黄，二是他是个混血儿，有张典型的外国人面孔，从申请材料的照片可以识别，三是他的父亲叫黄昆，母亲叫李爱扶。护照科那位，看来真不愧老公安出身，竟然凭着这三点就找到了小弟的申请材料，并且挪到了最前面，小弟很快拿到护照和签证去了英国。

小弟走之前，曾交过一个女朋友，家也在中关村。小弟走后她就搬过来，住在小弟房间里，说这样好照顾两位老人。我问过她，以后你去哪儿？她回答：“小弟去哪儿我就去哪儿。”不久小弟寄来一件游泳衣，她换上走出来转着圈子给我们看，我和李爱扶都称赞“合身、漂亮。”不时传来小弟的消息——他一口标准普通话，有人想推荐他去广播电台，可惜他的中文程度太差，写不出像样的稿子；小弟又想回来上北大中文系，可是那已经是恢复高考之后，入北大是要经过严格考试，他的程度完全没有可能。后来他跟一位英国女孩学英文；再后来，听说他为了能够留在英国，为了更好地学会英文，他要和那位英文老师结婚……

他的前女友搬回家去了，她的伤心可想而知，李爱扶一直对她深感歉意。几年后，当听说那个女孩要结婚时，李爱扶对我说，想给她送礼，还想参加她的婚礼。我摇头说：“不去为妙，你的出现只会勾起她对小弟的怀念，何苦呢！”李爱扶叹口气道：“我也是这么想的……”

该怪谁呢？连在自家说英语都被恐惧所笼罩，尽管还有许许多多其它因素，但是黄昆的严格无疑起着主要作用。“不要特殊化”是他一贯对家人的要求。李爱扶由一个英国人自愿变成了一个中国人，是她对爱情的追求、是她的执着所致，也是被黄昆的魅力、人品和才能所吸引。小弟由一个中国人变成了一个英国人，真是自愿吗？未必！是无奈，是寻找可能的更好生活方式。他走上这条路时的犹豫和挣扎，是他母亲未曾经历过的，但却是她深深理解的，李爱扶飞到英国参加小弟婚礼去了，黄昆没有去。要说黄昆没有人性吗？非也！当年在北大，他教课的一个女学生被打成“右派份子”，他仍然让这个优秀学生参加他主持的国家重点项目“固体能谱组”。1961年，该女学生结婚，男方也是一个“漏网右派”，他们双双是黄昆的高足。婚礼那天，本该来的许多人没有出席，他们请的唯一教过他们的老师就是恩师黄昆。黄昆不仅全程参加了他们简朴而小型的婚礼聚会，还讲了话：“你们二人都是多才多艺的人，今后希望发挥你们的才能……”

1985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友谊宾馆召开隆重的纪念尼尔斯·玻尔诞辰一百周年大会。我独自骑自行车前往，在阶梯式演讲大厅里，找到比较靠后的走廊边一个座位。我看见黄昆从下面走上来，正在左顾右盼地找座位，就站了起来，向里边挪了一个位子；他看见我，便走过来坐在我的旁边。刚坐下就说起：“小弟真不像话，哪能这么就把人家给甩了。李爱扶去了英国，我是不会去参加他的婚礼。”看着他气鼓鼓的样子，我不知该如何接话。心里想的是，小弟走到今天这一步，不能全怪他啊！黄先生，你想过吗？当然也不能全怪你，那么该怪谁呢？现在怪又有何用！小弟后来跟当木匠的舅舅学了木匠本事，也算有了一门养家糊口的手艺，也许后来还做过其它的事……不过誉满全球的固体物理学家的儿子，聪慧的小弟竟全然没有踏入过学术殿堂一步，无论如何是件憾事，一个值得研究的历史现象。不是不可当木匠，木匠还出过鲁班大师呢！即使普通木匠也是人们需要的和值得尊重的；只是小弟连尝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本来可能出现的科学之星从来就没有升起过，他的光芒早早淹没在历史尘埃里了！

近日读到王丹红写的“被遗忘的一代人——写在郭芹去世20周年之际”一文，颇有感慨。文中提及两弹一星元勋之一郭永怀先生的独生女郭芹短暂的一生，王丹红知道郭芹去过美国，问起李佩（郭永怀夫人，郭芹之母）：“1980年，郭芹回美国后做什么？”李佩回答：“她一个初中生，在美国能做什么！”钱学森的儿子，文革开始已经上高中了，后来进了军队而未下乡，1979年考上了国防科技大学，1986年去了其父度过多年的加州理工学院。当他看到学校图书馆前奠基石碑上刻有“1966年”字样时，感叹道：“我来晚了……早二十年入学，我是不是会比现在优秀一点呢？”他没有告诉过自己父母当时的这一闪念，因为他知道父母对回国从未有过一丝一毫的后悔。王丹红写道：“文革中面对子女失学，可能没有人知道钱学森、郭永怀的内心有过怎样的挣扎、惶恐和煎熬。”

黄昆呢？他有过挣扎、惶恐和煎熬吗？从没有流露过，也许有过而不为人知，就像他一贯的做派。他对别人称赞他有贡献，回答是：“其实不是因为自己做得很好，而是好多人做得太差，显得自己有成绩。”其实不尽然，不是人人有他那样的学业经历——

当过北京香山慈幼院院长的外祖母和毕业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母亲的家教；

名人辈出的潞河中学的住校生涯，经考试保送入燕京大学；

燕京大学遇到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英籍教师讲微积分，毕业时获得燕京大学“金钥匙”奖；

西南联大师从饶毓泰、吴大猷，还与杰出学生为伍；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师从科学大师莫特教授获得博士学位；

利物浦大学博士后的自由研究天地，出了三篇影响久远的论文；

与爱丁堡大学的名师玻恩合作写书……

连他自己都承认他的教育机缘——他说从西南联大硕士毕业时，已经达到了国外博士后研究人员的水平，完全能够独立自主地开展研究工作。这也是为何他敢于给大师级物理学家玻恩的书稿挑毛病，还大胆地补充后来被人们称颂的三章。如果他的小儿子哪怕有他的学历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他会那么绝情吗？会去卖肉当木匠吗？时代造化人。

古人曰：百金买骏马，千金买美人，万金买高爵，何处买青春！

在纪念尼尔斯·玻尔诞辰一百周年的大会上，严济慈作了主题发言，讲了许多，我们两人好像都没有那么专注地听，不过当他说道李某某讲到“未来世界科学在于中国科学”，黄昆脱口道：“太出格了！”他的头脑永远清醒，他也永远谦虚和低调，可是他却走在世界科学的最前沿！

1953年，黄昆就为北大研究生开设固体理论课，担任固体物理专门化教研室主任；

1956年，黄昆在北大担任五校联合半导体物理“培训班”班长并且授课；当年还在北大创建了第一个半导体物理专业，培养了第一批和其后几代半导体专业人才；

1960年，为北大本科生在开设固体物理课；

1963年，北大就成立了固体能谱研究室和实验室。

低调的黄昆没有被人们遗忘。

周培源说过：“如果拿60年代初期的水平比，中国的半导体事业并不比日本落后，这其中黄昆先生功不可没。”

1960年激光发现后，黄昆当初补充到玻恩书稿中的那三章被一一证实，《晶格固体学理论》被牛津大学出版社列入“牛津经典物理著作丛书”，将长留于世。

杨振宁说过：“中国搞半导体的，都是黄昆的徒子徒孙！”

1977年黄昆重返科研阵地半导体研究所，他没有只当所领导，而是一面培养全所半导体人才，一面亲自动手做研究，八十年代他和同事朱邦芬提出了“黄-朱模型”，解决了困扰众人多年的超晶体格领域的难题；德国固体物理学家卡尔多纳（M.Gardona）赞叹：“他好比现代的凤凰涅槃，从灰烬中飞起，又成为世界领头的固体物理学家！”

1985年，他与玻恩合作的《晶格动力学理论》第三次再版，中文版于1988年出版；玻恩坦诚道：“中国的黄昆是最聪明的！”

1986年，他和半导体所理论组的11位研究人员，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申请到国家科学基金项目“固体的能谱理论”，全部经费2万元。

1989年，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组建了超晶格国家重点实验室。

2001年，黄昆和另外5位科学院院士共同呼吁：“紧急部署纳米子结构、量子器件及其集成电路的基础研究，奋起迎接纳米科技争夺战。”

1995年，黄昆获得陈嘉庚奖——数理科学奖。

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成就奖（他本人更看重这个由学者评议的大奖）。

2002年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500万大奖中，他本人允许支配十分之一，其它奖金用来设置“黄昆物理奖”，奖励在半导体物理及固体物理研究中的优秀者。1991年，吴大猷还念念不忘这位大弟子，称道“黄昆系一卓越的固态物理专家”。

2005年，黄昆逝世，美国物理学会会长科恩（M. L. Cohen）发来唁电，称他谓“固体物理学理论和半导体物理学的一位先驱”，认为他作出了“超凡（extraordinary）的贡献”。

德国马普学会物理研究所前任所长卡尔多纳来电：“他是一个伟大的人。”

他的学生、同事以及许多各行的科学家，对他的怀念、追忆与哀悼不胜枚举。

他的铜像屹立在北大物理系，他被人们视为与爱因斯坦、普朗克及居里夫人一样的贡献卓越、淡泊名利的科学家，他的学问和品德永存人间！

►图2. 2001年杨振宁与黄昆夫妇（半导体研究所图）

尾声

后来我走到很远的地方，再也没有见过黄昆和他的家人。在新世纪里，我开始常回来，想起那些我曾经拜访过的老科学家们，他们多数已经不在了。黄昆也于2005年去世，我听说他们搬到新建的院士楼，我想看望李爱扶，却不知她的新电话。直到2010年冬天，我终于得到她的新电话，我试着拨通电话，告诉她，我现在在北京，很想见她。可惜当时我的左膝盖骨刺碎裂，碎骨在膝盖内四处乱窜，疼痛扎心。我说：“对不起，我膝盖不好，实在走不了。”她毫不犹豫地马上说：“我来看你！”我告诉她，我住在大儿子家，很远，在现代城，不过门口有一号地铁。她说：“不要紧，我会坐地铁。我马上就来。”那年她84岁。

大概过了两个钟头，她才敲响房门，进来的第一句话就是：“哦！真的很远，很远！”还是熟悉的四声不正的老外式中国话，那个腔调跟年轻时一样，可是她真的老了。她跟我谈起她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庭，我为她的孩子们和睦幸福家庭感到欣慰。她没有提及黄昆，也很少说到她自己。其间，她停顿了一下，一字一字地慢慢说道：“那年——去英国——很——好！”也许，她横穿整个北京城，从西北角的中关村，到东南角的现代城，走了两个小时，就是为了来跟我说这句话。可是这句简单的话里，又包含了多少思念故乡的情怀，多少对逝者的依恋，和某种感恩的真情。

遗憾的是，那天我们只顾聊天，竟然没有留下一张合影，我以为还有下一回……

2013年，李爱扶也走了，我没有赶上送她一程，愿她在天堂继续与夫君黄昆相伴。用“贤妻良母”来形容她已经微不足道，那种只有在电影和情歌中才能看到的纯真爱情，在她身上完美体现。她一生中四分之三是在中国度过，她早已无愧是个地道的中国人了。黄昆在培育了几代半导体和固体物理人才，构建了中国半导体学科和固体物理大厦的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别一样的胸怀，也许只能用两句话来概括——

行止无愧天地，褒贬自有春秋。